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院士畅谈中国科技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院士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战略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科技发展应借鉴别国的经验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的关系，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就象是水和鱼、鱼市场，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当然就没有鱼市场。这是明摆着的，每个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发展途径。
首先，看一下日本是怎么做的。日本的早期是比较穷的。它早期的发展侧重基础科学研究与广泛制造廉价产品两个方面。注重基础科学和他们后来科学上的成功及工业上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
为什么在国家穷的时候注重基础科学的研究呢？那是因为支持基础科学的经费比较低一点。为什么在穷的时候制造廉价产品呢？也是因为比较便宜一点。正是因为重视基础研究，才有后来应用科技和企业科技的繁荣。有人说日本是最近才开始注重基础研究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应该说最近20年，日本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基本上保持约15%、25%、60%的比例。
下面我们再看看现在日本直属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科学研究的情况怎么样呢？政府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总科研经费投入，从1987年开始分别是：8799和11437、8680和11792、9147和12404、9305和13251、 10015和13740、11156和14759亿日元，可见二者是相当的。就是说， 政府直属机构的科研经费基本上跟大学是差不多的，而且是很平稳的。近期日本政府科学技术厅的经费每年都在增加，比文部省（即教育部）还略快一些。整个加起来，基础研究15%，应用研究25%，开发60%，13年来基本分布上是均衡的。这里另外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数据。国家的实验室跟大学在这三个方面个别的分布是不一样的。国家的实验室是17%为基础研究，27%是应用，56%是开发；在大学里是53%为基础，38%为应用，9%是开发。总之，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结论：日本在早期的时候，在20世纪初，它注重的是基础研究，而且非常成功。日本的科技人才几乎全部在日本接受训练，几乎全部在日本工作，也造就出了许多世界一流人才。
日本从1975～1992年的R＆D占GNP的比例，纯自然科学占据GNP的2.77%，包括人文方面则占3%，美国是2.65%。
下面介绍一下美国。美国政府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咨询，是政府的顾问，所以每年国家科学院主要做顾问工作，即组织针对每个事件的委员会，把报告写完，委员会就解散。它也有一些比较永久性的委员会，不过那些都是比较大的项目。对政府每一件与科技有关的问题，比如，要研究水利问题就组织一个水利问题的委员会，或者其它某方面，如艾滋病。科学院或工程院等负责物色主持工作的人，这些科学家也不一定是院士，主要是某个科技领域中最有成绩、最着力的人，有些是年轻人，当然，院士被选为主持咨询工作的可能性要大些。
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会，物理科学就是这样。天文方面是国家航天局，生物医学是在国家医学院等等。物理科学是我最熟悉的。美国的1998财政年度是从1997年10月份开始，至1998年9月底，现在就已经报上去了，到1997年10 月如果被批准的话，就要实行的。美国自然科学基金1998年经费预算总数为33.67 亿美元，其中研究项目支持占56%，研究设备占20%，教育和培训占20%，行政和管理占4%。能源部总的预算1996年是164亿美元，1997 年是165亿美元。用在科技研究上的部分是25亿美元。这三年来基本上是平稳的，略有增减。
我常常看到中国国内的报道说，美国的基础研究都在大学。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从美国全部大学和前二十所重要大学研究经费来源的分类表上看，所有大学的总数，能源部是6.16亿美元。也就是说能源部给大学的经费约6亿，而给政府直属的研究机构的约19亿美元， 比大学多。自然科学基金每年的总数约33亿美元，其中大学占20亿美元，政府直属机构占13亿美元。把两个部门的加起来，大学是26亿美元，政府机构是32亿美元。所以说，美国大学的确是在做基础研究，但是政府所属研究机构也做基础研究，而且经费数量都差不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略高一些，这和日本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如进一步分析一下基础、应用和开发费用分配比例，美国和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比例上基本也保持在15%、25%、60%。
美国和日本有很不同的历史和国情背景，因而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一样，但也有其共同点。历史的差别是：日本早期注重基础，美国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础。因为美国起步的时候，和西欧关系密切，工业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了。美国占了北美洲的一大部分，资源很丰富，加上西欧的知识支持，所以没费多大劲工业就发展起来了，基础科学也就没有加以注意，一直到二次大战中西欧遭受战争的损失，才使美国对基础科学进行关注。可日本则不然，它要从封建的时代走向现代化，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必须要有一个发展战略。日本从明治维新的时期就开始考虑。它的第一步就是注重基础研究和赚钱，一方面打基础，一方面把便宜的“东洋货”卖给人家赚钱。可是近期它和美国的情形差不多。虽然它们的历史很不一样，但近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基本上都是保持约15%、25%、60%的比例。大学、政府机构和工业两国因国情不同有所分别，但总数是很相近的。基础研究经费在大学和政府机构约各占一半。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道理也是很清楚的，因为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是没法放在大学里的，必须是政府所属研究机构才办得到。比如大规模的同步辐射光源，不可能在大学里有，每台大约需要10亿美元。日、美从很不一样的科技发展过程演变成目前十分相似的情况是有道理的，R＆D和GNP的比例都是2.5%以上也是自然的，这些情况可以供我们作参考。中国的历史和美国不一样，和日本也不一样，所以应该走自己的路，要采取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也就是要符合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国情。可是美国和日本从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到差不多的情况，这里面也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可以把人家的经验借过来，加以研究，为我所用。这里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基础、应用、开发这三方面研究的关系。日本、美国的历史和背景不同，但在基础、应用、开发三方面研究的经费投入比例却是相当一致的，这就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经费投入只有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才能协调发展，整个科学发展的速度和效益才会有良好结果。
21世纪科技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21世纪肯定是一个在科学方面又酝酿着许多新的突破的世纪，而且在技术方面也会有新的革命性发展的世纪。也许就在前半叶，就会有许多方面为人类的经济与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推动。比如说现在就可以肯定，信息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改变或者将要继续改变当代与21世纪人类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消费与日常的生活方式，这些都将会对人类文明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信息科技所赖以需要的微电子方面的进展，全球网络系统的建立，已经为它的对人类普遍而深刻的影响创造了物质前提。今后在微电子技术存贮密度、运行速度方面还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比如像空间技术以及其它的物理传感方式的发展与许多有高效能软件方面的进步，会进一步使得信息技术不光是一个大产业也许是一个最大的产业，将对整个社会文明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二，生命科技正酝酿着巨大的突破。当然从本世纪初开始，到本世纪中叶，在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进展，已经预示了这样一种前景。但到目前为止，应该说生命科技还是处在从重大科学突破走向伟大的产业革命的过程之中。现在所掌握的人类基因方面的认识与基因调控对农业与医药方面的服务，应该说还刚刚开始，而且从规模上和方法上还是相当有局限性的。但是，下世纪初，随着全社会对这方面认识的提高，全社会动员的资源投入的增加，相信在生命科学方面，特别是在分子、发育生物学领域，一定会有非常重大的进展，而且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必然在生物技术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带来农业方面新的绿色革命和人类健康与医药方面突破性的进展，为人类带来福利。
第三，一百多年来，从原来的钢铁材料、分子材料，到后来的硅与纳米材料等等的进展，也显示了材料科技的进步是人类物质文明不断进步的基础。传统的结构材料曾经支撑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资源时代、能源时代起过基石性作用。但是进入信息时代以后，功能材料的地位会变得更加突出，而且现在已经预示着这个趋势。功能材料与结构材料往往产生相互之间的集成和复合。所谓表面技术梯度材料等等，都会对今后的产品结构、工艺过程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总之21世纪材料科技与先进制造技术将会有新的重大的进展，它将使生产过程与自然界的相容性，以及生产过程更好地满足社会多元化多层次需求与不断更新的需求提供基本的生产条件和手段。
第四，我们都用脑思考，但是我们对于人脑自身的结构，特别是它运行的机制都了解得非常少，所以最近国内、国外的科学家都非常重视认知科学和脑科学方面的研究。21世纪当然不能够预计是前半叶还是还要往后一点时间，在脑科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进展一定会不仅对我们自身的思维过程、创造过程的认识同时也必然会对信息科技、对教育学、心理学等带来非常深刻的变化和影响。
第五，21世纪人们必然会对物质的微观结构，包括原子核内部与宏观的海洋、地球深部和空间方面的未知领域的研究与拓展进一步作出努力，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同时进一步来认识客观世界。像李政道先生所说到的，宇宙中的许多现象我们现在无法解释——，对他们的认识将对认识物质世界带来许多新的帮助。
第六，21世纪，不仅是中国，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挑战更加严峻，所以全人类对于资源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更成为人类的共识，并形成国际性的约束与合作，人类只能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最后还有一点，世纪的社会需求，甚至包含我们的科技发展是否会进一步显示出它的物质性、功能性与精神、艺术、人文互相紧密结合的特点。包括工业社会现在对物质财富或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与追求的目标已经完全或者是不仅局限于它的物质功能和品质，而是进一步要求它的文化属性，它的艺术方面的属性。这也是一个人类从温饱、小康，走向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当然这是非常粗略的、宏观的一些思考，根据这样一些科技发展的估计，我想下面还谈几点关于未来科技发展特点方面的一些考虑。
第一，交叉性。学科之间的交叉性，而且不光是自然与技术学科之间的交叉性也许还有科学门类之间的交叉性，是不是会显得更加突出，包括自然科学的学科之间的门类，科学、技术、社会、人文之间的联系与交叉，当然自然科学内部，数、理、化、天、地、生之间的交叉，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结合，这是不是一个特征？
第二，就是要认识客观，科学研究本身也进一步地更加依赖于手段与方法的高技术化。也就是说，在常规条件下的许多物质结构与运动规律上的观测在过去两个多世纪，当然可以追溯得更长，但过去两个多世纪是人类认识客观突飞猛进的世纪，可以说大部分已经被认识了。而现在要继续拓展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将要依赖于比如对微观世界更高分辨能力的仪器，比如说研究物质能量转化与统一方面的理论，需要在非常规的物理条件下研究许多变化过程，需要有飞秒量级，甚至更短暂的过程的观测。所以科学本身已经从传统的科学家个人思维的时代，转移到既要有科学家个人的创新的思维，更要有高度的组织，由于研究手段和方法的高技术化，当然需要更大的物质投入，更需要国家甚至国际来联合组织一些重大的科学目标方面的研究与实现。
第三，大家都非常有共识，而且经常讨论的科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转移速度越来越快，相信21世纪一定会继续。除了纯基础研究和应用与开发研究可能还有一点界限，但也许很难再用三段论来区分了。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和产业化会结合得更加紧密。
第四，21世纪科技发展将出现科学突破性的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变革和革命，跟一般利用已知的科学知识，根据现实的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进行系统集成性的创造平行发展的态势。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七、八十年代以后，已经显示出它非常明显的特点了。因为“突破”总是有阶段性的，而且总是个别的。而系统的集成与创新是普遍的，是可以到处发生的。而且当前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科学方向的重大挑战，理论与实验方面的矛盾，但总体上来看，还是属于一个科技比较平稳发展的时期。所以，按照这一特点，我们应该既重视科学创新，更要重视技术创新、工业的创新，重视工业与艺术方面结合的创新。科技肯定是更加高度的社会化，虽然科学技术本身遵循着自己内部发展的规律性，但是，它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经济与社会需求方面的推动。所以两个动力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说，一是科学方面新的发现，或者是一个新的技术创造的萌芽一旦被社会所理解，它就可能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社会必然会给予关注，而且会动员巨大的财力、物力和吸收更有聪明才智的人才投入到这个新的方向。然后科学技术本身就依照它自身的逻辑和规律取得突破，所以我们现在在考虑基础研究时必须要考虑科学社会化的这一特性。而另一方面，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应更加根据市场需求、社会的需求来取向、来考虑它的工作重点、考虑社会资源的赋予和分配，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单纯地归纳成为市场需求恐怕是不全面的，应该考虑社会的需求，因为市场能起作用的主要是中下游的应用研究与开发，而对于长期的、基础的、公益的、国家安全的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或者是比较前瞻性的战略探索，需要我们集中财力、集中智力进行战略突破的，还是需要依靠社会，依靠国家的战略判断作出必要的部署。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国家，则显得更加重要。
就中国基础研究的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点，中国基础研究的目标应当符合国家当前和长远的利益，也就是说，既要符合当前中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的国情，又要适应今后大约半个世纪之内中国要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包括科技强国）的需要。当前和长远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处理好，也是可以处理好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是可以结合的。但这层意思要想不费很多口舌，就能很快地被广泛的公众包括科技界所接受却不是很容易的。最好的做法是不仅召开研讨会，而且要用过去的实践，包括开放改革以来的实践，“科教兴国”的业绩和振兴基础研究的业绩来说明，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首先有两层意思。一是面向，二是攀高峰，这两个方面是可以结合的。当然还有培养高层次人才，也是基础研究的根本任务。另外，基础研究应该为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通过基础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一些对人类、社会、自然还不了解的东西。消除神秘感，可以激励我们的民族更加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基础研究和经济的联系：基础研究本身是多模式的，基础研究和经济的联系也不会是一种简单的模式。有一个主流的模式，比如说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开发研究，经过中间实验、扩试、到生产，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模式。
基础研究可以粗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和经济的联系也可以粗分为几种，一种是任务为经，学科为纬，至少一些国防任务和一些敲定的任务是如此；另外一种是学科为经，任务为纬。学科能发挥它的特长，这也是一些专业科研院所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它常常能做到一些产业部门本来是很熟悉，但是做不到的事。例如：地球物理所的油储地球物理做了很多年，通过发展学科，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钻高产油井的本事走到了油田本身科技力量的前面。胜利油田钻井本来估计钻1600米，还没油就不钻了，但根据地球物理所软件计算，2300米处有油，误差只有5米，而且是高产。 这个本事确实是学科积累得到的。声学所在浅海声学方面也有许多了不起的成就，超过了先进国家的成就。两个例子都不是靠设备投入，而是学科本身起的作用。另例：工业污染环境的问题，从过去末端治理改为从根本上解决零排放，实现绿色工艺。石化总公司的闵恩泽院士设立了重大基金项目，花的力气不大，很快组织了17个绿色化学的课题，很多是高校的，中国科学院占少数。高校的科技力量成长非常快，我国绿色化学过去没干过，但靠多年的积累，很快的能够组织起来做。
纯基础研究与经济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但有朝一日能派大用场。例如：数学研究很多作为纯数学考虑，没有可预见的实际意义，但我们也是支持的。山东彭实戈教授做了倒向随机微分方程，几年后发现是金融的热门问题，成为金融数学的重点。这种积累和储备做为关键学科是很重要的。像徐冠华教授提到的燃料电池汽车的问题，国际上远未定型，如果我们早安排，就能在国际上占较好的位置。另听说大屏幕电视要改成薄型的，这个问题也需要相应的学科积累，如果我们现在不安排，中国3千万台电视的生产能力， 市场就会完全丧失。
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看来最好的办法是要保持一个恰当稳定比例。不能由于外界的变化，把基础研究提得很高，把应用基础研究压下去或者反之。今天早上李政道先生提出的日本的比例可以考虑，三十几年没有大变化，这是科技界总的稳定的根据之一。从我参加基金工作几年的统计积累看，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大致为3∶7，这也许是反映我国当前实际需要的一个恰当的比例，同时也是科技界内外绝大多数能够接受的一个比例。
宋健主任提到过，关于基础研究的规模：基础研究和高科技10万人。我觉得如对基础研究的目标取得了共识，规模小不了。因为生产规模在急剧发展，对科技的依赖也会更多。因此对基础科研的依赖也越来越大。诸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家大中型企业振兴问题等，有不少对中国来说是独特的难题都需要从基础研究入手。如果是6万人， 那么占总人数不到6%，而基础研究投入到目前也才占R＆D的百分之六点几， 基础研究还承担着培养新一代学术带头人和高层次人才的任务，规模不能再小了。
驱动基础研究的一个中心研究环节是鼓励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要发展面向新世纪的科学技术，必须大力提倡创新，这一点是中国的基础研究相当薄弱的环节。对创新的倡导能激发我们强烈的前沿意识和交叉意识。创新还必然激励学术竞争和交流。创新与人才也有密切关系，如果提出必需有创新成果，就会使大家更加重视选拔有雄厚基础的高层次的人才。同时创新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可促使我们努力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和树立求实的学风。
创新的反面是跟踪，跟踪也不是绝对坏事。学者之间互相吸取长处也可以说是互相跟踪，互相都不跟踪倒是坏事，但是不能盲目。跟踪开始的时候也应该是创新的开始。创新不能离开求实，求实基础上的创新是实实在在的创新。现在有一个倾向，你不是说要创新吗？我就把我的东西说得特别好，比实际达到的好得多。这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决定创新深度的，首先是人才和队伍的水平。队伍的起点低，必然跟踪成分大，反过来如果起点高，创新成分就比较大。总的说，抓住创新这个环节，能带动很多方面来促进我国的基础研究乃至整个科研登上高峰。
第二、基地和人才问题。重视基地就是重视人才。基地更多指研究所或研究所的精华部分，经过多年的积累，基地有一些硬件，但更可贵的是它的队伍，即经过选择的人才。现在人才不仅仅是短缺和流失问题，而应该加上“危机”两个字。人才的重要性胜过投入。一流的装备，二流人才，作不出一流工作。所以中国的科技与国际的差距，一是人才，二是投入。对人才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对人才的评估不是很完善。对一个人的价值或他的水平，可以有几种评价。一是早期就被认识，二是较晚才被认识，三是被埋没了，这种情况在今天非常少见。第四种评价超前或超出了实际水平，这一般很少，但也要注意防止。人才不经过竞争、流动、择优是不行的。
到目前为止，只有博士后制度是流动的，其他都不能通畅的流动。我们在人才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吸取我们相当一部分尖子人才，对此我们一定得有对策。要高举爱国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国外的人才大多数会认同，但光有这两条还不够，还要有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强化交流和竞争机制，强化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并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吸引和稳住一大批一流的人才。
最后，谈一下投入问题。李政道先生讲基础是水，有了水才能养鱼。现在水少、人少是一方面，另外投入少是主要的。从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述出发，第一生产力的投入应该优于其他生产的投入，不能按计划经济的作法，对第一生产力要有新的拨款方式。我建议能不能征收科技附加税，不是从销售额里去征，而是从基建投资里抽，根据是：作为第一生产力，应该能享受基本建设投入的权力。今年基建投资3.6万亿元，如果每一万亿元抽500亿，5%，就是1800亿元， 实在不行抽3%也不错。
适应下世纪发展的中国高技术研究与体制
一、发展高技术，应是长远的战略性部署。
高技术是国际上最活跃的、前沿的应用科学技术，而且是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与国力发展的。它有几个特色：第一，国际上的活跃性。第二，前沿性，高技术一定是在活跃的前沿上，假如说已经成熟了，那就是一般的工程技术，算不了高技术。第三，对于经济上、国力上的战略意义。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根据现代的技术发展，真正的技术用到现代的工程技术上面，必然是多方面技术的综合，而不是单纯的某一方面的技术。第四，时间性，因为是前沿，前沿的东西逐步发展成熟，高技术应该是最前沿的。第五，也是国际上必然的趋势，它有竞争性。所以说高技术格局或举措不只是一个战役或一时的措施，应当是长远的战略部署。发展高技术，要立足于世界之林，就必须经久持续地搞下去。863计划是从1986年开始到2000年，从计划的性质上看，似乎是具有战役的性质。现在已经搞了10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三年，但高技术并不是告一段落，所以又提出在下世纪初准备实施超863计划， 后来觉得叫“超”这个字不太恰当，好像再搞10年就够超的水平了，因此就改为S863，即第二个863，这样比较适合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二、863计划的中长期性质包括以下几方面：信息技术、 生命科学、环境科学、材料科学、航空航天、环境和资源科学（包括海洋）、国防新技术等。高技术发展计划在整个科学研究链里是占什么地位？R＆D的链条中最基础的是基础科学，当中有一个技术科学，下面是开发研究，再下面是产业化。技术科学是处在开发研究和基础研究的中间地带。基金会张存浩主任讲的技术科学里一半可以包括在基础科学，即在基础性科学里，应用前景比较强的，是根据应用的可行性方面开展科学技术研究的。还有一半与开发直接联系起来的，是由于开发和工程化而引出来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从根本上来研究，或者是制造为工程技术所需要的科学数据作为工程设计开发的依据，这也是技术科学的一部分。关于开发研究，有短期的，有比较容易解决的，也有比较复杂的，但无论是复杂或简单，若是技术问题看清楚了，只要按步就班去做，就可以进行开发，作为实现产业化的先导。这类问题在我国一般被列入五年计划，称为“攻关计划”。中长期的计划才是863计划的着眼点。5年以上，或10—15年才能见到能不能产业化的效果的，可称为高技术的计划。 863的计划实际上是这个性质的。从现在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来看，由于我们的高技术有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些技术必然得到产业部门的注意和应用。所以在今后，应只有一部分可以算在863计划范围以内， 而那些比较专门化的，直接影响到各生产专业部门发展的，主要由企业来承担的高技术就不必再列入863计划。那时的863计划应更有特色。一种是影响到全局的战略部署，特别是有关国际方面的技术；另一种是具有共同性的、投资规模大的，国家要抓起来。还有一些是属于国家的薄弱环节，不抓会影响到其他方面；还有些属于预见性比较强，产业部门还没有认识到今后的影响的。总的来说，应是从整个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仅靠企业作为动力而发展起来的技术。
三、关于跟踪与创新。作为863计划的一个主要精神， 过去说跟踪，现在说创新。在863计划开始时就谈到要积极跟踪但要有创造力， 起码在创造上有所表现，才能使你能进入国际上相关行业之门，起码做个小兄弟，不搞创新就无法进这个门。今后再继续发展，从人才培养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更需要有高起点，有创新，才能显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国力，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市场上有立足之地。
四、谈一谈产业化问题。在863计划实施5周年之际，邓小平同志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这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在我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科研成果与经济脱节，高科技只能做到开发阶段，而不能实现产业化，至使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矛盾更为加剧。科研队伍与产业队伍本应密切结合，但我们过去做得不够，现在应注意这个问题，应鼓励科技人员走产业化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样是否会使一些“尖子”人才流失，实际上他真正走上产业化的道路是应该鼓励的。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过去一谈产业化，就认为是生产新产品，形成新工业。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整个国力和经济发展来说，产业化决不只是指新产品、新工业。它应包括有四个方面；第一，形成新产品、新工业是必然的。第二，对我国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我们生产技术现代化，用高技术武装。第三，在国策方面，除了科教兴国之外，还要注意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与文明，我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还必须注意环境和各方面文明的格局，在这些方面也要用高新技术来改造和实施。比如，绿色环境问题，生产产品不留遗弃物的零排放问题，本身是基础问题，也是高技术问题，也是产业化问题。又如，由于国土的需要，而不是个别产业的需要，是公益性的。为了防灾、规划国土，也必须用遥感等高新技术来进行实施。所以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与高技术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第四，在传统技术改造方面，新的高技术提出了先进制造技术，在863计划里有一个项目， 就是用计算机集成的生产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尽管它本身不是产品，但它能改造工业，使制造工艺更能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高技术在国防现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更为明显，航天、航空、核武器发展都离不开高技术。从国家方面，作为国力来设想，有些国力不是用经济手段能够表现的，最突出的是微电子技术。现在我们看到的最新发展的计算机也好，信息高速公路也好，以至于处处都要用的芯片都是进口的。过去还想自己搞，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从国外买价钱便宜，质量又好。而自己搞还会有许多毛病，质量也不可靠，有些最关键技术成本要比国外高出几十倍。由于这些经济上的原因，有很多高技术产品就放弃了，这对国家的自主，对国力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一但别人卡你，你就没有办法。例如，有一个国防单位搞的武器基本上是国产化，但里面有几个最关键的电子部件自己没有，这就很被动。因此，我们能否花点钱投入在薄弱技术上，作为军费来投资，国家来统筹考虑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搞高技术还不能把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推动手段，而做为导向的手段，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一个国家来说，经济的基本原理应是需求与供应的关系，而不是市场与供应的关系。市场是需求、供应所衍生出来的一种促进经济生产的有效形式，但是，不是全然的形式。
五、一些措施上的问题。在整个科技特别是高技术和经济的关系方面，要注意中介环节。例如建立工程中心等。还有一个重要中介环节就是开发或应用与基础研究的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就是技术科学。
技术科学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有关自然科学上新的规律的发现及应用前景的探索，不光是一个基础原理问题，还必须注意到许多应用方面的制约条件，工程上的条件，这些条件要深入研究，要积累许多基础数据，才能真正进入到工程技术阶段。另一方面，从工程技术的需求再反馈到基础理论方面。最典型的像光纤通信，要得到一个长距离的光纤通信，就要找一种光纤，它的光的群波色散要等于零，这种光纤就需要有1.3～1.5微米的波长，反馈到光纤材料上面。如果要使光纤通信再提高一步，使频带做得更宽，就又反馈到基础研究进行解决，这样又可以进一步发展新的技术，使它再前进一步。
技术科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它要做为基础研究的一个技术支柱。现代的基础研究是需要庞大的设备来武装的，这些设备的武装也要很复杂的技术上的综合。如果没有技术科学力量的支持，要想搞现代化、高效的基础研究恐怕就很困难。例如，高能加速器—对撞机，在物理研究中它是用来研究物理高能粒子的对撞现象的，但是要研究这种现象就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加速器，原则上说，这个加速器是设备，不是科学本身，是它的一个技术支柱，这个技术支柱是要用各种高技术来支持的，这决定着该项研究能否走到前沿，能走多远，从而也决定自然科学方面的进展能有多大。这部分可以算做技术科学方面。诚然，先进的科学研究需要先进的科学工具，而往往工具的先进性代表着某高技术也在技术上取得前沿性进展，而这正是技术科学工作者所应该致力的。
如果说，科学院应当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为什么还要搞技术科学呢？技术科学除了为解决一般的工程技术上的基础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责任就是做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个技术支柱。科学技术不仅能为人家服务，也必须建好自己的基础。特别是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生产力从唯物史观上说，一个是人，一个是资料。人是在科技方面做为第一生产力最重要的，因此，是第一的。但还有一个工具问题，也就是有了人还要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同样是重要的。
六、仪器的重要性。仪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生产控制离不了它，今天从高度看，为了生产能从粗放型经营走到集约经营，必须有好的生产控制，有规范化的控制技术，仪器是它必要的手段。第二，大家常谈科学研究离不开仪器，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也是科学研究进步的很主要的部分。诺贝尔奖在物理、化学领域里大约有1/4是因为测试方法和仪器上有新的创造发现，从而开辟了在自然科学方面广大的科学领域以至应用的前景。第三，在信息时代，仪器是获取信息的工具，不是一个机器的附属品，而是信息科学技术里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概括一点说，仪器是认识世界的工具，相对说来机器是改造世界的工具，而改造世界是要以认识世界为基础的。这说明，整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特别是高技术方面的仪器，肯定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当中，在现代已有的基础研究以至于工程技术发展的要求方面，仪器本身必然是高技术的产物。所以，在高技术问题上，不能只把仪器看成生产的一个手段，而应当把它看作一个认识世界、控制世界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