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方言与民系形成的时间和地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方言论文,地点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客家方言及民系形成的时间、地点问题，是客家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争议较多的问题。本文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汉畲杂处等新角度进行探讨，认为：赣方言形成在先，客家方言是北宋中期在赣南形成，而客家民系则到南宋中期闽粤赣三角地区全部客家方言化后才告形成。
关键词 客家方言 民系 客音近赣 移民走向 畲汉杂处
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and Population
Wu Jinfu
Abstrac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andPopulation has been a problem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with much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the Hakkas.This paper approaches the problem from new angles such as the routes and destinations of migration,changesin number of population,and the inhabitation of the Hans and the She minorities together in a compact community.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Jiangxi dialect came first,followed by the formation of Hakka dialect in the south of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middle stag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nd eventually the Hakka population took shape only after Hakka dialect had taken up the entire border area of the three provinces of Fujian,Guangdong and Jiangxi during the middlestag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Key words Hakka dialect Population Hakka dialect similar in pronunciation to Jiangxi dialect routes and destinations of migration inhabitation of the Hans and the She minorities together in a compact community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时间及地点，众说纷纭，还没有统一的看法和结论。著名客家学研究学者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认为：“客家这系统的形成，大体已晚在五代至宋初。”徐杰舜则认为：“客家人南迁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其作为汉族中客家人支系的形成，大约在南宋之时，并以迁至广东的东部和北部定居为标志。”[①]台湾《客家风云》第12期《客家民性之形成及其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一文的作者也提出：“客家民系的正式形成与其名称之确定，当在宋末元初之际。”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各人角度标准不一，所以时间相差很大。
我们知道方言、民系是移民的产物，方言又是民系的重要标志。本文想从移民走向和人口变化的角度来探讨客家方言及民系的形成时间和地点等问题。
一
我国土地辽阔，民族众多，因此语言、风俗习惯出现很大的差异。《荀子·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荣辱篇》又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这告诉我们当时楚人、越人、夏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地域、语言和风俗习惯等。《说苑》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战国时，居住在今湖北的楚国鄂君，曾泛舟于长江上，划船的船夫是越人，他们边划船边唱歌，鄂君听不懂，便对随行人员说：“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②]同饮一江水的长江中游人与下游人，说话互相听不懂，交流要靠翻译，可见当时语言已很复杂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但却无法统一语言，可见其复杂和难办到何等程度。而秦国几次大的军事行动和移民实边政策，却有利于南北语言的交融，如进军岭南的50万大军“行者不还，往者莫反”[③]。就地定居，起到了在南方推广北方话的效果。
汉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武帝派兵平定了南越，于次年及元封元年（前110）又先后制服了闽越和东越。“于是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④]。这次南方居民的大规模北迁，无疑是一次南北语言的大交融，为日后产生新的方言创造了条件。
由西晋“永嘉之乱”所引发的第一次北民大规模南迁，延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其数量自西晋永嘉年间到刘宋末年（大约是公元307年至479年）仅见诸史籍的就有70万人以上”[⑤]。即所谓“群雄争中土，黎庶走南疆”也，当时已有不少难民南迁来粤东地区，《舆地纪胜》引《南越志》云：“义安郡有义招县（今大埔、梅县）昔流人营也，义熙九年立为县。”“流人营”即难民营，粤东的东官郡（331）义安郡（413）都是在这期间建立的。
北人迁入南方后，语言也会受当地语言的影响。南北朝颜之推就有一段精采的对比。他说：“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浓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杂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⑥]可见南北朝时已“南腔北调”了。
三国以后，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东晋、南北朝时成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民大量南迁，设了许多侨郡侨县安置他们，因此这里人口增长很快，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讲楚、越、夏语的人，交错居住在这里，互相影响交融，南腔北调是很自然的了。这种历史现象一直延续下来。明代唐伯虎在《闾门即事》一诗中描写苏州的繁华景况时写道：“世间乐土是吴中，……四远方言总不同。”可见其深远的影响。那些操南腔北调的汉人，再大规模南迁，又与先到的汉人及土著的语言融合，便产生新的方言，如闽海系，湘赣系等。所以我国东南沿海各省的方言特别多，这是赣客方言形成的语言背景和历史背景。
二
一种新方言的形成，必须有三个主要条件：一是移民原居住地的语言本来已不单纯。二是移民大规模群迁至同一比较大的地域。三是迁入地要有一定数量的老居民，且语言与新移民不同，经过几代人交融后，才能产生新的方言。
以此再看客家话形成的人口及地域背景。谈到客方言的形成必然牵涉到赣方言，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肖遥天在《潮音戏寻源》中说“潮音似闽，客音近赣”，有的学者指出，赣方言与客方言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同一种方言的两大支派”[⑦]。我认为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也是研究客方言及客家民系时不可忽视的事实。我国大宗移民是由北而南，方言的形成和移民一致，也是由北而南，吴方言形成最早，其次是湘、赣、闽、粤，最后是客、潮。赣方言区在客方言区之北，按移民走向，“客音近赣”，赣方言形成在先，因此得先来看赣方言的形成背景和时间。
秦在赣南设南野县，属九江郡，汉高帝在江西设豫章郡，辖18县，有6.74612万户，人口35.1965万。赣南有赣县、雩都、南野三县[⑧]。东晋在江西境内增设了六个侨置郡，即西阳、南新蔡、安丰、松滋、弘农、太原[⑨]。以安置南迁移民。据《晋书·地理志》载，江西户口为6.3200万户，约30万人，到隋朝为7.5202万户，约40万人，增长正常。但到唐“安史之乱”（755—763）引发第二次北民大规模南迁，江西人口由隋朝时约40万人骤然增到158.6257万人[⑩]。这些从北方来的大宗新移民，其语言与原居民语言经过六七代人200多年的融合，便产生了与北方话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赣方言。可见赣方言在中唐至迟在晚唐便已形成。我们从唐人诗句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唐张籍在《元嘉行》一诗中写道：“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说明当时南方所操语言和北方已经不一样，但晋朝时南迁移民的后代，许多人还能讲“晋语”。唐代诗人贾岛在其《送人南归》云：“分手向天涯，迢迢泛海波。虽然南地远，见说北人多。”在其《送人南游》中也有这样的诗句：“蛮国人多富，炎方语不同。雁飞难度岭，书信莫为通。”[(11)]
诗中的“蛮国”应是指原“蛮越”居住地的湘赣、岭南及福建沿海地区，“炎方语不同”，也应是指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而不是指少数民族语言。可见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在贾岛生活的年代都已形成。据史书记载，唐天宝年间广东有21.8277万户，为隋代的1.6倍，广州府从天宝元年至贞元年间（742—800）的半个世纪内，户口由4.2万户增至7.4万户，岭南道增设了九个县[(12)]，说明“安史之乱”前后北人南迁到岭南的人数之多，奠定了形成广州话的人口条件。
第二次北民大规模南迁后，赣南山区人口增长很快，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天宝赣州六县的人口为27.5420万人，仅次于洪州（35.3231万人），天宝年间广东韶州人口也增长很快，有3.1万户，其他地区增长则较慢，潮州程乡县（含现在的梅县、大埔、蕉岭、平远）有0.18万户，福建汀州有0.533万户，可以看出，赣南人口在闽粤赣三角地区遥遥领先。
到了唐末，黄巢之乱波及很广，继而五代十国诸侯纷争，民不安生，而赣南山区相对比较平静，是避乱的好去处，所以到北宋，赣南人口又有比较大的增长，经济文化得到较大的发展，语言也发生新的变化，客家话即在此背景下，在赣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客家话的形成，除了移民等因素外，与闽粤赣三省交界三角地区的汉人，比较长时间与畲族杂居有关，特别是人口较多的原先讲赣方言的赣南汉人。据畲族研究专家考证：在宋代以前，当时福建的九龙江以西和粤东的潮、梅和江西的赣南等地区，也就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确是当时少数民族“蛮獠”的聚居区，“蛮獠”即今畲族，它的来源与越族南武侯织这一支关系最为密切[(13)]。当时赣南的畲族人口究竟有多少，没有统计数字，相信不会比汉人少多少，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中，包括语言在内各方面互相影响，赣方言中又吸收了新到汉人及畲语中一些语音词汇，形成客家话。畲族人也逐渐学会了客家话，赣北畲族少，黄巢之乱时迁入人数较少，语言变化小，仍操赣方言。法国巴黎大学语言学博士沙加尔在《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为题的演讲中认为“客家话是在江西形成的”[(14)]。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至于形成时间，我们认为应是在北宋。如果说赣方言形成于晚唐，那么再过200多年，即北宋仁宗时前后，客家话就形成了，不然以后的客家话流行走向及闽浙畲族人懂客家话的问题等就很难解释了。陈运栋在《客家人》一书中论述唐代语音时认为，虽然在广韵中有些发音可能与客家话相同，但从其中一些浊音看，“这个时候客家音系仍未建立。”而到了宋代，陈运栋认为：“现在客家话里的韵母系统，毫无疑问是成立于宋代。所以后来元朝周德清所撰的《中原音韵》和明代初年官修的《洪武正韵》大体上都和客家音系相符。”“现在客家话中的六种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阴入、阳入，可以说在宋朝客家人的祖先迁入广东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宋以后，中国的语音一直在蜕变之中，到了元代，古代的浊音系统已经完全消失，某些古浊音在客家方言中改作送气的清音，北方方言与客家方言的音韵差别增大，“国语的演变，由于文学作品的需要，终于成为今日的样子，而客家话，则由于客家深居山地的关系，数百年来，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客家话乃是宋音的遗留”[(15)]。我们认为陈运栋先生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
客家方言形成后，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和辽金南侵，导致第三次北民大量南迁，这次南迁北民在赣南定居下来的，大大超过在赣北定居下来的，我们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吉州八个县人口为95.7250万人，赣州仍居第2位，为70.2127万人，当时江西省人口为322.1538万人，占南宋全国人口1684.2401万人的近六分之一[(16)]。上缴赋税连江南东路约占全国的一半，可见江西已得到全面的开发，经济、文化得到较快的发展，《宋史·地理志》这样写道：“江南东西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牵牛、须女之分。东限七闽，西略夏口，南抵大庾，北际大江。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名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江西成了人口稠密区，所以南宋时便向人口稀少的邻省闽西及广东迁移，形成连片的客家方言区。
三
客家话是北宋中期在江西赣南形成的，解决了为什么“客音近赣”，赣客方言是“同一方言的两大支派”的问题，能说明客家话的传播走向以及闽浙畲族人会说客家话的问题，符合移民走向及各地人口增长实际。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历次的移民总是由北向南，由人口多的地区向人口少的地区迁移，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江西人口已达320多万，而广东才有51.3711万户，78.4774万人[(17)]。全省人口还不及吉州一州的人口，仅比赣州多8万余人，而当时梅州程乡有1.237万户，汀州五县有8.1454万户[(18)]。到元代，因抗元保宋的战争，广东人口减少很多，1290年梅州只有2478户，14865人[(19)]。如果说客家话是宋末元初在闽西或粤东形成的，这么少人口的地区，怎么去改变赣南人口那么多的地区说客家话的呢？客家话怎么又会近似赣北的赣方言呢？30多万闽浙畲族人又怎么会懂客家话的呢？……实际上明末和清代才有比较多的闽粤人返迁江西，但比例很小，明万历六年江西人口为898.2482万人，广东人口为504.0655万人[(20)]，江西人口仍比广东多得多。韶关大学余伯禧、林立方在《当代改革浪潮中的韶关客家人》中写到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南雄、仁化、乐昌有70万左右的人讲韶关土话，土话归属何种方言，专家们尚未有定论，但与客家话很相近，……应该说韶关土话实际上是最早迁入粤北的客家先民的语言，当属客家话。实际上韶关三大方言中，讲客家话的有146万人，讲韶关土话的有71万人，讲白话的有30万人。如果把韶关土话也归属为客家话是成立的，那么，客家人就有217万，占韶关总人口的80%以上。”[(21)]客家话形成以前迁入韶关的早期移民，当然讲的不是客家话，但他们人口不少，所以后来讲客家话的人迁入后，虽然人数比他们多，但长期都不能把他们完全“客家”化，至今仍讲与客家话相似的土话。
我们知道，唐《元和郡县志》记程乡户口无主客之分，宋《太平寰宇记》宋《元丰九域志》记述程乡户口才有主客之分。温仲和《嘉应州志·方言》载梅州户口：“《太平寰宇记》载梅州户主1210，客367，而《元丰九域志》载梅州户主5624，客6548，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由此看来，北宋末到南宋迁入广东的移民很多，这与广东人口还比较稀少有关，也与江西人口膨胀有关，我们查各地族谱，也都多记载是宋时由江西直接迁入广东或经宁化转迁粤东各地的。如《彭氏重修通谱》云：“今广东嘉潮惠之彭，自宋以来，既历四朝，相传二十余世，或居嘉属，或居惠属，星散四乡，不可胜记，而溯厥自来，皆由江西吉安庐陵。”今人对迁入情况的调查统计，也很能说明此问题。据龙川县129个自然村统计：宋代迁入的35姓，元代迁入的3姓，明代迁入的32姓，清代迁入的12姓[(22)]。
北宋后期以后由江西迁入闽西和粤东粤北的移民已讲客家话了，这些“客户”比原先“主户”多得多，因此逐渐把原先主户也同化了。只有像韶关、南雄、仁化、乐昌那样人口多又连片居住的早期移民，才无法完全同化，仍操他们的“土话”。所以到南宋，拥有闽粤赣三省边界连成一片的广大山区县，同操一种方言，即客家话的客家民系这一格局即告完成，逐渐发展成很有特色的一个民系。
北宋粤东人口不但还稀少，经济、文化、交通也还比较落后，循、梅二州还是安置贬官和流放犯人的地方，《宋史·刑法志三》云：“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岛在登州（蓬莱）海中，至者多死。（景祐三年七月（1036）辛巳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远恶地牢域。”“广南”指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而“远恶地”，《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十五“编配流役”云：“诸称远恶州者，谓南恩（阳江）新（新兴）循（龙川）梅（梅州）高（茂名）雷（海康）化（化县）宾（广西宾阳）容（广西容县）琼（海口）。万安（万宁）昌化（儋县）吉阳（崖县）军。”共十州三军。宋·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二也云：“春（宋属南恩州）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宋属高州）雷、化说着也怕。”
那么，为什么以梅县话为客家话的代表呢？一是梅县客家人绝大多数是客家话形成后迁入的，四周高山环抱，又有纯客县包围着，受闽、粤、潮方言的影响少，客家话比较纯正。二梅县后来居上，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很快，建州后一直是粤东客家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以来，特别是近代史上，出了大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移民世界各地的华侨很多，海内外闻名，在客家人中具有代表性。
最后，要谈及的是大多数畲族人能讲客家话的问题，罗美珍在《客家话概说》一文中指出：“客家人口至少4700万，此外分布在闽浙赣粤皖五省的畲族有36.8万人，也操客家话。”[(23)]据说广东的客家人到浙江畲族居住的村寨去，互相可以用客家话交谈，没有语言障碍。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客家先民、客家人与畲族长期杂处的结果。畲族是古代北越中一个强大的民族，分布湘、赣、粤、闽四省，早期湘、赣比闽粤人数多，随着汉人大量南迁挤压，畲民也大量南迁，到唐时即以闽、粤、赣山区为大本营，北宋以前，闽西、粤东畲族人比汉族人还多。清·杨澜《临汀汇考》载：“唐时初置汀州（开元24年736置）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为畲客。”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宁化黄连洞畲民起义，有二万畲民围汀州[(24)]。而唐贞元时汀州汉人才16000人[(25)]。唐陈元光在潮、漳平蛮，大规模抵抗力量也来自土著畲族人。北宋乐史编著的《太平寰宇记》云：“龙川县织竹为布，人多蛮獠，妇人为市，男子坐家。”又云梅州“主为畲瑶，客为汉族。”粤东山区县到处有带“畲”字的村镇地名。到南宋粤东汉人大大超过畲人，畲人向福建、浙江山区迁移了，据浙江遂昌井头村《钟氏宗谱》载其行程簿：自宋绍熙三年（1192）二月，钟谅、钟宣、蓝宗由原籍广东潮州府潮阳县向外迁徙……[(26)]这些畲民原籍应在潮阳县北部山区，这一地区现在仍有8万多客家人，畲民应是和客家人相处一段时间后才迁出的。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汉畲人民联合抗元的动人事迹，畲大娘、钟明亮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元史、高兴传》：“汀漳剧盗陈吊眼、畲酋许夫人，拥畲兵十万，连营五十余寨，皆为秀夫所络，世杰所统。”而元代统治者对畲民的镇压也是很残酷的，逼使大量畲民外迁，没外迁的也躲进深山区高山区，或隐畲从汉了。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3载：“正德十三年春，（1518）都御史王守仁执利头峒獠瑶池中容，遂剿灭之，乃立和平县。”可见统治者对畲族的压迫一直未停，所以现在广东畲族多居住在凤凰山、莲花山、九连山、罗浮山等高山区，且人数已很少了。1982年统计，广东畲族人有3200多人，1990年统计增至26438人。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许多畲族人已名正言顺承认自己是畲族人了。由于现在闽粤赣边畲族人数已很少，研究者只多看到汉族对他们的影响，而很少注意历史上畲族也曾对南下汉移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总之，由于客家人与畲族长期在闽粤赣边山区杂处，互相影响，在语言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所以谈客家话的形成及研究客家学时，必然牵涉到畲族，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对畲族的深入研究，也有利于客家学研究的深入。
注释：
① 徐杰舜《广西客家源流分布和风俗文化》载《客家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90年版第48页。
② 刘向《说苑·善说》卷11四部丛刊本。
③ 《前汉书·严助传》卷64。
④ 《史记·东越列传》卷114。
⑤ 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音辞。
⑦ 周振鹤、游世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页。
⑧ 《前汉书·地理志》卷28。
⑨(12) 沈益民《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13页。
⑩ 《旧唐书·地理志》卷40。
(11) 见《全唐诗》卷574。
(13) 蒋炳钊《关于畲族的来源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14) 见台湾《客家风云》1988年3期。
(15) 转自林嘉书《从文化角度谈谈客家方言研究》《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05页。
(16) 据《宋史·地理志》卷88。
(17)(18) 《宋史·地理志》。
(19) 《中国人口·广东分册》。
(20) 《明史·地理志》。
(21) 《客家人面临时代的挑战》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第19页。
(22) 何福添《龙川先民源流初探》《龙川文史》第九辑28页。
(23) 《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11页。
(24) 《资治通鉴》卷257。
(25) 杜佑《通典》。
(26) 转自陈训先《论粤东畲族的族源及其图腾崇拜》《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1期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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