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金融依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位论文,货币论文,美元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外围对中心的依附及影响是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多数人认同Dos Santos(1970)对依附的定义，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经济体之间以及这些经济体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当一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张和自我持续时，其他国家(依附国)只不过是这种扩张的反应，这种扩张能对依附国的近期发展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以此为基础，Dos Santos区分了史上的三种依附形态：殖民地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不可否认，Dos Santos对资本主义史上的外围对中心的依附结构及其演进做了很好的理论概括。不过，他分析与批判的对象是私人资本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所导致的依附形态。但战后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已发生深刻变化：尽管私人垄断资本的跨国活动依旧活跃，但国家力量日益凸显，不但介入到国际投资和贸易领域，更渗透到国际货币与金融领域。于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私营企业帝国主义的新型全球金融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出现了(赫德森，2008)。美国通过操纵世界货币和金融，将众多外围组合进以它为中心的美元本位制中。结果，一种新型依附——货币-金融依附形成并逐渐得到强化。在该依附结构中，外围与中心在收益的分享、成本/风险的分担和权力的可得性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能否摆脱这种依附？如何摆脱？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外围国家需要直面的问题。
二、美元本位制的演进及政治经济特征
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美国主导了1944年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美元与黄金挂钩、他国货币同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原则，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起来。与它同时确立的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由此开启了“准”美元本位制时代。但该体系没能维持太久，其运行基础受到了来自市场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挑战。从市场因素看，“特里芬困境”①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根基；美日欧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威胁到“双挂钩”原则的稳定。从人为因素看，美国在1971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自此，美元摆脱了黄金官价的硬性束缚，一个对美元采取“故意忽视”的政策传统在尼克松任期内形成了。
在经历了1971-1976年间的体系崩溃期之后，一个以“黄金非货币化、汇率浮动合法化、国际储备多元化”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牙买加会议上得到确认。不过，Gilpin(1987)对新体系提出了质疑：“牙买加会议确认了一种货币体系的结束，但它并不标志着新体系的开始。它没有为稳定的货币秩序确立基本的特征：一种国际货币，一种调节机制和货币领导国。尽管日元和马克等其他货币提高了重要性，但美元再也不能兑换成黄金；实质上，全世界只剩下纯粹的(但天生不稳定的)美元本位制了。”王湘穗(2009)认为，牙买加协议不过是使已实行了多年的美元本位制获得了国际法的认可。当今的美元本位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全球债务本位制。在“黄金窗口”被关闭后，外围国家所赖以保值和避险的黄金资产就被美国的信用货币资产不可逆转地替代了。赫德森(2008)对此有透彻的分析，“理解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该体制已经成为基于美国财政部借条的债务本位制，而不具有以黄金形式存在的资产的支撑。”结果，它在解构原有中心-外围秩序的同时，也重构了两者间的政治经济关系，“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由于美国的世界债权国地位，外国被纳入美国经济的卫星国，而现在，外国由于美国的债务国地位而卫星国化。”
第二，它是一个把国家(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为代表)、市场(以华尔街为主体)和国际经济组织(以IMF为典型)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美元-华尔街体系”。高恩(2003)认为，该体系是尼克松政府精心组织和策划的结果，“通过把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为一个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国希望重树美国资本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正是这一策略中的一部分。”在该体系下，美元与华尔街相互作用，彼此强化。外围对美元金融资产的购买和持有，巩固了华尔街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角色；华尔街的繁荣与发展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在该体系下，国家与市场结合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财政部与美联储高官最初从华尔街来，最终又回到华尔街去。此外，IMF这一重要的国际公共物品已被美国严重私有化，借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成功地利用IMF来维系美元-华尔街体系。
第三，它是一个存在自增强机制的动态系统。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外围对中心国家美国的依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被“锁定”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结果，美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全方位的垄断优势：从国际贸易的计价和支付手段看，美元仍占据主导地位，即便是重要的经济强国日本，其进出口贸易(对欧盟的贸易除外)也主要以美元计价和支付(Papaioannou和Portes，2008；Goldberg和Tille，2008)。从全球外汇市场的交易币种看，即使是欧元(39.1％)、日元(19.0％)和英镑(12.9％)三种主要货币加在一起也没能超越美元(84.9％)②，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依然牢固③。从主要货币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看，美元仍维持在60％以上，相比其他国际货币有明显的垄断优势④。从锚货币的选择看，众多发展中外围仍将美元作为钉住“锚”，这一惯性没有因欧元的出现而有实质性改变(Meissner和Oomes，2009)。
第四，它是一种信用货币本位制，因而是一种不对等、也容易被滥用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美元本位制下，美国的主权信用货币——美元充当着国际经贸活动的主要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交易媒介和贮藏手段。由此，美国被赋予了一种特权——霸主特权(铸币特权)。通过这一特权，美国在安全方面拥有了在海外建立和维持昂贵的军事设施的权力；在生产方面具备了在海外收购外国公司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权力；在金融方面享有了将大笔资金投资有价证券从而获取丰厚金融收益的权力；在知识方面具有了在IMF占据最大出资比例，从而掌控国际金融话语的权力。最终，“霸主特权使美国政府拥有了一种能力，它们能够随意左右美元的国际价格，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美国能够自我保护，不受影响。”(高恩，2003)
第五，它的强化与巩固得益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Strange(1988)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仅仅问权威在哪里，谁拥有权力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问为什么他们拥有权力——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在她看来，在世界体系或全球政治经济中，安全、生产、金融、知识等四种结构性权力至关重要。就美元本位制而言，安全结构方面，美国对全球安全的极大影响力以及主要资本主义外围对美国提供的常规和核安全保护的强烈需求，即使美国有能力干预和破坏外围脱离美元本位制的努力，也使外围摆脱美元本位制的能力和动力不足。生产结构方面，尽管外围国家已在众多产品领域获得了针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但美国的跨国公司仍占据全球供给链条的高端，外围对美国的技术追赶远未结束；此外，庞大的美国市场也决定着外围“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这从供求两个层面扩大了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金融结构方面，华尔街影响着美元在世界范围内的供求，是美元本位制在全世界扩展的重要中介。知识结构方面，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勃兴及其对IMF的渗透，使美国得以借助金融自由化的发展哲学，将外围日益纳入到美元本位制当中。
三、新型依附形态：货币-金融依附
在美元本位制下，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一方面，中心国家美国通过金融渠道(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国际信贷)向外围投放美元，外围再通过贸易渠道(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将美元回流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渠道(购买外围的商品和服务)向外围投放美元，外围再通过金融渠道(投资于美国的金融资产)将美元回流到美国。从而在全世界形成了以美元为主要载体的巨大资本环流，并由此产生和强化了一种新型依附形态：货币-金融依附。
何谓货币-金融依附？我们的定义是：在由一个中心国家(美国)、一个中心金融市场(华尔街)和一种中心货币(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外围经济增长的持续性、货币的稳定性、金融资产的安全性、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它们所依附的中心国家的情形。后者的发展和扩张既可能给前者带来依附性发展，又可能导致前者的脆弱性与不发达。
这种新型依附带给中心和外围的影响截然不同。对中心而言，它在多个层面支撑着美国的经济和金融霸权：第一，在经济收益的分享上，新依附结构使美国有能力享受到巨大收益。首先，能凭借发达的华尔街金融市场，廉价利用广大外围的信贷，繁荣国内金融市场。截至2009年6月底，外国持有的各类美国证券已达9.6万亿美元，其中，以持有股权投资和长期国债居多，而在外国官方持有的3.9万亿美元的美国证券中，长期国债又占了相当大比例(53％)⑤。其次，能利用美元回流，吸收广大外围的充裕储备金，为本国巨额财政赤字融资。截至2009年底，各国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已达8.1万亿美元⑥。这些庞大的美元储备最终要回流到美国，为美国财政部欠下的国内外债务埋单。最后，通过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美国向广大外围输出大量美元，从中收取可观的铸币税收益。据IMF统计，截至2010年第一季度，全球美元储备资产已超过2.8万亿美元，相比1995年增长了3.6倍⑦。
第二，在成本/风险的分担上，新依附结构有利于中心向外围转嫁危机。这主要通过三条途径来实现；第一条途径是通过贸易渠道使外围积累起持续的资本盈余，并转化为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外汇占款的增多引发超额货币供给，刺激外围经济泡沫的膨胀。第二条途径是美国率先倡导金融自由化，在将外围从金融抑制中成功“解救”的同时，也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给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投机资本。结果，金融自由化非但未成功将发展中外围导向经济的稳健增长和金融效率的提高，相反，却带来频发的金融冲击。表1显示，1971-1997年间，发生在工业国家的危机从21次上升到44次，发生在新兴市场的危机由17次剧增至95次。若将两个数字综合，那么，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外围遭受危机冲击的次数不下百次。第三条途径是由美国私人金融资本推进金融创新，借助一体化金融市场、以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的方式，将来自外围的资本盈余再回流到这些国家。据巴苏德范(2008)的分析，自1973年以来，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动格局呈现出一个显著特点，即每逢危机到来，私人资本的国际流向就会发生急剧逆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市场，美国成了国际资本的首选“避风港”。在2008-2009年的全球性金融动荡中，这一现象再次上演。在美国的国家力量和私人金融资本的联合作用下，危机的成本和风险被外围相当不成比例地承担了。
第三，在权力的可得性上，新依附结构有利于美国获取对外围的货币和金融权力。货币-金融依附是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依赖性较小的行为体常常将相互依赖作为一种权力来源，在某问题上讨价还价甚至借之影响其他问题。”(基欧汉、奈，2002)在这种新依附结构中，美国可通过两种手段获取对外围的货币和金融权力。一是通过不断深化国际交往和相互依赖程度来获取。由于在交易媒介、价值储藏手段、记账单位和延期支付手段等货币功能方面，美元对处于美元本位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货币存在程度不等的入侵现象(McKinnon，2001)，因此，美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围的货币、金融和汇率政策构成“入侵”。二是通过中断与他国的相互依赖关系所体现出来的权力。这一点已在美国1971年的单边行动中得到证明。“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是你们的问题”成为美国货币和金融权力的真实写照。
货币-金融依附对外围的自主性发展则施加了诸多结构性限制：首先，多数外围国家的经济发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心国家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扩张，后者作为全球需求发动机的角色没有实质性改变。根据WTO的统计数据，1998-2009年间，美国的商业服务和商品的进口占世界的百分比虽然分别从12.7％和16.6％下降至10.6％和13.0％，但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仍是世界上商品和服务进口最大的国家⑧。
其次，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仍有不少外围选择“硬钉住”或“软钉住”美元。这样，其汇率稳定性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美国财政部对美元的态度(故意忽视还是负责任干预)和美联储对美国国内经济、货币和金融形势的判断(来决定采取紧缩性还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结果，在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面临资本账户开放、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时，多数发展中外围事实上已无“选择的困难”，因为它们已没得选择。即便是日本和欧元区成员这些非钉住美元的国家，也时常饱受美元币值不稳带来的汇率波动之苦，其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和效果也易受美国政策的冲击。
再次，外围持有的美元金融资产的价值，决定性地受制于美国政府对外采取的美元政策(推行弱势美元还是支持强势美元)。基欧汉和奈(2002)指出，1971年之后的美国发现，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谈判地位较过去要强大得多。截至2010年5月，全世界所持有的美国财政部证券总值已接近4万亿美元，其中，外围官方持有的金额达到了2.7万亿美元⑨。这使广大外围陷入了一种“累积的恶性循环”：手中积累的美元越多，越要不断投入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以防美元贬值带来资产损失；而持有的美国国债越多，越恐惧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最终强化了对美国的货币-金融依附。
最后，外围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美元资产的国际竞争力。Eichengreen和Hausmann(1999)较早探讨了发展中外围金融市场的“原罪”问题，即这些国家的国内货币不能用于从国外借款，甚至在国内也不能用于借入长期款项。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国内投资要么是货币错配，要么是期限错配，因而金融脆弱性不可避免。罗纳德·麦金农(2005)进一步指出，由于外围国家存在“原罪”，其国内债券难以同美国金融市场上的美元资产展开竞争，这不仅强化了外围国家的弱势货币和中心国家的强势货币之间内在的不对等性，也使得对原罪的救赎更加困难。可见，外围要从货币-金融依附中突围出来，存在不小的难度。
四、东亚的经验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伴随着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诸多东亚新兴开放经济体对美国的依附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被锁定在一个“事实上的”美元区当中，这一现象被McKinnon等人称为东亚美元本位制，即便在历经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全球性金融动荡之后依然如此。在东亚美元本位制下，东亚外围对中心国家美国的货币-金融依附体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除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外，主要东亚经济体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因而它们摆脱美元本位制的能力和动力存在严重不足。相反，它们通过商品和服务的出口所赚得的美元，在国际资本环流的过程中又回流到美国，在支撑美国庞大的贸易和财政赤字的同时，也在不断资助美国的霸权。用Gilpin(1987)的话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经取代联邦德国成为美国主要的经济盟友，以及从金融方面支持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称霸的后盾。”更重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内地)加入到“贸易账户区”中，一个以中、日两国为主体的“双峰式”资助美国霸权的模式已然成型。
第二，东亚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金融依附源于东亚对美国的贸易依附。数据显示，1980-2008年间，尽管美国在东亚10个经济体⑩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占比从32.5％降至24.1％，低于东亚区域内贸易比重(29.5％)，但仍是东亚最大的区域外出口市场。与之相比，东亚在美国最终产品出口中的占比变化不大，从20.0％略增至21.1％；若与高峰时的33.7％(1995年)相比，差距更为明显(11)。据Roland-Holst(2002)的推算，东亚未来的贸易模式将呈现新型的“三角贸易”，即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将靠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来弥补。可见，未来至少10年间，美国市场对东亚的意义仍不容忽视。
第三，东亚在汇率制度、储备资产和贸易结算工具方面表现出对美元的强烈依附。首先，东亚主要经济体都不同程度地选择了事实上的钉住美元汇率制。对日本而言，尽管IMF和一般的学术文献均将其认定为浮动汇率制，但日本并非经典意义上的浮动汇率制国家，理由是日本央行频繁地干预外汇市场，使日元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波动，目的是为了钉住美元，确保对美出口。其次，一些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巨额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截至2009年底，在排名前17位的外汇储备经济体中，东亚占据6席，分别是中国内地(第1)、日本(第2)、中国台湾(第5)、韩国(第6)、新加坡(第10)和马来西亚(第13)(12)。在这些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均在65％以上(见表2)。最后，在东亚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中，是美元而非日元充当着主要的计价货币和支付手段(Goldberg和Tille，2008)。
第四，东亚对美元金融资产的价值也存在严重依附。由于原罪、“恐惧浮动”(McKinnon和Schnabl，2004a)以及“美德冲突综合症”(McKinnon和Schnabl，2004b)，东亚主要经济体对美元资产的价值有高度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逼迫其增持美国财政部发行的低收益证券。截至2010年5月，中国内地、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新加坡、韩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购买的美国财政部证券总额已近2.1万亿美元，东亚成为美国财政部的最大买家(13)。这实际上是东亚对美国的债权，但在美元本位制下的货币-金融依附结构中，“债务人的权力”是显见的：如果你欠银行1000美元，银行对你有权力；如果你欠银行1亿美元，你对银行有权力。这使得东亚在短期内谋求同美元脱钩的努力是徒劳的。
第五，东亚金融市场上的交易对象以美元为主，这强化了东亚对美国的货币-金融依附。有数据显示，美元占东盟10+3外汇市场交易的89.5％，其中，占大多数东亚外汇市场全部交易的90％以上，占日本和新加坡全部外汇交易的84.6％和88.3％。相比之下，欧元只占东盟10+3外汇市场全部交易的18.7％，日元交易也只占到35.6％的份额(Henning，2009)。究其原因，在东亚主要的金融市场中，尽管新加坡和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其主要作为亚洲美元市场的角色而存在。日本东京金融市场的封闭和落后则严重影响了日元在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比例。其他东亚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发展则更显滞后，“原罪”问题更突出。东亚当地缺乏有投资吸引力的金融资产，不得不选择美元资产作为优先和重要的投资对象，从而巩固了美元在该地区金融市场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五、脱钩自立还是依附式发展
马克思(1859)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一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我们对美元本位制及货币-金融依附的认识。
从现实来看，随着日本、欧元区以及金砖四国(BRICs)等外围的经济崛起，改革美元本位制并摆脱货币-金融依附的呼声逐渐高涨。但脱钩自立取决于三个前提：一是外围不再能从现行体系及依附结构中获得足以抵偿其依附代价的发展红利，因而有打破该体系及依附的强烈意愿；二是外围自身具备脱钩自立的足够能力，如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的内部金融市场、多样化的金融投资工具、内需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等；三是中心国家已丧失霸权地位，从而在阻挠外围脱钩自立时力不从心。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这些条件尚不具备。因而，外围对美国的货币-金融依附在短期内将无法改变。
鉴于此，广大外围在当下仍需走依附式发展之路，在美元本位制下谋求体系内的增量改革，而非体系外的激进革命：一要充分利用IMF和G20两个平台，增进广大外围变革美元本位制的共识；二要积极谋求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构建自主性发展的前提条件，如区域性汇率协调机制的创设、区域性金融市场的构建、区域内贸易循环的增加，等等；三要注重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培育面向国内市场或本区域市场的产业结构。对当下积极致力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国来说，这三点尤为重要。
注释：
①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揭示了美元作为国际清偿手段与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之间的两难：若要满足外围对美元的需求，中心国家美国必须维持国际收支逆差，但这会在长期内动摇市场对美元的信心。
②由于每次外汇交易涉及两种货币，因此每种货币的百分比总量是200％，而不是100％。
③BIS.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Foreign Exchange and Derivatives Market Activity in April 2010.September 2010.
④IMF.Annual Report 2009.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ar/2009/eng/.
⑤Deparment of the Treasury.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Securities.April 2010.
⑥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ccumulation-Recent Developments and Adequacy Measures.http://www.treas.gov/offices/intemational-affairs/economic-exchange-rates/pdf/Foreign%20Exchange%20Report_ANNEX.pdf.
⑦IMF.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Last Updated：June 30,2010.
⑧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2009; World Trade Report 2010:Trade in natural resources.
⑨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http://www.treas.gov/tic/mfh.txt.
⑩日本、中国内地、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
(11)RIETI-TID 2009.
(12)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ccumulation-Recent Developments and Adequacy Measures.http://www.treas.gov/offices/international-affairs/economic-exchange-rates/pdf/Foreign20%Exchange20%Report_ANNEX.pdf.
(13)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July 16,2010,http://www.treas.gov/tic/mfh.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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