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20年:发展目标与政策取向_翻两番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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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断调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制定的奋斗目标:从实现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

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著名讲话中就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的工业化虽然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①,但是水平却极为低下。1949年,中国的原煤产量只占世界总产量的2.86%,原油产量只占0.03%,原钢产量只占0.12%,发电量只占0.56%。在某些产业领域,中国甚至没有任何生产能力②。

面对旧时代的经济遗产,在医治好战争创伤、基本恢复国民经济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把工业化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③,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并且发出号召:“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⑤。

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最终形成了建设四个现代化⑥的奋斗目标,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6年)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199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⑦。

改革开放之前20多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在历经波折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综合国力有较大提高,农业比重明显下降,工业比重显著上升,独立的工业体系初步建立,近10亿人的吃饭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1952~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由679亿元增长到3624.1亿元,增长了3.7倍。同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0.5%下降到28.1%,下降2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9%上升到48.2%,上升17.3个百分点;煤产量跃居全球第三位,钢产量跃居第五位,发电量跃居第八位。应当说,与同时期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步伐并不慢。然而,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相应的实惠: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缓慢,个人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有限,到1978年,城乡人均储蓄不足25元。1957~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加不到9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60元左右。同期,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由65.7%上升到67.7%。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调整过程,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制约:

第一,“急于求成”的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发展目标往往超越客观现实。当时人们对于什么是和怎样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理解得不够全面,也缺乏经验,以为工业化、现代化就是生产能力的增长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漫长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包括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而没有充分估计工业化、现代化的困难和所需要的时间。还由于冷战格局的存在,中国倍感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在不同阶段都曾提出一些难以企及的发展目标⑧,致使这些目标在实践中不得不经常调整。

当然,发展目标没有实现,不仅与目标过高有关,还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某些时候偏离了正确方向有关。虽然中共“八大”已经明确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面临的主要矛盾,并形成了一系列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针,但是,这些方针未能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尤其是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下,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遇到重大挫折。

第二,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在推进工业化和改善民生之间,更重视推进工业化。当时,中国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禁运,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总体上不太稳定,几无可能借助国外资本和技术推动工业化。中国虽然曾在50年代得到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物质和技术援助,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这种援助也中断了。这样的外部条件迫使中国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自力更生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由于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工业自我积累发展所需资本的能力有限,中国不得不压低农产品价格,维持较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不得不采用高度集中的、以指令计划为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把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发展重工业。采用这种方式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内为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也抑制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修订的奋斗目标:从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尤其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和目标进行了新的思考。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首次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并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这一指标来描绘小康社会的大致轮廓。

1982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具体化了邓小平同志的构想,明确了20世纪最后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提出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在这之后的1984年到1987年间,邓小平同志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于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构想。邓小平同志的构想,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被系统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第一步战略部署在1987年提前三年实现;第二步战略部署在1995年提前五年完成。鉴此,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人口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

到200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即原来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增加5.5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4.1倍,均超过了原定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党的十六大郑重地宣告,“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然而生产力依然不够发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这次会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⑨,并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包括:到2020年,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力争使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基本实现工业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等。

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前20多年高速增长的态势⑩,现代化建设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同时,快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些矛盾进一步凸显。根据新的形势,党的十七大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更高要求,主要包括:增强发展协调性,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等。这些新要求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更加清晰地描绘了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图景,指明了中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发展的方向。

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调整,体现了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实事求是”的思想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发展目标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并且具有一定前瞻性。一方面,在充分认识国情和现代化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对以往过高的发展目标进行了调整,注意留有余地,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例如,明确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使人民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逐步过上殷实宽裕的日子。另一方面,根据实践的进程,适时地对发展目标提出新的要求,使之与现代化进程更加一致,对未来发展前景更有预见性和指导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阶段性的经济总量增长目标总是能够提前实现,国家随之及时提出人均GDP的增长目标。可见,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把现实性和前瞻性较好地结合起来。

第二,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改善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就提出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1)。以后,对小康社会目标的每次调整,都把改善人民生活放在突出位置。党的十七大更是突出强调,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第三,主动引进国际先进理念和科学方法,使发展目标增强了国际可比性。例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统计制度采用的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其中没有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逐步采纳了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在中共十二大报告中,经济增长“翻两番”还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而从“七五”计划(1986~1990年)开始,则改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再如: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也影响了中国发展目标的确定。中国1996年制定的《中国21世纪议程》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一个政府行动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要求体现在第九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1996-2000年)之中。在党的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十七大进一步提出的新要求中,都强调和充实了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二、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内容丰富,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诸多领域。其中,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新要求,可以理解为,要保持发展的连贯性,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这些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四大必要条件。

表2 1978年以来中国消费率的变化

年份资本形成率最终消费

(投资率,%)

率(%)

197838.2

62.1

198034.8

65.5

198538.1

66.0

199034.9

62.5

199540.3

58.1

200035 3

62.3

200136.5

61.4

200237.9

59.6

200341.0

56.8

200443.2

54.3

200542.7

51.8

200642.5

49.9

1978~1980(平均)36.4

64.0

1981~1990(平均)35.2

65.1

1991~2000(平均)37.8

60.2

2001~2006(平均)40.6

55.6

1978~2006(平均)37.3

61.3

(一)关于保持经济发展的连贯性

经济发展的连贯性主要是指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它对于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已连续快速增长了30年,经过最近5年的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站到了更高的起点上。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21万亿元,人均已达16084元。按当年汇率换算,分别合26570亿美元和2018美元。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课题组测算,2006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69.05%(12)。未来虽然面临着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和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大的制约,但中国经济依然具有很大的增长潜力。有的研究表明,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仍有可能以年均9%左右的速度增长(见表1)。

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比2000年翻两番。这一目标高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总量翻两番的设想。应当说,这个目标更有利于发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同时,这个目标考虑了人口增长和流动因素,更有利于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也更有利于如实反映人口流动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据匡算,如果到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那么,2008~2020年经济增长率应当达到年均5.5%。如果要实现到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那么,2008~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要保持6.4%,比总量翻两番的增长率要高0.9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潜力看,达到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难。应当引起重视的是,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提,党的十七大比十六大有着更高要求和更严格的限定。十六大曾提出,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要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基础。十七大则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后者比前者多加了两个约束前提。因此,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满足严格约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或者说是如何在“好”字当先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较快发展。

(二)关于增强发展的协调性

在增强发展的协调性方面,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要稳步提高居民消费率,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要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14)。

1.从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三大需求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从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为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最近十多年来,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强,而消费的拉动作用偏弱。尤其是2003年以来,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消费率下降得比较明显(见表2),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的问题相当突出。最终消费需求未能充分发挥吸纳国内产品和生产能力的作用,使得大量国内产品和生产能力转向出口。

无疑,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充分认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仅仅把它视为“调剂余缺”的工具。改革开放以后,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出口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强劲的拉动作用。1978~2006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7.6%,在有些年份,高达50%左右;出口总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9689.4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在波动中由4.6%上升到36.8%(见图1)。

图1 1978~2006年中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依存度的变化

出口的扩张,在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增加了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在全球性生产相对过剩时代,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需要处理好内需和外需、投资和消费等重大关系,为中国制造产品拓宽出路,既要继续出口,也要通过扩大国内消费来吸纳。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形成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这对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突出,实现协调发展必须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目前,农村还居住着大部分人口(15)。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将继续减少,但是由于人口规模庞大,即使在城市化水平达到现阶段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6)时,中国仍会有数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农业生产能力的增强,农民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村面貌的改变,是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形成城乡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目的就在于通过实施支农惠农政策,鼓励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实现农业更好发展,农民收入更快增长,农村面貌更快改变。

3.面对区域差距拉大的挑战,必须形成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的区位、资源和气候条件悬殊,区域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不平衡又有所加重。1978~2006年,东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中部地区的比值由1.69扩大到2.25,与西部地区的比值由1.85扩大到2.52,与东北地区的比值由0.84扩大到1.51(见表3)。此外,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还有:在某些产业领域尤其是重化工业领域,存在着一定的结构趋同;有些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好的地方开发过度,有些资源环境禀赋条件差的地方不顾当地条件和毗邻地区生态环境安全而“滥采乱挖”,等等。因此,形成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主体功能区布局,就是要完善市场机制、地区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国家扶持机制,继续实施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区域定位和发展方向,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功能分工格局。

表3东、中、西及东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

19781980

199020002006

东部/中部(中部为1) 1.691.64

1.732.022.25

东部/西部(西部为1) 1.851.86

1.892.422.52

东部/东北(东北为1) 0.840.88

1.005

1.241.51

(三)关于增强发展的公平性

在增强发展的公平性方面,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强调要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使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并特别提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使中等收入者占多数。首先,这些要求有助于为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合理的收入分配,公平的成果分享,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是发展得以持续的根本保障。其次,这些要求有助于国内市场的开拓。消费需求的增长决定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决定于收入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合理分配。一般地说,收入越高的阶层,其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阶层,其消费倾向越高。让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得快一些,有利于促进消费总需求的增长。

(四)关于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方面,十七大突出地强调了生态文明的建设,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的形成,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鲜明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与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一致,表明中国对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规律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经济越发展,人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越关注。西方环保主义的兴起,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在经济还不发达的阶段,就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这也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资源相对短缺,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空间有限,而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不断满足人民新需求和新期待的发展任务又十分繁重。因此,中国绝不能走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必须把生态文明的建设统一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不仅要在生产、投资、流通领域下功夫,还要在消费领域加强引导。建设生态文明,要求建立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的产业结构体系,要求建立更加依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形成健康文明的、节俭绿色的、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统一的消费模式。这反过来也有助于缓解经济增长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受到的制约,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贯性筑牢资源环境基础。

三、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有利条件和面临的挑战

(一)有利条件

近30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改革开放,为中国未来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体制条件。而且,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由温饱型(以吃穿用的改善为消费热点)向小康型(以改善居住和出行条件为消费热点)升级,由此拉动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终端产业、中间产业和基础产业之间正在形成新的产业关联,市场供求关系正在波动中走向新的平衡,这就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结构支撑。因此,无论是从需求方面,还是从要素供给方面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都是巨大的。

1.国内需求将持续快速增长。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其工业化和城市化远远没有结束。从工业化的情况看,虽然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但是,其人均第二产业增加值尚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10(17)。从城市化的情况来看,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低于高收入国家的水平(18)。因此,未来十几年,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加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城乡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的扩张,将带来投资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将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并拉动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应。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需求拉动力量将十分强劲。

2.资本由短缺变为相对充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所需的资本极为短缺。正因为此,引进外资成了对外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现在,资本市场上虽然还存在着资本的结构性短缺现象,但是从总量特征上看,资本供给大于需求的端倪已经呈现。城乡储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证券市场的繁荣活跃都是这种变化的间接反映。到2007年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达39万亿元,外汇储备达1.53万亿美元。充裕的资本供给,有利于保持资本价格的低水平,有利于经济规模的扩大,有助于资本的深化(19)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劳动者素质有较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和具有较高技能的普通劳动者,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素质。2006年,研究生毕业人数达25.6万,而1978年只毕业9人。同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达377.5万,职业中学毕业生达179.5万,分别是1978年的22.9倍和22.7倍。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劳动者素质也比较高。2006年,中国男性成人识字率为95%,女性成人识字率为87%。同年,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87%和77%,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93%和87%。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有助于经济的内生性增长。

4.技术创新能力明显增强。2006年,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达280万,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突破3000亿元,专利申请授权数达26.8万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嫦娥奔月工程的成功实施,首台采用国产高性能通用处理器芯片和其他国产器件、设备和技术的万亿次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等等,标志着中国在自主创新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提高。

5.基础设施体系明显改善。在交通方面,2006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7.71万公里,比1978年增加2.54万公里;其中国家电气化铁路里程达2.34万公里,增加2.24万公里。公路里程达345.7万公里,是1978年的3.9倍。在通信和能源方面,2006年中国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超过1400万路端,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达6.1亿户,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接近6500万;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达到6.22亿千瓦和2.87万亿千瓦时,列世界第二位。基础设施体系的改善,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产品的相对价格,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可以通过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强化地区之间的产业竞争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

6.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与30年前相比,目前,中国资源配置的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在生产决策方面,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基本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纳入国家计划管理的产品,已由最多时的100多种减少到几种。在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已取消国家定价,只对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国家指导价,95%以上的商品由市场定价。利率市场化迈出较大步伐。在市场主体培育方面,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私营和个体企业蓬勃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如民航、铁路、电信、金融、公共交通等),已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助于提高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地区间的配置效率和企业内部效率(20),也有助于产品的创新、工艺的革新和新技术的扩散,进而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7.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入实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认真履行承诺,在更广领域内和更大程度上,开放了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这有利于获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价格更低、质量更高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国民的创造力,从而激发经济成长的活力。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开放市场的回报,其他国家也将对中国开放其产品、服务市场。这有助于中国制造产品市场的扩大,有助于中国产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扩大资源配置的回旋余地。

(二)面临的挑战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面临许多挑战。这些挑战,有的是基本国情决定的,有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剧烈转型阶段的伴生物,有的则是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具体地说,中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有:

1.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生态环境从整体上看也比较脆弱。多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发展(21),削弱了资源环境承载力。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的能源消耗总量都在20亿吨标准煤以上,且呈快速增长之势。2006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达2589万吨,化学需要量排放量达1428万吨。

经济规模的扩大,消费需求的增长,以及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将继续推动资源消耗总量的扩张。从现在起到2020年,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的带动下,中国工业的内部结构将发生较大变化,重化工业比重将继续提高(见表4),资源需求将持续旺盛。

以能源需求为例,按照最可能的前景预测,201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31亿吨标煤,2020年达到43亿吨标煤。再以水资源需求为例,按照2000年的用水模式和用水效率(万元GDP用水610立方米)测算,如果202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两番,届时需水量将达到2.2万亿立方米,是可开发水量的2.6倍(22)。如果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需水量将更大。未来十几年,随着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资源价格将看涨,环保投入将加大,经济运行成本将上升。

2.人口年龄结构过早、过快老化,劳动力供给充裕的优势开始减弱。中国是在2000年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而且未来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既会影响国民储蓄总水平,也会提高人口赡养负担。据预测,在2010年左右,中国的赡养率(24)将一改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而转变为逐年上升,将从最低点的0.5上升到21世纪30年代的0.7(25)。

与老龄化相伴随,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将终结。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在部分行业、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乃至部分内陆地区的农村显现。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业已引发劳动成本的上升。据估测,2004到2006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由每月780元增长到每月超过1000元,3年的增长幅度相当于前10年的增长幅度(26)。

表4 2005~2 020年中国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趋势预测(23)

年份 2005 2010 2020

最可轻工业 21.30% 19.80% 17.60%

能情

能源原材料基础工业 46.70% 45.20% 39.60%

景 高加工度制造业32.00% 35.00% 42.90%

3.转变发展方式受到体制政策不完善的制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资源环境压力、有效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关键途径。这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素质,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区域布局,而最根本的,则是需要完善体制保障。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缺陷,如:(1)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损失代价;(2)税收体系不完善,难以抑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3)中央地方财政体制不健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主要关心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4)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利率和汇率难以有效发挥引导结构调整的杠杆作用,等。若不能尽快形成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政策,中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平稳发展将难以实现。

4.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其他社会成员,都从这种增长中受益良多。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受益的程度不同,致使城乡、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差距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27)。无疑,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抑制这三大差距的扩大。然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也正处于经济体制的重构之中,生产要素向减市和发达地区聚集,财富向拥有更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人群集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这一矛盾,将存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过程,将增加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难度。

5.利益多元化格局下的利益矛盾日趋复杂。中国的改革在推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进一步分层(28),促成了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有的研究认为,目前中国已形成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等十大社会阶层(29)。这对改革方案的设计、改革时机的选择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改革措施所产生的损益都不是均匀分布的,都会对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不同的影响;每个阶层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要使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必须很好地统筹各方面的利益。

6.开放条件下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对外开放大大地密切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使中国经济日益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中国的开放型经济越是发展,越是容易受到国内外(境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世界经济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并且会迅速传导到国内。中国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既受到各种内在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例如: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中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政策效果,也有可能受到资本跨国流动性增强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快转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娴熟地运用调控经济运行的各种手段,才能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挑战。

四、未来十几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取向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将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30)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两大关键举措,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一)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在过去的发展中,中国的出口十分活跃,同时进口也在快速增长。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国内需求仍然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长期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这是因为:(1)中国的经济起飞过程尚未结束,国内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2)中国外部需求的总规模已列世界第三,国际市场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大;(3)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追求的是内需和外需的基本平衡。

中国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在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特别是家庭消费。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尽管中国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一直很快,但是消费需求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偏低。《2007年世界发展指标》显示,2005年,中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7%,一般政府消费支出比重为14%,均低于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61%和17%)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51%和15%)。无疑,努力扩大国内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需求,不仅必要,也有潜力。

中国扩大家庭消费需求的主攻方向之一在于开拓农村市场。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为10359元,农村居民为2848元,只有前者的1/4多。中国现有7.4亿农村人口,如果将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的1/2,那么,农村的消费需求将扩大17000多亿元。

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措施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为此,十七大提出,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为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中国将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更多地鼓励进口,继续开拓国际市场,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加快改变偏重低成本优势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

(二)大力发展服务业,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一直起主要的带动作用,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1978~2006年,中国第二、三产业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1.4%和10.7%,前者比后者快0.7个百分点。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明显偏低。2005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低于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较少,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中国促进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中国将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加强服务业薄弱环节,大力发展主要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细化深化专业化分工,加大对物流、信息、研究开发等行业的投入;继续发展主要面向消费者的服务业,扩大短缺服务产品供给,满足多样化的服务需求。

(三)以自主创新为主要杠杆,推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多地依靠低廉的人工和物质资源投入,付出高昂的资源环境代价,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要尽快改变这种格局,就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绝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的。

在这方面,中国将采取的措施有: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启动一批重大科技专项,在能源、资源、环境、农业、信息、健康等领域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实现核心技术集成创新与跨越;实施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四)加强国土规划,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这是党的十七大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提出的区域政策取向。在这方面,中国将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编制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并以此为依据,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逐步使当地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支持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支持重点开发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优化开发区域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重点开发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建设,支持限制开发区域发展特色产业;鼓励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引导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平稳有序转移;等。形成主体功能区,是加强国土规划、完善区域政策的新理念和新举措,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

(五)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既与微观层面的生产和流通的组织方式、技术水平有关,也与中观层面的产业结构状况有关,还与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有关。鉴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在这方面,中国将要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完善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改变资源低价和环境无价的状况;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抓好钢铁、有色、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行业和耗能大户的节能工作,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加大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抑制非理性消费,充分发挥消费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等。

(六)统筹城乡发展,构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这既是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需要,也是工业化、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需要。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涉及多方面内容,包括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既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还包括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融合的管理体制。将要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等。

(七)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是一切发展的前提和结果,改善民生是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改善民生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城乡居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实实在在、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使人民生活得到了更快、更普遍的改善。当然,在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收入分配、扶贫、社保等领域,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鉴此,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在这方面,中国将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就业援助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等。

(八)深化改革,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体制保障

改革是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平稳、协调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和发展目标,依然需要依靠深化各项改革。在经济领域,中国将重点推进以下改革: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各项政策不断完善,中国中长期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是可以期待的。

①数据显示,1920~1949年,新式产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7.4%上升到17.0%,上升9.4个百分点(见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②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③约3个“五年计划”。

④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1953年。

⑤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

⑥包括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⑦周恩来:《197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⑧如: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尽快地赶上最先进的水平”。

⑨即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⑩2003~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在10%以上。按照这种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够提前实现。

(11)《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81年。

(12)www.xinhuanet.com,2007年12月21日。

(13)《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能源需求研究》课题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趋势研究和能源需求初步预测》,2007年5月。

(14)“十一五”规划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程度和未来发展潜力,在全国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四类主体功能区。在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主要是限制和禁止发展重化工业和城镇。

(15)2006年,农村人口占全体人口的56.1%

(16)2005年,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比重平均为78%。

(17)根据世界银行《2007世界发展指标》计算,2004年,中国人均工业增加值不到700美元。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为1700多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接近8000美元。

(18)根据世界银行《2007世界发展指标》,2005年,中国城市人口全部人口的比重为40%。同年,世界平均水平为49%。

(19)指人均拥有资本量的增长。

(20)即X-效率。

(21)2005年,中国消费的石油、原煤、粗钢、水泥和氧化铝分别占全球消费总量的7.8%、39.6%、31.8%、47.7%和24.4%,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只占到全球生产总值的5%左右。

(22)转引自张军扩、高世楫、冯杰等完成的课题报告《中国水资源管理:战略问题、治理机制与政府能力》,2007。

(23)《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能源需求研究》课题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趋势研究和能源需求初步预测》,2007年。

(24)儿童和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值。

(25)UBS,Old and Rich,2007。

(26)UBS,The New China-Back to the Real World,2007。

(27)1978~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由2.57扩大到3.28。根据世界银行《2007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0469。

(28)英文为:Social Stratification。

(29)见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0)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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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20年:发展目标与政策取向_翻两番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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