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开发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开发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西部开发
对于中国内地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的状况，新生的中央政府是十分关注的。建国初期，中央政府就强调要把建设的重点区域放在内地，在1950年8月的中财委会议上就提出， 要“改变工业生产过分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倾向”，并明确指出要加强西北、西南地区的铁路建设。1952年8 月中财委拟定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轮廓的方针》强调了“工业的地区分布应有利于国防和长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建8个重工业区， 其中就包括以电器机械制造业为中心的西安，以机器制造工业为中心的成都。在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国家都注意在西部建设一批大型的原材料和重加工基地。“一五”时期国家有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西部省份占1／5，其中陕西占24项， 居全国首位；国内建设的1000万元以上的限额项目，西部也占1／5。项目的设置主要集中于军工、煤炭、石油、电力、能源、有色金属、化工和机械制造上。在“一五”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西部地区占18.2%，“二五”承继了“一五”的建设思路，尽管有全国大炼钢铁、工业生产遍地开花的不良影响，全国新设立的工业基地数以万计，无明确的重点建设区域，但还是重视了西部地区的投资，西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比重上升到20%以上，并在西部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钢铁企业，在各个省会城市，都建设了一批大中型企业。由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国家不得已在1963年—1965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但在调整期间，其他省份的建设规模压缩较大，西部因而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又上升至24%。总体上说，在建国后到1965年的十五六年时间里，国家是充分重视了西部的发展的，而且这些建设项目在西部后来的发展中也是充分发挥了作用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投资项目中，相对地偏重于重工业类的项目，轻工业项目较少，西部地区的粮食、棉花、肉类、奶、水果的农副产品需要加工转化，城市居民对于农副产品的加工制成品又有需求，由于此类工业项目布局偏少，所以在促进西部地区农业发展和满足城乡居民需要上都留下较大的供给缺口。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制度的实行和思想、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也灭绝了非国有制存在的体制和思想基础，使得企业和居民的供求矛盾不能正常地加以释放，并因国家计划执行中自上而下的直接投资，进一步加重了西部地区中央投资的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与当地技术简单而落后的农业、手工业间的结构差距。
其后，中国强化了三线地区的建设。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不应忽视沿海的作用，要把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协调起来，但他同时又指出，应该把90%或者更多的项目放在内地。但是，由于与苏美两个大国的关系都处于僵化状态，当时的军事部门提出，如何在经济建设中如何防止外地敌入侵的问题，而当时的工业又过于集中，1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而这些大城市和25个50万人口—100 万人口的城市大都位于沿海地区。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的汇报时提出要搞三线建设，同年8月份，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讨论中，毛泽东又指出， 现在的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区域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二三线，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学校、科学院、设计院要搬家，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线要抓紧建好。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如果美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国人民头上，我们就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工业基地，有更宽广的回旋余地，做到各自为战，坚不可摧，消灭敌人，取得胜利”。
全国的三线地区在建设范围上主要包括西部的四川、贵州两省和云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加上豫西、鄂西、湘西、晋南等区域，项目建设以进山、分散、钻洞为特色，1965年和“三五”时期共投入资金560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48.5%， “四五”和“五五”时期共投入资金1500亿元，占同期全国投资的36.4%。投资区域偏重于西南，其中四川一省占全国投资的1／10。 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军工、机械、电子、化工、交通、煤炭、电力、钢铁、有色金属等部门。尽管有人说，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落后地区建立了一批重大项目，对于改变当地的经济面貌有一定作用。但错误的形势判断、错误的体制构架加上错误的区域布局，使得三线大规模投资的机会成本过高，大大延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据有人估算，当时同样投入1亿元， 在沿海地区可以实现产值增额9730万元，在内地可以实现4140万元，而在三线地区仅可实现2560万元。如果三线地区的大量投资被安排在其他区域，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可能会是另外的格局。除此之外，三线建设延续了“一五”以来重视重工业建设的问题，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加剧。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部发展
西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得到重视，而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得到削弱。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计算效益的。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忽略了沿海地区的发展，沿海地区良好的区位和优越的地貌条件，发达的交通和工业基础没有发挥作用。在中国完成拨乱反正以后打开国门时，中国的领袖们发现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没有缩小反而拉大的状况下，重新思考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就成为决策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在追求尽可能快的增长速度的冲动下，国家把经济发展的区域重点放在沿海地区是合乎情理的。
从70年代末开始，国家实行了一系列对于沿海地区发展十分有利的经济政策。包括对广东、福建两省赋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兴办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与此同时，同时国家的投资重点也转向沿海地区，“四五”期间，沿海的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的35.5%，“五五”时期上升到42.2%，“六五”时期占到一半以上。由于人口密集、土地平整，种植业容纳的就业十分有限，大量的农民被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加上原有的社队工业基础较好，沿海的乡镇企业也得以迅速发展。除此而外，沿海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价值被重新发现，大量的外资也流向沿海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地区，沿海地区中浙江、山东、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80年代也先后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地区在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
由于改革开放的推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的，不存在一方受益必然一方受损的零和博弈。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快。由于承包制的实行，使西部地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绝大部分已经达到温饱以上水平，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贫困面大大缩小。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三线企业也按照市场发展的要求大规模地进行军转民的产业与产品结构调整。整个西部地区国民经济的活力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愈。按照有关专家的统计分析计算，除了青海与西藏外，整个西部地区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都明显快于改革开放以前。
表1 西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变化状况
19851998
省区 人均GDP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 人均GDP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
(元)水平(%)
处的位次
(元)水平(%) 处的位次
四川 599 70.22
25
452070.71 22
贵州 420 49.24
30
234236.64 30
云南 486 56.98
28
435568.13 24
西藏 894104.819
371658.14 29
陕西 604 70.81
24
383459.98 27
甘肃 608 71.27
23
345654.07 28
青海 808 94.72
15
436768.32 23
宁夏 737 86.40
17
427066.80 25
新疆 820 96.13
13
622997.45 13
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统计年鉴》（1999）计算。
但是，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或者与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是显而易见的。在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慢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使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出现下降态势。在1978年—1998年的20年间，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52.37%上升至58.12%时，西部占全国的比重却由16.68%降低到13.96%。但是，应该说，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在整个经济地位降低的过程中，一些省区在全国的地位下降较多，而另一些省区在全国的地位反而有所上升（见表1）。 但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例来看，相对地位下降的省份要远远多于相对地位上升的省份（四川、云南、新疆）。而且对于那些地位上升的省区来说，上升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下降省区的经济地位下降较大。而且在中国区域发展变化过程中，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般来说西部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也扩大较快；在全国物价上涨幅度较大的时期，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所遭受到的打击也相应较大。
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可以反映出来（见表2）。西部地区尽管农村改革与其他地区相比一点也不落后，但除了四川、甘肃两省的这一指标占全国的比重略有升高外，其他省区都有大小不一的下降。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不发达，农村居民从非农产业上取得的收入较少，相对于沿海与西部的过渡区域来说，西部地区的农业条件又较差，农业生产强度较大但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因而居民在粮食价格上涨过程中得到的收益也相对较低，因而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省区全部位于西部地区。
表2
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地位变化状况
1985
省区
人均纯收入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处
(元)水平(%)
的位次
四川315.0779.2426
贵州287.8372.3929
云南338.3485.1023
西藏352.9788.7821
陕西295.2674.2628
甘肃255.2264.1930
青海342.9586.2622
宁夏321.1780.7825
新疆394.3099.1715
1998
省区人均纯收入 占全国平均 在全国所处
(元) 水平(%) 的位次
四川
176081.4122
贵州 1334.46
61.7229
云南 1387.25
64.1728
西藏 1231.5
56.9630
陕西 1405.59
65.0126
甘肃 1393.05
64.4327
青海 1424.79
65.9025
宁夏 1721.17
79.6123
新疆 1600.14
74.0124
根据《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1949 —1989）《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9）计算。
在相对较慢的发展背景下，由经济差距扩大引起的西部地区的一些矛盾比较突出。比如，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不够理想，贫困人口和贫困面依然较大，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大量劳动力从西部地区向其他地区流动，西部企业的经济效益总体较差，下岗和再就业的问题也较严重。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对于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会有不良影响。
三、西部大开发提出的历史意义
选择在什么状况下进行西部开发，是一个需要从多角度思考的问题。去年北约对于南联盟进行打击，可能使人们关心西部发展的一个诱因。诚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北约对南联盟的打击在时序上带有一定的接近性，但是，现在看来，在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主要是出于自身多方面发展的需要。
从经济上讲，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这样，沿海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扩大。西部地区相对贫困的矛盾也就更加突出。比如， 从统计数字上看， 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只相当于沿海地区的60%左右。西部地区的下岗工人较多、 贫困人口较多、财政收入较少。也正因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在沿海一些地区不断增加工资外收入的幅度时，西部一些地区政府连政府部门的正常工资都保证不了，拖欠教师和职工工资的消息时有所传。而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较多，产品滞销、企业开工不足的状况带有普遍性。政府也需要通过扩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选择西部作为政府投资的一个重点符合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沿海地区由于工业的发展，耕地占用较多，而人口又不断增加，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而西部地区比较而言，人少地多，且资源相对丰富，石油、煤炭、有色金属、耕地、草地都有一定规模的蕴藏，今后发展潜力较大。只有通过西部地区的开发，并在开发中提高西部居民的收入，才能有力地刺激西部地区的消费需求，并使西部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从政治上讲，目前在国际上新干涉主义开始抬头，只要极少数西方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受到明显的威胁，就可以绕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由少数政治军事集团进行干涉，这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这种干涉通常也是有一定前提的，一是带有恃强凌弱的性质，主要针对于经济政治实力不强的国家采取干涉的方式，出于对军事冲突风险的考虑，进行大国对抗的可能性不大；二是从地缘战略的考虑，西方国家关注的热点集中在具有战略储备资源的区域和西方国家的周边区域，这是西方的战略利益所在，但对于其他区域的干涉不会到激化的程度。我国与许多国家一样，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西部地区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区域，但由于历史上各个朝代都采取过和睦相处的政策，民族矛盾相对较小。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又一直采取了民族自治的政策，鼓励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民族经济，国家也在投资、扶贫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给予支持，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所以民族关系十分和谐，根本不存在分裂的问题。但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等因素，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效果不甚明显，如果西部低增长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不公的矛盾可能进一步尖锐。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避免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转化成复杂的社会矛盾，是中央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另一个考虑因素。所以，江泽民同志在谈及西部大开发时，把其提高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
从生态方面考虑，这些年来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状况值得注意。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依然十分严重，长江上游林区面积又不断缩小，江河源头草地退化的状况引起人们的新的担忧。一些专家指出，长江流域近年来洪涝发生率上升，便与生态环境的恶化相关。由于上下游、工农业相互争水，新疆、甘肃的一些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植被死亡，村镇被迫迁移的状况也有发生。由于水资源供给减少，河西走廊北部的沙漠已开始向中部绿洲进逼，风沙线平均每年前移8米—10米，近30年来， 河西走廊的绿洲废弃的农田约有12.7万公顷，40 多万公顷的耕地遭受风沙侵害， 风沙线上尚有679个村镇受到流沙的威胁。在甘肃、 新疆都不同程度上出现“沙漠向农区推进，农区向牧区推进，牧区向林区推进，雪线向山峰推进，污染向河流推进，植被覆盖率下降，森林面积减少，降水量减少，冰川储量减少，河川径流量减少”的格局。有鉴于此，中央高层领导人在西南、西北地区视察时反复强调环境保护、并且把生态环境改善作为西部大开发的一项重点内容。
从理论上讲，邓小平在80年代反复强调要兼顾两个大局。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该主要发展沿海地区，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但在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应该支持内陆地区的发展，沿海也应该顾全这个大局。在论述先富与共富的关系时，也提倡将共富作为追求目标。在中央政府制订的“七五”计划中，明确提出要在80年代发展沿海，90年代发展中间过渡区域，在21世纪把重点转向西部的设想。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方针。实行西部的大开发，实际上是对以前承诺的一种践约，说明中央政府是顾全大局的，也是负责任的。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是考虑到我国经济社会多方面发展的现实背景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而对于促进西部的发展和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协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西部大开发
历史是在循环中前进的。我们先辈从最初的西部开发到后来转向发展沿海，是经历了从狭窄的生存环境向广阔的生存环境的转化；我们自己从改革开放以前的西部开发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沿海发展战略，是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今天当我们谈及西部开发的时候，汲取这两次转变中的经验是十分重要的，也因而在发展西部过程中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从前一次转变中，我们知道要促进西部地区相对恶劣的环境向良好的环境转化，从后一次转变中，我们感受到要促进西部地区市场经济活动的发育与发达。
改善西部地区的环境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一是经济环境的改善。从前者来看，西部地区的森林建设、沙漠化治理、水土流失防治都需要投入。中央政府也加强了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投资，恐怕还要注意吸收社会各方面参与西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的投资，在投资的利用上，应该坚持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投资的下达应该按照严格的招投标制来进行，要依照法律规定明确投资者与经营者的责任与收益。在经济环境的改善上，中央政府已增加了对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随着在公路、铁路和机场等方面的投资，西部地区与外界的通达条件将获得巨大改善。由于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西部地区将有更多的企业通过上网查阅信息和进行营销管理，企业与外界的联系将通畅许多，地理环境对于企业发展的一些限制条件如位置偏僻、信息闭塞的障碍将大大减小。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还需要加强水资源的利用与管理。这是因为，西北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是供水的约束，必须通过节源与开流的工程与技术措施，使西部地区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使土地的容纳和承载能力大大提高。除此而外，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有赖于西部地区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方面作出努力。
谈到观念问题。许多研究者在提及西部的开发时都指出，西部的居民和政府必须更新观念，对此我也表示赞同。但我对于那些过分对西部地区的观念无端地加以指责的观点或者把西部地区的观念转变提高到西部能不能实现大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的观点还是难以赞同的，因为西部地区的观念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家对于西部开放较晚的背景相一致的。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引进外资和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西部人的动作显得较慢；但在一些区域大量走私、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和人为制造房地产投资泡沫之时，西部人也显得无动于衷。我不知道这是观念落后还是尊法守责。如果无视于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西部与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的时间差，无视国家并没有为西部创造先行转变观念的外部环境，而把西部地区的观念放在与沿海地区同一水平上等量齐观，是有欠公允的。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经历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改革是率先由两个内地省份发动的，一是安徽，一是西部的四川。正是西部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初率先转变观念，推进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西部地区的领导与民众也都十分注意转变观念。比如，陕西的领导人在前几年就提出“以资源换技术，以产权换资金，以市场换技术，以存量换增量”的口号，并在一些项目的开发中进行了成功的实践。随着国家对于西部的重视，具有改革传统的周人、秦人和巴人的后裔们一定会在改革开放方面进行新的探索、走出创新之路的。
促进西部市场经济活动的发育与发达需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目前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鼓励西部地区的发展。比如，给外商投资企业在西部的投资以较大幅度的减免税优惠，通过发行国债的形式筹集资金在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鼓励其他地区的人才向西部的流动，并打算在金融、保险等领域在西部地区率先实行开放政策。所有可以说，中央政府的投资是基础性的和诱导性的，只有中央的西部开发政策充分发挥效益，会极大地促进生产要素向西部地区的流动。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价格相对较低、资源丰富、民风淳厚、各地政府领导人具有改革开放意识，也有在改革开放方面的一些独特的探索，这些都对沿海地区的企业和国外的企业具有吸引力。另外，西部地区本身也应该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非国有制经济方面，都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并在改革上取得突破。市场经济活动的发达需要政府的参与，西部地区的政府必须精简机构、明确职责，分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职能，不要过多地干预市场和干预企业。
在贯穿西部改善环境和繁荣市场方面，是科学的技术与方法。比如，在改善西部的水资源供给上，节水技术显得十分重要。最近，新疆的一些区域采用先进的“膜下滴灌”的新型节水技术，这项技术较常规灌溉节水近50%，增产30%，可使干旱地区增加综合经济效益40%以上。如果西北地区广泛采用这种技术，可以造成节水增产的同时，增加土地对人口的承载力。在黄土高原的造林上，一些地区的造林是整个山坡全部挖成鱼鳞坑，没有一点植被。结果雨季到来时，土壤和树苗都被冲走，造成未保持水土之前先水土流失的结果。此外，西部地区在发展旱作农业、在大城市在发展高新技术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企业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在软科学研究上面，要注意研究西部开发的政策与策略。国家已经决定用50年时间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注意研究投资与建设项目在时序上的分配问题，国家的投资投向什么区域、什么产业、如何投资、如何协调各个部委的投资等问题都需要进行研究，使国家的开发政策能够产生良好的效益。各个省市也应该注意制订科学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制订方面、在监控中央与地方建设项目的进展方面，在地方一些重点项目的设计与实施上，都需要超前研究。
西部曾经有过辉煌，也有过衰落。但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不容许西部再落后下去。西部大开发就是为了重造西部的辉煌。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正确的发展思路与科学的发展方法、广泛的投资与改革的精神相结合，西部地区的有效发展是完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