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和文化自主性？——重庆卫视改革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庆论文,卫视论文,自主性论文,媒体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三十多年前，上海电视台的一则商业广告，打破了中国电视由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一资助模式，开启了中国媒体商业化改革的新时代。此后，中国媒体商业化、市场化、资本化、集团化和全球化的政策导向与实践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传播政治的转型(赵月枝，2008)。一时间，报摊多彩多姿了，荧屏光鲜亮丽了，媒体工作者的工资福利提高了，商业化都市媒体作为利益实体闪亮登场，成为构建中国“大众文化”的强大意识形态力量。在商业化媒体语境里，“中产阶级”被型塑与追棒，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官方自我表述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作为“历史终结论”在中国的表达，一些商业化媒体在表达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文化价值趋向的同时，也已把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当作“普世价值”来宣传。与之相呼应，在深受“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汪晖，2009)影响的中国新闻传播学术界，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进程不但被理解为中国媒体制度与西方媒体制度“接轨”的滥觞，而且是符合了某种普世和客观的“发展规律”。按这种立场，中国媒体改革的既定方向应该是让资本逻辑所驱动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趋势进一步冲破地域逻辑(也即哈维[Harvey，2003]所指的logic of territory；在中国，这既表现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导，也表现为国家在“条条”和“块块”两方面的管制[Zhao，2008])，而后，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关键一环和媒体改革的最后攻坚，冲破党和国家在政治控制和新闻媒体私有权问题上的底线。
然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在国内外新自由主义者们还正为当下的媒体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即媒体改革既不能实质性地摆脱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羁绊，更不能触及媒体私有化底线而或仰天长叹或黯然伤神之时，重庆卫视以其反新自由主义化直觉的去商业化改革和在“主流媒体，公益频道”的口号下的“红色文化”建设实践，从中国的西南角试图为深化中国媒体改革探路。2011年1月3日，重庆卫视宣布黄金时间弃播电视剧，用自办的“红色文化”节目来代替。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不再播放商业广告。重庆市财政拨款1.5亿元，重庆广电集团则通过内部“交叉补贴”机制为重庆卫视提供运作经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改革在中国媒体理论、政策和实践层面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流行的解读中，这既不是简单的中国传统历史演变观中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轮回，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有某种辩证意义的否定之否定，更不是西方式“公共电视”在中国的滥觞。相反，“重庆卫视是在走回头路，违反媒介的发展规律。如果中国的电视台都像重庆那样回到原点，我国也就不用改革开放了”(王先知、胡钰，2011)。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和追问的是，在媒体和与其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有没有超越社会制度的“发展规律”？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相关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模式已陷入深重危机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在中国媒体的商化改革已陷入困境的今日，去商业化是“走回头路”式的“倒退”还是改革合法性内在逻辑的演绎和代表其未来方向的“突围”？即使是对重庆卫视的公益频道建设最持否定态度的批评者，也不会否认在中国重构媒体公共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即使是对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反三俗”(庸俗、低俗、媚俗)最有微词的评论者，恐怕也不否认商业化媒体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追问，如何理解媒体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以及政府推动的媒体公共性建设？不是BBC就不可能是公共电视吗？与此相关，如何理解由重庆卫视推动的“红色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建设应该确立何种目标？这样的媒体能否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为中国改革提供最广泛的论辩空间，并让各社会群体获得自主性表达？本文以重庆卫视为切入点，提出相关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不是重庆卫视的经验研究，更无意简单地为重庆卫视的理念和实践喝彩，而是希望以重庆卫视的改革为契机，引出有关中国媒体改革方向与路径的讨论。正是出于这一探索性考量，本文首先从重庆卫视改革最基本的“破”，即媒体“去商业化”这一层面展开，进而讨论社会主义媒体的公共性内涵以及公共性建设中的参与性和文化自主性等规范性问题。因而，即使对被国内某些学者奉为公共广播电视圭臬的BBC，本文也不是没有批判。作为学术讨论，我们有必要把BBC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来认识，在此过程中，本文有意征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与文化学术资源。
一、媒体去商业化：“倒退”还是“前进”？违反“规律”还是符合改革的合法性要求？
把媒体商业化运作当作“媒介发展规律”来认识和捍卫是很有当下“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它是1980年代以来作为“冷战社会科学”(Schiller，1996)的美国实证传播学及其所隐含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学术语言形式在中国改革开放特定学术语境中的奇特的、没有学术自恰性的混杂构建体。任何制度都是具体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商业化媒体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也是如此。如可伦(Curran，1978)和麦克切斯尼(McChesney，1993)等人的新闻传播历史研究所示，无论是英国报业还是美国广播电视的商业化发展，都是特定政治经济过程和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社会传播权力斗争的产物。虽然商业化媒体在当下西方主导意识形态里被认为是“自然”和天经地义的，但是，很少有自由主义媒体学者把商业化当作“媒介发展规律”来认识和捍卫。商业化媒体的合法性往往是构建在把商业化媒体，尤其是商业化私人媒体等同于“自由媒体”，而自由媒体是民主自治基石这一套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上，“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术语。不过，如果按科学社会主义所根植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和方法来理解，规律是运动的，矛盾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历史的发展是以“否定之否定”的之字形逻辑螺旋式前进的。既然科学社会主义不但承认社会有运动规律，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必然替代资本主义，那么，就有理由认为，以商业广告为主要资助方式、以私人资本牟利为主要宗旨的资本主义媒体制度被以非商业性为主导的、公有的、以公民自主表达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媒体制度所替代倒是符合“发展规律”。从这一立场出发，纵然30多年前的中国媒体商业化改革可以被认为是必要的“补课”，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是回到“原点”，那么，如齐泽克(Zizek，2009)引用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事业正好可以“从头再来”！
不过，我们有必要超越僵化教条间的争执，回到历史和实践的层面来认识媒体去商业化改革的意义。与按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进中国媒体改革的一厢情愿不同，也区别于当年的英国改革派精英希望通过报纸商业化这一经济手段实现打压正在崛起的工人阶级报刊和工人阶级主体意识这一被可伦称为“算计过的自由化”(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Curran，1978)过程不同，中国的媒体商业化改革和市场机制的最初引入，一方面是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更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国家财政已无力维系庞大的行政事业开支(Zhao，1998)。后来，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发展被上升到媒体产业政策的高度。进入新世纪，尤其是为了克服2008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信息和媒体与文化产业更被上升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战略高度来扶持和培育(Zhao，2008；Hong，2011)。但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政治合法性宣称一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非新自由主义化。正如李彬和黄卫星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以社会统驭市场，新世纪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理念更是对新自由主义的超越”(李彬，黄卫星，2011：7)。在媒体领域，虽然商业逻辑和资本逻辑在政策层面不断被强化，并且在媒体的日常实践领域成了主导逻辑，但是，在原则上，商业逻辑和“经济效益”始终从属于“社会效益”的考量。
尽管“两个效益”并重被认为是理想目标，但是，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也是显然的。成长于改革年代、以“国营的商业电视”为制度特性的中国电视，尤其是省级卫视，集中体现了这一矛盾。“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一媒体的政治定性、卫星技术的广泛应用、电视台对全国广告市场的追求等因素相互强化，形成了中国上空30多个省级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频道一起，激烈竞争全国广告市场的局面。虽然频道专业化经营被认为是分割市场的可选择策略，媒体的政治逻辑和地域逻辑决定了每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把自己唯一能覆盖全国的卫视频道当作最重要的综合性频道来经营。而为了迎合受众和实现电视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各大卫视在如火如荼的广告争夺战中，热衷于播放电视剧和娱乐节目，泛娱乐化和彼此之间同质化竞争，同构化编排现象相当严重，广告中的虚假风和各种违规现象也层出不穷。而且，在经营上，电视台“极力讨好广告主，将目标受众锁定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收视需求”(郭镇之、张治中，2011：151)。
因此，这种局面所造成的问题不仅是从精英主义和泛道德层面所批评的“超女快男”式的“三俗”和社会价值体系向拜金主义的倾斜，而且是媒体市场上基于受众消费能力的“一元一票”商业逻辑所导致的资本权力的膨胀、精英话语的主宰和下层劳动者话语权利的相对被剥夺(Zhao，2008)。虽然中国媒体商业化的初衷和此后的改革合法化说辞从来不是要边缘化下层民众，进而压制他们的声音，媒体商业化运作的客观效果以及媒体自身作为市场利益主体与某些政治权力在“维稳”大局下就压制底层声音问题上达成的策略共谋，已经使中国在改革时代的传播政治转型与英国资产阶级改革者们所采取的通过商业化达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宰制的策略具有客观一致性(赵月枝，2011)。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国有商业电视”的现状就意味着在实践层面对改革目的宣称的背弃；而按市场自由主义者早已设计好的线性改革逻辑，使中国电视摆脱国家政治和行政逻辑的管制，独立为“真正的”商业电视，就意味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与改革的合法性要求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电视去商业化，或起码对“泛商业化”现状有所纠正，是改革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因为“改革”与“开放”紧密相连，我们有必要从“开放”的角度认识媒体的去商业化发展。即使以国内媒体和学界所乐于参照的“国际潮流”来论，重庆卫视的改革也谈不上是“倒退”之举。从地球生态和人类文化的宏观层面看，广告所依附和宣传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已面临深刻危机。如美国广告文化批判家Sut Jhally(2000)所言，想象一个与消费资本主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已经刻不容缓。作为广告和消费主义文化主要载体，电视的去商业化对开拓人类文化新想象意义尤其重大。中国媒体要在新世纪“走出去”，以新的人类文化想象赢得世界大多数民众的认同，既不可能仅仅寄希望于儒家传统，也不可能、更不应该复制美国商业媒体及其价值体系所构建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19世纪末，美国媒体商业主义的黄金时代被称为“黄色新闻”时代。这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美国报业大亨赫斯特曾告诉他在古巴的记者，你提供照片，我提供战争。20世纪末，科威特大使女儿在美国关于伊拉克政府如何在医院杀死婴儿的假作证电视画面以权威新闻的形式成了美国入侵伊拉克最有效的战争动员。而此次海湾战争在成就了CNN的全球霸业的同时，也把“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全球话语霸权在后冷战时代推向了高峰。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深陷危机，全球权力体系经历重大转型，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历史抉择的当下，我们是否有理由提问：商业主义媒体的“黄色”及与之相互构建的全球消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会被以正义与人类解放为自我宣称的“红色”和代表和平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绿色”所替代吗？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中观视野来分析，随着旨在通过使市场摆脱社会限制从而恢复资本在二战以后的福利社会失去的权力的新自由主义或古典经济学“反革命”(黄宗智，2009)以2008-2009年的危机告终，媒体的去商业化发展可以被看作是引领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文版，2007)一书中所论的与重新把市场嵌入社会的“反向运动”相关的新潮之举。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化大潮和公共广播电视商业化发展后，一些国家又加强了对公共电视的投入。在法国，即使在新自由主义商业化后，广告收入也只占公共电视资助的1/4，而且公共电视去商业化在左右政治势力中都有支持者。2009年1月，萨科奇政府禁止公共电视在黄金时间播放广告；在西班牙，原来几乎全部依靠广告收入的公共电视网的两个频道在2010年初在数字化平移之际停播广告，结果使公共电视在竞争者增多的数字电视环境中增加了收视率(Taylor，2010)。如冯建三(2011)所言，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举措是否会因遭致本国与欧盟反对力量围攻而退缩还有待观察。但是，尽管推动者政治色彩和动机不一，有理由认为，这两个国家的政策不是孤立的。例如，在加拿大，公共广播电台早在1974年就彻底停播了广告。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成为多数执政党以后，一惯以保守财政和压缩公共服务开支为理念的保守党政府重申对加拿大公共广播公司CBC的财政支持(“CBC Funding”，2011)。在亚洲，最新的公共电视台2006年在泰国激烈的社会与政治冲突声中呱呱坠地(冯建三，2011)；在对新自由主义的负面社会后果有更早和更深体验的拉美，出于区域自主发展的考虑，查韦斯政权联合其他几个国家，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Telesur”(南方电视)，使公共电视这一在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发展起来的媒体制度第一次在区域层面扩展与延伸。而半岛电视台的崛起，更是卡塔尔王室资助的结果。而且，这个电视台在中东广告市场上的不成功——沙特等国在广告上的抵制——使它在内容上有了更大的自由。
当然，虽然“公共电视”与“商业电视”在制度上相区别，“公益”和“商业”并非水火不容。即使在美国，商业性广播电视按“公共利益”原则被国家管制这一点并没有被新自由主义大潮完全动摇，所谓“管制去管制化”(regulate deregulation)的目的正是为了在倾向市场原则的同时，保证公共利益(Mazepa，2007：45)。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会不仅削减了对内的公共广播服务机构(PBS)的资助，而且削减了对维系美国对外意识形态霸权很重要的对外广播开支。令人关注的是，国务卿克林顿在她的证词中承认半岛电视台提供的是能赢得人心的“真正新闻”，与此相反，美国国内的新闻则充斥着“千百万条广告和谈话者们的争论此类不用说外国人，连我们自己都不觉得那么有信息性的东西”(“Hillary Clinton”，2011)。在美国高度新自由主义化的国内市场上，CNN已被更商业化和更有右翼市场民粹主义倾向的Fox新闻胜出，而许多学者对美国新闻业“危机”也忧心忡忡。不过，克林顿在证词中要求美国国家维持对外宣传的投入时，不会也不可能要求美国国家资助深陷危机的美国国内新闻业。当然，面对美国政府在危机后对银行、保险和汽车制造商的千百亿资助，这不是一个政府“能不能”资助新闻媒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政治意志、社会共识和利益分配的问题。正如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所言，新闻业值得公共资助为什么是异端邪说？如果认为政府资助会威胁到表达自由，那我们要追问的是，谁的表达自由会因此受威胁？大多数民众对多元而广泛的新闻与意见的接近权利还是少数媒体集团牟利的权利？(Schiller，2011：20)。
二、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吗？如何理解重庆卫视重构共产党喉舌公共性的尝试？
重庆卫视去商业化改革的目的是“致力打造全国第一家公益电视频道”(“何事忠”，2011)。这一改革起始于2010年，以2011年3月1日执行新编播计划到达高潮。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把改革内容概括为：“一不二减三增”。“一不”是重庆卫视在任何时段都不再播商业广告(在此之前，重庆卫视每天播出近300分钟的商业广告，2010年一年广告收入3亿元)。“二减”是减少电视剧播出量(每天播放电视剧180分钟，与改版前相比减少了270分钟)，且不在黄金时段播出和减少外购外包节目播出量(改版后外购外包节目由原来的3个减少为1个)。“三增”是增加新闻节目播出量(每天总时长约240分钟，与改版前相比增加了78分钟)，增加自办专题节目和文化栏目(每天播出增加165分钟)，和增加公益广告和宣传片(每天播出60分钟，比改版前增加了52分钟)(“何事忠”，2011)。
不管是官方言说，还是评论者分析，重庆卫视的改革是与以服务于“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制度相比较的。不过，在中国电视界，“公共频道”这一名称早有特别的含义。在20世纪末期，中国就开始推出“公共电视频道”的政策。当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压缩了县级电视频道，要求县级电视机构制作的当地新闻和各类专题节目在省级电视台设立的“公共频道”的预留时段内插播，而这一频道的全套节目，则主要由省级电视台提供。其结果是，各省的“公共频道”“变成了另一个综合性的商业频道，只是节目更不精彩而已”(郭镇之、张治中，2011：150)。
在这样的语境下，一方面，重庆卫视“公益频道”的名称使其与国内已有的省级“公共频道”相区别，另一方面，各路评论者都把重庆卫视与西方的公共电视相比较，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此比较所显示的重庆卫视所“做不到的”，也很明显。正如郭镇之和张治中所写：
世界上的公共广播电视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个是非商业性，这一点重庆卫视正在努力实现；另一个是非政府性，重庆卫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显然这是无法做到的。何况，重庆卫视这一轮的改革，政府推动的色彩非常鲜明，更难离开政府的支持独立运作(郭镇之、张治中，2011：150)。
但是，与“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的西方中心主义①立场不同，郭镇之和张治中认为，重庆卫视的“公益性”改革可以被放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人民”传统话语中讨论。引用丁学良有关“人民”的概念需要从抽象变具体的两条最基本标准，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和人民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这两位学者指出，在广播电视行业，相关的问题就是，广播电视怎样帮助人民政府重建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和广播电视节目如何为人民提供免费的同时也是高品质的、而非商业式献媚邀宠的文化服务(郭镇之、张治中，2011：153)。
在定义什么是“公益频道”这个问题上，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何事忠主要是从“民生”作为重庆市委、市政府的“第一追求”，也即以上两位学者所讨论的实现媒体的“人民”特质的第二个层面展开的。在这里，公益电视是“文化民生”一部分：
电视是老百姓了解外界、获取信息、享受文化的重要渠道，是老百姓最离不开的文化民生。近几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推进力度，成效十分显著，但省级卫视的运行主要依靠市场支撑，而不是主要依靠公共财政支撑，这与由财政支撑的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向社会开放，以及政府出资送电影、送演出下乡等形成了明显反差。因此，随着重庆财力的不断增强，决定由财政扶持卫视改版，充分体现了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战略远见，体现了政府更好地履行推动公共文化发展的职能(“何事忠”，2011)。
何事忠继续阐述道，“卫视的公益性主要体现在让受众收看公益性节目上。重庆卫视保障运行主要靠财政支持，而不再靠商业广告支撑，由政府主导，而不再由市场主导，就充分体现了公益性”(“何事忠”，2011)。
显然，“公益性”被定义为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福利主义式的文化服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一些论者把西方公共广播电视服务视为一种因市场失灵而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活动。这里暂且不论西方公共电视有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而重庆卫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一区别，在把“公共”或“公益”电视定义为福利主义框架下的“公共产品”这点上，重庆卫视的公益性和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公共性是一致的。而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与商业广播电视在构建单向的“传者”与“受者”关系上是一致的：虽然公共广播电视提供了市场逻辑没能提供的受众服务，它没有从根本上挑战把公众当作被服务者的定位和单向传播模式(Mazepa，2007)。在这一模式里，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媒体专业人士是传播主体，公众本身不是公共传播的主体和参与者。
不过，虽然何事忠没有把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当作重庆卫视公益性的基本内涵来阐述，他所理解的重庆卫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政府买单，电视台的专业人员制作节目，人民群众看电视的单向模式：
人民群众既是卫视的受众，更是卫视的主体。卫视节目的好差、质量的高低，离不开群众的参与，主要由广大群众来评判。卫视很多自办节目，如《天天红歌会》、《品读》、《重庆好人》、《百家故事台》、《书香》等，既是广大市民的看台，也是广大市民的舞台。我真诚希望广大受众把办好重庆卫视当作自己的事，踊跃参与进来，多提建设性意见，共同努力把重庆卫视打造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公益频道(“何事忠”，2011)。
当然，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意味着，媒体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是其“公共性”的前提和基础，而参与性则不是价值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然而，正如汪晖(2009：354)所言，“无论哪一种民主的形式，都需要普通民众的基本参与，没有参与性的民主只是空洞的形式，甚至沦为特定势力操控的形式”：
因此，一方面，公共领域是民众参与的途径和前提，另一方面，民众参与也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和扩展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媒体的公共性既是结果也是前提，甚至是社会参与的诉求本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公共领域和媒体，但我认为这个争论绝不应该被归结为要不要公共领域或要不要新闻自由，而应该被归结为承认不承认公共性背后的权力关系，要不要去揭示那些公共性宣称背后的利益关系(汪晖，2009：354)。
回到中国历史，汪晖(2009：348)论及，“中国革命和社会动员激发起的各阶级的参与性是现代公共性的基础”，而且，“只要不怀过度的意识形态偏见，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共产党在革命时代的广泛代表性，也无法否认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绝大部分人口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建设过程中曾经焕发起的主体性。没有这种广泛的代表性，也就不可能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条件”(汪晖，2009：348-349)。这种广泛代表性和主体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媒体理论中的“党性”与“人民性”一致性宣称(也即“党性”与“公共性”的完全重叠)，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实践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如汪晖(2009：348)所论，在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作为共产党喉舌的媒体的公共性不但体现在它们的广泛社会代表性这一基础上，而且体现在它们在当时整个中国政治空间的政治博弈和政治辩论中鲜明地展现了自己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想，即“红色”的价值和理想。正是从这个角度，汪晖(2009：348)认为，“公共性一定是和政治性辩论的存在相关的。”因此，“从媒体的角度说，真正需要的是激发起关于社会现象的政治性辩论，展现出不同的政治价值和从这些政治价值出发提出的社会图景”(汪晖，2009：358)。然而，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共产党把媒体当作其喉舌的宣传体制来说，辩论性和参与性本身并不是它的特质。作为共产党的政治传播模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定义了作为先锋队组织的共产党与群众和共产党干部与群众的政治传播关系，这模式一方面强调党对宣传机构的领导并使宣传工具掌握在有党性的干部手中；另一方面强调干部走入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并使其进入媒体(Zhao，1998)。共产党的宣称是，它领导的事业是正义的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它认为自己支配的媒体是自己的宣传工具，同时是人民大众的宣传工具，也就是说，“党性”和“人民性”，也即党性和公共性，是统一的(Zhao，2011)。
然而，面对郑州市规划局那位网上称“最牛的副局长”对记者的如下质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②这类不算个别的例子，我们要讨论的已不是学者的假设和警示，而是严肃的事实。在这样的严峻政治背景下，重庆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唱红打黑”和“三进三同”等一系列执政措施可以被理解为旨在重建共产党广泛代表性和政府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的尝试。而“唱红”由最先的“唱读讲传”活动发展到以重庆卫视为龙头的“红色文化”建设，也体现了重庆市领导层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卫视当作其与消费资本主义文化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最重要渠道和场域的考虑。虽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三贴近”一直是共产党对媒体的要求，但这对把作为公共传播资源当作部门和小集团赢利手段来经营的商业化媒体来说，这是一种颇有“不付钱，还点唱”(Chan，1995)味道的敲诈。从这个意义上，“去商业化”是重建共产党支配媒体的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是重申媒体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的宣传工具的宣称，还是接受“公共媒体”的宣称？从重庆卫视一方面没有改变其共产党宣传工具的事实地位，一方面又被定位为“公益频道”，从而引发评论者用西方“公共电视”的模式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媒体理论来衡量它这点上看，重庆的改革者在改革合法性话语选择上是颇有为难之处的。
但是，共产党支配下的媒体公共性重建如果要有更实质性的内涵的话，那种福利主义式的人民群众看政府资助的非商业性电视的“公益性”定义，是远远不够的。同样，如果把参与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仅仅局限于民众唱红歌这一层面，那么，这种参与性和主体性会是空洞的和肤浅的。更重要的是报道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能不能提供开放式和参与性的论坛，激发不同社会群体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有关中国社会未来的政治性辩论和文化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群众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文化自觉，就成为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建设的关键。这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政治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虽然重庆“红色文化”的建设是近年由政府推动的，“红色文化”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社会基础。从时间上，以被西方称为“毛热”为代表的红色文化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在民间复兴，而用革命的话语和符号来批判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影响和表达社会正义和平等的诉求更是中国式“反向运动”的重要特色。从空间上，全国许多城市的公园和街头，都有自发唱“红歌”的人民群众，“红歌”对他们的意义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卡拉OK包厢里文化消费者酒足饭饱后所选唱的一种流行。在网络空间，更有顽强生存的“红色”网站。正如吕新雨(2011)已论及，作为一种群众运动，“重庆卫视的红色文化其实是对群众文化的一种体现和征用。”红色文化的背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和革命与现实之间具有强大意义的对话关系”，它折射出包括党群关系在内的很多当下问题，因此，“把重庆卫视等同于红色文化，并以此指认它是要回到文革，是没有或者不愿意认可它背后的社会现实”(吕新雨，2011)。而把“红色文化”仅仅作为重庆城市品牌营销手段和重庆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策略则更未免过于犬儒主义化。正因为红色文化有社会基础，它隐含着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诉求和文化自觉，红色就不仅仅代表“传统”，更不仅仅是政治合法性的外衣。共产党领导的媒体如何从“红色”的立场去分析当下的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革，并在新的历史阶段在与其他立场的开放性辩论中以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赢得民心，重新建立葛兰西所论的文化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动权，而不是仅仅企图打压日益强势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表达和在没有政治方向与长远之计的“维稳”中使共产党对媒体的领导权演变为“‘去政治化’条件下的权力操控”(汪晖，2009：351)，③是共产党及其支配下的媒体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的机遇。
在谈到重庆卫视改革所带来的几个根本变化中，何事忠谈到从“迎合市场”向“引导受众”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如何“有助于引导受众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人生观为人，以正确的价值观做事”(“何事忠”，2011)。但是，何事忠的讨论仍然局限在“去政治化”的层面。尽管去商业化后的重庆卫视加强了以深度报道重庆市和全国各地走以民生为导向发展之路实践的《民生》为标杆的新闻节目，自办了许多专题节目，并强调传扬红色历史和红色经典，但是，它没有类似半岛电视台最吸引观众的政论性和时事讨论性节目。何事忠以上提到的也可作为人民群众舞台的《天天红歌会》、《品读》、《重庆好人》、《百家故事台》、《书香》等都是非时政类节目。
三、从“红色”作为频道包装理念到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
当然，这里不是要否定重庆卫视建设“红色文化”这件事本身的政治意义。在潜流暗涌的中国政治场域和复杂互动的中国境内外传播政治氛围中，重庆的“红色文化”建设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性。当这种建设以重庆卫视2011年3月1日的改版达到高峰的时候，正是中外右翼势力通过网络发动“茉莉花革命”的时候。“红色”和茉莉花所象征的“白色”代表了中国政治不同的选择。在“不争论”的训诫继续左右着中国传播政治的语境下，这两场“颜色革命”成了中国媒体和网络界自2003年以来有关中国改革方向的隐性政治讨论的继续。④更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唱红打黑”实践受到了全国有明显市场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尤其是以广东的南方报业集团下属的媒体的负面批评。这既反映了中国政治的强烈地域维度，也反映了中国媒体明显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具有诡吊意味的是，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建立大众参与的公共传播平台的努力是与“文革”中的“四大自由”和相关的激进阶级斗争话语和语言暴力联系在一起的。在反共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框架内，“红”与“左”，甚至走“文革”老路联系在一起。在否定与“文革”的联系的同时，重庆卫视把“红色”定义为既是民族的，又是革命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崇尚红色。“红”是汉语中褒义色彩最强烈的词。红色代表生机、活跃、青春、热情，代表明亮、鲜艳、力量、奔放和充满生命力。所谓红色文化，从狭义上讲，是指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如火如荼革命战争年代以及建设、改革开放时期所形成的时代精神。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就是“红色中国”。从广义上讲，它既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先进文化、进步文化的统称(“何事忠”，2011)。
“中国红”成了频道包装理念，“我爱中国红”成了2011年这个中国共产党90周年纪念年的“年度频道主题”。“红色文化”内容包括以唱革命歌曲、讲述革命历史、树立革命信念为导向的《天天红歌会》、《记忆》、《信念》、《品读》、《百家故事台》等节目和《民生》等。在加强电视台自我制作能力的过程中，重庆卫视通过各种途径组织社会化的内容生产，汇集地方与全国、草根群体与国家公共文化机构创造性资源。《天天红歌会》每周以重庆各个区县和各个系统为组织单位，以传唱“红歌”比赛结合综艺晚会的形式生产“红色”内容；2011年1月，重庆卫视在“开放办好卫视”的理念下，首次向全国大学生征集公益广告及公益宣传片，“通过鼓励全国高校学生参与‘我爱中国红’命题比赛，广泛吸取高校学生们的无限智慧与创意，深入挖掘重庆卫视所倡导的‘中国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赵虹、周郑丽，2011)。2011年3月，重庆广电集团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制作《中国红·英雄志》，与国家级文化单位整合与开发红色内容。这部每集60分钟的纪录片是一档全新的“纪录剧情片”，“采用国内刚刚兴起的剧情片融入纪录片的新方式，以抽丝剥茧的揭秘方式精细地讲述很多不为人知的革命历史事件。”有关的新闻报道称，这种融入剧情化的故事讲述和表现，“适应中国观众看故事的习惯，使故事更具观赏性和感染力”(“重庆卫视”，2011)。
在内容呈现的社会代表性方面，本文没有统计资料来说明重庆卫视已经给予了工人、农民、妇女、儿童、少数民族等社会群体更多的表达空间。“优惠性”原则，“即对在社会中居于弱势的少数群体给予特殊关照”并为这些“不被听到”的声音提供说话的机会，从而体现代社会应有的“公平意识”，是西方公共广播电视的基本特征之一(郭镇之、张治中，2011：154)。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如何，也是其公共性程度的重要标志。随机的观察显示，重庆卫视在这方面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内容。例如，在2011年5月17日下午的一档节目中，就出现了一对重庆的农民种菜夫妇，在田间一边劳动，一边唱歌的场景。虽然歌声并不悠扬，但是，电视台还是以平等和尊重的视角展示了较长的画面。如何使这样的内容不是偶一为之的点缀，而是展现劳动者主体性的常规化呈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上论及的政治辩论性是公共性的不可或缺的内涵这一点，仅展示田园牧歌式的农民生活和工人劳动场景不仅是不够的，而且有粉饰太平之嫌。当下，从土地到种子，从产权到工人权益，无不关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选择，各种利益群体和政治立场在这些问题上的论争相当激烈，媒体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讨论，责无旁贷。在这些报道中，社会主义公共媒体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一方面对那种简单化和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官民对立”新闻框架保持警觉，一方面又在监督权力的同时不是居高临下地从都市中产阶级对“弱势群体”人文关怀的视野，把工人、农民构建成“被牺牲”的、需要被怜悯的“他者”。
如上所论，重庆卫视把“红色”同时定义为既是中华民族的，又是革命的。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公共媒体内容的生产过程中，国族性和阶级性复杂交互问题是不可避免和必需面对的。如我(赵月枝，2011：56)在别处论及，当下中国的特定情形是，一个曾声称代表不同的反帝反殖和反资公共群体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批判者南希弗雷泽所指的“底层公共群体”(sublatern counterpublics)——农民、工人、女性、少数民族群体和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国家政权，却同时又与跨国资本合作并正培育着一个本国资产阶层并宣称也代表它。因而，媒体在民族主义政治和阶级、阶层政治的表达方面有错综复杂的面向和矛盾(Zhao，2009)。当然，妇女、少数民族和其它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表达问题也非同小可。例如，如何从内容和形式各个方面纠正商业化媒体对女性的物化呈现，就是去商业化后的社会主义公共媒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如果“开放办好卫视”意味着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开放，那么，这不但会体现参与性的民主原则，而且会对电视内容的民主化和去市场化生产，倡导文化的共创性、共享性和大众性，同时降低媒体制作和文化生产的成本，有积极意义。不是所有的文化活动都需要好莱坞大片的天价投入。实际上，由明星的高额报酬、昂贵的特技花销和巨额的公关和广告开支等组成的天价本身就是资本逻辑过度演绎和文化异化的结果。因此，在一个资本逻辑与其他逻辑相互制衡的文化传播体系里，文化传播生产的成本不应完全依赖于资本无限扩张的逻辑，而具有表达能力的人——普通的人——才是文化生产的最重要资源(赵月枝，2011：277)。与此相关，我们还必要对以上讨论的西方媒体公共性问题作进一步历史和理论分析并引进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在西方，面对新自由主义化对公共广播电视和文化机构的冲击，批判学者在捍卫这些机构的公共性的同时，也一直对公共广播电视的单向传播模式和专业文化人从精英文化的视野向民众灌输高雅文化，从而提高民众“文化品味”的制度设计提出了批评。在这方面，英国批判传播学者默多克(Murdock：2011)的政治经济分析颇有借鉴意义。默多克认为，政治经济可分为三种道德经济(moral economies)，商品(commodities)，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和礼品(gifts)，而这三者刚好与法国革命所倡导的三个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相对应。第一种道德经济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商品经济。在这里，资本是组织者，价格是机制，个人占有是表现形式，消费者是主体，自由是主要价值宣称。第二种是公共产品道德经济。在这里，国家是组织者，税收是机制，公用(shared use)是分配形色，公民是主体，平等是价值诉求。第三种是礼品道德经济。在这里，市民社会是组织者，对等是机制(reciprocities)，共同创造是表现形式(co-creation)，共享者(communards)是主体，相互性(mutuality)是价值诉求(Murdock，2011：18)。
事实上，西方公共广播电视和其他公共文化机构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社会权力纷争的场域。如果哈贝马斯所论的以印刷媒体为主的早期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崛起过程是一个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视为普遍利益，压制和边缘化工人、妇女等其它“底层公共群体”的过程(赵月枝，2011：50)，那么，20世纪上半期西方公共广播制度的形成就是这个过程的继续。一方面，公共广播机构通过对以民族国家和地区为单位的“文化上的凝聚力”的锻造，也即“体现民族文化特征和社区群体特点”(郭镇之、张治中，2011：154)的内容提供，替代了“阶级的团结”(solidarities of class)。另一方面，通过专业文化精英的劳动，这些公共文化机构把大写的文化，亦即他们所独立认定的体现人类文明精华的知识和文化，自上而下传播给广大民众。然而，这是一种家长制式的文化灌输，而且，这一过程倾向于排除民间知识和通俗文化表达(Murdock，2011：22)。虽然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英国，在广播电视兴起之前，工人阶级文化中已经充满了相互教育和知识共享的精神，但是，1920年代在欧洲崛起的公共广播，基本上忽略了这种基于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以分享和共同创造为特质的文化(Murdock，2011：22)。在加拿大，Patricia Mazepa(2007)的研究更表明，加拿大公共广播制度20世纪初在“国家或美国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下的建立过程也是这一制度压制和边缘化当时的激进下层民众文化，包括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的激进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者文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与以上提到的英国报业商业化的政治考量一样，西方公共广播制度的形成和巩固过程是与压制以工人文化为核心的“红色”文化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在把BBC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去历史化和去实质化并作出“不是BBC就不是公共电视”这一定论时需要考虑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同时，正如默多克所分析的那样，广播技术的普遍性和广播电视作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空间消费的文化形式更一方面促进了精英文化价值判断的普遍化，一方面又把大众文化活动私人化(Murdock，2011：22)。总之，虽然作为公共产品的西方公共广播相对于市场化商品的媒体提供了另类选择，它还是远离了更体现“相互性”和“博爱”价值的分享性“礼品经济”。
更匪夷所思的是，商业化媒体反而以其市场威权民粹主义的特质在一定层面上满足了下层民众反精英主义的文化民主诉求。例如，读者来信和以观众电话参与和真人秀为中心的谈话类和参与类广播电视节目，是商业性媒体一方面体现其公共参与性和大众化内容取向，一方面吸纳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免费”内容，从而降低成本的一举两得内容生产策略。由于公共广播电视高高在上，可敬不可亲，极度商业化的、在政治上往往是右翼的，也即在话语形式和情感上征用了下层民众的表达，而在本质上违背了工人阶级和下层民众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小报和商业广播电视，反而吸引了相当一部份下层民众。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建设如何在“反三俗”的语境下警惕文化精英主义，并如何在以分享和交互性为特征的网络和数字化技术条件下激发有公共意义和大众民主特质的文化生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下，新旧媒体融合的数字化传播语境中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已不再分明。“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词汇就是这一发展的表达，而数字互动时代所激发出来的公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文化创造性和相互分享性更为公共媒体在数字时代从内容到形式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在西方，商业媒体集团正在把这些草根创造性能量和公民在自由和“分享”等“礼品道德经济”原则下生产的内容私有化和知识产权化，企图把传播政治经济永远限制在商品道德经济的范围内，而市场自由主义的技术决定论者则认为网络时代已经使产生于福利经济时代的“公共产品道德经济”过时。批判学者和激进传播民主化社会实践者则认为，在一个个性化不断加强和资本权力不断扩张的网络时代，不但公共广播电视机构需要在数字化环境下从组织形式到内容和传播形式各个层面进行创新，而且还要把公共广播电视所体现的“公共产品道德经济”的平等原则和“礼品道德经济”的共享同创原则发扬光大，从而构建“网络公地”(digital commons)(Murdock，2005)的一场数字时代的知识文化“圈地”和“反圈地”运动正在展开。如冯建三所示，BBC作为西方公共电视标杆的成功部分由于其在数字时代利用多种平台促进其节目广泛与自由的流通，从而创造“普通的、共享的文化(common culture)”(冯建三，2011)。
在中国当下的传播政治与文化生态中，从田间的乡土文化和农民们自编自导电视剧到都市公园里的歌声，从电影《钢的琴》再现的有中国特色的“阶级兄弟”(李云雷，2011)式的工人文化与社会关系遗产到孙恒领导的新工人艺术团所代表的新生代工人文化，我们都能看到以“相互性”和“博爱”为基本价值和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化元素；而网络媒体和草根网民中有更多的“红色”倾向是不争的事实。前文论及，重庆卫视的“红色文化”建设是政府推动的，但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如何一方面通过类似“三进三同”的形式向本地工农和普通民众开放办节目，另一方面与全国红色网民群体和网上的红色内容产生良性的互动，是强化“红色文化”的社会性和当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如果我们从威廉斯所论的人类学意义上来理解文化，并把建设社会主义“共同文化”的过程理解为普通人参与社会和文化价值构建的过程，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互助和博爱价值被普遍化的过程，那么，“红色文化”建设过程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如威廉斯(1957：31，转引自Schiller，1996：122)所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双重意义——文艺、科学和涵养和整体的生活方式——才会有可能“在一种共同的努力中成熟和融合”。在重庆，笔者与一位年轻的大学行政人员谈话时注意到，一方面，在谈到工作、房子等生存的压力的时候，她流露了自己对现实生活无可奈何的态度；一方面，她认为，“红歌是父母辈的歌，他们唱，我们理解，让我们唱，有点过分。”⑤由此可以引出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使红歌不仅仅是几首老歌，而被年轻一代理解为“红歌”所代表的社会理想和一种可欲和可求的善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为之奋斗；如何引导年轻一代在追求这一理想的社会实践中，谱写出他们所属的数字时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红色文化”。
当然，既然媒体生产主要还要依靠专业工作者，媒体人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框架及经济利益对媒体公共性的建设意义重大。尽管本世纪初以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新闻管理部门加强了对媒体工作者的管理和考核，并开展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的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成为媒体人的主导世界观。当知道我在关注重庆卫视和“红色文化”现象时，一位有中国媒体工作经验的新闻教育者给我发来了题为“红歌—中国假头条”的感言：
在受控的报刊杂志电视书籍等单向传播的传统媒体，红色符号以“保持一致”的规定在头版头条等出现，不过，按新闻的实际操作来看，大多都会处理成“假头条”，这个词被大众媒体的实践者总结出来，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词汇，它是表示版面处理技术上，一个上级布置的主题，会被放在一个头条位置，而且，无可争辩地可以向上级机关交差，但是，大家又都知道这条消息不会有人看，没有人会关注或者当真，所以实在是浪费纸张和版面，所以一般操作中，会把这条消息基本上挖空，视觉焦点上，其实是另一个主题才是真正的头条。所以，如果旁观者关注中国媒体，你可能会发生认知错误，对官方传播和语言层面的强大威势估计过高。⑥
我们没有机会研究重庆卫视的改革对电视工作者的冲击和他们对“红色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是如果这就是媒体人和媒体教育工作者普遍立场的写照，那么，要让公共广播电视在“帮助人民政府重建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关系这点上”有所作为，是强人所难了。自由主义媒体理论把媒体当作政府的监督者，但是，谁来监督这个监督者本身是个没有被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虽然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多或少影响了媒体人，西方自由主义媒体理念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媒体人和媒体教育者中更有市场。市场化的劳动制度和报酬机制早已把当年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转化为今天的高度科层化和官僚化的媒体系统中高度分化了的媒体高管、明星记者、评论家以及媒体劳工金字塔最底层的“新闻民工”等不同阶层(王维佳，2011)。而媒体商业化中共产党宣传管理部门与许多新闻工作者之间的“你完成我的宣传任务，我让你通过媒体商业化牟利，改进自己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交易也是不争的事实。去商业化和“红色文化”的建设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媒体人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从重庆卫视“已经发不出工资了”的传言到商业化媒体上有关重庆卫视改版后，“员工准备过冬业界冷眼旁观”的新闻报道(王先知、胡钰，2011)，也可见重庆卫视的转型所面临的、来自作为特殊利益群体的媒体工作者阶层的挑战。如何让具有社会主义公共意义内容的生产成为专业媒体人和文化人自由和自主实践，而不是政治控制下阳奉阴违的生存法则，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力图解决的文化人的政治立场和“为谁服务”的问题，也是今天非常急迫和棘手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个公共电视通过适当的评估和自我反馈机制与社会建立良性互动的问题。在西方，虽然公共广播电视比商业性媒体更强调普遍性，但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变成了文化精英办给自己所属的社会阶层看的媒体，吸引的是年龄偏大和文化偏高的中产阶级受众。重庆卫视也有一个如何定位自己的目标受众的问题。从节目编排层面，重庆卫视目前迎合青少年、学生、干部群众的生活规律和收视习惯，而不是广告商所希望到达的特定年龄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例如，晚上19：35-21：00的黄金时段，播出《信念》、《记忆》、《品读》等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的节目，而21：00则播出面对政府官员的新闻节目《民生》。但是，面临媒体对其收视率下降的负面报道，有一位参与重庆卫视改革的学者解释道：
目前，我国收视率调查采用的指标体系及方法是沿用欧美国家模式，其样本户基本上为普通群众，而对其他文化层次，特别是较高层次观众的抽样比例较低。改版后，重庆卫视节目的品味和文化内涵大幅提升，而收视率样本户却没有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收视率降低的表象(“学者谈财政支持”，2011)。
收视率作为评估机制有待改进。但是，如果重庆卫视以能吸引较高文化层次受众作为其成功的标志，那么，有必要对它的文化精英主义倾向保持警觉。如吕新雨(2011)已论及，民主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我们不能要求重庆卫视在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上一步到位。然而，正如重庆广电集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在一篇有关重庆卫视的文章标题所言，“方向远比速度更重要”(张卫星，2011)。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重庆卫视的公共性宣称与共产党把媒体同时当成自己和人民群众的宣传工具的传统相接，如何把这种公共性宣称从肤浅的和表面的层面拓展到实质的层面。
简短的结语：呼唤媒体改革新的思想解放
如本文开篇所言，本文是因重庆卫视的去商业化改革和“红色文化”建设尝试而引发的关于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社会主义文化自主性建设的讨论，以求实现冯建三(2011)在他的文章结论中所期望的“将传媒改革议题化”的目标。面对丰富的中国改革实践，学界缺少的是学术想象和重构社会主义媒体公共性和文化的自主意识，而把商业化自然化或用BBC模式来衡量重庆卫视正是典型的知识症候。值此中国的改革面临新的历史性决择之际，我们不但需要历史和社会的视野，而且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如果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冲破的是对媒体商业化的意识形态羁绊，那么，在今天，我们需要冲破的是市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教条和把商业化模式自然化、去历史化、进而规范化的偏颇。在这方面，无论是威廉斯(1966)早年提出的四种传播模式(威权的、家长制的、商业的、民主的)，还是本文所论及的默多克所提出的三种道德经济模式，都为我们超越市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去想象自由的、民主的和共享的社会主义传播和文化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的构思与写作则得益于吕新雨和冯建三两位同仁的讨论。西南大学的陶虎举教授和清华大学的郭镇之教授为本文提供了相关资料，李彬、王维佳、黄宗智等学者也阅读了本文的初稿并给予评论，特此感谢。
注释：
①实际上，这是更狭隘的“BBC中心主义”。如冯建三(2011)所示，西方各国公共广播电视呈“多重模式”。
②“最牛副局长：质问记者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太雷人了！！！”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594356.shtml.
③相关分析见zhao(2008)，第1章。
④有关这些讨论的媒体表达和其中的媒体“公共性”与“阶级性”维度，见Yuezhi Zhao(2008)，第5、6章和结论。另见，汪晖(2009：355-359)。
⑤个人访谈，重庆，2011年5月17日。
⑥个人电子邮件，2011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