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发展社会学的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对象。这在自然科学中是十分明显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有着各自十分确切的对象。然而，当我们谈到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马上会有几分犹疑，这是因为，作为它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目前正处在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之中。自19世纪以来，虽然社会学成为标准意义上的学科已近200年，但是，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缺乏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理论。在塔尔科特·帕森斯以前，虽有韦伯和涂尔干对社会学学科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科演进角度来看，他们的工作也还只是些尝试性的综合。在他俩之后，帕森斯是现代社会学的真正奠基性人物，正是他使得社会学成为孔德意义上的社会物理学。他的一般行动系统理论（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system）多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参照。然而不幸的是，帕森斯的贡献要么没有被人认识到，要么就是被人误解了，所以，在他之后的研究者们，基本上没有领会到帕森斯尝试为社会学奠定起像物理学意义上的基础理论的企图[1]。结果，帕氏之后的社会学发展状况基本上可以用“群雄逐鹿”四个字来形容，各种理论流派横行，各个社会学家互不买账，争先创立自己的门派，新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冲突论、现象学、常人方法学此起彼伏[2]2。既然作为发展社会学上一级学科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如此混乱，那么，到了发展社会学这里，如何界定其研究对象，也成了比较令人头疼的事。
正因为存在上述这种混乱局面，很多研究者索性将现代化等同于发展社会学。也就是说，将发展社会学研究等同于现代化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现代化理论仍是发展社会学的主流话语。在目前关于发展社会学的介绍中，不管怎样批驳现代化理论，都显得极其无力，这是因为对现代化作批判的批判理论大多也是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话语基础的。这种情况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3]54。
发展的现实已经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基本上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了。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展早期出现的殖民掠夺、人奴贩卖、殖民战争（比如20世纪两次大战）等人类危机。近期而言，边缘国家（地区）出现了普遍性的能源缺乏、贫困化、环境污染等等问题。就贫困来说，据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在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据Giovanni Arrighi测算，在1980—1988年，拉丁美洲（包括巴西）的平均GNP指标下降了46％（如果排除巴西则为54％），中东和北非则下降了27％（其中土耳其和埃及则为31％），西非和东非下降了60％，南亚下降了10％，东南亚下降了35％（其中印尼和菲律宾则为50％）[4]38。就环境污染来说，20世纪60—70年代，在低、中收入地区开始工业化的时候，美国、日本等发达地区开始把污染性工业向外转移，欧、美、日等地区的污染性工业份额持续减少，拉美和亚洲等低、中收入国家的污染性工业份额逐渐上升。
以上现实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意味着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被扭曲了；二是说明发展社会学处在危机之中；三是表明认清发展社会学发展趋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从历史过程帮助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产生过程：问题是如何提出来的？困境在哪里？如何从困境中突围？
二
1950年，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Kuznets）提议，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中创立了一个经济增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之后，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名为《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这个刊物。当时的主编是由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学者霍塞利兹（B.F.Hoselitz）担任。依托这个刊物，1951年5月，该杂志社举办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并且首先使用“现代化”一词来描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特征。1960年，各国学者云集日本箱根，参加了名为“现代日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会议第一次系统、认真地讨论了现代化问题，为现代化论题确定了一个大体认同的8项基本标准：（1）人口比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个社会越来越以城市为中心；（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较高，商品流通广泛，服务设施增加；（3）社会成员在广大的空间内相互作用，广泛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4）村社和代代相传的社会群体普遍解体，导致个人有更大的社会流动性，个人在社会的行为具有更广泛和多种不同的范围；（5）全面推广文化知识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对其周围环境传播的世俗的和越来越科学化的倾向；（6）广大和深入的大众交流网络；（7）政府、商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机构的存在及这些机构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组织；（8）在一个大的民众团体控制下，各大民众团体加强统一（即国家），这些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关系）。
应该说，上述标准是综合性的、社会性的。然而这些标准后来被人误用了。因为后来者越来越倾向于用数字去说明现代化。比如，美国学者列维（M.J.Levy）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和幸存者》一书中将现代化标准定义为非生物能源与生物能源的比率。他认为，比率越高，则现代化程度越高。20世纪70年代，另一位美国学者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给出了度量现代化的10个标准：（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12％—15％；（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45％以上；（4）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在70％以上；（5）识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6）大学入学率在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人数在1000人以下；（8）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在1％以下。
社会发展是综合性、社会性的，如果单纯用数字来界定发展，很可能产生为数字而数字的做法。我们知道，社会不可能纯粹依靠逻辑计算而活，还有文化、价值、情感、情绪、社会结构这些重要东西。所以，越到后来，现代化理论似乎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表现来看，追求GDP效应超过了现代化的其他目标。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多恶果，比如贫困、环境污染、人权缺失等问题。
三
上述表明，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极大地扭曲了，即以数字来呈现发展状况。然而数字的增长并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因为数字并不一定能说明现代化使谁受益了，使谁受损了。实际上，用数字来表明发展状况，往往会被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群体利用，因为这些群体往往是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的主导者，他们采纳的发展理念、统计方法往往是非整体性、非社会性、生产性的，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喜欢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表示发展速度，对投资的重视胜过对分配正义的重视。
对我们来说，现代化理论目标被扭曲这一事实引出了两个实质性问题：我们如何判断发展社会学所处的境况？我们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
第一个问题：目前，发展社会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境况之中？发展是“终结”了，还是被“低估”了呢？这个认识困境是针对现代化理论越来越意识形态化而提出来的。因为与现代化理论相关的关键词：比如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modern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西方化（westernization）这些词汇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另一方面，一些新词汇越来越有取代上述关键词的趋势。广为人知的新词汇有：全球化（globalization）、区域化（regionalization）、本地化（localization）、文化多样性（culture diversity）。新词汇的涌现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现代化不是唯一值得追求和羡慕的对象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一个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现实本身，联合国的十年发展计划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原先的缩小南北差距的美好愿望基本上已经幻灭，南北之间的鸿沟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就连亚洲四小虎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在1997年金融危机面前也仅是个“纸老虎”[5]3。总之，人们从现代化理论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发展的迷思中走了出来。
由于对现代化理论失去了信任，发展社会学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之中，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了。然而，人们的行动必须要有理论框架来指导，没有指导的行动是没有目标的行动，没有目标的行动自然也就不构成为行动了，而仅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恰当的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可能更容易陷入万劫不复之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发展社会学而言，的确存在着需要“拯救”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发展社会学既面临着“终结”的危机，也面临着发展的“契机”。
第二个问题，如何界定发展社会学。我们认为，要拯救发展社会学，需要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矫正现存的发展理论。所以，我们给发展社会学下的定义是，发展社会学是一门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去矫正发展理论的学问。这样一个定义包括以下几层意思：（1）发展理论有一定问题；（2）解决发展理论的问题需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用到“社会理论”的知识；（3）发展理论的发展是有希望的，发展并没有“终结”。
现代化理论是西方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它自己的土壤。比如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三个革命为背景的。西方世界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英国）、民主革命（法国）、教育革命（美国）。这三个革命协同宗教运动改革，最终在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公民宗教式的现代社会。如果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看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把现代化理论这件“黄袍”加在发展中国家这个“病人”上，就可能会出大麻烦。
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志的发展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土不服”的确是一种危机。不过这种危机绝非到了使发展“终结”的程度，因为新的趋势、新的方法已经有利于我们来拯救它了。接下来，我们将剖析发展理论的产生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认识到，发展不是终结了，而很可能是被低估了。
四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认识发展理论的框架、维度、过程和要素，以及必须了解发展的实施主体都可能是哪些，这些主体之间的斗争与发展观念之间有何关系。换句话说，发展社会学之所以能带有社会学的意涵，就是因为它坚持认为，发展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只有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才能看清发展的含义、发展的行动者等实质性内容。
图1 发展理论的维度
资料来源：Jan Nederveen Pieterse,2001,Development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at p.8
首先，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表1）。在19世纪末期，发展的含义主要是工业化或者是赶上工业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6]12，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6]8。进入到20世纪上半叶，发展完全被等同于工业化，被等同于经济发展。随着系统理论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推进，帕森斯等理论家意识到经济系统如果没有文化、法律、政治诸系统的支持，经济系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在帕森斯一般行动系统理论影响下成为一种普世性学说。由于现代化理论的繁盛之地在美国，美国文化的色彩主要是进化论的、实用主义的，所以，现代化理论的色彩主要是进化主义的。很显然，现代化理论的经验基础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当这种理论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不发达国家时，就出现了困境。因此又有了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心—外围结构理论背景下，都主张民族国家的自主发展。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通过跨国企业等新形式仍牢牢地控制了利润的中心国家流向趋势。结果出现了两种现象：一是出现了依附理论的变态形式，即“不发展的发展”的主张，二是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第4世界”，即发达国家不愿管，跨国公司不愿去投资的地方。在依附理论之后，则是综合发展观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综合发展观强调实质理性和以人为目的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经济结构改革、去管制、私有化等措施发展经济。两者都有一定问题，前者对发展中国家人民来说，是空洞的呓语，后者则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集团打开了通过剥夺公共财产以“致富”的方便之门。在它们之后的发展观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批判观，认为发展带来的只是灾难，带来的是极权主义的泛滥。很明显，整个过程表明，当现实改变后，理论视角相应变化，其中的发展意涵也跟着变换了。
其次，我们来审视发展理论的一般方法。通过发展含义的变迁，我们可以看到，发展视角是在不停地改变的。因此，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们日益觉得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审视某个发展理论的重要性。Pieterse提出了任何一个发展理论都可能存在七个维度（图1）。这七个维度主要是指，任何一个发展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它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假设，以某种知识论为基础进行理论构筑，以某类群体为诉求，以及有对将来发展的预测。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这七个维度去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著作。在这本书里，Max Weber关心的问题是，虽然中国、古埃及、印度都不缺少理性，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独独在西方世界得到发展，并蔚为大观。Weber试图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建立因果关系。知识论是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则是理解主义方法论。在代表方面则是新教徒，新教徒成为资本家是为了上帝的荣耀，是为了获得救赎。在图像方面，则是韦伯勾勒的资本家形象，以及富兰克林所说的资本家精神。另外，韦伯在这本书里还刻画了人将来的“铁笼”这样一种比较阴郁的命运。
当然，通过这七个维度去认识某个理论，并不意味着涵扩了整个理论的内涵，这只是出于分析比较的需要，采取的是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式的分析方法。
图2 一段时间以来发展理论的一般趋势
资料来源：Jan Nederveen Pieterse,2001,Development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at p.13
第三，发展理论其实是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表现。上面关于发展理论的几个维度其实可以从实践斗争导致理论上的转换来理解。这个转换的一般过程是：实践→研究→政策→意识形态→图像→理论→意识形态→政策→实践→理论→意识形态→图像→政策…[4]8。从转换的具体过程来看，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既与全球霸权均势相关（表2），也与发展领域的行动者相关（表3）。从19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的近200年间，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是随世界霸权均势变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殖民人类学是与英帝国的扩展始终关联在一起的，美国在工业化追赶阶段也把它们视为发展的主要指导理论，但当美国处于霸权地位时，结构功能主义甚至成了官方哲学。随着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先后成立，新马克思主义成为它们去殖民化的主要话语。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和NIEs成为发展的主要现象，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成为发达国家的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在NIEs地区，越来越强调国民能力和国家发展间的关系。
一个社会的发展始终要由一些行动者去推动。发展理论的具体形态会受到这些行动者的强烈影响，因为这些行动者其实是一些利益关涉者（stakeholder）。在制度层面上看，国家、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系统、市民社会有不同的取向，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主要着眼于经济，容易受到各自系统内利益集团的影响。联合国系统和市民社会通过超政府性组织（如WHO、ILO等）、非政府组织人民的利益（如NGO等）去行动，它们以政治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生态学以及性别研究为学科基础，追求更加综合性的发展战略，并以社会为出发点和着眼点。
五
通过前面知识上的准备，我们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发展社会学的趋势。首先是关于发展理论的一般趋势（图2）。
这是从发展理论的一般性特征变化来说的。从现代化理论以来的一段时间里，发展理论由帕森斯意义上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向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加芬克尔意义上的常人方法学、舒茨意义上的现象学社会学转向，更多从经验上注意微观上的行动和制度。在知识论上从结构主义向建构主义转换。在方法论表现上不再是粗暴的决定论，而是阐释学。在现实立场上逐渐摒弃霸权化、单一性、欧洲中心主义等取向，转而承认分化、多元、多中心。
再具体来看一下发展理论的当前趋势（表4）。发展理论的当前趋势已经克服过去盛行的宏大理论、部分性理论，越来越强调分化、反思性、学科的交叉性趋势，由民族国家主导发展转向国家、社会、市场共同引导发展，注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尤其注重性别平等、环境正义等方面。
收稿日期：2008－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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