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情出发，研究西方经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情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将西方经济学盲目排斥于现代经济研究范畴之外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合理的成份，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服务，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近些年来，我国在西方经济学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种种问题。例如，照搬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模式去硬套我国的经济实践；运用西方所谓“经济人”的假定，机械分析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消费者、生产者及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府的“经济”行为；甚至将西方经济学中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充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之源等等。这种对西方经济学不加辨别，良莠不分，盲目接受的结果，将会使我们的改革误入歧途。事实上，它所带来的负效应已经出现。经济实践与我国的基本国情告诉我们，必须打破西方经济学的“教条”，走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误区。
一
经济理论对经济实践的影响总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根源于西方经济学在其本土上的应用情况表明，即使在西方，各个不同的国家在应用经济理论时，也是针对自己的国情，存在着较强的选择性的差异。
对西方经济学较为熟悉的人都知道，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代表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稳坐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宝座。随着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及自由资本主义的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潮取代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主流学派的地位。70年代，西方经济普遍出现“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的严重危机导致了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在新自由主义日益盛行的情况下，以英、美两国（主流经济学虽几经变迁，但各个阶段主流派的大本营始终稳定在这两国之中）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确实曾一度掀起过“私有化”的浪潮。但即便如此，英、美两国政府却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只是改变了国家干预的方式方法。例如，宏观管理的重点从总需求管理扩大到总供给管理；宏观管理的工具从注重财政政策转向多种政策并用等。因此，虽然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已不再是英、美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唯一手段，但其政府必须参与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已相当深入人心。1992年克林顿接任美国总统后，更是明确采用增加税收的政策，更多地利用国家的力量刺激经济。
这些情况，一方面说明，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未变，因而不能完全放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另一方面也说明，英美两国的政府在执行具体经济政策时，并不拘泥于某种经济理论，而是尽可能地结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与政府的经济目标，谨慎地权衡，从而综合地作出选择的。
除英美两国外，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与政府选择上。都明显地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例如，法国的市场经济就带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法国国有经济的国有化程度相当高，国有经济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受到人们普遍重视。1986年，法国右翼党执政后，曾一度推行私有化政策，但仅仅两年，该政府下台，私有化政策停止。因此，汹涌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法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源地瑞典，则是“福利”国家市场经济的典型。它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道路，在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经济模式。
由此可见，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经验研究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其中无疑包含着市场经济运行普遍适用的某些原理和方法，这些原理和方法在西方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施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即使是在这些西方国家，这些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并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应用（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理性预期学派，其影响也被认为是主要局限于理论界）。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运用这些理论时还能做出审慎地选择的话，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来说，盲目地屈从于西方某些经济理论和思潮，用某些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或模型为标尺来衡量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深度及经济运行情况，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则未免失之偏颇。
二
西方经济理论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使用“效应”也可以给我们带来某些启示。
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新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国营企业私有化，国家经济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化。这种改革模式被称作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模式。该理论认为，只有私有化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建立以私有化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才能得以发展。在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东欧及原苏联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活动，迅速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变。其中尤以原苏联（俄罗斯）的剧变更具有典型意义。
俄罗斯实施“私有化”改革方案的根据，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休克疗法”的设计者们认为，传统的计划调节体系不仅与市场经济相矛盾，而且其功能已经耗尽，因而计划管理体系应予撤销，代之以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1992年1月，俄罗斯的价格全部骤然放开，同时紧缩银根，加速国营企业的私有化。俄罗斯国营企业私有化采取的是“小卖大股”的方式，即将国营小企业直接出售，而国营大中型企业则以股份化的形式实现私有。
“休克疗法”的结果，使得俄罗斯生产急剧下降，其下降的幅度和势头之猛超出了人们的预料，而1992年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600%，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极端贫困之中。使本已复杂的国内形势更加混乱不堪。政府在面临近70%的企业被迫停产和与此相联系的70%的职工失业或变相失业的严峻局面下，不得不放松银根。随着货币供应量骤增，“休克疗法”不得不中止。对此，《俄罗斯周报》曾总结道：“私有化并未成为自动点燃经济改革马达的火花。俄罗斯进行的私有化成为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如同当年的农业化学化与畜牧业集约化一样，……搞还不如不搞。”[①]
“休克疗法”作为一种强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法，其成本与代价之高，为世人瞩目。它的失败说明俄罗斯政府在听从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执行“休克疗法”的政策时，没有充分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例如，经济垄断程度、经济结构、各经济单位之间关系等复杂体系，以及竞争环境、市场制度和激励机制的缺乏和不健全等等。这种盲目冲动的改革办法的失败，其教训不能不算深刻。
由此不由得使人想起80年代曾来华访问的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建议。针对中国的改革，他认为，“治理通货膨胀，价格改革要一步到位。举例说，如果你要砍狗尾巴，要一刀砍下去，狗可能会痊愈。如果一刀、一刀分段砍，则很可能把狗折磨死。”[②]因而他主张中国的经济改革应一步到位。这种建议在西方经济理论中有“次优定理”和“快车道定理”为根据。
中国政府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在稳妥中一步步走过来的，并且取得了为世人公认的成功。两相对比，的确令人深思。
三
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及其演变了解得越深入，越有可能得出下面简单而重要的结论，即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方面只能作为参考和借鉴，而西方经济学本身绝不能作为指导我们经济改革实践的理论基础。除上述已论及的原因外，针对我国实际，更有如下几点：
首先，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既定前提之上的，因而，选择西方经济学作为指导我国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与我国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西方经济学中探讨的众多理论问题，如市场结构理论、企业理论、分配理论、交易理论、产权理论以及经济波动理论等，以及相应建筑起的经济模型，都是将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即私有制）作为前提被肯定下来，同时，他们的很多理论也是明显地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例如，曾在我国经济学界轰动一时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其实质就是实现产权私有。该理论认为公有制“不具有排他性”，人们不会象关心私有财产那样去关心公有财产，因而会出现“高额谈判费用和监督费用”，“缺乏效率”，“搭便车”等现象，甚至给国民经济带来“总和为负”的影响，所以公有制不具有完整的产权，要提高经济效率，就要明晰产权，实现彻底私有化。在我国经济学界则有人试图借用西方的产权理论，以明晰产权为旗号，来指导我国国有经济的运行及改革。例如一些人企图以西方明晰产权的要求，把产权量化到个人，或者淡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在决定企业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意义，使人们不去注意国有财产在所谓“明晰产权”的要求下可能发生的潜在变化，以至逐渐削弱和消失的严重后果，而满足于国家暂时还能保持所谓的“终极所有权”。这曾引起很多人的忧虑。实际上，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时所说的产权明晰，是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各种权力进行合理的分解与分配，从而完善企业法人制度，使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而绝不是搞私有化。显然，这与科斯等人的产权明晰有着本质的区别。
可见，对于西方经济理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并以此作为指导我们改革的理论，其结果可能将使我们远离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目标。
其次，西方经济理论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植根于西方经济的土壤中，根据这些国家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暴露的程度等，为其经济发展而作出的总结或探索。从客观上讲，西方经济学家真正关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的增长与繁荣。西方“发展经济学”只是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副产品”而存在便是例证。
当然，我们并不排除确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关心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阐释了很多可资借鉴的经济理论，并提出了相应合理的政策与建议。但总起来说，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改革的实际，缺乏直接深入和真切的了解。因而，更多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犹如雾里看花，提出的政策建议则南辕北辙。
最后，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总结和摸索出自己的经济规律并发展自己的经济理论。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同中国当前的情况完全一致。尽管我们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困难，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摆在我们面前：沉重的人口压力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贫乏的矛盾；繁重的基本建设任务（能源、交通、通讯设备）；区域发展与产业结构演化上的巨大差异；公众对市场经济较差的适应性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没有的。面对这样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的种种教条中寻求答案，必须努力探索、发展中国的理论经济学。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既需要坚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又要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在充分考虑到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从经济发展的实践出发，总结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验教训，研究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从有关西方经济学科中吸收营养成份，深化各种经济问题的研究，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变革和创新，是摆在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又要迎接挑战。
注释：
[①]《俄罗斯周报》，1994（8）。
[②]《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