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与新消费者的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化与论文,消费者论文,市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正在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规律，经历着从半包容性向包容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及其家庭在户籍身份和享受均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市民化（蔡昉，2010）。①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经验是，刘易斯转折点到达后，收入分配逐步得到改善(Minami，1998；Moriguchi and Saez，2008)，②进而消费率于10～15年之后止降上升（沈建光，2010），③加快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如果类似的过程在今后10年的时间里得以在中国发生，则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时，同时将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事实上，居民消费率的显著提升，不仅是收入提高和收入分配改善的结果，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
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如果政府不能借助收入分配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则会导致社会失序，在更加严重的情况下，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Freeman，1993）。④可见，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收入分配改善的条件虽然逐步具备，但是，最终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却不是可以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自然而然实现的。从中外经验和教训都可以看到，相应的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拟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从中国实际发生的城市化预测消费需求的潜力和可持续性，同时提出如何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通过市民化过程转化为未来的消费主体，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一、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中国政府一直倡导经济发展方式向内需拉动转变，为此也提出提高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要求。这有赖于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制度性障碍显著消除，从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高，进而作为结果，普通劳动者收入的较快增长。然而，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就业的大幅度增长，并形成人类和平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在继续恶化。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关于人口流动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在这里都不再是可信的规律。那么，启动居民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又会从何谈起呢？因此，我们应该首先澄清不甚了了的关于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判断和描述。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9》。
许多研究表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指数可以被分解为城镇内部差距、农村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其中，城乡差距的贡献率高达40%～60%之间(Wan，2007)。⑤这意味着，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了，整体收入差距也会缩小。图1显示，2003年以后，⑥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有趋同的趋势，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解释，这也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更进一步，实际上，农民工的打工收入有相当大的部分没有得到统计。首先，目前有大约3000万举家外迁的农民工家庭，其收入几乎全部被统计体系遗漏。其次，城乡人口和家庭的划分对住户调查中收入统计产生很多影响，使其成为不完全的统计（蔡昉、王美艳，2008）。⑦
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较高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差距缩小的过程。一般来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是再分配的结果，而是劳动力大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结果。因此，如果农民工工资收入在统计中缺失或不完全，则难以准确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根据统计资料，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75元，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而根据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计算，⑧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流动家庭人均收入则为17070元，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与城镇人均收入基本持平。
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缩小，但是，如果把农民工的收入如数统计上来，无论是作为农村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的一部分，都会起到缩小城乡差距的作用。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足够适宜的数据做这种修正。⑨但是，2009年城镇已经有1.45亿农村劳动力务工，他们的工资已经在上涨，却是一个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且持续因素。因此，在讨论扩大消费及其相应政策问题时，应该把农民工群体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其工资上涨幅度、可持续性及其影响。
二、农民工工资上涨的事实与趋势
我们需要回答农民工的收入在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位置，其走势究竟如何，是否足以影响整体收入分配状况等问题。在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观察并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中国经济发展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增长同时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转型，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逐步消除，特别是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不断自由化，加快了就业结构的非农化进程。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城镇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发育，逐步消弭着长期存在的冗员现象，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者通过再就业以及退休等方式被消化，人力资源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由市场配置和调节。因此，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刘易斯所预期的，一旦现代部门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劳动力供给速度，经济发展即到达一个转折点(Lewis，1972)。⑩换句话说，刘易斯转折点是指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现行工资水平下的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劳动力不够了，而是需要提高工资才能保持劳动力供给满足需求。
普通工人的工资以更快速度上涨是供求关系转变的直接体现，是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重要特征，因而也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最主要的证据。利用国家统计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观察城镇总体和分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及其变化（表1）。在可以获得的16类行业数据中，我们选择了两个使用非熟练劳动力较多的行业，对实际平均工资的变化进行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行业在2003年以来，始终保持着实际平均工资的快速上涨趋势。
由于城市劳动者特别是在国有企业就业的职工享受着工资保护(Knight and Song，2005)，(11)其工资变动并不具有代表性。而在常规的工资统计中，农民工和城镇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资常常被遗漏，所以，发表的平均工资并不能准确反映非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及其变化趋势。因此，为了显示非熟练劳动者工资变化，我们以农民工工资作为代表（表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农民工的工资近年来呈加速上升的趋势。2009年，农民工实际月平均工资为1221元，为2001年的1.9倍。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调查数据表明，2009年农民工平均工资达到1783.2元，比上年实际提高17.8%（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2010）。(12)虽然仍有人怀疑，但是，大多数观察者都承认，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工资的持续上涨是真实的。此外，为了证明工资上涨是供求关系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因素干扰造成的，我们还可以考察农业中使用雇工的工资变化状况。表1中各种数据来源都显示，自2003年以来，不仅在普通劳动者比重较高的产业，工资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民工工资也显著提高，同时，农业中雇工工资则以更快的速度上涨。
关于民工荒现象和农民工工资的上涨，在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存在不同解释，从而引申出不尽相同的政策含义。概括而言，否认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论点有三类，分别是：(1)否认农民工工资在控制人力资本因素后有显著的提高；(2)认为民工荒及至农民工工资上涨，是由于劳动力流动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存在，从而导致的劳动力流动不充分造成的；(3)认为民工荒是务农收益提高从而农村劳动力外出机会成本提高，以致外出劳动力减少造成的。回应这些不同观点，可以从下列几个因素，看农民工工资上涨的逻辑和长期可持续趋势。
首先，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增量逐年减少。例如，2004年～2011年期间，这个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并预计在2015年停止增长，随后转为负增长（胡英，2009）。(13)2010年春节以后，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短缺现象普遍发生，并不限于沿海地区，而且蔓延到中西部地区，是2003年开始的劳动力短缺趋势的继续。由于劳动力短缺有其人口转变基础，因而不是短期的和结构性的现象，而是会持续下去。
其次，支持工资上涨的各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正在加快建设。2004年以来各城市政府感受到劳动力短缺的压力，竞相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最低工资调整，并且被广泛适用于农民工。1996年～2008年期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城市数以及标准提高的幅度都显著地提高了。虽然2009年在遭遇金融危机期间各地暂停提高，但2010年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再次进行了调整，平均涨幅超过以往。此外，政府发挥工会的积极作用，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与劳动者的制度需求相适应，(14)也将创造出并完善工资正常增长的制度环境。
最后，工资提高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保障，总体上不会降低企业和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对全国制造业数据的分析表明，2000年～2007年期间，企业职工报酬增长了91.8%，而同期企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了178.7%（蔡昉、王德文、曲玥，2008）。(15)既然制造业劳动报酬的大幅度提升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更快速提高而同时发生的，我们必然会看到，在两者都经历逐年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其比率（即单位劳动成本）多年经历着下降趋势，既意味着竞争力仍然得以保持，也意味着工资的提高是可持续的。
三、如何挖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
农民工总数已经很大，他们占城市就业的比重已经超过1/3。如果加上没有离开乡镇的非农产业农村工人，总规模与美国的劳动年龄人口（15岁以上人口）大致相等。在劳动力短缺推动农民工工资上涨的情况下，其扩大消费的效应必然显示出来。首先，尽管农民工工资水平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由于农民工总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从总量上看也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和潜在的消费支出。其次，他们作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由于这个组别具有更大的消费收入弹性，或者说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将会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
目前，制约农民工及其家庭消费的因素，是城市化的不彻底性。中国的城市人口被定义为：在城市居住6个月或以上的居民，而无论其户口登记地在哪里。其结果是，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产生了较大的差距，2007年城市化率比非农化率高出12个百分点。从公共服务的均等性来讲，这种城市化模式的确具有未完成的特点，即那些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没有享受到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在诸如义务教育、保障性住房等其他公共服务方面，他们也没有获得均等的权利。这种未完成的城市化，妨碍了城市功能的发挥，抑制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说，这种城市化模式导致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性。无论是因经济周期因素还是最终预期，没有获得正式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仍旧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由于城乡消费模式的差异，没有归属感的农民工和家属，依然按照农村的模式进行消费和储蓄，不能发挥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功能。因此，未来的城市化应该从单纯的人口比率提高，转向更加关注公共服务覆盖面扩大的内涵上来，通过消除46%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与33%的非农户籍人口比率之间的差距，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及其家庭成为重要消费力量，或提高的收入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可能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社会保障覆盖率的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解除农民工消费的后顾之忧。按照《劳动合同法》以及其他法规的要求，农民工从制度上已经被基本保险制度所覆盖。此外，基本养老保险的结转办法，将大幅度提高对农民工的覆盖率。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保障水平低、对未来预期的不稳定，是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如果说对于城市劳动者来说，社会保护水平是以从低到高的方式进步的话，对于农民工来说则是从无到有的进步。
其次，农民工已经实现了代际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全新的人口特征，消费观更加积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16)在外出农民工中，16～30岁农民工的比例为61.6%，总数为8952万。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中最大的群体。根据CULS数据分析，与30岁以上的一代人相比，他们具有以下特点：(1)受教育水平高，42.3%受过高中及以上的教育；(2)独生子女比重高，为13.1%，而31～40岁和41～50岁农民工为独生子女的比例分别只有3.3%和2%；(3)在城镇长大和受教育的比重高，即32.8%的人在16岁以前居住在城市、县城或镇。
这些特殊的人口特征，使其消费观和消费行为都不同于传统农民工。下面，我们同样根据CULS数据，按照农民工家庭的年龄结构，可以将其分为两类：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和老一代农民工家庭。如果一个家庭中，16～30岁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大于50%，我们将其视为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如果一个家庭中，16～30岁人口占1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或等于50%，我们将其视为老一代农民工家庭。与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食品、衣着、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住房支出都更多（表2）。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衣着支出，更是达到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的2.2倍；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年人均文化娱乐支出，是老一代农民工家庭的1.9倍。
最后，户籍制度改革将大规模把农民工转化为新市民，从而转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住房建设和消费品生产等领域创造出更大的需求。目前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并没有把尚未落户的农民工的需求完全地考虑在内。因此，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要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Chun，2010)，(17)中国居民可以按照日平均收入水平，分别归入6个收入组（表3）。由于中国的农民家庭、农民工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日均收入分别为3.6美元、9.4美元和11.9美元，即分别处于2～4美元、4～10美元和10～20美元三个组别。由于1.25美元是国际贫困标准，脱贫后即人均收入达到1.25～2美元，消费水平提高120.5%；进入人均收入2～4美元的中等收入最低组后，消费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17.5%；劳动力流动后即进入人均收入4～10美元的中等收入中等组，消费水平提高80.1%；而农民工成为市民即进入人均收入10～20美元组别后，消费水平可以大幅度提高117.8%。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家庭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而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可以提高收入水平，更是可以以较大的幅度提高消费水平。
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一方面，居民大大提高了对更加充分、均等的社会保护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激励，正在转变为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公共服务，进而推动制度改革的激励。从近来各地的情况看，各种形式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加快步伐。最近，广东省、重庆市都出台了更为实质性的户籍改革制度。如重庆市的改革效果是预期将在10年内增加城市人口1000万。其实，许多人并没有注意到，在过去十年里，以农民落户为标志的户籍制度改革，效果是很明显的。例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的年平均提高速度，在1997年～2007年期间达到了2.1%。按照国际标准，这也是一个较快的速度。而且，可以预期这个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四、结语
改革期间得以延续的城乡分割制度——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服务提供的不均等、人口与劳动力的城乡分割等，使得参与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以及中国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未能充分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也没有成为消费需求的重要力量。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城乡二元结构被逐步打破，城市化加速，农民工通过转变为新市民，将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消费巨人。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球经济再平衡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表明，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所产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在促进以下条件的成熟。即第一，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的加速推进；第二，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加速增长；第三，收入获得提高的群体，特别是农民工，迅速转变为新的消费者。为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应的制度变革，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十分的紧迫性。
注释：
①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1——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261页。
②Minami Ryoshi,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Japan:An Assessment of the Kuznets Hypothesis,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8,Vol.22,No.1,pp.39-58.Moriguchi,Chiaki and Emmanuel Saez,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8,Vol.90,No.4,pp.713-734.
③沈建光：《工资上涨——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香港）MIZUHO 2010年7月9日。
④Freeman,Richard,Labor Market and Institu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1993,pp.403-408.
⑤Wan,Guanghua,Understanding Regional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rends in China:Methodological Issues and Empirical Findings,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Series 53,Number 1,March 2007.
⑥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显著变化皆显著发生在这一年，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2003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转折点，或称刘易斯转折点。
⑦蔡昉、王美艳：《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9期。
⑧“城市劳动力市场调查”(CULS)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分别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在上海、武汉、沈阳、福州、西安、广州等6个城市，对外来人口和城市本地人口及家庭进行调查。调查对城市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都具有代表性。
⑨我们尝试过一些不充分的分析，从最低限度上说，可以证实，因缺乏农民工收入统计，城乡收入差距的确被高估了。参见蔡昉、王美艳《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⑩Lewis,Arthur,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ur,in Di Marco,L.(e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2,pp.75-96.
(11)Knight,John and l.ina Song,Towards a Labour Market i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108.
(12)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第5次农民工问题监测报告》，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1——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劳动力市场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0页。
(13)胡英：“分城乡劳动年龄人口预测”，未发表工作论文(2009)。
(14)刘易斯转折点到达之后，更多的就业机会无异于普通工人获得了用脚投票的退出权(exit)。以此为支点，他们越来越经常地对劳动报酬水平、工作条件、福利待遇等发出不满的声音或呼吁(voice)。关于退出和呼吁的运用，参见阿尔伯特·赫希曼《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卢昌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蔡昉、王德文、曲玥：《中国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16)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was40/gjtjj_detail.jsp? channelid＝5705&record＝96。
(17)Chun,Natalie,Middle Class Size in the Past,Present,and Future:A Description of Trends in Asia,ADB Working Paper Series,No.217,September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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