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境遇和出路成了时下的热门话题。如同问题的发生有着多方面原因一样，问题的解决也必然是多方面的。成为热门话题本身，就既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了问题正在被多方关注，被多方求解。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已有的一些很好意见，而只是想把这一问题回到历史，回到马克思，探究一下马克思对哲学可能性问题之解答的现代意义。
提出哲学可能性问题，是从康德开始经由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积极成果。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不满意由亚里士多德奠基的哲学知识性形而上学传统，试图克服这种对象式思维方式。特别是黑格尔，他用辩证法在实现对世界进行哲学变革的同时，也开展对哲学进行世界变革，以便使世界同哲学的解释协调起来，并把非哲学的现实世界变成现实的和真实的哲学世界。但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古典哲学家都是在理论的立场上或在理论范围之内讨论这个问题，因此他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正如某门科学不能证明自身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一样，哲学的可能性不能在哲学范围之内得到证明。
如此而观，马克思以历史实践的观点来求解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可视之为一种“非哲学”立场。青年马克思之所以多次肯定费尔巴哈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费尔巴哈并不是从哲学开始又以哲学告终，而是从非哲学开始，通过哲学又复归于非哲学。他的感性现实原则对马克思具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对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思考，是马克思哲学创造的起点。作为成果，马克思表述了一句箴言，总结了他对“哲学（应该）是什么”问题的原则性解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这句箴言所作的流行解释是，马克思哲学在这点上区别于旧哲学，它强调理论必须付诸实践，向实践转化。这种理论向实践求援的说法降低了这句箴言的深刻性。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对脱离现实实践的旧哲学的克服，并不意味着以狭隘实践主义的行动来排除认识的任务，而恰恰意味着无可比拟地提高了新哲学的责任。新哲学要实现的是哲学与实践的结合，不仅仅是哲学走向实践，实践也要走向哲学。“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与“现实力求趋向思想”是同样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462页）哲学自身应具有中介性，成为改变世界的现实历史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因为哲学作为新世界的原型，只有在自身的扬弃和消灭中始得以实现。
马克思从实现哲学的角度展开哲学可能性问题，使他的新哲学具有了十分显明的特点。其一，新哲学所要追问的对象，仅靠概念方法是难以达到的。实践的观点不仅克服了沉思的观点，而且带来了根本的历史尺度。一种巨大的历史感体现在马克思身上，使他从来没有希望过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社会永恒和谐的出现。他的哲学并不以使人类经验中的各类事物得到最彻底的统一性解释为目标，并不以揭示出宇宙的绝对之真、至上之善和最高之美为努力方向。概言之，新哲学的落脚点不是美学也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对应，因为实践不是个体的体验和瞬间的意境，而是千百万人的总体社会活动的感性历史过程。其二，新哲学不再满足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而是致力于推翻和改造这种现实的东西，这无疑体现了新哲学的价值理想性。马克思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里的“实践唯物主义”，断断不是说马克思要以实践为本体来建构一个关于“实践”的体系，而是强调了哲学的中介性，强调了使现实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实现哲学理想的意义，一句话，强调了共产主义是新哲学的实现原则。因而，与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不同，马克思强调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606页）。在旧唯物主义（以至整个资产阶级旧哲学）停留的地方，马克思新哲学仅视之为社会发展之一阶段，社会还要向前进展到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新哲学“汲取自己的诗情”所在。
揭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中介性）、价值理想性，对于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在根本上说取决于对马克思哲学精神之“返本开新”。
从“返本”角度而言，我们确实有一个全面、完整、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形成了两个相距甚远的传统：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科学主义传统把马克思哲学解释成为一门与价值理想无关的客观科学，在这种解释传统看来，历史是一个受严格因果决定的过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必然的、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过程。人本主义传统则把马克思哲学划归西方人道主义哲学阵营，认为马克思留给人类的遗产主要是一个响亮的道德呼唤，马克思哲学包含着“乌托邦”幻想或对伦理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渴望。从纯粹历史的角度看，把马克思哲学科学化、实证化的倾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就有人这样做了，为此恩格斯写了不少文章、书信来加以辨证。第二国际时期则开始了这两种解释传统的形成，考茨基和伯恩斯坦都是从科学与伦理或价值分开的角度来强调马克思哲学科学性的一面。伯恩斯坦正是认为马克思学说中未曾包括伦理要求、价值理想，因而提出需要有一门伦理学来补充。这就开了从伦理必要性来解释马克思哲学之端绪。但是，在这里，“科学”与“伦理”、“价值”仍是不相关联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解释是不两立的。第二国际以后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者也大体可分别划入这两条不同的路线。
回省我们国家对马克思哲学的接受、宣传、研究，比较强调的是其科学性的一面。如前所述，马克思从实现哲学的角度展开了哲学的可能性问题，他的历史实践的观点内蕴了价值要求、价值目标。与人性论解释传统不同的是，马克思把价值理想与人类历史实践的实际发展结合起来加以研究，“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418页）但由此而忽视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性，对此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哲学构建成一门精致的实证科学，则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主体自我意识，成为政策的图解、论证的工具；哲学理想日益形式化，成为外在于自身逻辑的东西；等等，这样一些令人扼腕的事实，显然是与我们理解中的缺失相关联的。因而，超越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使价值理想研究向历史实践观高度提升，同时使历史实践研究向价值观高度提升，从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角度来理解、把握马克思哲学，无疑是我们当前十分迫切的重要工作。舍此，则无以名，也无以成马克思主义哲学。
再来看看“开新”。“开新”涉及的是马克思哲学在现时代的适用范界问题。“开新”是“返本”的必然要求。既然马克思哲学以非哲学的感性现实的起点，那么当感性现实发生变化的时候，哲学形式也要随之而改变。新哲学以实践思维方式重构了一切，并不能把自身置于实践活动之外。为了更好地达到新哲学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创新是必须的，其生长点就在社会实践中。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的可能性，取决于它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时代的现实需要。为此，可取的途径只能是面对现实。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疑是最大的现实。研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一项极富有挑战性的“开新”工作。在这顶工作中，强调从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是必要的，但同时也不应失落了价值理想的维度。因为只有面对现实而又超越现实、不囿于现实，现实实践的本质才是可见的，现实实践的发展方向才是可规范的。这或可视之为马克思的哲学概念给我们提供的现代启示。
归结起来，实现理论批判性与实践批判性的相互渗透，使哲学和实践在相互接触、相互作用中消除各自的缺陷，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仍应是我们的基本原则，对这一在目前明显缺乏轰动效应的口号，我们要赋予它新鲜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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