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文化转折中的角色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色论文,文化论文,戴厚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3-0001-09
新时期，《人啊，人！》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其作者戴厚英在“文革”中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文艺哨兵”，①新时期开始，她却打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坚决与过去告别。在1982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人啊，人！》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批判。这期间，戴厚英没有获得一个合法的作家身份，仅被称为业余作家和职业作家。真正的作家身份的获得，成为体制内作家是后来的事情。戴厚英主动转变身份，却遭到了拒绝和批判，经过了一番努力最终获得了合法身份，这个过程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秩序在重建的过程中力量的角斗、曲折的迂回、暂时的叠合和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重返历史情境，梳理戴厚英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一 从“文艺哨兵”到新时期“人道主义宣扬者”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四五十年代之交如此，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如是。作家发生“整体性的更迭”，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80年代前期，作家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处于主流的是“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显然，戴厚英不是“归来作家”。“归来作家”当时是以受难的“英雄”形象重返文坛的，是在“文革”中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的因言获罪者。然而，戴厚英在“文革”期间却是红极一时的“丁香花园”写作班子的成员。当然戴厚英也不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进步青年”，虽然不是“英雄”，也有着英雄的形象，因为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天地”曾经“大有作为”过。可惜本来准备去东北农村下乡的戴厚英却因为其他事情而未能成行，失去了成为“知青作家”的机会。
在新时期，曾经的“文艺哨兵”是个尴尬的身份，如果戴厚英行为低调，或许人们还不会注意她，因为在旧秩序中有许多和她类似的人，例如余秋雨。偏偏她不是这样，而是在这文化转折的时代，以主动而昂扬的姿态自发改写了自我的身份，向文坛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人啊，人！》，高调宣扬人道主义。如何看待她的这种转变，有很多人出面攻击她，德国汉学家马汗茂干脆直接说她是“投机主义者”。②从表面上看来，戴厚英的确有些到了那山唱那歌的嫌疑，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表面显示的那样。她的这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意识的大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面有着各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去一一厘清。
在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氛围中，戴厚英也抛出一部批判“文革”的文学作品《人啊，人！》。实际上，《人啊，人！》的主要内容也是对“文革”的控诉，与一般的“伤痕文学”作品是大同小异。作品如同“伤痕文学”一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这部作品反而遭到了批判呢？难道它与《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不同吗？实际上，这与作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因为她是曾经的“文革写手”，在新旧秩序的调整中，这样的身份应该是要被批判，至少也是要被排挤的。至此，问题就有些明了了，那就是对《人啊，人！》的批判首先是来自于对其作者身份的批判。也就是说，新秩序在重建的过程中，要将异己分子排除在秩序之外，这是正常的反应。作品被如此封杀，作者身份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此书参与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以被新秩序排挤的身份去参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显然是不适宜的。这也是被排挤的群体无法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在新秩序中，要具备了身份，才有资格发出声音来。
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作家筛选的过程。有的作家被彻底地排挤了出去，有的是缓慢而隐蔽地被吸纳了进来，有的则是经过了一番争鸣与斗争才在新秩序中有了一席之地。80年代初期文学新秩序对作家的筛选并不是那样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每一位作家的遭遇也不相同。例如汪曾祺，他带着他的《受戒》以极其低调的姿态重返文坛。《受戒》既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迎合主流话语，也没有对新时期有反对和不恭之处，它就像文本本身一样“清新淡雅”。程光炜甚至因此说，“《受戒》简直不属于八十年代。”是的，在文本中找不到一点和80年代有关的色彩，也许正如同作家所说，它是“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但即使是这样，汪曾祺在受了暂时的争议后，还是被主流文化吸纳了进来，《受戒》获得了“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么，这样比较来看，为什么戴厚英主动对主流文化“表示友好”，却遭受批判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客观地讲，戴厚英是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浸泡已久的“文艺战士”，她深谙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规律。这种在新时期文化转折中主动改变自我身份，就足以见到她的“清醒”。但作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生存的个体，即便是转变，也无可非议，更不必指责其为“投机主义者”。作者自己后来这样反省到：“在那些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帽子’，只能借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了：政治媚俗。是了，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1]157我们的问题不是集中在这里，而是以她的行为以及作品作为个案来看清楚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究竟新秩序接纳了哪些作家作品，哪些作家作品又是以斗争的方式终于进入到新秩序的合法轨道中来的。这其中要遵循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如果说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自有它的规律和原由，不必去过多地关注。那么，问题是曾经是旧政治麾下的成员，难道真的是“树到猢狲散”了吗？他们究竟何去何从？如果没有统一的组织管理，自我自发改变也不失为一计良策。但对于戴厚英来说，似乎又没那么简单。“‘文革’初期，戴厚英跻身最活跃者之列。在那‘火红的年代’，革命派系、战斗小组林林总总，戴甚至担任过‘火正熊’小组的组长一职。”[2]220在1968年，戴甚至成为了作协上海分会革委会的“第四把手”，被指派为闻捷调查组组长。但是，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反讽的是，闻捷最后澄清了多数指控，而戴厚英却在下一轮政治斗争里成为阶下囚。1968年春，戴因卷入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成为被审查与再教育的对象。”[2]221这种在“文革”中身份上的反复就使得戴厚英进入新时期后的研究复杂起来。曾经是批判者，又变成被批判者，也有材料说明，“由于她生性好强、口齿伶俐，她反复争辩使批判她的人反而对她无理可批，于是对她的批判最终不了了之。”③但是，在这之后，戴厚英还是在1972年又被重新起用。也就是说，她仍旧是“文革”中的主流人物。“文革”结束后，“厚英经过一年半的苦闷、彷徨和沉思，在文学的道路上又起步了。”[3]吴中杰与高云夫妻作为戴厚英生前的好友，应该了解那个时期她的心情。苦闷与彷徨也的确应该是她真实的心情写照。
《人啊，人！》在遭到上海方面的禁止后，戴厚英把作品转给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即花城出版社)，即便是在广州的出版，也是经由上层领导的同意才得以与世人见面的。花城出版社的王曼社长在给刘锡诚的信中说，“《人啊，人！》，省委已有结论，认为是一本较好的书，不同意上海意见。”[4]614主流对待这部作品的态度，出现了分歧。那也就是说，即便是当时的主流，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分成了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在思想解放的层面上，也分成了各个尺度不同的集团。这样看来，新的秩序就会显得比较混乱，对作家作品的接受也就有了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人啊，人！》就是在这不同的价值标准的空隙里与世人见面了。能够出版，实属不易，“1981年12月4日和10日，广东省委宣传部邀请省直和广州市文艺、新闻、出版界的部分人士，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对长篇小说《人啊，人！》的看法，研究广东对这部小说应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会议由宣传部长陈越主持，副部长兼省新闻出版局长黄文俞等有关领导人，均参加了座谈会。认为《人啊，人！》是一部较好的小说，小说中的人道主义情怀，不是应该批判的，而是应该肯定的，最后决定，广东对《人啊，人！》的方针，是自由讨论而不是批判。”[4]614但也着实有着某种偶然。当时的情况是，上海方面坚决抵制该书的出版，广州方面积极运作，从广东省委宣传部那里得到支持，而北京方面对这部作品基本没有做出什么反应。看来，压力主要来自于上海方面，是上海方面在禁止这部作品以及作者进入到新时期文学的空间之内。
主动改变自我身份，以期进入新的政治文化场域的阻力来自她曾经的战斗的场域——上海。因为在这个场域中集中了旧秩序中的被批判者和新秩序中的批判者，实际上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的身份在新时期发生了转变。而戴厚英则是旧秩序中的批判者，在新秩序里却成为被批判者。当然这种转变不是自发的，是政治文化转变的相应结果。在新旧时代更替的过程中，作家群体也面临着身份的转变问题，而戴厚英因为她的作品更显得突出。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由于政治文化的转折，给某些人的身份带来的尴尬，这似乎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然而，尽管拥有如此尴尬的身份，主动转变却遭到了拒绝。但是，《人啊，人！》一书在新时期的文学秩序中仍然是死里逃生，最终还是获得了正典的地位。这其中的过程是在“争鸣”中“浴血奋战”过来的。
二 业余作家的“艰难”
在《人啊，人！》被拒绝和批判的时候，作者的身份只能是业余的。从业余转变成正式的，这其中充满了艰难与险阻，是新时期秩序建立的一个小的缩影。
戴厚英的身份最模糊的时候，是写作《诗人之死》的那段时间，这是新旧交替的时候。由于“文革”的结束，“文艺哨兵”的身份是正常取消的。但是，取消之后，她并没有马上被赋予新的身份。新身份的获得是戴厚英自我努力争取的。但是，在没有争取到新身份之前，而旧的身份又失去了意义。她就是在这段身份处于真空时期写作了《诗人之死》。虽然《诗人之死》没有顺利出版，但却为她在新秩序中获得合法身份奠定了基础。《诗人之死》是《人啊，人！》的“先遣军”。虽然她派出去的第一支小部队遭到了挫败，但这位女作家却因此而越战越勇。
《诗人之死》遭到了上海方面的封杀，从许多材料中都可以知道这部作品出版的困难，“《诗人之死》的出版受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干涉。1979年6月定稿。直到1982年3月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间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整整压了两年多。”“各种各样的干涉实在毫无理由，也没有任何文学依据。一切都在咬耳朵，口对口的说话中进行，可是它却力大无比。出版社虽然满心支持我，也无能为力。许多人根本没看过我的稿子，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可是仅仅因为是我写的，就定下了调调：‘一出来就要批。’”[1]180在这里，戴厚英也清楚并不是作品如何，而是作者如何。“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目的就是不许我出书，不让我有重新踏上‘文坛’的机会。”[1]181戴厚英误以为是人为的行为在阻止她，而实际上是一种更虚见的力量在阻止她，那就是新的文学秩序在根据自己的规则把“文革”的旧的力量排除在自己的场域之外，她就是“文革”中的旧力量。
《人啊，人！》历尽周折在广州出版后，上海的《文汇报》很快就组织了对《人啊，人！》的批判。这样的结果是早就可以预见的。作者在《人啊，人！》的后记里，就写下了这样的话：“该批判就批判吧，它就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又是自觉自愿的自我表现。咎由自取，罚而无怨。”看来，《人啊，人！》是一本注定要被批判的作品，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被批判呢？还是因为作家的身份问题。《人啊，人！》是宣扬人道主义的作品，当时理论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正是一个热点，那以创作的形式参与到讨论中来，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是，为什么《人啊，人！》就要在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受到批判呢，这也可以从作者的身份上找到答案。曾经在“文革”中批判人道主义的“文艺哨兵”，是没有资格参与到人道主义的讨论中来，是不具备新时期的话语权的。但是，戴厚英却以自己的执著一定要参与到新时期的秩序中来，她以自己的作品和无数自我的辩解来让新秩序承认自己的合法。
《文汇报》对《人啊，人！》的第一轮批判的焦点集中在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上，这两者成为《人啊，人！》的罪证。人道主义本不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但在戴厚英这里却成了大问题。戴厚英在《人啊，人！》的后记中说，“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或一致的。即使从经典中找不到理论依据，我也不愿意压抑自己心灵的呼声了。”但是，批评意见却反驳道，“《人啊，人！》是一部充满了矛盾和不能高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竭力地为‘人’字号招魂，但它还根本够不上一部人道主义的作品，而它的作者也还算不得一位人道主义者。这，恐怕是出于作者本人的料想之外罢。”[5]“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人道主义么？不！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斗争，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的科学，而人道主义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用来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思想束缚，反对封建、宗教的统治，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自己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怎么能够被解释作最彻底、最革命的人道主义呢？”矛盾的焦点呈现出来了，戴厚英认为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但是批评的意见认为戴厚英根本就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在新时期，像戴厚英这样曾经有着反动势力身份的人，若要获得新秩序的通行证谈何容易！
当时理论界对人道主义的讨论是如火如荼。戴厚英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加入到进步的讨论中，却被排除在外，反对方根本不允许她参与进来，并通过批评彻底阻止她获得新秩序的合法地位。
在这种“虽什么都可以作为‘学术问题’拿出来自由争鸣，不能什么都与‘政治问题’挂钩，但假如‘自由’发展到没有‘边界’的时候，那‘学术问题’的‘性质’也会悄悄起变化”[6]的讨论环境中，戴厚英打着人道主义的大旗的加入显然也不能得到一个合理公正的对待，更何况她有着曾经尴尬的身份，更是一个明显可供批判的论据。于是，这样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变了味道，批评者与反对者会从任何角度去表达他们的不满。例如，“人们看不到历史前进中的新旧交替，更看不到粉碎‘四人帮’前后这样两个历史大阶段的重大区别”，“却充斥着一股悲伤、消沉的情绪，它实际上是社会上某些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反映。”[7]可是，在《人啊，人！》中，戴厚英对“文革”的控诉正是对新时期的拥护，她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对新时期表现出来的拥护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另外，信仰危机并不是个别人的事情，而是那个时代的症候，这样的批评显然有失偏颇。但是，这样的批评意见在当时实在是比比皆是，“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思索，并用哲理性的语言表现出来的‘主观感觉和认识’是不正确的，是消极无益的”，“宣扬了对历史、对人生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哲理，整部作品色彩比较灰暗，给人以低沉压抑的感觉。这样的哲理是不足取的。”[8]“人民群众需要振奋，渴望富国强民，你非要拿出几个病态的真实故事给人们降温，甚而浇灭理想的火花，这样的作品是不受人民群众欢迎的。”[9]“这种用人道主义、人性的‘魂兮归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向右急转弯，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创作中的突出表现。”[10]对《人啊，人！》如此轰炸式的指责批判各说各的道理，集中起来的看法就是“不好”、“错误”、“黑暗”。
当然，除了大量的批评意见以外，也有对《人啊，人！》作肯定评价的文章。第一篇对《人啊，人！》做出正面评价的是王行之的《我读〈人啊，人！〉》，该文章发表于1981年第11期的《读书》上。在1982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中，《人啊，人！》都没能逃脱这两次大规模的批判。这篇文章在这之前却给作品以中肯的评价，这是难能可贵的，至少是真诚的。“这部《人啊，人！》，它发出的是一声深沉的叹息，是‘人’在梦醒后的必然沉思。就是在这寂静的沉思里，我的灵魂受到了震动，我听到了一代思考者在和时代一起前进的脚步声。因为，他们是为了未来在思考过去，为着体谅别人而反省自己。他们不愿为着累累的伤痕而再去痛哭失声了，而要在痛苦的思考中寻找出自己作为一个人所应负的责任，以便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不再重蹈覆辙。”[12]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是如此的混乱，如此的大相径庭。但是，细细追究起来，有时候的批评或者褒扬又不是表面上所表达的意思，而是有着其他目的的表述，这就使得事情的真相显得扑朔迷离而更加难以把握。也许真的是在“思想解放”的旗帜下，“自由讨论”也难免上升为一种“修辞”，“修辞超越了‘平等’的对话，可以在非常社会条件下产生出一种制服对方的力量”。[6]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看待当年对戴厚英的批判就变得可疑起来。隐藏在背后的力量也许就是我们要去认识的东西，那么对戴厚英的批评也就不是简单意义的批评，可能正是验证了福柯的理论，“在人文学科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13]
当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也因为多数人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的时候，郭因的《还它以晶莹》在1985年第3期的《文艺评论》上出现了。郭因诚恳地说道，“该洗去一些泼在《人啊，人！》上的污秽，还它以晶莹了。”[14]是的，在这篇文章出现之前，《人啊，人！》的确已经经历了风风雨雨，她的作者也同样经过了取消教师资格、生病住院等等一系列的折磨，之后终于有人提出，“戴厚英有什么错呢？”是的，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人啊，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作品不仅倡导了似是而非的人道主义，还有它的现代主义写法在作品中任意恣肆。所以，这时候的戴厚英是“错”的；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人啊，人！》是精神污染的代表，同样要遭到批判。但是，这些运动昙花一现地过去了，《人啊，人！》也跟着“过了一山又一山”。1985年的戴厚英“揭露了应该揭露的，鞭挞了应该鞭挞的，同情了应该同情的，惋惜了应该惋惜的，歌颂了应该歌颂的。她看到了并展示出了生活中的黑暗，她也看到并指出了生活的光明。她……鼓舞了人们向着未来！”[14]《人啊，人！》在1985年则变成了“字里行间猛烈地跳动着一颗热爱祖国，恨铁非钢，渴望改革的赤子之心”的书。“《人啊，人！》会是不朽的。”[14]
在郭因提出“还它以晶莹”之后，紧接着，《人啊，人！》被“重评”。虽然“重评”也有阻力，但是，事态已经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只不过这场“争鸣”是一场“持久战”，需要在时间上赢得最后的“胜利”。吴中杰，作为戴厚英的好朋友，写了《重评〈人啊，人！〉》一文。
对厚英的批判和排挤，在文艺界也引起反感。在批判高潮过去后，有一次陈丹晨兄到上海出差，在我家吃饭，他就主动提出要为厚英做一些工作。他说，把戴厚英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排斥在作家协会之外，并不是作协的光荣，但要上海分会来吸收戴厚英入会，怕也很难，好在中国作协有条规定，凡是中国作协会员者，就是各地分会的当然会员，因此，要我劝厚英直接加入中国作协。当时丹晨兄担任《文艺报》副主编，并在中国作协兼任什么职务，他有权处理此事。厚英就是这样加入作家协会的。丹晨还要我写一篇重评《人啊，人！》的文章，给《文艺报》发表。④我很快就写好寄去，但压了很久都发不出来，我只好要回来给《上海大学学报》发表。文章虽然在这家学报上发表出来了，但签发我这篇文章的学报执行副主编施燕平兄，却因此受到了批评，这使我很过意不去。⑤
即便是对《人啊，人！》的大批判潮流已经过去了，但是对作品的重评还是这样举步维艰。当大规模的批判文章矛头指向《人啊，人！》，吴中杰用读者对作品的认可去驳斥对这部作品的批判，“读者却有自己的看法，他们争相传阅，颇为赞赏，并为作者鸣不平。这本书一再重印。发行量已近四十万册之多，香港还有翻版书，外国已有几种语种的译本……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难于解答的问题：是评论家脱离了新时期的读者群众，还是读者群众脱离了评论家。”[15]吴中杰在文章中用事实去批驳对《人啊，人！》的批判，这样可能更具有说服力。是的，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当主流文化对作品大肆批判的时候，它却赢得了相当的读者。这样一来，如何去界定这部作品的好坏倒成了难题，但至少可以说明，主流批评与读者的接受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对《人啊，人！》的批评、好评的过程中，戴厚英都是以业余作家的身份面对这一切的。当时，人们无从知道，《人啊，人！》将来会有怎样的评价，作者戴厚英是不是永远被隔离在体制之外，永远是被批判的对象，也许当时人们也没有余地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三 体制内作家与文学史经典
虽然经历了艰难的论战，戴厚英终于进入作协，成为了体制内作家，给她带来无限苦难和荣光的《人啊，人！》也最终写进了文学史。这个痛苦挣扎的过程恰恰是新秩序组建过程的矛盾、迂回与曲折的表现。一个被新时期秩序极端排斥的作家与作品，最终还是被吸纳了进来。这个争鸣过程中的细节需要被一一放大。为什么被排斥的东西还是有机会被接受，这说明了新时期文艺体制怎样的一种事实。是新时期文艺秩序最终赋予戴厚英一个合法的身份吗？还是戴厚英成为体制内作家她才变得“合法”起来？从有争议让自己变得没有争议，是什么力量给予了她这一层保护色，并因此而使得自己的作品名正言顺地登堂入室，成为了文学史经典？
在《人啊，人！》遭受批判的时候，文艺界仍然有人为其辩论，并且有人在具体地帮助着戴厚英，上文已经提到戴厚英进入作协，陈丹晨、⑥萧乾⑦等人帮了很大的忙。这只是一个具体的人事上的原因。而戴厚英被新时期秩序所吸纳却是大势所趋，而其中经历的波折也是必然。由于在“文革”中的身份问题导致了被批判，而其中的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手法成为主要被攻击的目标。但是，最终戴厚英能够被主流接受，也有着客观的理由。
人们会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文革”的原因，戴厚英和闻捷也许有一个美满的姻缘。直到后来，人们还认为，“如果不是她的软弱，不是她的退缩，那一天有她的陪伴，有爱情的陪伴，闻捷是不会死的。他至少有一种希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可能。”[16]这样不幸的爱情是很容易赢得人们的同情的，并且会让人们很自然地去仇恨“文革”，是因为“文革”毁灭了美好的爱情。当时，人们在“伤痕文学”中激起对“文革”的极端仇恨，而戴厚英与闻捷真实的爱情悲剧更让人们意识到“文革”的暴力，极容易被接受并取得同情的。并且，“闻捷的死使戴厚英变得坚强起来。本来似乎害怕共同毁灭，毁灭真正到了便再没什么可怕的了。她不再回避与闻捷、闻捷家人的感情。她也不再承认自己的什么错误，她开始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的抗争。她开始真正思考作为‘人’做应坚持和崇尚的许多事。”[16]这几乎是一个“英雄”的行为。所以，“文艺哨兵”的身份会在不幸的爱情面前得到忽略，甚至原谅。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社会的原因而犯的“错误”是可以得到集体的谅解的。当然这也需要一个时间的接受的问题，即便是巴金老先生，⑧曾经在“文革”中被戴厚英批判过的老作家，后来都能宽容地对待戴厚英。时过境迁，人们对她在“文革”中的做法会这样认为，“戴厚英年轻时犯过错误，伤害过别人，她有缺点弱点，她也曾作了反思和检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本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从那个历史中走过来的，如果因此而歧视她，那么就像《圣经·约翰福音》记载的那样，耶稣看见一群人正用石头围着砸打一个犯了错误的妇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人群中从老到小一个一个地都离开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会给我们启示的。”[17]更何况，戴厚英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因为“文革”，她失去了爱人。并且她的家人也受到了“文革”的冲击。她的父亲成了“右派”，而他的叔叔也蒙冤自杀。⑨这些都减轻了她曾经身处于“敌方”的“罪责”。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会更看重她带给新时期文学的是什么，而不是紧紧揪住过去不放。
我们再回看一下《人啊，人！》，除了“人道主义”与“现代主义”写法外，并没有像“祖国都不爱你了，你还爱祖国吗？”这样严重与意识形态对立的地方。而“人道主义”在当时是作为先进的事物加以讨论的，后来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戴厚英对人道主义讨论的贡献，“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18]而现代主义写法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大胆实践，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说，《人啊，人！》并没有大的“错误”，它最初之所以会被强烈地反对，是因为作者在“文革”时的身份以及不巧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典型。所以逃不掉被批判的命运。可是，“好事多磨”，两次大规模的批判，倒是成全了这部作品，这也许是批评者当初难以预料到的。作品被批判，却更广为人知，所谓“谬误说了一百遍后变成了真理”。
至于戴厚英本人，对于体制内作家的身份，也表示了很不屑，“这几年，我对文艺界确实是个化外之民。开始是人家要把我划出界外，宣称‘戴厚英一辈子也不要想加入作家协会！’后来，人家开了界，我却已经习惯了孤独，不肯归化了。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在萧乾等同志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作协，领了一本‘会员证’。可是我仍然爱孤独，开不惯开会，坐不惯会议室的板凳。所以，现在也还依然故我，好像听什么会议传达，讨论什么文件精神离我已经十分十分遥远了。心里装的，眼里看的，都是人和人的生活，没什么精神可言，更没有什么‘内部的’和‘外部的’。”[19]虽然作家对这一身份的持不认可的心态，但是她确实在享受着体制内作家的“好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是很难完成作品的经典化的。因为，经典的形成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主流批评，教育体制，文化传媒，文学史写作，无不是在文艺体制内进行的。而只有成为体制内作家，与这些促成经典的各个环节才能有着紧密的联系，才有机会让自己的作品与这些有能力促成经典的环节对接。
她与闻捷的爱情悲剧加快了她的身份调整的速度，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爱情神话”的话，“1968年是中国现代史最荒谬的时刻之一，闻捷与戴厚英的遭遇其实无足为奇。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两人竟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狂热地坠入情网”，“两人已公然在‘五七战士’眼皮底下用餐散步，谈情说爱了。”[2]221难道这不是一个“爱情神话”吗？那么，还有两个“神话”需要我们去关注，那就是“国际神话”与“死亡神话”，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参与了戴厚英经典化建构的过程。
新时期的“争鸣”都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而关于戴厚英的争鸣，已经超出了国界，走向了世界，发生了国际性的笔墨官司，我们姑且把它叫做“国际神话”。根据材料记载：
1982年1月19日，香港《新晚报》发表了阿旭的文章：《戴厚英及其〈人啊，人！〉》。作者为暨南大学讲师，不是香港记者。文章中引用了她关于自己创作过程的一些话，文章发表前她一无所知。报纸文章传到上海，有领导人说她对香港报纸随便发表谈话，这便成了“新晚报事件”。事后，她向《新晚报》发表了声明，澄清事实，并将该声明寄给上海市委宣传部。[20]
1984年，西德汉学家在未与她见面访谈前，在香港一家刊物发表题为《代沟——几代人，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文中这样说：“一大群被极“左”路线伤害了的作家，右派作家及觉悟的一代作家的对面是极少数靠极“左”路线飞黄腾达的作家，最显著的例子大概要数戴厚英了。“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在上海作协残酷地虐待过许多老作家，例如巴金，而在几年前又写了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宣称要为人与人的关系争取更多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投机分子还是一个痛心转变的作家？至今还没有人像她那样描写过极左派篡权者的心理状态！”她对此十分愤慨。不久，马汉茂到上海希望和她见面时，她“自我开放”答应与他见面。见面时她将上述文章的复印件不客气地摔在他面前，对他说“我想让你知道，中国有戴厚英这样的女作家，她不受欺侮。”[20]
1987年，西德汉译社出版了阿克曼翻译的《人啊，人！》，她应邀前去访问。5月中旬至6月中旬，访问了德国、瑞士、奥地利。在德国，因《人啊，人！》译本中附了马汉茂的文章，文章依然对她作了不符事实的介绍，她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行使自己的权利，进行了争辩，得罪了马汉茂和出版社。回国后，她写了《得罪了，马汉茂》一文，发表于《电影·电视·文学》杂志1988年第1期，文后附了马汉茂的文章。[20]
这三则材料介绍了关于《人啊，人！》在国际上引发的争论。1982年，香港还没有收回，还不属于中国。在那个时代，戴厚英的任何言论都要对中国负责，否则，后果将自负。果然，她围绕《人啊，人！》宣泄式的谈话被香港《新晚报》“记录在案”，于是她不得不付出了“主动”申请辞去单位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的职务的代价。同时，她所开的文艺心理学课程，也不允许再开了。以致她后来感叹道，“我觉得如果能够把围绕《人啊，人！》那场争论中的各种意见整理出版，也不失为中国社会变化中的一份记录。从中多少可以看到中国普通百姓和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经历了那样的事情，我对那些动不动就宣称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言论和人物已经不大会也不敢相信了。”[1]224实际上，在那个中国人言论受到限制的时代，戴厚英关于“人性”的讲话更要格外受到“关注”。但是，从80年代一路走来，中国的思想环境是逐渐走向宽松的。在后来看来，这场香港“新晚报事件”倒成了戴厚英追求“人性的价值”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佐证，更为她以正典的姿态合理地进入文学史增加了筹码。
同样，与西德汉学家的论战更增添了戴厚英的爱国主义的英雄色彩，更加让人们相信，她对“文革”的反思是真心真意的，她自我身份的调整绝不仅仅是一种姿态性的表演，当然，更不是西德汉学家所说的“投机主义者”。戴厚英在国际上的表现以及发表的言论让国内的批评家表示钦佩，被认为是“英雄”行为，“因德国汉学家马汉茂为她的《人啊，人！》德译本所写的‘结束语’，有背于事实有损于她作为中国人的人格尊严而作的辩护回击等等，都无一不蕴涵着她那一颗热血沸腾的爱国爱民之心，透露出她对现实人生的关怀，贯穿着她对历史的追问和对人生真谛的求索。”[21]在80年代的宏大话语之下，戴厚英这种自我辩护被纳入到“爱国爱民”的行为而受到尊重和礼赞。而实际上，戴厚英与西德汉学家反复辩论的不过是，“声明她在‘文革’中只是普通人，不是极“左”派，有时讲得凄然泪下，有时上台就咽不成声。同时，也不断地抱怨马汉茂，说马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她，写文章不负责任，不尊重事实。”[22]但是，这种行为在民族主义情结浓厚的中国，则被上升为“爱国”之举，“厚英在国内是一个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但在国外却处处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决不允许洋人或假洋鬼子对中国的污蔑，也不允许手握某种基金使用权的洋学者来耍弄中国作家。我很欣赏《得罪了，马汉茂》这篇散文，它表现出一个中国作家的骨气。”[23]而这种举动无疑向着有益于经典作家作品的方向发展，起码它为此起了促进作用。同时，戴厚英在与德国汉学家辩论的同时，也在宣称“我没有成为反左的英雄，还跟着极左路线犯错误干过蠢事，我为此深感痛悔。我所受的教育和经历限制了我，使我习惯于从教科书中接受现成的思想体系。我学会了服从却没有学会独立思考。我在大学时奉命参加了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文革’中我又当过造反派。是‘文革’的动乱震醒了我。‘文革’对我们国家是一场灾难，但灾难引出了一个积极的后果，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思考。思考使我痛苦，更使我意识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于是我写起了小说。”[24]中国的特色是习惯于原谅曾经犯过错误的同类的。更何况，戴厚英在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后，能够用心血呕出这样一部反思之作，是能够获得多数人的同情的。
另一个“死亡神话”更放大了这种同情，虽然戴厚英的意外死亡已经是90年代的事情，但是，以她的意外死亡为契机，追思、回忆、赞美她的文章纷纷出现。已经逐渐平静下来的作家被再一次讨论，80年代的曾经的“争鸣”事件又一次浮出水面，不过这次的讨论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肯定。这次评说可以被认为是对80年代的“争鸣”的延续，中断了的历史在这里又被接续上。从这次事件来看，戴厚英是80年代“争鸣”中绝对的“胜出者”，她是80年代文学新秩序的合理合法的进入者，不过她是在“死亡”后得到了最隆重的放大。在她去世后，安徽出版社出版了她8卷本的遗作，萧乾为其作序《戴厚英——一位诚实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人》，“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18]可以看到，这些追思的文章，给予了她在80年代因为人道主义而受到的批评以最彻底的肯定，对这部备受争议的作品《人啊，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这部理念色彩颇重的小说，以作者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见解为轴心进行思考，叙述采取版块状的心理结构方式和人称转换的意识流手法，对长期肆行无忌的反人道的社会势力进行摧毁性的批判，召唤人类良知和善行的复苏。一时呼应云合，市面书罄，当然也引来一些辩争。这种理论识见和创作勇气，在当时的作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25]“她获得的文化悟性也达到一个相当的人生境界的高度，于是从良知良能的良心深处滴血吐血，敢于面对历史，面对苍天，面对大地，淘出肝胆嚎哭出《诗人之死》、《人啊，人！》和《空谷的足音》的知识分子三步曲，从而完成她的文化品格：两脚踏开生死路，在另一个世界找到她的星座，俯瞰尘寰一片冰心，虽云汉飘渺而灵魂依旧栩栩如生，并没有因政治的劫灰化为腐草流萤。”[26]如此高度的评价实际上是在追认戴厚英在80年代“人道主义”论战中的“英雄”行为。
所以，可以这样说，几经波折后戴厚英才成为体制内作家，从而让她合理合法地被新的文学秩序接纳，这三个“神话”——“爱情神话”、“国际神话”、“死亡神话”的苦涩的光环，使她成为文学史研究不能绕过去的文学史的经典作家。通过她的身份的起起落落的研究，我们基本清楚了那个时期的文学秩序建立之复杂。
注释：
①见吴中杰：《戴厚英之路——从写作工具到独立文人》，《上海戏剧》1997年1期。吴中杰写到，“1960年夏天，厚英从华东师大毕业，正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这个单位名曰研究所，其实培养的不是研究人才，而是‘文艺战士’；这里的研究人员，要做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文艺哨兵’的工作。所谓‘文艺哨兵’，就是为市委领导侦察文艺动态的。他们终日翻阅全国新出的文艺报刊，写成汇报材料，送到上面去，然后又根据副所长所传达的上面的精神，写成文章，参加文艺战线上的战斗。”“后来，阶级斗争的弦愈绷愈紧了，单是用上述方式来进行文艺导向，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写作班的组织遂应运而生。所谓写作班，就是通过行政的手段，集中了一批笔杆子，由领导上出题目，定调子，令这些笔杆子生产文章的。领导上以这种方式指挥起意识形态战争来，自然更为得心应手。大约1963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在丁香花园组建了一个市委写作班，又称丁香写作班，下分文学、历史、哲学三个小组，厚英就被调去参加文学组，组长是叶以群。影响所及，下面许多文教单位和非文教单位，都纷纷组织起写作班来。到‘文化革命’时期，写作班子遍地开花，蔚为奇观，有些权力机构或准权力机构，参加写作班子的成员似乎也高人一等。但在当时，写作班尚无此种身价。丁香花园写作班与后来‘文革’期间的上海市委会写作班，虽有渊源关系，人员也有所承继，但在‘文革’之前，它还没有那么威风，只不过是御用写作工具而已。”
②1984年，西德汉学家在未与她见面访谈前，在香港一家刊物发表题为《代沟——几代人，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文中这样说：“一大群被极左路线伤害了的作家，右派作家及‘觉悟的一代’作家的对面是极少数靠极左路线飞黄腾达的作家，最显著的例子大概要数戴厚英了。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在上海作协残酷地虐待过许多老作家，例如巴金，而在几年前又写了小说《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宣称要为人与人的关系争取更多的人道主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投机分子还是一个痛心转变的作家？至今还没有人像她那样描写过极左派篡权者的心理状态！”她对此十分愤慨。
③见《戴厚英爱到绝望》，《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12日。
④丹晨：“1984年秋天，我到上海时，曾去复旦大学探望朋友，在吴中杰、高云家里聊天时，说起戴厚英的近况，好像与某些作家的关系没有什么好转。我说《人啊，人！》这样一本有影响的小说在《文艺报》从来没有评价过。我请中杰写文章寄给我，争取在《文艺报》上发表。后来中杰辛辛苦苦很快完成了，最后还是未能刊出。这倒不是什么政治原因，只不过是我又一次无能而没有帮上忙。”载自《戴厚英二三事》，《黄河》1997年1期。
⑤吴中杰：《忆戴厚英》，载自戴厚英：《心中的坟—致友人的信》，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
⑥陈丹晨在《戴厚英二三事》中写到，“《心中的坟》，这本书中附有吴中杰兄写的怀念文章，说及我曾介绍厚英参加中国作协一事，与事实略有出入。中杰兄是厚英的好友，也是此事的当事人之一，可能因为事隔十年，记忆有误之故。所以，我想索性把我与厚英有限的几次接触写出来，以后如有心人要为戴厚英立传的话，也算是提供了一点第一手资料。”实际上，陈丹晨为戴厚英进入作协之事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仍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人不是他，而是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一位老作家，陈丹晨这样写到，“她与中国作协一位著名作家有过接触交谈，这位作家非常同情她，并且认为索性直接参加中国作协为好。她把这个意思告诉我，并说她自己已无所谓，即使在会外也一样努力写作。我当然赞成她加入中国作协，但还是写信诚恳地劝她不管入总会还是分会，都还是应该和上海文学界朋友改善关系，不要搞得太僵，至于后来她加入了中国作协，不是像中杰文章中所说的是我帮她办的。我想主要恐怕还是那位作家朋友起了作用，因为他遇到我也讲起过此事，而且非常动感情。”笔者根据许多材料分析，陈丹晨所说的这位朋友，应该是老作家萧乾。见《黄河》，1997年1期。
⑦戴厚英遇害后，萧乾在医院病房中为安徽出版社出版戴厚英的8卷本遗作作序，《戴厚英——一位诚实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人》，其中写到，“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⑧丹晨在《戴厚英二三事》写到，他曾经请巴金帮助戴厚英进入上海作协，“巴金说，戴厚英给他写过信，对‘文革’初期造反，伤害了许多老作家一事承认了错误，现在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巴金给她回了一信，说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年轻人犯错误，改了就好，希望她好好写作，写出好作品(大意)。我说，您是不是可以和上海作协说说，请他们从领导角度主动做做戴的工作。巴金无奈地说：我说了也没有用的。”见《黄河》1997年1期。
⑨戴厚英在她的《自传·书信》中写到，“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场面：在父亲成为右派以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父亲低着头走在迎接我的家人中间，沉默着没有言语也没有笑脸。直到那天夜里，我刚刚坐在床上准备休息，父亲在母亲的陪伴下走了进来，怯怯地站在我的床前，用近乎哭泣的声调对我说出以下的话：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受到连累，免得丢人现眼。可是你的几个弟弟还小……他抹了一下眼睛，接着说，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努力改造。你是现在的大学生，前途无量，为了不让你受到我的连累，我希望你登报跟我脱离父女关系，我和你妈不会怪你。我哭了，妈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