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心理学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今天， 再来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其现实意义何在？综观潘菽等老一辈心理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当时大家一般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至少有四点意义：一是能证明中国是世界心理学的发源地之一；二是能丰富世界心理学思想的宝库；三是建立有中国特色心理学体系的必要工作；四是能学习古人严谨治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注：参见三文：一是潘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心理学报》1984年第2期，第103页；二是燕国材《汉魏六朝心理思想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3—15页；三是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8页。）
应该说，这四点意义的提出，为当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使大家的研究有明确的目的，从而对于当时及其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的深入发展，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关于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仅提上述四点是不够的。那么，除了上述四点意义之外，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还有什么重要的现实意义呢？本文就这一问题谈些自己的想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能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
众所周知，现代心理学主要是在西方心理学思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因而现代心理学无论在研究主题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深受西方心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在西方，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二分的思想文化传统，由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又使得西方的思想文化有重认识与自然之研究，重现象与实在之分、重推理与分析的方法、重真理之追求和重功利等传统。（注：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2页。）反映到西方心理学思想领域， 也就造成了西方一贯有重视心理学的科学主义研究视角的传统，于是，导致西方心理学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从研究主题上看，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如认识心理学思想（含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一贯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因为这些思想多与认识问题密切相关，也较适宜于用推理和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是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学者一贯较推崇实验方法或带有实验性质的方法（准实验法），这又导致生理心理学思想和实验心理学思想在西方心理学思想中较为发达。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近现代心理学较为重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想象等的研究，并且其主流地位一直由实验心理学所占据的根源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西方心理学思想领域，就没有人从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学问题，而只是说在西方心理学思想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学问题，这也正是西方心理学思想的特色所在。
正由于西方心理学思想有重视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问题的传统，再加上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很多西方学者相信，科学所依靠的，原只能应用于那种可精确观察和测量对象的方法，也可用于研究诸如人的信仰、情感和人际关系等难以精确化和数量化的问题。（注：〔英〕阿伦·布洛克著，董乐山泽《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50页。 ）从而导致近现代西方心理学非常强调实验法的重要性，以至于当年的行为主义者，为了保证其方法的客观性和有效性，不惜抛弃意识，而将行为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研究行为的科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结果是引发了行为主义的危机，导致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前者认为行为主义的上述做法无异于将小孩和脏水一起抛弃了（注：高觉敷主编《西方心理学的新进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页。）。 后者则重新恢复了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打破了行为主义禁止研究意识的禁区（注：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497 页。）。而用实验法来研究社会心理学，又导致本世纪 70年代以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也发生了一场危机。（注：全国十三所高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编《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并且，由于重视实验法，使得现代西方心理学有重视实证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这进而导致现代西方心理学界出现了对实验心理学的反思。（注：〔英〕保罗·凯林著，郑伟建译《心理学的大爆光—皇帝的新装》中国人大出版社1992年版。）
在西方主流心理学发生这么多变故之际，一些西方心理学家开始反思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不足之处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和解决的办法。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了东方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企图从东方的智慧中吸取灵感，导致对东方心理学思想的日益关注，成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最新发展动向之一（注：汪凤炎《述评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三个新动向》，《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会版）1997年第3期，第80 —83页。）。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前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研究者，若能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挖掘出一些心理学思想，以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那就能充分体现出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历史意义；并且，对促进心理学的发展也将大有裨益。假若中西心理学思想毫无区别，或者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毫无特色可言，那就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多人力物力去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了。
那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到底有无特色可言呢？幸运的是：答案是肯定的，即有特色。并且，这个特色也要从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说起，即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主客二分的思想文化传统相比，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文化传统，由这一思想文化传统又产生了其它几种传统：重人生与精神的探讨、重本末与源流的区分、重直觉与体悟的方法、重道德与善的追求和重义轻利等。（注：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2页。）反映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领域，中国一贯有重视心理学的人文主义研究视角的传统，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也有两大特色：一是从研究主题上看，中国古代学者主要研究偏重于社会科学性质的心理学思想，如中国古人关于社会心理学思想（包括理想人格、人际关系、人情和面子等）、教育心理学思想（含品德心理学思想）、文艺心理学思想和养生心理思想等的论述，显得较为深刻而系统；另一是从研究方法上看，中国古人较为推崇直觉和体悟的方法。当然，我们也不否认，中国古代也有人主张从心理学的科学主义视角来研究心理学问题，如王充就主张研究要做到“唯实事”、“重效验”，并明确提出了效验法，用以研究太阳错觉和某些感知规律，所得出的研究结果也可与西方对月亮错觉的实验相媲美（注：高觉敷《王充对太阳错觉的研究》，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潘菽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204页。）；不过，这种研究视角在中国古代并不占主流地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各有特色，优势互补。那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能在哪些方面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不足呢？据现有的研究，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弥补西方某些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大家知道，西方心理学思想对于人与物（指除人以外的其它万物）、心与身、知与行和遗传与环境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看法，均存有明显的不足：将人等同于机器或一般动物、身心混乱、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争论不休以及在知行问题上偏执一端。而对于上述基本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则作了较合理的回答，这就是提出了“天地万物人为贵”的人贵论、“形质神用”的唯物主义身心一元论、“习与性成”的性习论和知行统一的知行论等理论。由此可见，西方某些基本理论的不足之处，完全可以用中国古代心理思想所蕴藏的相应基本理论来弥补。如坚持中国古代的人贵论，对于改变西方主流心理学将人等同于机器或一般动物的传统，就大有益处；又如，坚持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形神论、性习论和知行论等基本理论观点，就能较好地改变西方心理学直至现代仍存在身心混乱，遗传决定论和环境决定论的争论以及在知行问题上偏执一端的毛病。（注：潘菽《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刍议》， 《心理学报 》1984年第2期，第103-112页。）故而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吸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精华，就能弥补西方心理学思想中某些基本理论的不足。
第二，可以弥补西方心理卫生思想的相对不足。由于西医过去主要以生物医学模式为其基础，导致西医一贯有以下两个特点：重视治疗，轻视预防；重视致病和治病的生理因素，轻视致病和治病的心理社会因素。这种医学模式尽管曾对人类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轻视预防和心理社会因素在致病与治病中的作用，导致西方心理卫生思想的相对不足。而中国古人一贯讲究心理养生之道（精神修炼），提倡未病先治，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以静制躁、无为而治等等，使得中国古代的心理卫生思想特别丰富，从而可弥补西方心理卫生思想的相对不足。事实上，罗杰斯就坦诚承认，他的患者中心疗法是受了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启发；一些从事超个人心理学研究的西方心理学家，也从中国古代的心理卫生思想中发现了一些放松身心、调整情绪和锻炼意志的方法。（注：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625页。）
第三，可以弥补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众所周知，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主客体相分离、相对立，提倡理性分析思维和喜用机械决定论的整体思维等等。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其基本模式及其方法而言，是经验综合型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就其基本程序和定势而言，则是意向性直觉、意象思维和主体内向思维；提倡对感性经验作抽象的整体把握，而不是对经验事实作具体概念分；提倡一种有机循环论的整体思维等等。（注：蒙培元《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96页。）这两种思维方式应用于心理学研究，应该说各有优缺点：西方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方式，尽管对西方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的发展与心理学的独立和心理学研究的精确化及科学化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也有不足之处，即易将人（主体）与人（主体）的关系降为人（主体）与物（客体）的关系，这易导致在心理研究中“人性”的丧失，曾风靡西方心理学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行为主义，在其研究中一直将人等同于小白鼠或机器，不能不说与这种思维方式有一定的关系。中国天人合一式的传统思维方式，尽管易将人（主体）与人（主体）的关系类推到人（主体）与物（客体）的关系上，从而不利于心理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导致中国古代的生理心理学思想和实验心理学思想的相对贫乏；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长处，即对偏重于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利的。由此可见，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之处，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方式的长处所在，因此通过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吸收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精华，就能弥补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就能造就兼具中国思维方式和西方思维方式之长的心理学家。这样，也就能把目前的科学主义传统的心理学与人文主义传统的心理学统一起来，这将是世界的心理学发展之大幸！
二、能为中国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
大家知道，在中国，科学心理学主要是通过移植西方心理学的途径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中国的科学心理学并不是由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自然演变而来的，这就造成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层。关于这一点，在中国心理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由于这个断层的存在，“使得在编写《中国心理学史》时，编写组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将前后两部分（指中国古代心理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史两部分，引者注）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注：潘菽《中国心理学史·序言》，载《中国心理学史》，高觉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尤为严重的是， 使得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缺乏中国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根基，导致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存在着将中国人当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来研究的倾向，这就给中国心理学带来了很多弊端。假若说这种弊端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如生理心理学研究领域——表现得不是很明显的话（因为这些领域所研究的多是一些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影响较小的心理学问题），那么，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如对中国人的自我、人际关系和人情等的研究——这些弊端则表现得较为明显和突出（因为这些领域所研究的多是一些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影响较大的心理学问题），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菽要主张开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研究（注：潘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文汇报》1983年1月10日。）和杨国枢提倡开展“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根源所在（注：杨国枢《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1993年第1期，第16-88页。）。他们两人的提法虽有异，具体做法上也有一定的差别，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都想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心理学体系（注：汪凤炎《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与“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异同》，《赣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1期，第68—72页。）， 以弥合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这一断层，使中国的心理科学真正扎扎实实地植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土壤之中。换句话说，他们都想将中国的近现代心理科学与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联系起来，并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其另一个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要能为中国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的根基。
那么，怎样才能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起到为中国现代心理科学提供强有力根基的作用呢？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二者的结合点。结合点一旦找到，断层问题也就能解决了。
我们知道，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较小，故而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同理，由于偏重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问题（如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所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也较小，故而对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也具有较大的普同性，即这些心理学研究，多是研究人类心理的共性问题，因此，当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移植外国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较少发生“排异”反应。但是，偏重于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问题，如人际交往、成就动机、自我等人的高级心理，则往往深受个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的影响，故而中国学者在移植外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时，往往发生“排异”反应。因此，要找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心理科学之间的结合点，只能从中国古人对偏重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找，否则就会发生方向性的错误。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相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主要价值恰恰体现在对偏重于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对社会心理、教育心理、文艺心理、军事心理和养生心理等的研究上，因为这些领域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影响较大，并较适合于从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视角来进行研究。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中国古人在这些领域中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即使将这些见解与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如中国古人关于人的心理社会化所提出的渐染说和童心失说，关于人的心理个性化所提出的“阴阳五行”差异说和“习与性成”差异说（注：杨鑫辉《中国心理学思想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7-198页。）， 关于知行问题所提出的知行论，关于遗传、环境、教育问题所提出的性习论和关于心理卫生问题所提出的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养生模式等等，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至于中国古人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心理问题的研究上，尽管也提出过一些宝贵的看法，但其价值只具有历史上的意义，无法与现代西方生理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相媲美。如直至清代末期才由王清任提出的“脑髓说”，尽管被梁启超誉为“诚中国医界之极大胆的革命论”（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编校再版，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但若与今天西方心理学对脑的研究成果相比，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正如高觉敷所说：“我国虽有刘智、王清任的关于心理器官的‘脑髓说’，但其所涉及的内容比不上欧洲19世纪生理心理学的丰富，而其科学性也远不相及。”（注：高觉敷主编《中国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这样，就可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与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的结合点定在偏重于社会科学的心理领域上，即广义的社会心理学（内含管理心理学和司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上面。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整理中国古代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适当加以实证的检验，再借鉴近现代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一定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养生心理学等分支心理学体系的；然后又借鉴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偏重于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最终是一定能够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体系的。
三、有助于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
大家都承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民族，其心理特质不是在短时间内所能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结晶。换句话说，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烙印，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以及文化历史发展的产物。因此，如果仅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难免会“断章取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极易造成研究上的偏差。如以往对中国国民性的若干研究，尽管得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结论，但也有很多研究停留在非常肤浅和具体的层面上，罗列了大量现象，离中国人心理的本质特征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导致很多研究结论彼此矛盾、缺乏一致性。据沙莲香对71位学者有关中国民族性的观点所作的一个统计表明，一致性最高的观点也只有24.4%的学者认同，而一致性最低的观点仅有5.2%的学者认同。 （注：李庆善《中国人新论——从民谚看民心》，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第版，第25-27页。 ）像这类研究，是难以揭示出中国人心理深层内涵的。
而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在漫长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演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仅时间跨度大，从先秦时期一直到1840年，涵盖了中国人心理特质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绝大多数时间；更重要的是，它是植根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土壤的心理学思想，符合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思维习惯，能真正反映中国人心理发生、发展及变化的规律；并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中所蕴藏的许多理论观点，都是历史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了解甚深的大思想家或教育家等人，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些理论观点，大都从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反映出中国人心理发展变化的规律，只要对它们加以提炼，就能将这些理论观点整理出来，这对于我们了解今天中国人的心理规律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再者，由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尽管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但多数内容都是与西方心理学思想有区别的，这些思想最能反映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因素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影响，而且，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自成体系，有自己的范畴、理论和概念等，故而通过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最易发现中西方人心理的差异所在，从而有利于研究者根据中国国情来修改外国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或创立新的理论，这样，也就能提高理论观点的科学性。因此，当代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时，若能从挖掘与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入手，则是从纵贯的历史观点来研究当代中国人心理的最好手段，并且能综观各历史阶段内中国人心理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间的具体关系。在此基础上再从事中国人的心理发展规律的研究，就会使研究成果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从而能揭示出中国人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线索，并根据这些规律和线索预测未来中国人心理发展的大致趋势。一句话，就能把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挖掘出来。
（本文承蒙导师杨鑫辉教授和江西师大郭斯萍副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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