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继高的“全军考”及其与日本风土志的关系_侯继高论文

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及其与《日本风土记》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制论文,风土论文,日本论文,关系论文,侯继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210(2015)06-0058-06

       侯继高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抗倭将领，只是不似戚继光、俞大猷等人那样被人熟知，甚至在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中都将其名写为“侯继国”①，将其著作《全浙兵制考》书为《两浙兵制》。《全浙兵制考》所附录之《日本风土记》是明代研究日本的重要著作，历来被认为是侯继高所作。实际上《日本风土记》与明代的另一部书，即署名为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的内容完全相同，已经被学术界认定为一书二刻。但对此问题的解释莫衷一是，唯有考明《日本风土记》是否系侯继高所作，方能厘清真相。

       一、《全浙兵制考》现存版本及内容差异

       侯继高，号龙泉，祖籍盱眙(今属江苏省)。以往资料对其生卒年多语焉不详，日本学者川越泰博根据《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的记载，考证侯继高生于嘉靖十二年(1533)，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享年70岁。②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仅16岁的侯继高世袭指挥同知，开始了其戎马生涯。他先后出任吴淞把总、广东都司、狼山副总兵、南京右军都督府佥事、浙江总兵、广东总兵等职，一直战斗在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最前线。侯继高一生中精彩的剿倭战役有万历十七年(1589)二三月间的花脑洋、浪冈洋大捷，以及十八年(1590)的嵊泗枸杞岛大捷。枸杞岛一战充分显示了侯继高的指挥才能，他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全歼来犯倭寇。此战后，侯继高在枸杞岛的山岗巨石上镌刻“山海奇观”四个大字。③此外，他还在浙江题写了“白华山”、“磐陀石”、“海天佛国”等字，笔力遒劲、苍劲雄奇。“海天佛国”四字的摩崖石刻如今已是浙江普陀山的名胜古迹，“海天佛国”也成为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专有美称而名扬天下。

       《全浙兵制考》是侯继高编纂的著作，但是在目录书中却名称不一，如《四库全书总目》中称为《两浙兵制》，《明史·艺文志》录作《全浙兵志考》等等。近代学者汪向荣也称作《两浙兵制考》。④但是，现存万历刻本及其他抄本均题署《全浙兵制考》，而且《四库采进书目》也载为《全浙兵制》，所以李小林等学者将此书名订正为《全浙兵制考》。⑤现在能够见到的《全浙兵制考》主要有万历刻本和以此为祖本的日本抄本。万历刻本目前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其内容由两部分组成，前半部分共三卷，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图、海图总说和水陆兵制，然后纪杭嘉湖、宁绍两个地区之兵制和各该区之倭乱，第二卷纪台金严、温处两区之兵制与其倭乱，而每一区都附图以补充其说明。另外，第二卷附《近报倭警》，第三卷《造修福船略说》后附《纂造新修旧大小福鸟船料数》。后半部分为《日本风土记》五卷。⑥日本抄本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日本江户时期著名儒学家林鵞峰雇人所抄本，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抄本书后附录一段跋语，可以基本明了此书来源：

       《全浙兵制》并《日本风土记》八卷。长崎市舶司牛込氏所藏也。以未播于世间，故深密之。唯许余一见。延宝丁巳二月二十八日朝借寄焉。其日巳刻分附塾生十八人摸写之，至翌日未刻，毕一部之功，凡四百四十余页也。本书腐损，次第混杂，悉改定之，而始末分明。自非把笔者之多，则岂得如此之速乎!可以喜也，因述其趣，跋其后。⑦

       落款为“延宝五年(1677，清康熙十六年)丁巳二月二十九日弘文院林学士”。可以发现此抄本来自万历刻本，所以内容完全一样。而另外一种日本抄本则流传到中国，存于天津图书馆，后被影印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此本称作“棉氏旧抄本”，但是却无法获知何人、何时所抄。只能根据该书所钤印章得知，此书最初由日本江户时代文人大田南亩收藏，此后流入中国被浙江嘉惠堂收藏，以后又被天津图书馆收购。⑧此抄本在内容上只有前三卷而缺少《日本风土记》，但附录有其书目录。既然前三卷与林鵞峰所抄本相同，可见来源基本一致，万历刻本与日本人所抄两种存本，应当看作一个版本体系。

       关于万历刻本的具体付梓时间，根据《浙江通志》(雍正)的记载“《两浙兵制考》四卷，万历癸巳将军侯继高撰”，推断此书撰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⑨但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所提到的此书，内容与今存万历刻本有极大区别，简直可以判为两书。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先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摘引如下：

       《两浙兵制》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侯继国撰。继国号龙泉，金山卫人。世袭指挥使。是书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图，附以说，并及沿革兵制。又析杭、嘉、湖三府为一图，宁、绍二府为一图，台、金、严三府为一图，温、处二府为一图。图后均有说，并详列其兵制、烽堠、倭犯。第二卷载造战船、福船、鸟船、沙船、唬船、火器、军器及营操、申操、哨操、伍操等图。第三卷载《倭警始末》。第四卷为《日本风土记》。于一时海防军政，最为详悉。惟《日本风土记》有录无书，疑装缉者偶佚之也。考明《神宗本纪》，二十年五月，倭犯朝鲜，陷王京。朝鲜王李昖奔义州求救。二十一年正月，李如松攻倭于平壤，克之。四月，倭弃王京逃，使小西飞请款。二十三年正月，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二十四年九月，平秀吉抗不受封，复侵朝鲜。此书中《倭警始末》载朝鲜国王奏，二十一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倭贼仍于庆州机张县、蔚山郡丽阳县、梁山郡等处肆意攻掠。而经略宋应昌为倭奏请封贡，乃即在此数月内。则倭之请贡非实可知。又载充龙港船商许豫，侦知倭贼初败于平壤，即食尽矢穷，思逃无路，乃以封贡议和，是堕其计。又称倭贼素诈，议和后新造大艘十余只，将欲为乱，恐和非实。与李昖所奏情事相符。乃应昌力主和议，反斥李昖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应昌罪无可辞。此书实可以曲证史事。而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于李昖之奏，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概不录入，则自张其功而匿其短也。此书又可以勘其谬矣。⑩惟考《平壤录》，载日本谢表无年月，当时断为沈惟敬捏造，而此书载之。又多列案牍全文，辞旨鄙俚，失于删润，是则不免小疵耳。(11)

       《四库全书总目》叙述《全浙兵制考》之提要，在书名和作者上都与史实有所参差，除上文所列举的前人指证之外，根据提要本身也可做出订正，在《四库提要》中写明第一卷首列“全浙”海图，而非“两浙”海图，说明书名本当为《全浙兵制考》。但是，能够因为《四库提要》在作者、书名上小有讹误就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全部价值吗？当然不可。《四库提要》对其书各卷内容的条列不可能是信口开河、全无凭据，而应当是翻阅原书时记述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四库全书总目》中所依据的《全浙兵制考》和万历刻本不同。为了更好地分析他们之间的异同，现将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的目录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内容提要列表对比如下：

      

       通过上表对比，可以发现两种《全浙兵制考》歧异明显，但内容也有联系。《四库全书总目》本第一卷的内容基本等同于万历刻本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如果把万历刻本第二卷附录的内容去掉，那么其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就是先列全浙海图、图说以及兵制，然后分别叙述杭嘉湖、宁绍和台金严三个地区的地图、图说、兵制、烽堠和倭乱。从目录和内容上可以判断清朝四库馆臣所见之本，乃是把万历刻本的前两卷合并为一卷，但析出其中“附录近报倭警”，补充后正式编辑为第三卷。两书差别最大的是第二卷和第三卷，内容已然完全不同。《四库全书总目》所言之本第二卷，内容主要由图组成，分别是各式的战船、军器、操练的图，看来多有万历本所未具备的图版。这关系到沿海防卫和作战的关键，应当十分重要。而万历刻本中只有关于福船造修的说明，以及附录造修各种福船、鸟船所需的工料数式。

       万历刻本中附录了《近报倭警》(12)，其中收录了郑迥所提供的军事情报，以及辽东战场上正在进行抗倭援朝战争的前线指挥官的奏报，内容单薄，故只作为附录，而且并非侯继高本人著述，只是作者当作“附录”而已。但是，《四库全书总目》所言版本中的《倭警始末》则成为正式一卷内容，并且增添大量史实，例如载有朝鲜国王李昖的奏报以及充龙港船商许豫侦知的情报，还有日本谢表的具体时间，这些内容都不见于万历刻本。因此，可以推断：《四库全书总目》所据之本应当是对今存万历刻本的补充和改编，在全书结构和部分内容上改动甚大。

       二、《全浙兵制考》与《日本风土记》之关系

       日本内阁文库藏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目录中载有《日本风土记》的详细目录，并且附录全书。《四库全书总目》称《全浙兵制考》第四卷为《日本风土记》，但未附录《日本风土记》全书，四库馆臣解释为“惟《日本风土记》有录无书，疑装缉者偶佚之也”(13)。根据前文对于《全浙兵制考》两种版本的推断，可以认为万历刻本中原本附有《日本风土记》，而后来改编的《四库全书总目》所据本中已经没有《日本风土记》了。

       《四库采进书目》中登载“《全浙兵制》四卷，明侯继国辑，六本”(14)，和《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到的卷数一致。而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前三卷为侯继高所撰，其后为附录的《日本风土记》五卷，与《四库采进书目》所提版本的卷数差别较大，可以断定二者不是同一版本。《四库采进书目》中还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著录：“《全浙兵制》三册，《千顷堂书目》作四卷(刊本)明总兵金山侯继高辑”(15)。现在所见万历刻本为《全浙兵制考》三卷三册，附录《日本风土记》五卷二册。由此可以看出，浙江所采进的《全浙兵制考》原本即没有《日本风土记》。为什么《四库采进书目》登载《全浙兵制考》会有“四卷”和“三册”两种说法呢？合理的解释是：《全浙兵制考》实际内容只有三卷三册，但目录中有“第四卷日本风土记”的字样，实际并无其书，于是参照《千顷堂书目》的说法记为四卷。后来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也将《全浙兵制考》记为四卷，但同时说明了第四卷《日本风土记》“有录无书”的情况。

       汪向荣曾分析说：“无论从书的内容，或是从书的版本、式样等看，都无法说明《日本风土记》和《两浙兵制考》是属于同一部书的，完全是两部独立成册的不同书籍。其所以将《日本风土记》列为第四卷者，可能是侯继高(国)本人的意思，因此《两浙兵制考》的卷首会附有《日本风土记》字样。当然，也不排除后人因为两书所署的作者是同一人，而将两书并为一书的可能。”(16)汪先生的这段叙述多为估测，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而尚非的论。笔者认为：《日本风土记》和《两浙兵制考》无论是否同属侯继高编撰，都应当是两部书稿，书名、内容都不相同。两书合刻或多书合刊，在明代书坊习以为常，而没有近代著作权之类的意识和规范，不能据此判断被合刻各书是否为同一作者。但本书万历本既然将合刻内容全都列于总目录，则值得注意分析。查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共五册，前三册版心为“全浙兵制考”，后二册版心为“日本风土记”，但皆为白口、单边栏，版心单鱼尾，每半页均为九行，字体也基本相同。而后二册之封面则题为“全浙兵制考附日本风土记”字样。据此判断，是同一书坊同时刊刻，预先有两种预定方案：一是分别装订各自发卖，二是合成一书统一发卖。于刻书完成之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因而补上首页的总目录和后二册的封面。从刻书者的最后决定来看，是当成一种图书来发行的，合并搭配的目的，乃出于商业推销的考量，有需要其中一书内容的读者，也要将整部之书买下。所以，万历刻本应该不是侯继高本人出资自刻或其衙门官方所刻，其书的形式样态、内容范围，与侯继高个人意愿完全无关，认识到这都是商业性书坊的操作，对于考订本书的相关问题至关重要。

       经过以上的推断，基本可以认为《日本风土记》和《全浙兵制考》的关系是：内阁文库藏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中，《日本风土记》是以五卷二册的内容作为附录，列于书后。《四库全书总目》所据本《全浙兵制考》中，并没有附录《日本风土记》，只是有“第四卷日本风土记”的字样而已，似乎有书坊曾经打算进一步将两项内容合一，删略《日本风土记》而直接作为《全浙兵制考》的一卷，但是否实施，不得而知。当然，这也只是估测。

       三、侯继高与《日本风土记》之关系

       那么，为什么内阁文库藏万历刻本和《四库全书总目》所据本会有如此差别呢？这就牵扯到了侯继高与《日本风土记》的关系。其实，并无确凿证据证明《日本风土记》为侯继高所作。在万历刻本中《日本风土记》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如果确实为侯继高所作的话，为什么要以附录而不是以正文的形式出现呢？

       一种合理的可能是《日本风土记》原来只是一种单行本，后来因为内容的某种联系而被附入《全浙兵制考》中。《日本风土记》对于当时两浙地区的海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和《全浙兵制考》存在着很大的共性。《全浙兵制考》刊刻在万历二十一年左右，正是日本准备进攻朝鲜、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刻，而且《近报倭警》中也提到日本欲借明朝人为先导进攻江浙的事情。所以，刊刻者感觉有必要将《日本风土记》收录其中，但又不是侯继高本人的著述，只能以附录的形式出现。如果再结合和《日本风土记》内容完全一样的《日本考》来看的话，则这种可能性更大。署名为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也是在万历二十一年间刻印的，从内容上推断，《日本考》是在《日本风土记》的原版上略加改动而翻印的。《日本考》和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刊刻时间相差无几，同样一部书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印刷，肯定是有特殊需要的。《日本考》主要是提供给辽东抗倭前线之用，《日本风土记》主要是为浙江前线所用，所以最大的可能就是此书原有母本，而后在两地先后刻印。那么，《日本风土记》就不能归属为侯继高的著述。所以有学者就推断说：“有一个可能，即该书的原作者，既非侯继高(国)，也非李言恭和郝杰；书名原来也不一定有。这份原稿可能是当时专供防倭抗倭高级将领用来作为了解敌情的参考资料。侯继高(国)也好，李言恭和郝杰也好，都只是将这份材料翻印以广传播而已。”(17)反过来讲，如果《日本风土记》确实为侯继高的著述，李言恭和郝杰不可能随便取来此版，肆意剜改作者署名和书名后出版，毕竟李、郝二人与侯继高同朝为官，不同于书坊商户，而且同样身为抗倭前线高级将领的侯继高，估计也不会答应他们这么做。

       我们再来看看目录书中的记载。《日本风土记》最早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现，是在祁承爜的《澹生堂藏书目》中。(18)祁承爜，字尔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考中进士，曾官至江西布政使参政，一生嗜好藏书，晚年居家整理藏书，并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编成《澹生堂藏书目》。在《澹生堂藏书目》中著录“《日本风土记》四卷一册侯继高”，另外，还有“《全浙兵制考》四卷四册侯继高”，但是并未著录《日本考》。祁承爜所藏《全浙兵制考》为四卷四册，应该不是万历二十一年刻本，与《四库全书总目》所据本相同的可能性较大。内阁文库藏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中附录《日本风土记》为五卷，而祁承爜所藏之《日本风土记》为四卷，二者应该不属同一个版本。由于祁承爜一生大多生活于江南地区，而且《澹生堂藏书目》中并未见著录李言恭、郝杰的《日本考》，也印证了前文所作的推断，流播于江浙地区的主要是《日本风土记》，而《日本考》主要在北方传播。那么祁承爜所见之《日本风土记》可能就是最早的版本，也即《全浙兵制考》所附录的那个版本，其中并没有署名。祁承爜很可能只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全浙兵制考》目录中有《日本风土记》，而据此将《日本风土记》定名为侯继高所作。而在《澹生堂藏书目》中又没有发现《日本考》，说明祁承爜并不知李言恭、郝杰已经翻印此书，所以更加使他确认将《日本风土记》的作者署为侯继高。

       再从侯继高的本人经历来看，他虽为抗倭前线将领，但也很难有能力和精力来完成如此一部全面研究日本的专著，而且他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那又是如何将侯继高与《日本风土记》联系到一起的呢？从万历刻本《全浙兵制考》及其附录《日本风土记》的版本来看，不似官方刻板，应属明代的书坊刻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结合明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来考察。明代中后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刻书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明代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明人胡应麟曾对此说道：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希。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美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19)

       因此，明代形成了以金陵为中心的吴地、以杭州为中心的越地和以建阳为中心的闽中这三大刻书中心。就书坊刻书业而言，几乎明代的两京十三省无处不在刻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刻书景象。在商品经济发达，以赢利为目的的书商日增的明代中后期，书商与文人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众多的科举用书、名家选本、通俗戏曲小说等读本被大量刊刻出版，成为这个时期刻书业的一大特色。(20)而在史学领域，明代的普及性史书的流行已成社会风气，需求量极大，刻书业随之兴旺，“至明嘉靖朝以降，普及性史书的编纂和刊行已成千帆竞发之势，万历朝达于极度繁盛，直至明末”(21)。于此潮流中，书坊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通过多种手段打开销路，比如会采用在书籍中配有插图、彩色套印等手段来吸引读者。另外，还会利用序跋和加以评点等形式来为书籍做广告，在这些序言中有些还是书商在刻印时假托作者或者他人的名义加上的。(22)不仅书序有伪托者，有些书籍中的评点也是书商伪称为名人所作，甚至常有书坊将别人刻印的作品略作修改，换个书名便算是本坊新书。(23)在普及性潮流的影响下，明代书坊主为了推销售卖便公然将一些史书伪托为名人所作。比如，题名王世贞的《凤洲纲鉴》、《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等，今存即有八九种，应属冒名伪托。(24)再如《国朝纪要》一书，《明史·艺文志》言系王世贞著作，其实通过考证现存的明刻本《国朝纪要》发现此书并非王世贞所撰，而是明代书坊为了赢取读者而抄录纂辑成书的伪托之作。(25)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可以推知将《日本风土记》附录到《全浙兵制考》之中极有可能就是书坊所为。《日本风土记》并不是侯继高所撰，此书最大的可能是由书坊主抄纂而成。从《日本风土记》本身来看，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抄自薛俊的《日本考略》和郑若曾的《筹海图编》。此书第三卷中所录日本字母都用汉字记录了其读法，汪向荣认为这些读音不但和现在的读音不同，在当时也不是标准的京音，而可能是根据提供原始材料的人的口音而来。这些人基本是浙江宁波一带人士，所以具有浙东地区的口音。(26)因此，由书坊主纂集而成的这部《日本风土记》，便既可以与侯继高编纂的《全浙兵制考》合刊到一起，从而借助侯继高的名气来提高此书的身价，又可以交与李言恭、郝杰等人，由其剜改署名后以《日本考》的书名再次印行发售。

       至此，侯继高与《全浙兵制考》和《日本风土记》的关系基本可以厘清，即侯继高原本著有《全浙兵制考》一书，后来书坊主运作时将原本单行的《日本风土记》一书作为《全浙兵制考》的附录一同出版刊行于世，这也就是为什么诸多目录书都将《日本风土记》著录为侯继高所作的原因。署名为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的传世，或许可以证明《日本风土记》没有再以单行本传世的原因，因为《日本风土记》的版心已经被剜改为“日本考”，书名和作者也都改头换面了。而当《全浙兵制考》重刻再版时，由于《日本风土记》已经变为《日本考》，所以无法附录于其书之后，只是留有“第四卷日本风土记”的字样，这也就是后来四库馆臣所见到的那版《全浙兵制考》。由于是书坊所刻，《日本风土记》此时“有录无书”不足为奇，甚至将《全浙兵制考》的作者改为“侯继国”、书名写为《两浙兵制》都有可能，其后四库馆臣照录原书自然会导致《四库全书总目》中出现书名和作者的讹误。

       总之，侯继高《全浙兵制考》以及《日本风土记》的编纂既跟当时的倭寇问题密切相关，也深受明代中后期书坊刻书业的影响。这也反映出，史籍的编纂离不开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史学的发展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运行机制。明代中后期还编纂了大量研究日本的专门性史籍，形成一股了解和研究日本的热潮，其中既有防倭御倭的现实需要，也有书坊刻书业的推波助澜。对于史学史的研究而言，影响史学发展的因素多种多样，只有将宏阔的研究视野和微观的考证相结合，才能有助于阐明史学演进的过程，并深入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

       收稿日期：2015-09-19

       注释：

       ①对此进行勘误的有胡露、周录祥：《〈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补正十二则》，《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8期，第70页。

       ②川越泰博：《『全浙兵制考』の撰者侯継高とその一族》，川越泰博主编《明清史論集：中央大学川越研究室二十周年記念》，国書刊行会，2004年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金山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李小林《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记为万历十六年。按：“山海奇观”四字之下有小字注曰：“大明万历庚寅春，都督侯继高统率临观把总陈九思、听用守备宋大斌、游哨把总詹斌、陈梦斗督汛于此。”按此记载应为万历十八年。

       ④参见汪向荣：《关于〈日本考〉》，汪向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54、263页。

       ⑤参见李小林：《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⑥关于日本藏本的情况介绍，参见郑樑生：《佚存日本的〈全浙兵制考〉》，郑樑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2卷)，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151页。

       ⑦此段跋文多有转引，参见李小林：《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第49页；[日]安田章：《日本風土記解題》，京都大学文学部国語学国文学研究室編《日本風土記：全浙兵制考》，京都大学国文学会，1961年版，第22页；川越泰博：《『全浙兵制考』の撰者侯継高とその一族》，第29页。

       ⑧参见李小林：《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⑨参见李小林：《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按：李小林根据该书出现最晚的时间记录(一是卷二《附录近报倭警》中有“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据辽东都司呈称……”，二是卷三《造修福船略说》的落款之语“万历二十年岁次壬辰仲夏之吉，钦差镇守浙江等处地方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侯继高识”)推定，此书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二十三日以后刊刻的。此处关于《附录近报倭警》的最晚记录时间有误，在以上引文之后尚有“二十四日又据分守镇海辽海东宁道兼理边备右参议荆州俊呈……”和“至二十五日又据辽东都司呈……”等字样，因此按此逻辑推断，应为万历二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后刊刻，而非二十三日以后。

       ⑩《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00《子部·兵家类存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07-1308页。

       (11)根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1308页)中所注，浙、粤本有此句，今据此补。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之“整理凡例”云：《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完成之后，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由武英殿首次刊印是为殿本。乾隆六十年(1795)浙江官府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殿本重刻，是为浙本。同治七年(1868)，广东又以浙本为底本翻刻，是为粤本。清代三刻本中，以殿本最佳，以浙本流传最广。此次整理，以殿本为底本，以浙、粤二本为参校本。

       (12)万历本附录《近报倭警》的主要内容是：郑迥原籍福建长乐，时为琉球国中山王府长史掌司事长史，得知丰臣秀吉即将进攻中、朝两国的情报后，立即遣通事郑迪与海商陈申渡海向明朝呈报。另外还栽有当时流寓日本九州萨摩地方行医的许仪后，与郭国安合力侦备倭情，遣朱均旺越海向明朝所送情报的详情。(关于许仪后的生平事迹以及其与郭国安等人此次密报倭情的详细原委，可参见管宁：《许仪后事迹考略》，《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管宁：《许仪后、郭国安等忠君报国活动事迹考》，《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4年第2期。)按：日本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伊波普猷文库藏有《全浙兵制考》手抄本一册。标题为“《全浙兵制考》第二册《附录近报倭警》”，只抄录许仪后此次报告内容，而无《全浙兵制考》其他部分。此部分基本抄自万历刻本，但多有漏字。此抄本用纸为近代红线方格稿纸，且印有“冲绳县教育委员会用”字样，可以断定时代距今较近。

       (1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100《子部·兵家类存目》，第1307页。

       (14)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浙江省第六次呈送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20页。

       (15)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附录二《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第252页。

       (16)汪向荣：《关于〈日本考〉》，汪向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256页。

       (17)汪向荣：《关于〈日本考〉》，汪向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257页。

       (18)李小林在《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第47-48页)中认为，《千顷堂书目》“侯继高《日本风土记》四卷”为单行本最早出现记录，并称《明史·艺文志》完全因袭这一记载。按：《澹生堂藏书目》要早于《千顷堂书目》。

       (1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20)参见许婉璞：《明代中晚期刻书业的特色及文化意义》，《中国出版》2005年第7期。

       (21)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403页。

       (22)参见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2页。

       (23)参见卢宇苗：《明代书坊主的推销手段在通俗小说传播上的运用》，《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4)参见乔治忠：《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第407页。

       (25)参见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6页。

       (26)参见汪向荣：《关于〈日本考〉》，汪向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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