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新变化论文,中国对外论文,战略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环境基本内涵及评估方法
国际环境不仅是指一国以外发生的事情、状况或关系，即其外部环境，而且是指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对一国的影响和一国对国际关系结构体系的影响所作出的反应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动态过程。国际环境又是一种结构体系，它最主要的框架结构有三层，即制度结构、实力结构和地缘结构。国际环境也是一种分析框架，它包括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国际安全环境、国际科技环境、国际文化环境和国际地理环境等六大指标体系（注：方柏华：《论国际环境：基本内容和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3期，第4～5页。）。
国际环境的类别多种多样，观察、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类别就不同。大致来说，国际环境有内容、范围、形式、时间、特点、性质等多个维度，根据研究的需要，可从不同维度对国际环境进行分类。本文研究的是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的关系，与此有相关性的维度是国际环境的内容。国际环境的内容主要包括安全、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这些是一国制订对外战略时考虑最多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国际环境的评估也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国际环境的构成要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以战争危险、实力对比、政治关系、经济依附度、地理位置这五个要素构成。对一国的国际环境来说，影响最大的要素当然是战争危险；实力对比仅次于战争风险，也是对一国国际环境影响至关重要的因素，国家外部环境好与坏的重要基础是一国实力与他国实力的差距，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能是绝对的；政治关系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是直接的，但也是易变的；经济依附度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是成正比的；地理位置对一国国际环境的影响则最为稳定。
对于一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评估有两种，即纵向和横向两种评估。纵向评估是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崛起大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或对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比较。横向评估则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比较。横向评估需要设定一个客观标准，然后用这一标准评估几个国家的国际环境。两种评估都有其政策作用（注：阎学通等人所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68～169页。）。
二、新世纪初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与总体评估
对新世纪初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评估，本文选择对一国制订对外战略影响最大的三个基本要素即国际安全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环境，并且采用纵向评估的方法。鉴于对外战略有一定的连贯性和相关性，纵向评估对一国调整或制订新的对外战略具有更重要的参考价值。
新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新变化，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总体上看，是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
1.国际安全环境：9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以美苏对峙为基本特征的两极格局随之解体，世界整体安全局势趋向缓和，国际战略格局总体稳定。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的概念和界限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敌友”阵营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泾渭分明，出现了阵线的“边际模糊”。大国关系框架保持了相对稳定，使得国际形势总体缓和，也有利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尽管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寻求“单极”和主导世界潮流的种种努力，受到多极化的牵制和掣肘。在国际区域关系中，一些地区热点问题出现了明显缓和的迹象：欧亚腹地一度形成的从巴尔干经高加索到中亚的“新地震带”，随着局部战争硝烟的熄灭，地区局势趋向稳定；非洲一度出现的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举行了历史性的首脑会晤；印巴冲突虽仍具爆炸性，但局势并未失控（注：苏格：《世界新格局与国际安全》，《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6期，第8页。）。总体而言，争取以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或防止冲突升级，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愿望。
但在人类即将进入新世纪之时，1999年3月爆发了科索沃战争。这场战争严重冲击了大国关系的调整进程，使美俄关系恶化，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又使中美关系逆转。中俄加强了协调与合作，而美德法英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科索沃战争使大国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也使国际安全环境变得严峻。美国和北约撇开联合国对南联盟动武，粗暴地践踏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准则，开创了以“保护人权”为借口干涉主权国家的先例。这让世界各国非常担忧，说不定哪天南联盟的厄运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归纳起来，新世纪初国际安全环境出现了以下几个新变化：
首先，科索沃战争表明了在新世纪初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新干涉主义，将对世界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9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经济持续上升，军事优势更加突出，进一步膨胀了其主导世界事务、谋求“单极独霸”世界的野心。推行北约新战略，把北约从一个集体自卫组织变为美国领导下的进攻性组织，即是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之一。布什新政府上台后，不顾中、俄等国强烈反对，德、英、法等盟国也不支持，坚持开发和部署NMD，坚持修改甚至退出反导条约。美国还鼓吹“人权高于主权”论，怂恿和支持民族分裂活动等。新世纪初，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世界和平安全的最大威胁，其新的表现形式就是以“人权”为借口对他国进行军事干涉。
其次，各国军备扩张势头加快，军事安全领域存在严重隐忧。科索沃战争造成的现实的威胁迫使各国不断更新自己的军备，冷战后一度有所降温的军备竞赛又将迅速升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各主要大国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会明显增多。如，美已计划未来6年增加军费3190亿美元（布什政府提出2003年增加军费为500亿美元）；俄2001年新增军费600亿卢布，今后几年其军费占GDP比重将增到3.5%；中国官方宣布的2001年国防预算增加17.7%；日本将继续保持“第二军费大国”的势头。在推进高新军事装备研发与部署方面，各主要大国可能更多地瞄准导弹防御与突防技术、太空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加快武器装备升级换代（注：《大竞争呼唤大战略——评世纪初国际环境的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期，第2～3页。）。
第三，非战争行为日益成为新世纪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包括恐怖主义、走私贩毒、有组织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和扩散等非战争行为，尤其是不断加剧的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不安宁的主要原因。国际上恐怖活动的猖獗，不仅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也对有关国家乃至世界和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9·11”事件使恐怖主义活动达到了顶峰，震惊全球。可以说形成国际恐怖活动的基本矛盾还存在，有些还有进一步激化的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将成为世界稳定与国家安全的主要敌人之一。
第四，经济因素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国际经济作用也日益政治化：一方面，国家对外政策更趋向于获取经济利益，增强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用经济作诱饵或施压的手段达到政治和战略目的，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亦是屡见不鲜。全球化亦是一把“双刃剑”，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增大各国、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遭受国际投机资本打击，诱发国内社会经济动荡的风险，甚至还可能弱化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和其他应有的经济权益。
总体评估，新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是良好的。首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新的世界大战仍然可以避免。国际军事安全仍是国家安全的主要支柱，当前能构成对中国军事威胁的只有美国和俄国，不过，在目前和未来若干年之内美、俄不会产生对中国发动军事入侵的动机。其次，在中国周边地区正在形成一种多极的力量结构，由中国、日本、美国、俄国、东盟及印度这六种力量构成的多极结构将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均势结构。美日同盟关系仍会保持稳定，但是其作用一是会受到中俄战略关系的制约，二是不会得到东盟和印度的无条件支持，没有什么利益会促使印度和东盟放弃他们长期遵循的独立与中立的对外政策，卷入美国同中俄的对抗中去。第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际安全的威胁正在增大，但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中国周边安全威胁主要有四个热点问题：台海危机、朝鲜关岛统一问题、南沙群岛争端、民族分裂与“东突”恐怖活动。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布什总统在去年以及今年，在上海和北京都作出了坚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只要美国方面言行一致，恪守以往所做的承诺，并且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台湾问题在目前和将来一定时期还不会激化，即使因不可预料的因素导致了局部战争或地区军事冲突，也难以影响到中国总体安全的大局。“9·11”事件对安全问题造成了新的威胁，但没有能够改变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相反，反恐国际合作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如布什总统近期第二次访华，宣布放弃“中国是战略对手”的口号，代之以“双方应建立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提法。这一定会对新世纪的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发展格局，带来积极稳定的影响。第四，国际多边体制将成为维护周边和平与稳定的重要途径。国际多边体制在解决领土争端、控制军备竞赛、建立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防止武器扩散、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不断加强综合国力，积极参与国际体制，确保周边地区的多极结构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是维护我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的基本手段。东盟地区论坛可能发展成为东亚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体制；在中亚地区，“上海五国”机制经过扩展，也可能发挥类似功能。
冷战后就中国国家安全环境而言，处于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时期，这种状况预计能延续到2012年。如果以1995年为二战后和平时期的顶峰，根据二战后50年的和平稳定增长曲线划一个对称的曲线，从中得到推断未来大规模国际战争危险的启示，那么，2012年以后，随着世界和平稳定性由高向低的变化，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频率则会由低向高增加，中国的安全环境将可能变得不太好。到了2026年前后世界和平已经缺少了必要的稳定性，大规模地区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进一步上升；经过12年的军事摩擦和地区军事冲突，到2038年前后世界和平的稳定性降到最低点，大规模国际战争和地区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增，如果到2043年化解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条件还不成熟，就难以推迟大规模国际战争了。这场战争不一定是核战争，也许不是世界大战，但战争规模可能不小于朝鲜战争（注：阎学通等人所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207～214页。）。
2.国际政治环境：冷战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出现了新的调整和变化：在斗争中求妥协，在竞争中谋合作，避免全面对抗，寻找彼此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成为冷战后大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大国关系出现了“一超多强”的局面，这种格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实力，将继续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经过几年的调整，到1997年，在美、俄、中、欧、日几大力量之间，先后出现了“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措词各异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国家关系。它既不是相互对抗，也不是共同对付第三国的一种新型的、正常的国家关系。
归纳起来，新世纪初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以下几个新变化：
首先，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在曲折中取得一些进展，但多极化目前还不足以改变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它只是一个发展趋势。欧洲的进一步扩大与统一、中国的持续崛起、印度的大国化、俄罗斯开始重建进程，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努力，都是多极化长期趋势的主要证明。但是，世界各主要大国之间力量对比10～15年内不可能有太大变动。美国凭借其综合实力的优势，尽可能地延长其“一超”地位的时间。而“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将日趋激烈，如多强在NMD问题上合力“制超”，一些地区性大国和集团依托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谋求发展，也对“一超”的霸权战略有所牵制。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日、英、德等西方盟国开始明确赞成建立多极世界，多极化理念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识。美国则将设法利用矛盾，分化“多强”，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加强“美日同盟”，提升与印度的关系等，从而使多极化进程更趋复杂。
其次，各大国对外政策更加冷静和务实，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成为大国关系继续调整的基调。科索沃战争与阿富汗反恐战争表明，美虽为超级大国，但也无法包揽所有国际事务，无力同时打赢两场地区战争；其他大国面对国际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的现实，则尽力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无论美国的盟国还是俄罗斯、中国，都不得不更加重视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尽力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俄在NMD问题上可能会有条件地向美妥协，俄美关系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欧洲是俄地缘战略重点，也是外交与经济合作的重点，欧俄“战略伙伴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中美关系将在调整与磨合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但美国“接触”加“遏制”的对华政策不会改变，还可能向“遏制”方向微调。欧美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将加剧；日本军事大国步伐的加快，使日美矛盾也在从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扩展；德、法、英、日等西方盟国反对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的倾向在趋强。可以说，美左右国际局势发展的图谋与能力将越来越受到牵制。
第三，国际机制的作用更为突显，一个新的多层次、全方位、多元化的国际关系体系结构即将出现。在新世纪国际格局转型时期，国际关系的内涵大大丰富，国际政治让位于世界政治，跨国问题、全球性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议题，国际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正在加强。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依存加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观念深入人心。国际关系的主旋律由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合作，零和(zero-sum)博弈模式正在减少，双赢式(win-win)的原则越来越成为主流。国际机制成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杠杆，并日益成为经常性的行为规范。由于国际机制主要是主导大国利益协调的结果，因而主要反映了美国等西方主导国家的利益。但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基本上“成为全球性的规则和机制”。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注：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第38页。）。
总体评估，新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对我们有利的。首先，当今世界发展趋势是多极，而不是“单极”。中国支持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因为世界多极化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中地位上升，美、俄、日、德四大力量对中国的政治需求不断增加。多极化又使得集团松散化，各大国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利用联盟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东亚的崛起是冷战后新地缘政治变化的中心，这更突显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其次，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各国依存程度加深，世界许多事务，如反对恐怖活动、打击走私贩毒、环境保护等都需要各国积极参与与合作。由此，合作、对话、“纠偏”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主流：如美国众参两院已先后通过予华PNTR，双方已恢复安全领域的对话，中美关系已经走出“炸馆”、“战机相撞”的阴影，基本“复位”。尤其是反恐国际合作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中美和则双赢，斗则双输，历史将再次证明此道理。中俄将借签署新友好合作条约之机，大幅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但中俄之间的战略关系不是军事同盟，更不是新的意识形态联合。中日关系将在亚太地区合作中得以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合作空间较大，从经济、文化、科技到全球性问题，双方均能找到合作点。第三，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加快融入了国际社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和能力都在增加，1997年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更是一个明确的战略宣示。中国更加主动地加入到国际体系之中，全面参与国际机制，国际社会也日益将中国看做建设性的大国。
3.国际经济环境：新世纪初，中国所处国际经济环境呈现了新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也必定会对21世纪的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全球化促进了世界范围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打破了旧有的国际政治地图。由于对外开放，中国事实上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大陆本身日益成为全球的一个最大市场之一。应当看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首先，它使我们更全面、更广阔地去了解世界上各种经济体制的优点和缺点，市场经济各种模式的利与弊，从而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多的借鉴和选择。其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人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克服国内资源和市场的某些局限，促使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积极发展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最后，它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使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是怎样实现现代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世界贫富更加悬殊，收益分配的不公正性与生态环境的脆弱性都恶化了。如中国国内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均扩大了，并因为全球化在中国的快速扩展而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此外，多极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正在发挥作用，由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将导致世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受到严重的冲击。“9·11”事件沉重打击了本已脆弱的美国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美国经济的下降将对全球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亚洲的传统出口对美国与日本出口项目要受到影响，而且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同样可能遭受打击。能否避免全球经济整体陷入衰退取决于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而为防止美国经济下滑对东亚经济复苏的影响，东亚各国也应加强合作。
总体评估，新世纪初国际经济环境在三个方面有利于中国，一是发达国家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强劲的增长趋势，中国成为投资与合作的首选对象；二是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竞争加剧，这为中国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三是东亚区域化进程加快，为中国扩大出口实现出口结构多元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世纪初，中国所处国际安全、政治、经济环境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和风险。安全领域的隐患首先来自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挑战，其新表现是单边主义抬头，坚持部署NMD，任意扩大反恐战争范围，公然允许台湾“国防部长”汤耀明赴美开会及准备在台海发生战事时使用核武器等，使台湾问题更具爆炸性，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安全。其次，影响国际安全的重大矛盾趋向紧张，如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民族宗教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和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刺激下，不同程度地有所加剧。第三，局部动荡和武装冲突加剧，以民族宗教为背景的冲突严重威胁地区稳定，中亚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集散地，并有向亚洲其它地区扩散的趋势，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形成挑战。政治领域的挑战也首先来自美国，中美两国在NMD问题上、人权问题上和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仍会有碰撞和较量，美国在推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美国新保守势力与反华势力极力散布“中国威胁论”，在寻找不到真正的敌人的情况下，正在建构中国作为假想敌人。其次，西方敌对势力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把中国视为战略上的主要对手，加紧防范遏制，中国面临“西化”、“分化”的外部压力也明显增长。再次，中国加入到国际体系之中，全面参与国际机制的目标也受到西方的怀疑与制约，西方国家企图把中国“纳入”现有的由他们主导的国际机制，反对中国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因此，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非易事。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带来挑战和风险，一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不利于中国扩大出口，而加入WTO后，跨国公司的涌入，将给民族工业带来冲击，国际资本的冲击则将导致金融动荡；二是中国因经济增长迅速将逐渐丧失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能享受国际社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
但就总体而言，正如外交部长唐家璇所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就中国而言，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是机遇大于挑战。——在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形势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但是局部的战乱、紧张、动荡是会继续存在的。”（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唐家璇处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形势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人民网2002年3月6日。）
三、新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新变化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影响
一国的对外战略，在制定过程中通常是在政府、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国际环境对一国对外战略产生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两种方式：通过人们或决策者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以及通过影响对外政策的成就和结果来发挥作用（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The Ecological Perspetive on Human Affairs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5)。）。
对国际环境的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集中在地理环境上，形成了“地缘政治学”，人们多把自然环境看成影响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而美国学者斯普劳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则从自然与非自然两个方面考察了国际环境，认为研究国际环境不能局限于客观自然环境，还要考虑政治领导人的主观心理环境，即人对环境的认识。他们还提出人的行为和政策能改变外部环境的辩证观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变革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注：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An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Center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68)。）。这种人与环境关系的辩证观点，是研究国际环境的重要方法，即要以动态的分析方法研究国际环境。一个国家的国际环境因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国家政策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对世界的新认识、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是主要的因素。
国际环境对一国对外战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结果上，也体现在过程中。国际环境是否有利，是一国制定和选择对外战略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不利的前提下，制定与本国实力、国际地位不相称的对外战略，注定会导致失败的结果。同时，国际环境还影响着一国制定和选择对外战略的过程。对过程的影响主要是时间的长短、困难的大小以及对外战略目标的确定。时间的长短是指国际环境对一国制定对外战略发生有效作用的时间；困难的大小是指国际环境不利的因素给一国制定对外战略造成麻烦的程度；对外战略目标的确定必须与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适应并要争取一个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种过程的国际环境是指国际关系结构体系制约和影响着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决定着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会受到该国对其反应的反作用，尤其是以大国为代秀的国际战略力量中心的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强调客观国际环境对一国制定对外战略的影响时，也不能否定主观因素的作用，即人对国际环境的认识与把握，尤其是政治领导人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认为，美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处于一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变的时代潮流中，谁能脱颖而出则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智慧了（注：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FAT POWERS,(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540。）。这么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国际主观能动性在一国制定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但外部环境的好坏也常常使一国功败垂成。在同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有民族国家处于同一的国际体系之中，从这个体系的外部观察，国际环境对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国家在同一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观察，那么它的环境就与别国不一样了，因为每个国家在同一国际体系中必然处于不同的位置上。当然，国家领导人的智慧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如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初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时，冷静地指出：除非爆发大规模外敌入侵或世界大战，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会变、不能变。冷战结束后，他指出：旧格局的改变，多极化的发展，使现实世界“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这些论断是在充分认识国际环境的前提下提出的，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
由于国际环境是变化的，研究国际环境的目的就应当是充分认识国际环境后选择我们应该做什么，不仅要考虑政策是否适应国际环境，还要考虑政策可能将国际环境改变成什么样子。新世纪初，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出现的新变化，必定对中国调整或制定新的对外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历史给予了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把握当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带来的良机，积极进取，选择“合作参与，有所作为”的对外战略，加快融入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国际活动空间，成为参与国际机制建立、完善和发展的主导国；立足亚洲，在亚洲特别是在东亚事务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国的对外战略还应当考虑到推动国际环境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中国要担当起“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宏愿。
结语
新世纪初，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极其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一方面，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对外联系愈益密切，各种信息愈益畅通，我们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对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影响，使得国际环境的内容日益交叉、界限愈趋模糊、范围更加扩展，给我们把握和认识国际环境带来了很大困难。正因如此，我们要正确把握和认识国际环境的基本内涵，尤其要把握住对中国对外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方面，不要被纷繁复杂的表象搅晕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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