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制度认证与科学规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建设论文,中国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制度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进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经济建设的重点突破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时代的推进战略，也是中国在发展中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举措，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精神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明证。
一、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对社会主义的坚定守护与成功再造
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无法分开，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对于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把它诠释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p.329)。这一目标实际上包含着两重任务：一是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即建成社会主义；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即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前一项任务实现得很快，调整好原有的生产关系结构就基本完成了。后一项任务，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其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力，它需要一个长时期的努力，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但是，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内在地蕴涵着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难题，这个难题没有解决，没有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观，以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有可能是一句空话。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对于新中国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代中国人的梦想，是保障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路径；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理想目标，是保障中国人民实现民主和平等的最佳选择。如果再深入一点分析，现代化应该是当家作主后中国人的奋斗内容，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的理想社会模式，两者须得相辅才能相成。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与我们的论证和设想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为了社会主义的形式，我们忽略了现代化的主要内容，特别是忽略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从而走入激进社会主义道路和“贫穷社会主义”的困境。
邓小平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改革谋划，使我们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社会主义正确轨道，“发展”成了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时代的重振方略。
也就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为国内外所称道的时候，有一种疑虑也逐渐弥漫在人们的心头：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究竟体现在何处？中国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可以从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命题出发来理解中国的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发展是这一出发点和归宿的最主要手段，这是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切入点，也是理解当代中国发展思路的关键性问题。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发展方法和方向，都是为着“社会主义”这个核心而展开的。虽然由于“重要的是要防止‘左’”这一中国的现实背景，邓小平用“不争论”的智慧来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但“不争论”的前提条件是我们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邓小平开启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社会主义意义，实际上就活生生地体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中。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使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本质意义回归到了现实社会主义的运动中，而且回归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中。理论的生命来源于现实的运动，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更是来源于现实的运动。科学社会主义者首先应该用现实的运动来说服人，才能让自己的理论本身具有说服力。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叙述让世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散发出的巨大魅力，看到了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再造，也让中国人重新体认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义——“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样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绝对地只能是一个起点，是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起点。但是，以“发展”为关键词的现代化进程似乎让很多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产生了怀疑；当代中国的变革实践是否正在弱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
作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意义不是现实存在的状态，而是现实的运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身份特征，不能从暂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中寻找，而要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眼光去认知。如果说需要一个标准衡量的话，就应该看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要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实现程度。我们党在21世纪之初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题词提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中来，是非常适时的一次社会主义战略转换。“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2](p.180) 从“突出发展经济”，到让“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是一个明确地彰显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意义的科学谋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式有效地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层次，同时也催生了不少现实难题，特别在社会建设方面，现实存在的问题确实与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了一定的物质文明贮备的时候，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互动模式又认准了一个新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直接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符合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问题，着眼于从整体上和长远上来消解经济发展的社会负效应，着眼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标志着我国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纵观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如何严酷的现实以及面对如何强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依然在紧紧地拥抱社会主义制度。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这种坚定守护，既是对中国现代化之共同富裕目标的切实维持，也是对人类美好社会理想的执着追求。正是带着这样的历史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在今天以“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成功再造了现实社会主义的伟大形象。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难题与新生长点
胡锦涛代表我们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作了深刻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3] 在“关键时期”，我们会在发展中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深化的现实难题。
要解决“关键时期”的现实难题，我们不能沿用过去的老办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采取“不争论”的思路来强调发展，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不发展”的问题；当发展推进到一定阶段时，发展的负面效应开始突出，我们又采取了“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思路；现在，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发展过程中积聚和激化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因此，我们在前一阶段的很多观念和做法也到了不能不转变的时候。比如，随着个人以及地区贫富差距加大，我们在发展中鼓励先富的政策就应该向推动共同富裕转变；随着资源能源紧缺压力的增长，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及时有效地转变；随着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要求的增强，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就应该加快推进；等等。这些方面的思路转变当然不可能单独进行，它们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依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思路的转变才能全面展开。我想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现实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思路的转变，需要考虑到一些特定的要求。一是要始终将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当成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同时又要将“够格的社会主义”作为我们发展的奋斗目标；二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发展，我们用近三十年的努力回归了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本义，用实践捍卫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含义——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硬道理；三是发展必须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发展的目的最终要落实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来。将这些要求综合起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思路要与时俱进，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互动方式也要与时俱进。
现在我们所遇到的诸多现实难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发展状况与社会主义要求不相协调的问题。因为这种不协调，影响到发展的继续推进，也影响到我们在发展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信仰。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我们在解决现实难题时一定要着眼于继续发展，着眼于巩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根基。由此出发，我们必须找到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时代的最佳互动方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的提出，为这一探索提供了一个理想答案。“和谐”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评价尺度，亦是一个方法论。首先，我们要非常关注它的方法论意义，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最直接动因即是为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其次，要进一步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考量党执政绩效的重要尺度，并作为考量各级领导干部领导能力的重要尺度；第三，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当前日益深入的社会建设的目标，是“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形成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和谐”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应该是当前积极开展的社会建设的单面目标，而且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的总体规划和总体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长远的眼光，这样才有社会主义的未来。虽然我们不能对未来作具体设计，更不能以对未来的美好设想要求现实和规定现实，但必须对现在做的事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较长历史过程中找到一个准确定位。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我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当代中国，人们更多地想到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任务，回应着“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号召，但同时对社会主义似乎淡忘了很多，中国人民已经习惯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建设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认识到“构建和谐”为核心的发展模式才能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整合各种“发展资源”、继续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让最广大的人民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总起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使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的生长，不是资本主义的扩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确保人民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生长点。它全面构思了应对当前难题的新战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新阶段作了新规划，是发展实践在方法和路向上的重大进步；同时，它用“和谐社会”这一寄托了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期盼“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图景来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美好蓝图，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用“构建和谐”这一针对现实难题、操作性强的建设思路，激发了中国人民继续发展的热情和干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社会主义的科学和价值、社会主义的光荣和梦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
大谋划中，产生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三、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谋划与实践突破
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4](p.9) 从本质上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掌握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通公民甚至可以不懂哲学和经济学，但不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要怎样建设”等一些基本问题，否则，连对社会主义的起码认识都没有，人们又怎能跟着无产阶级政党去建设社会主义呢？因此，无论是原生形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是马恩以后在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内容，只有被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有实实在在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也只有如此，社会主义哲学才能彻底走出解释世界的范围，通过“掌握群众”而真正达到改造世界之目的。
最近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现两个分化明显的发展趋势：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越来越“学术化”。尽管马恩在世时一再强调我们的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哲学最重要的任务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但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在远离大众而变为书斋哲学。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说来是缺席的，它退回到了讲堂和书斋里。它的理论内容变得越来越抽象难懂，同实践性和群众性的要求相距甚远。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我们实践的经济领域为中心，本应该具有极强的在场性。但是，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2005年7月15 日在一个座谈会上讲的一席话，引发了对这门学科在今日中国之发展状况的深层拷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的中国是否真的在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和哲学批判，在解构资本主义的同时马克思试图历史地和逻辑地建构一种全新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倚重的主流经济学，但当前中国的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活动实际上是被西方经济学占据了话语权。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这种遭遇向我们透析出一个事实：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群众的实践并没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发展趋势。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经济学在当代的命运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从形态到内容都越来越实践化和大众化，其生存和发展方式同群众的实践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回顾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含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推导性结论”到“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描述”再到“实践性提炼”的变化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由于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实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从“扬弃资本主义”和“人的解放”这两个角度进行论证的结果。尽管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作为科学性依据，但科学社会主义还没有过现实的实践过程，特别是还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检验，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只是一个在理论创新过程中得出的“推导性结论”。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者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国胜利，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头三十年，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都没有超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认识水平，就连因时代局限导致的马恩对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被当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变真理。这个历史性的遗憾在上世纪70年代末才被我们认识到，邓小平以其建立在历史性和现实性之上的描述式话语纠正了这些错误认识，他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5](p.149)，“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这些返本归真式的话语非常深刻地澄清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之科学性在现实中重新被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如果说邓小平以“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描述”的方式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回到了它的科学性本义上，并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回到了正确的轨道，那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后，以发展为硬道理的大众面对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难以用现有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说明现实之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有必要根据新实践与时俱进，在创新中更加深刻地回答当前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了。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到现在，非常迫切地需要更加完整深刻的理论内容来指导它的继续前进。新的理论内容不仅要能解决中国继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且必须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有机地溶合于一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要求之下出现的，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经验中提炼出来，适应中国进一步现代化的要求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民对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现实渴望，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全球化加速推进时代的理论回应，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性提炼”。
对理论的发展必须有实践的发展作为支撑，只有从实践中生长起来的理论内容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我们党长期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成果，积聚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和智慧，是中国人半个世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和愿望的集合。首先，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是适应全球化加速推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在取得初步发展成效之后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其次，它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构建和谐”是其最基本的方法，在社会更加和谐的追求中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断显现出来。第三，有极强的现实性，它不是一个设想，而是基于现实难题和实践要求设计的具体方略，既有社会各微观层面的“和谐”构想与要求，也有社会主义的总体谋划。从以上特征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它立足实践、适应时代和富于现实性之中，而且体现在它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理论的具体化之中。共产主义（包括“够格的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推导性结论”中，这是最科学和最精确的部分。但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对人的解放样态的抽象表述，它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最终目标等等问题，都需要具体的处于某一时代条件和地域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去探索。也就是说，推动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最基本的方法，根据国情、党情和世情有针对性地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向前推进，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要将人的自由程度和全面发展程度向前推进一步，需要用“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来实现，这就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理论具体化了。目前，限制我们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问题，主要包括：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增多，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公正方面问题突出，民主和法治程度不高，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各类严重犯罪活动的存在，等等。社会各个方面存在不和谐不仅影响到改革开放的继续开展，而且影响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因此，以社会建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有针对性地以问题为突破口，找到了在当代中国继续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新路径。这条道路，就是中国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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