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国论文,农产品论文,价值链论文,特征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农业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在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推动下，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已经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分工演变到了当前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当前，中国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积极参与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农业价值链内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涉农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利用中国丰富的物产、廉价的人力资源以及广阔的市场，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配送和销售，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全球价值链的掌控。导致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在加入农产品价值链时，处于价值链低端，容易受到价格、成本波动的冲击，最终可能面临着被“挤出”风险（刘林青、周潞，2011）。在此背景下，从农产品贸易的现实状况出发，考察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贸易因素对提升我国农业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全球农业价值链提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基础条件的支持，例如人力资源的积累、服务能力的提升、制度环境的改善等等。但究其根本，一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由其国际贸易的现实状况直接决定的。在当前全球产业分工复杂化和贸易关联多样化的背景下，贸易的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耿伟（2014）认为，贸易广度、贸易强度、贸易质量以及贸易对象分布等都是考察一国贸易模式优劣的重要方面。为此，学术界采用一系列的统计指标来反映一国的贸易强度、贸易质量等各个贸易维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贸易指标只能够反映两国之间直接贸易的某个侧面，为了全面剖析一国农产品贸易特征就必须将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纳入考察范围（Fagiolo et al.，2009）。但这样的关系数据却又不能满足常规统计学意义上的“变量独立性假设”，常用的各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也不能用来分析关系数据，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作为近10年来研究经济网络的新型工具，恰恰正是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一国在全球国际贸易网络中的相对地位和网络特征（Serrano &
，2003）。因此，本文将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概况及其各国的贸易网络特征，以全面立体刻画一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在此基础上，实证考察一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对其农业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程度，为一国的农业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一个较为直接的证据。 本文以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了与国际贸易网络、国家贸易网络特征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相关的文献，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假说；第三部分，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格局和国家的贸易网络特征进行定量考察；第四部分，给出计量模型，并设置具体的变量，报告实证分析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本文的主要结论。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一）社会网络分析：研究国际贸易的新型经济工具 “社会网络”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被定义为一群行动者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有“节点”和“行动者”两个基本要素。其中，“节点”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可以是独立的个体，也可以是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联系”代表节点之间的联结关系（Scott，2000）。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联系往往代表现实中发生的实质性关系，如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城市之间的距离关系以及贸易关系等等。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在于，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Borgatti & Foster，2003）。 社会网络分析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受到社会学家Granovetter（1985）的启发，他认为，现实经济中很多高交易成本行为仍然通过市场交易的关键在于买卖双方均嵌入了一种长期的商业关系网络当中，即买卖双方都不愿失去他们已经在相互交易中建立的信任关系。在此基础上，Arthur等（1997）认为，现实经济系统具备了社会网络的本质特征，即现实经济中充满分散的相互作用，全局现象是由许多分散的异质体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些异质性主体之间呈现出了分工、合作、贸易等多重关系。整个系统通过相互协调和信息交换实现不断的自适应。这意味着，现实经济系统具有社会网络的本质特性。之后，社会网络分析逐渐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被广泛应用在产业经济学、金融、国际贸易等诸多领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使全球贸易关系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断增长的国际贸易正成为塑造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关键。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研究国际贸易系统的特征规律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延续社会网络的相关概念，可以发现，全球经济中的各个国家通过贸易关系组成了国际贸易网络，且该网络具有社会网络的基本特性：（1）网络节点的异质性，即全球贸易网络中国家数目众多，且贸易行为存在很大差异。（2）网络结构的复杂性。贸易网络中相邻的几个国家通过贸易关系连接而形成的微观结构是国际贸易网络的基本构成单元和拓扑结构，不仅连接结构错综复杂，国际贸易网络节点之间的贸易关系还具有方向性和贸易额权重等不同特征。（3）网络动态变化。国际贸易网络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很容易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从而使网络结构处于动态变化当中。综上所述，国际贸易网络是一个典型的社会网络，其结构和特征特别适合用社会网络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Greif，1989；Rauch，2001；Fagiolo et al.，2009）。此外，Abeysinghe和Forbes（2005）的研究认为，单纯的双边贸易数据仅反映了直接进行贸易的国家间的关联，传统的贸易指标并不能够全面反映全球各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而通过对网络拓扑结构的详细刻画，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恰好弥补了传统贸易指标的不足，能够对国家贸易网络特征进行科学的整合分析（Albert & Barabási，2002）。 鉴于社会网络分析在国家贸易领域的适用性和科学性，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Serrano和
（2003）最先将社会网络分析法应用到全球贸易网络经验特征的分析当中。他们认为，全球贸易的实证基础是各国的贸易关系，传统研究方法难以描述国家贸易分布及凝聚度等特征。因此，基于2000年国家层面贸易数据，通过构建全球贸易网络，他们发现国际贸易网络具有无标度和小世界属性等特征。之后，众多学者开始采用该方法对全球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做了描述。Li等（2003）采用2000年100万美元以上的贸易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全球贸易网络的无标度属性，并重点探讨了该属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影响。Garlaschelli和Loffredo（2005）将有向加权网络引入到了对全球贸易网络动态演变的分析当中。相比于无权贸易网络，有向加权网络的应用能够对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属性提供更为完整的描述（Squartini et al.，2011）。Fagiolo等（2010）采用加权网络方法研究了1981-2000年期间共159个国家的世界贸易网络的统计特征及其动态变化，指出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关系很弱，而有一些国家却具有很强的贸易关系，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倾向于与贸易关系松散的国家发生贸易关系，富裕的国家贸易强度大且聚集系数高。此外，部分学者还对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化进行了分析，段文奇等（2008）系统分析了1950-2000年间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认为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异质性在不断下降。胡平等（2012）则建立了有向加权网络演化模型，并对其进行解析推导，分析了国际贸易网络的演化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贸易网络的结构性质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随着各国贸易往来的日渐紧密，国际贸易网络结构对于随机性“误差”具有较好的抵抗力（Nicholas，2013）。 （二）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创新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实现了人力、资本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整合。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够促使一国更好地融入到全球生产体系并实现自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着价值链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因素日益得到了学者的关注。Hummels（2001）从贸易壁垒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贸易壁垒的降低为具有不同资本劳动比的价值链环节在全球的分配提供了激励，从而导致了价值链分工的不断深入。Grossman和Helpman（2002）则认为，较大的市场空间有助于企业获得所需的中间产品，降低了交易成本，因此基础设施的改进有助于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基于跨国样本数据，祝树金等（2010）分析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等对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决定作用；Wang和Wei（2010）则采用分城市、分产品、分贸易方式、分企业性质的八分位出口数据，重点研究了不同的贸易方式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考虑到全球贸易关系的错综复杂性，本文将从一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网络出发，全面考察一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同时，鉴于农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本文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农业行业。 Garlaschelli和Loffredo（2004）以及Garlaschelli等（2007）认为，全球贸易网络拓扑结构本质上取决于网络中节点的特征，这些特征是社会网络关系交互的最终结果，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也是一个极为关键的研究课题。同样，国家贸易网络的特征是一国基于比较优势、规模经济等进行农产品贸易的最终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具有不同贸易网络特征意味着该国进行农产品贸易的不同比较优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梳理相关的文献，学术界普遍认为节点在社会网络中特征表现为3个维度：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以及网络异质性（Granovetter，1973；Freeman，1979；McEvily & Zaheer，1999；Brown & Konrad，2001）。延续前人研究，本文也将从这3个维度来刻画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特征，并深入考察一国的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假设。 1.网络中心性与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网络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衡量网络节点在网络中重要程度的关键变量。一般而言，网络中心性用来考察行动者在网络中枢纽的程度和对资源获取与控制的程度（Burt，1992；Wasserman & Faust，1994），直接反映了节点在网络中的控制能力以及中心地位。在中心度的测量方面，Freeman（1979）提出了采用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接近中心度、流度中心度等指标。这些指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节点在社会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处的地位。 具体到本文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当中，高中心度意味着一国处于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中心位置，与较多的国家发生了农产品贸易关系，进而说明该国充当着其他国家对外贸易枢纽的角色，对整个贸易网络具有较高的控制力。因此，网络中心度高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有着较大的比较优势，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较高。这主要表现在：首先，高中心度意味着一国贸易伙伴分布广泛，能够与多国发生农产品贸易关系。Kali等（2007）、Arora和Vamvakidis（2005）的研究表明，贸易伙伴数量的多寡与一国产业竞争力呈正相关，这可能是更频繁的先进技术接触、更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其次，高中心度意味着一国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其他国家对该国的农产品贸易具有较高的依赖性。高中心度的国家可以在众多的贸易伙伴中选出最能优化自己农产品结构的伙伴，并通过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建立贸易关联获取知识溢出，进而有助于其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Reyes et al.，2008）。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一国的网络中心性越大，其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就越高。 2.网络联系强度与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网络联系强度是指社会网络中节点间在时间长度、情感强度以及亲密性等代表互惠活动的综合，反映了社会网络中节点之间关系的强弱（Granovetter，1973）。一般来讲，联系的紧密度、持续时间、频率和关系范围都是网络联系强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找到评估关系强度的指标和因素，众多社会网络学者做了大量分析，代表性学者有Benassi等（1999）的频度指标，Perlman和Fehr（1987）对亲密度/亲近度的测量，Wellman和Wortley（1990）等对关系支持强度的测算。 在本文中，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网络联系强度侧面反映了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贸易强度。网络联系强度较高意味着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贸易额比重较大，其地位也毋庸置疑。一方面，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每个国家都将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认为对外贸易的增长能够加快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提高创造规模经济的可能性，进而充分扩大一国的生产能力，加快对外贸易国家技术进步，提升其价值链地位。因此，我们可以判定，在大部分情况下，一国的农产品的进出口量越大，相应地其生产分工地位就越高。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一国的网络联系强度越大，其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就越高。 3.网络异质性与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 在社会网络的分析中，网络异质性是指网络中是否有结构洞或弱联系的存在。在现实社会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联系有可能是多余的，或者是关系不太密切的，这就会导致网络异质性的存在（Burt，1992）。因此，较高的网络异质性，意味着节点可以接近不同的关联主体，进而获得多样化的信息流和非冗余信息，进而保持自身的优势。 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网络异质性侧面反映了一国进行农产品贸易时的地理集中程度。一方面，对贸易网络而言，贸易关系最好是非重复关系，进而最小化贸易伙伴之间的冗余联系。较高的网络异质性意味着一国拥有非冗余的贸易关联，能够触及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贸易伙伴，从而对其进行筛选整合，设计最优的贸易产品结构（Gnyawali and Madhavan，2001）。另一方面，Adams和Behrman（1982）、王业强和魏后凯（2007）等的研究表明贸易的地理集中可能会导致对外贸易的不稳定性，进而造成该国产业增长的频繁波动，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见，贸易分布的多元化有助于帮助一国避免由于对某些国家产生贸易依赖而面临的对外贸易风险。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一国的网络异质性越高，其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就越高。 三、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及其一国特征刻画 （一）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构建方法与数据来源 从拓扑结构出发，全球农产品贸易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它并不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贸易主体的简单集合，还包含了贸易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贸易关联。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我们将贸易主体记为节点，它们之间的贸易流动关系作为节点间的连边，则农产品的贸易流动系统G可用一个有序四元组表示： G=（V，E，F）
在上述农产品贸易系统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1996-2013年共18年的各国之间的农产品进出口数据，以此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为了全面考察农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进，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对比性，本文只包含了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中71个国家及地区。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构建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是本文分析的基础。该方法不仅可以直观地呈现全球农产品贸易的整体格局，还可以通过节点属性全面反映一国在农产品贸易对象、贸易强度和贸易集中度等方面的特征。 （二）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
首先，我们对199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格局进行简要的描述分析。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中，密度用来测量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联络的紧密程度，是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总数与理论上可能存在的关系总数的比值。我们采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各国之间贸易的紧密程度，其测算结果如表l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自1996年以来，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密度在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网络中各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联系日渐紧密。其中出现的两次下降分别是1997年和2007年，这可能是分别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影响的结果。以2007年为例，在该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关系网络密度从0.6338下降到了0.5964。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很快，且程度很大。但是到了2008年及2009年，网络密度又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还在持续上升，这表明世界各国的农产品贸易关系恢复迅速，得到了很快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刻画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变，我们采用社会网络的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方法进行分析。QAP是一种对两个矩阵的相似性进行比较的方法，它给出两个矩阵之间的相关系数，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能够反映不同时期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变化。表2给出了1996-2013年18期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两两QAP分析的结果。通过对该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1996-2013年之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2013年与2012年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相关性为0.864，而2013年与1996年的贸易网络的相关性仅为0.7。这表明，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199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任何一期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以后各期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相关系数呈现递减的趋势。以2013年的农产品贸易网络为例，其与2012年贸易网络的相关性为0.864，与2011年贸易网络的相关系数为0.839，到2000年，其相关系数已经下降到了0.742。这侧面说明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保持着较强的自稳定性，其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三）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 参照Granovetter（1973）、Burt（1992）以及Brown和Konrad（2001）等人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层面：网络的中心性、网络联系的强度以及网络异质性。 1.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的指标测度 （1）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衡量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量以及权力地位，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变量。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高的中心性意味着一国在贸易网络中的扮演着至关重要的策略性地位。延续Freeman（1979）的方法，我们采用点度数（degree）来反映国家个体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中心性。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各个国家的点度数即为与该国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数，侧面反映了该国对外农产品贸易的广度。绝对点度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当网络规模不同时，不同网络中点的绝对点度数没有可比性，因此本文采用相对点度数，即绝对点度数与网络中最大可能的度数之比。 （2）网络联系强度 网络联系的强度主要衡量网络中联系的时间长度、感情强度、亲密性以及代表联系特征的互惠活动的综合。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网络联系强度是指一国与网络中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强度，侧面反映了一国对外农产品贸易的强度。我们采用点强度（strength）进行衡量，该方法是无权网络中节点度数的推广，它既考虑了节点为的近邻数，又考虑了该节点与近邻之间的权重，其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3）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是指网络中是否有结构洞或弱联系的存在（Burt，1992）。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而言，网络异质性体现在一国对外农产品贸易在不同国家的分布特征。我们用节点的差异性（disparity）来测量，刻画了与节点i相连的边上权重分布的离散程度，反映了一国对外农产品贸易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还是分散于很多国家。差异性的计算公式如（3）所示：
对于节点i的
条边，如果所有权重相差不大，权边分布比较均匀，
接近于0。如果只有一条边的权重起主要作用，则
的值接近于1。因此，该指标越大，说明节点的网络异质性越小。 2.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的整体分布 基于上述指标测算方法，我们对1996-2013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各国的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进行了测算。 为了考察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各国进行贸易的总体特征，图1、图2和图3分别汇报了1996-2013年每隔一年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各国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的核密度分布。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呈现出以下特点：（1）网络中心性指标degree的核密度估计图呈现左偏分布。说明全球农产品贸易的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伙伴比较多，几乎跟所有其他国家产生贸易关系，只有少数国家的贸易伙伴数量较少。此外，这18年间的度数分布状况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峰度在0.15左右。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分布是逐渐向右侧收拢，反映了国家之间农产品贸易关系更加紧密。（2）网络联系强度指标strength的核密度估计呈现右偏分布。说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强度很小，只有少数几个贸易大国的贸易强度很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密度峰值还是有所下降，这说明贸易强度很小的国家数目在不断减少，也就说明贸易小国与贸易大国之间的差距虽然还是很大，但一直在缩小。（3）网络异质性指标disparity的核密度估计呈现右偏分布。说明大多数国家的贸易分散在各国，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农产品的贸易集中度比较高。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密度峰值基本上都在上升，表明一国倾向于将农产品贸易分散到不同国家，而非集中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
3.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的国际比较 为了更为直观地考察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的贸易网络特征，本文采用软件绘制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结构图。两个国家之间存在连线，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总额超过了门槛值，即超过了当年各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最大额的0.0075，贸易联系紧密。且连线的粗细与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的网络联系强度成正比，连线越粗代表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就越大。网络节点的大小与一国的贸易网络中心性成正比，节点越大代表这个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的中心性高。限于篇幅，本文仅给出了1996年和2013年的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图。我们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国家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美国、新西兰、法国、德国等农业大国一直位于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1996年，在2013年各国贸易网络差异性有所增加，大部分国家选择将农产品贸易分布在多个国家。
进一步，为了刻画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迁，我们将按照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同一时期内的国家进行排名，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还是网络异质性，排名前10位的国家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再一次印证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自稳定性。在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方面，作为全球农业大国的美国、新西兰、德国等国始终位于全球前列。随着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产品的进出口规模日益扩大，中国在全球网络中的地位日渐提升，逐步进入到了全球前列。从网络异质性来看，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等国对外农产品贸易额相对较低，且贸易对象分布多元化，对外贸易依赖风险较小。 四、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在本文第二部分相关假设的基础上，借鉴Allen等（2005）以及Nunn（2007）等人的计量模型，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其中，i代表国家，t代表时间；
表示国家固定效应，即不随时间变化的影响一国生产网络分工地位的特定因素；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即不随国家变化的影响一国生产网络分工地位的特定要素；
为服从标准分布的随机干扰项；degree、strenth和disparity为本文第三部分测算的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指标。X为可能影响因变量的控制变量。 式中，lntsi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价值链每一个环节都有着不同的技术层级，因而整个全球价值链也被称为技术阶梯（Humphrey & Schmitz，2001）。Lall等（2005）认为，一国的出口商品的技术特性能够反映一国在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即一国出口商品的技术越复杂，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也越高。为此，本文借鉴Hausmann和Rodrik（2003）的方法，以出口技术复杂度TSI（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为衡量指标，反映一国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其中，
为i类农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为国家j第i类农产品的出口额；
为国家j农产品出口总额；
为国家j的人均收入水平，采用基于购买力评价指标的人均表示。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含以下几个指标。 agpopu、rjgd和
3个变量代表一个国家农业发展的总体特征，分别表示一国农业从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耕地面积和一国农业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传统贸易理论，要素禀赋特征是影响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劳动充裕型国家和资源充裕型国家具有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从而具有不同的出口结构。因此，本文选取了agpopu和rjgd这两个代表农业要素禀赋的指标。
是指一国农业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农业领域，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越多，说明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等农业资源的消耗越大，侧面说明农业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漆雁斌、陈卫洪，2010）。Kemfert（2005）和Gerlagh（2007）等人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产出和农业技术水平的研究表明，高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一国的农业技术水平较低，或者说是肮脏技术。在短期内，肮脏技术以牺牲资源为代价带来短期的农业高产出。但随着时间推移，路径依赖下的技术进步会使得肮脏技术的危害得到显现。因此，从短期来看，高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代表着高农业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一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但从长期来看，高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着一国农业发展是不利于环境的，是低效率的，是不可持续的，进而也不利于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xdb为国内金融部门信贷占GDP的比值。农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交通运输、金融融资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与农业发展相配套的金融服务的发展水平对一国的出口价值链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根据Kletzer和Bardhan（1987）、Rajan和Zingales（1998）、Manova（2008）等人的研究，金融发展水平会通过贸易结构效应、贸易广化效应以及贸易复杂度提升等途径对一国的国际贸易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结合农业生产和贸易的现实状况，本文将采用银行对私人部门贷款水平作为金融水平的指标，预期符号为正。 变量open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贸易开放度，侧面反映一国制度发展水平。贸易开放度会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资源效率配置以及技术进步等多途径提升一国的产业经济增长（Helpman and Krugman，1985；Romer，1986；Lucas，1988）。Nunn（2007）研究表明，一国的贸易开放度越高，其制度运行环境就越宽松，越有利于通过分工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激励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一国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有关开放度的测度，目前普遍采用的一种测度方法是外贸依存度，即用货物和服务的进出口贸易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来表示。这种度量法简单、直观，因此本文将继续沿用这种方法。 综上所述，本文加入了市场的要素禀赋、制度、服务水平等作为控制变量，用来缓解变量丢失问题。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96-2010年。主要的农产品贸易的进出口数据来自于UN COMTRADE数据库，其他宏观层面的国家数据来自于World Bank和FAO数据库。其统计性描述如表4所示。 （二）实证结果 表5给出了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与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之间关系的静态分析。从模型（1）～（9）可以看出一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对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着显著影响：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一国的全球农产品价值链分工地位存在显著的正效应。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从经济意义层面看，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网络中心性每上升1个百分点，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会上升0.1211个百分点；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贸易联系强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会上升0.0458个百分点；而对其网络异质性而言，其地理分布集中度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该国的网络异质性就下降一个百分点，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会下降0.2238个百分点。该估计结果与预期相符，因为对某一特定国家而言，较高的贸易网络中心性和贸易联系强度意味着该国与贸易网络中的较多的国家或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建立了贸易关联，且相互之间的贸易金额较大，其价值链分工地位自然就会有所上升。而较高的网络异质性意味着该国更多地将贸易分布在多个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对外贸易依赖风险，有助于其长期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
从事农业人口占比lnagpopu的系数都为负，且十分显著。这与预期相符合。因为，农业从业人口比例越大，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另一方面意味着一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在经济的演化过程中，如果一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过高，就有可能造成在有限的土地上承载过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越不利于一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进而该国农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就会下降；人均耕地面积lnrjgd的系数显著为负。一般而言，作为农业发展的支撑性要素，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等对一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至关重要。因此，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众多研究认为，人均耕地面积对一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有着正向作用。但在这里，人均耕地面积的系数显著为负值，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较多耕地资源降低了企业或者农户进行技术创新、培养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的内在激励；代表农业发展可持续水平的农业二氧化碳排放量ln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当前高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短期效应占主导。即当前农业技术水平较低，这种较低的技术水平以牺牲资源为代价获得了农业暂时的增长，价值链分工地位有一定的提升。 贸易自由度和银行信贷服务发展水平的系数为正，贸易自由度或银行信贷也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将分别提升0.4836个百分点和0.3100个百分点，这与预期相符。开放程度高的国家，一方面出口贸易的阻力小，可以大大缩小出口成本，另一方面，通过顺畅的国际贸易，有机会获得更多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极大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这自然也有利于一国农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较高的银行信贷服务将会为农业健康发展提供融资服务，促进一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鉴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会影响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联，反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的增加又可以通过知识溢出等渠道提升一国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为了消除估计结果的误差，使检验结论更具有稳健性，选取贸易联系强度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步GMM估计法对面板数据进行了重新检验。 表6给出了两步GMM估计的结果。两步GMM估计结果与基准模型回归结果一致，即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网络特征对其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保持了稳健的促进作用，验证了我们的假说。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其他因素可能影响本文检验的假设和估计结果，我们将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考察一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通过PSM，我们将一国贸易网络特征从其他影响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因素中独立出来，考察其对一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结果具有更高的可信性。表7给出了PSM的结果。可以看到：匹配后，不同网络中心性水平的国家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差0.0336，且T值显著，说明如果一国具有较高网络中心性，则该国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往往也比较高。同理，在考察贸易联系强度对一国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时，匹配后的国家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差0.1454，且T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具有较高贸易联系强度的国家一般有着较高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最后，在考察网络异质性的作用程度时，我们看到匹配后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相差-0.1223，T值显著，说明有着较低网络异质性的国家一般有着较低的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 PSM检验从总体上给出了国家贸易网络特征对其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但尚不能揭示一国贸易网络特征变化与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为此，借助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方法，我们采用了面板的分位数回归和剔除极端值的方法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稳健性，结果详见表9。其中，模型（13）～模型（17）为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18）为剔除前后5%的极端值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面板分位数进一步考察了条件分布不同的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其得到的各个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常规的面板分析法大致相似。但是，随着一国全球农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化，该国贸易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会呈现不同变化：网络中心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会先减后增，贸易联系强度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会先增后减，网络异质性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会先增后减。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UN Comtrade公布的1996-2013年间全球71个国家的农产品双边贸易数据，考察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整体布局以及各国在网络中贸易特征。研究认为，在1996-2013年之间，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的密度值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各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关联日益加深，且其结构演化是一个渐进过程。具体到各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特征，我们发现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呈偏态分布。即网络中心性呈左偏分布，网络联系强度呈右偏分布，网络差异性呈右偏分布。这意味着，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额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的比重都较小，会与较多的国家发生贸易关联，且贸易在各贸易对象之间的分布较为均匀。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到一国贸易特征对其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作用，本文实证检验了一国的贸易网络特征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影响。对特定国家而言，其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会对其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稳健、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第一，网络中心性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促进该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第二，网络联系强度的提高可以扩展与网络中其他国家建立的贸易关联，可以增加其对贸易伙伴的吸引力，有助于维持并推进一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第三，网络异质性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过度依赖特定国家产生的贸易依赖风险，有助于提升一国对外贸易的稳定性，促进该国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因此，对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的国家而言，掌握本国的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在实施相关的农业产业促进政策时就能够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对我国而言，近年来我国的网络联系强度不断上升，已经逐渐进入全球前十名的行列。但相对而言，网络中心性和网络异质性较低，这说明我国在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中大部分的农产品贸易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国家。因此，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农业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应该实施促进龙头企业培育进而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以及农业贸易多元化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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