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与局限——论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散文论文,年代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乃至于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段能如80年代以来这样，女性散文获得了长足发展：散文家队伍空前扩大起来；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可与男性散文创作并驾齐驱；散文风格鲜明独特，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女性散文的思想观念、文化水准、审美境界和文学艺术品位等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然而对女性散文研究却很不够，其中原因可能很多，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观念的束缚，即研究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传统的社会关注方式和男性审美模式来看待女性散文，或是过于贬损其成就，或是误读其价值意义。如何从更广大的背景切入，从女性自身的经验特性和美学趣味对其进行考察，这将是十分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当然，女性散文还存有不少问题，如何对其进行新的超越，这也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
一、物性体悟与天地道心
关心社会问题尤其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及其人生图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从事散文创作，这是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基本理路和价值取向，于是有了冰心“爱的哲学”式的散文，谢冰莹的《从军日记》和萧红的生之维艰的苦难式散文。即使到了80年代及此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女性散文这一思维定式也没有改变，像丁玲、韦君宜等人还一直在探讨“文革”给中国文化及文学带来的灭顶之灾。一般说来这是对的，因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充满无边的苦难与抗争，作为以真情取胜的散文尤其是女性散文就不能不写这些内容。问题是，如果总是站在社会问题和人生图景来观照，散文的发展与创新是困难的。
进入80年代中后期，尤其到了9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有了改观。不少作家开始摆脱凡事都要从“社会”着眼，都从“人”入手的固定模式，将整个天地自然纳入自己的视野，她们尤其喜爱选取大自然的事物来表现思想感情及其体悟。有人写自然现象，有人写动物，有人写植物，有人写花朵，还有人写虫子，更有人写无痛感生命的器物，当然也有人将这些自然之物混融起来写，女性散文的题材空间比以前大大拓展了。更重要的是，她们写“物”并不简单地用人类社会的意识来观照，而是赋予它们天地自然的属性，即物性，这就与一般意义上写自然之“物”区别开来。这是一种以天地自然之心来体悟自然之物的心怀，它完全抛弃了人是宇宙主宰和万物精华的人本主义思想。正如刘勰所言：“夫情发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注：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第二十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种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作家对一切事物的尊重，对物性的热情探讨及对人类文化的重新思考。
于是，在这些女散文家笔下的自然事物，再也不是愚蠢、无知、野蛮、残忍、卑下、丑陋和没有思想感情以及生命的低级物，而是与人一样甚至比许多人还真善美的天地之物。如唐敏在1984年曾写了《心中的大自然》一文，作者虽不能摆脱“社会问题”意识，但笔下的鹰、虎尤其是彩虹却独具魅力，是自然之真善美的象征。在传统的文化积淀中，虎是凶恶可怕的，是人类的敌人，可当“我”与之不期而遇，且相去只有数米时，老虎竟无意伤害“我”，而是“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踏下前足，走向太阳。”由是作者说：“大自然用两秒钟告诉我，人可以夷平山川，制造荒凉，淘空地球，但是依然侵犯不了它的自由!这肃然起敬、无法驾驭的自由!”唐敏很早就用自然来反观人类文化观念的失误!
周晓枫对动物、植物以及器物有极其细致的体察和感悟，她写种粒在大地胸膛中孕育，写虫子们的生死，也写木器家俱的美妙光润，还写动物身上的斑纹，往往站在天地宇宙一切生命都有存在理由这一角度。在《它们》中，作者为那些动物园里失了自由的动物叹息着，最后这样写道：“秋日的阳光淡淡照耀着，树叶缓缓飘逝下来。我穿着一件熨贴的羊毛衫，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冥想着。我不知道动物是怎样看待我这个披着羊皮的人，但我知道，我此刻的温暖是动物给予的，是它们脱下了惟一的衣裳，披在了我的肩上。”这种天地情怀让我们沉思：人为何物?他有什么权力将温暖和幸福建立在对动物无止境的掠夺上面，而且从来不加反省，更没有丝毫感恩?
与这种凝重的文化反省有些不同，还有一类物性体悟是通过灵巧之物显示自然、人生和生命的神奇之美。张抗抗写过一篇《瞬息与永恒的舞蹈》，作者的圣洁之心与昙花一起歌唱，一同翩翩起舞。读这样的作品，如梦如幻，如痴如醉，像天女将鲜花撒在你的头顶，也像跟了李白神游天姥仙山，还如冰上旋转的陀螺，既幸福欢快又稍带莫名的忧伤。马莉、周佩红和郑云云等人也都是这样，她们以火样的激情，以镜样的清明，以苇样的柔韧，以百合样的圣洁，或写丝绸、或写云水、或写秋叶、或写兰菊、或写苇竹、或写瓷器。在《关于瓷器》中，周佩红有这样一段话：“瓷器，那精细而易碎的物质，有时比一张纸还要薄滑，在阳光下甚至能显出透明，当它从明代或者清代的官窑、私窑里出炉，不管釉彩如何绚烂，造型如何别致，它不堪一击的脆弱本质已经铸定。这是种易碎的美，犹如人的梦想。然而，在漫长的岁月中，它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经过许多不同的手，经过颠簸，战争，劫难……马蹄可以踏烂它，车轮可以碾碎它，或者，就是一根棍子的敲击，一只手漫不经心的推拂，也能使它顷刻间粉身碎骨。而它居然安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在许多人死去，许多建筑被毁，许多梦想破灭以后，它标示出了奇迹。”这是对物性最真切、最内在、最细腻而又最准确的体悟和把握。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的深刻意蕴：弱即是强。
楚楚的散文往往含了诗意，融入禅心，达到大化的境界。她对自然界一草一木一花一石的体悟，都尽得其物性，有超凡脱俗的升华。《箫》是其代表作。作者未曾见到弄箫人，却被箫声所感动，而不能自己。眼、鼻、耳、口，周身的感觉以及一颗心都融化在一管箫中!到后来，作者明白了箫与人生的关联：“箫的音韵永远是低调的，甚至有些压抑、喑哑。适合独语细吟，即便与古琴相伴，也越发显得孤寂与清癯。我一向觉得低调的乐器才最能与人的心音相和。……当我们必须维持高调时，使用喉咙，不得不放弃许多精微的东西；而静夜里的低语却能听到整个世界的回应，因为我们用心。我总觉得一管箫比人更懂得在无声中说话，在低语中撼人。”作者最后说：“爱的东西，原是不能放得太近的。”楚楚这篇散文将“箫”的性格写得淋漓尽致，款款情深，她不是用笔，而是用心写“箫”的，否则她无法透过层层阻隔，尤其是人与物的天然屏障，直达“箫”的内心的。
感悟天地自然，体察物性，那是需要与大自然和谐一体的，也需要摆脱人类文化所带来的异化，更需要有一颗非同常人的心灵，那就是：博大、宽厚、仁慈、灵性、诗意、趣味和纯美。能够真正体悟物性的女散文家是天地自然的女儿，是心灵能够自由飞翔的精灵。当然，男性散文家也不乏对物性的体悟，但与女性散文家相比，他们更多的是用思想而非心灵，远远没有女性来得细致、灵气、诗意和美妙!在这之前，冰心、张晓风等人的散文也有对物性的感悟，如冰心通过肥皂泡的易碎来感悟人生的荒诞与虚妄，张晓风以道旁树来赞美树木的牺牲精神，但她们都没有这些女性散文家的自觉意识和整体观照，更没有形成一种文学倾向，更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和心灵的开拓。
以往，许多人总将这些感悟物性的女性散文说成是不能把握时代脉搏，是小散文，也太过柔弱，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或误读，因为小中可以见大，这就是“袖里乾坤”和“一鼻一嘴一毛”式的写法。鲁迅说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注：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问题的关键不是取材的大小，而是立意的大小。以物性来反思人类文化、人生和生命，不能简单视之为小，像法国布封的《天鹅》、《马》和美国戴可的《一撮黏土》都是以小见大的散文佳作。
如果说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体悟天地自然还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容易停留在现象上，而难以上升到理论上作形而上的思考，无法进一步体会天地自然的道心。比如，老庄道家文化所说的“大智若愚”、“不敢为天下先”、“柔弱胜刚强”、“虚怀若谷”、“百川归海”、“大音希声”等都是天地之道。尽管楚楚等人也曾触及到这一层面，但未能深入下去。韩春旭写过关于老子道家文化的散文，虽触及到“天地道心”，但那多是对老子的解读和对话，缺乏自己的创意。这恐怕是21世纪关注物性的中国女性散文应该重视的方面。
二、女性幽微与自我闭锁
与男性散文相比，8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散文的最大特点可能还是性别意识的自觉与加强，不管是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罢，就是对作家自身来说，归根结蒂也是这样。因为多数女性作家最关心、最熟悉也最想表达的还是她们自己。于是，我们看到，女性散文更多的作品都集中在描写女性自身，即她们的生理、心理、理想和感觉世界。如果更集中起来，那就是爱情、婚姻和家庭。
与以往相比，80年代女性散文一个重大突破是对女性身体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与男性身体不同的一个柔美微妙而又神秘莫测的世界。最为突出的是对女性怀孕和分娩的描写，海男为此专门写了一本《女人圣经》，将一个母亲在怀孕中每一时刻的变化和感受进行了诗意的描绘。当一个生命在身体里开始一点点长大的时候，海男感到了女人逐渐膨胀起来，一种圣洁的光辉在周身洋溢和荡漾，这时一个女人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显示出来。
艾云对女性颇有研究，她的许多关于女性的随笔都写得既优美又有浓郁的理论色彩。在那本《欲望之年》中，艾云捻出了这样几个题目：《抚摸》、《匮乏》、《敞开的田塍》、《躁野的女人》，这是展示女性身体隐秘的重要文本和符码。作者往往以诗意的情怀、灵透的心灵和敏锐的感觉，用闪烁的电波将她对女性身体之解读传达出来，呈现女性身体的丰富性和微妙性。这些文字虽属女性生活琐事，但它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无疑是大海之波涛。当她写那些女性身体如死去一样被禁忌幽闭，像一扇严不透缝的门被关闭时，我们感到天空和大地变得木然寒冷起来，一种颤栗油然而生；而当她写即使是欲风欲止的时候，女人的眼神也是深浅莫测的湖水，于是生命就重新鲜活起来，这个世界也就有了生气。这种微妙的身体叙事在以往的女性散文中极为少见，它标志着女性身体意识和性意识的觉醒。
心灵世界的深邃幽微是这一时期女性散文更重要的特点。女性的内心世界怎样?这在中国现代女性散文中较少得到展示，而到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后，女作家可以心有裕余地浸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充分体会自己的感情，是欢乐还是痛苦?是爱还是恨?是沉重还是轻灵?是满足还是绝望?甚至还有无以言说的潜意识感受。
女性是艰难也是痛苦的，而写作的女性更是如此。新时期女性散文都自觉不自觉地展示自己内心的痛苦、焦虑和无奈。不论是形而下还是形而上的，不论是社会还是家庭的，也不论是外在抑或是心灵的。赵枚在《往事终究迷茫》中说：“哪怕是凄寂的心，从此只挨过漫漫无期。”在《做了失败的女人》中又说：“我便年复一年地承受这漫长的深夜，承受这失败，承认我是个失败的女人。我在这静夜的空旷中，高悬起所有美丽的精神，我让那金色的长笛，在整个宇宙中鸣响，哪怕旧日笼罩，逝去的温馨再现。”韩小蕙有两本散文集是《体验自卑》和《无边的忧郁》，只看书名即可体会作者的内心世界。张洁的《无字我心》也是这样，作为一个作家，她竟无法用语言表达心中的哀愁。
不过，有的女性内心可以展示，而有的则难以表达，这往往让女性散文家更感无奈、困惑、伤怀和怅然。曹禺笔下的蘩漪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的内心世界怎样?艾云写了一篇《细读蘩漪》，试图冒险打开这个秘密。作者以“灵魂贴近”的方式直接走进蘩漪的孤独寂寞、焦渴欲望和生命燃烧之中，于是一个心灵异常饱满而又深邃的蘩漪向读者走来。这是一篇对女性心灵世界的开掘最具代表性的散文。在作品中，艾云这样写蘩漪的心情：“女人内里的秘密是在为将逝的岁月凭吊，眼看时间在自己一寸寸松弛臃赘的肌肤上跳荡，闪出一串串衰败而趔趄的光圈。蘩漪有什么呢?她还有多少牧笛横吹平沙静浪的岁月?她凭直觉感悟到自己在咔嚓作响的时间的断裂处。抓住他，抓住他。是魔鬼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这最后一句话，就连作者艾云也不明所以，内心充满了困惑!
与对女性幽微世界之展示相联的是自语式表达，这就为此类女性散文带来更加突出的特点：虚构、戏化、粘着、隐喻和诗意。就感觉方面言，作家往往充分调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感觉和第六感觉来表现对象，有时甚至感觉交互使用，如用味觉来表达听觉是也!因为这是属于“代客观为主观，代物象为意象，把难以言状的心理状态转化为物质的，可触摸的生理状态。”(注：汪曾祺：《夕阳又在西逝·序》，《汪曾祺文集·文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如楚楚的《箫》虽是以感悟物性为主，但同样也以表现女性内心世界的幽深见长，那颗飘忽于天地之间的圣洁之心是很难确定的。作者说：“奇怪的是每次听箫，我都闻到一丝苦意，说不准是哪种苦。有点像苦丁茶在舌尖的清苦，又有点像割草机刀刃之下青草汁液在鼻端的生苦，更多的时候它离眼睑近，是盈睫泪意的涩苦。”如此感觉杂糅，即能表达出一般情况下难以表达的感受。关于“戏化”手法，马莉散文可为代表，如在《门与走廊》中她这样拆解工作室的门号1203：“这个数字很神秘：在123之间调皮地插入了一个0字，形成了0前后的和都等于3这样的局面。在这间绿色工作室里工作着恰好又是3个人：3个女人。因为这个数字又有明显的区别：3个女人当中1个未婚2个已婚。”这种极具戏化特色的叙事看似荒唐，其实正反映了人生的本质方面，更反映了作者内心的无奈!还有，马莉散文带有较强的粘着性，就像一包时间很长的透明的糖，既有诗意又分扯不开。有人说那是一些“梦呓般的作品”(注：李俏梅：《梦中的蝴蝶：马莉印象》，《新创作》1999年第2期。)，说的也是此意。这种表达以柔性的力量，靠绵密与悠长，用亲切和隽永，舒卷自如地表达难以言喻的心灵世界。
当然，此类女性散文并没有完全坠入沉重和苦难之中，而是常常有所超越，这也是它更有意义的地方。赵枚在《四十岁女人的新梦想》中就说：“我们就是深怀着这样一种美丽的情感走近了四十岁这个人生的阶梯。或者是因为我们累了，或者是因为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更真实了。”梅洁、肖凤和毕淑敏并未因苦难而使性格变异，反而更加达观、快乐和从容不迫。冯秋子则在生命的苦难感受中使沉重的肉身化为轻灵的舞者，她以静穆的胸怀大彻大悟地说：“活着我们亲如兄弟。死后我们一同成佛。”“但跳舞，确实是因为我悲伤。”“于是，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肌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过于沉入女性的幽微之中，很容易使自我封闭，从外在世界退回内心，面临着自我重复、创造性干涸和感觉迟钝以至于退化的危险。久而久之，作品还给人以小情调、小自我和小视域的感觉。在这方面，即使像艾云、楚楚、马莉这样的优秀散文家，她们的作品读多了，也有一种类同感。所以，在对女性心灵世界探幽烛微深入开掘时，女作家要避免自我的有意无意闭锁。常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女作家的心灵也是如此，它必须不断与外在世界沟通和交流才能更加深邃和富有生命活力。
三、文化视域与价值迷失
90年代女性散文还有一种倾向，即走出自语式的精美散文写作，而将目光融入历史和文化的浩瀚之中，于是女性大文化散文应运而生，并渐成气候。较有代表性的是马丽华的西藏文化散文、素素的东北文化散文、冯秋子的蒙古文化散文、王英琦的灵魂拷问散文和韩春旭的与文化大师对话散文等。女性大文化散文是观念和文体的双重变革，是多元文化之树上生长出来的硕大而美艳的花朵，它标志着女性散文创作的另一自由状态。
首先，女性大文化散文冲破了以往女性散文在事、景、情、趣、理的写作格局，将笔触伸进历史和文化的广阔天地，一个家族、民族、国家乃至于整个人类的文化都在作家笔下汇集。这种百川归海式的选取题材和驾驭结构的方式，是以往女性散文很难达到的。它的最大优点是知识异常丰富，时间和境界分外广阔，篇幅宏大，叙事从容裕余，从而产生强大的内在张力、宏大的气势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以王英琦的《愿环球无恙》、素素的《走近瑷珲》和韩春旭的《新人类：挽起尼采的手》为例，我们可体会大文化散文在选材、结构和叙事的与众不同。在第一篇散文中，王英琦让我们看到了古今中外人类文化陈迹的碎片，也让我们理解了如今发生在地球上的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间的矛盾冲突，在由十部分组成的长文中，其信息量、知识量、文化思想及气势都非一篇短小精致的美文所能代替。在第二篇散文中，素素通过瑷珲全景式展示了中国人民遭受的被侵略和屠杀的屈辱史，历史虽过去了无数岁月，但那件件事情和个个场景却清晰如在眼前。在第三篇散文中，韩春旭全方位开启了尼采这个新人类的历史，也开启了上帝死后人类文化新的精神仓库。
仅有丰富和广大的内容和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女性大文化散文必须有强大的文化精神来支撑，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没有这一点，大文化散文就只是一堆无生命的材料，即使资料再繁复，结构再阔大也是徒然!就如同一口被历史的碎砖破瓦填满的古井，因为没有活的源泉，也就失了蓬勃的生命。女性大文化散文都将这种文化精神做为生命线，它向读者不仅展示了历史和文化的碎片，又展示了文化精神的根系。像马丽华着力描绘西藏高原民族那种不惧怕苦难的强大而旺盛的生命力，那种达观从容、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冯秋子笔下的蒙古民族以自由的追求，以对生活的热爱，以豪放爽健的风骨，也以略带抑郁悲凉的心情著名于世；素素则将东北文化的“土气”、“匪气”、“王气”、“霸气”和将它的丰富博大与神奇壮美表现得淋漓尽致；王英琦注重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一个人饱满而强大的精神世界；而韩春旭则从生命和灵魂的感应来张扬人类的聪明与智慧。
女性散文家的精细与敏感，使她们的散文细密和柔润化。如素素这样谈东北土匪之“土”：“不论他们曾经是纯朴的，有良知的，侠义的，还是原本就属于流氓赌棍不逞之徒，他们是破落的东北牌农民。没有文化，只有信条。那信条是物质化的，或图官或图财或图享乐，他们为此而去巧取豪夺，将人性的丑张扬到了极致。”至于土匪之“匪”，作者说：“匪则是精神的丧失。任何宗教点化不了他们，有奶便是娘，效忠与背叛，在他们是游戏，是眨眼之间的事。在匪的世界里，此岸是黑色，彼岸还是黑色，黑色来自内心，来自灵魂，并指引着灵魂的方向。他们是精神的屠夫，又是肉体的杀戮者，他们将东北蹂躏得体无完肤。”尽管不能说作者对“土匪”之内涵做了全面而准确地概括和把握，但其深刻的概括性却得助于女性的聪慧、细致与敏感，这是男性散文家难以做到的。男性大文化散文往往给人以“玄虚”和“空洞”之感，而女性大文化散文则现实可靠，有一种可以触及的血肉质感。需要强调的是，女性大文化散文超越男性大文化散文的地方还有心灵的声音特别高亢，自我的感情更为浓烈，表现的艺术更加精湛，她们不是一味堆积史料和故事，而是用心灵去烛照历史和文化，于是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就像沃尔芙强调的：“在一篇散文里，必须凭藉写作的幻术把学问融化开来，使得没有一件事实突兀而出，没有一条教义撕裂作品结构的表面。”(注：[英国]弗·沃尔芙：《论现代散文》，《散文世界》1986年第8期。)如果说马丽华、王英琦和韩春旭有着高亢的音调，透出阳刚之气；那么冯秋子和素素则是低调的，是以阴柔为主的。前者带着呼啸之风，而后者则富有深长意味。还有，在这些女散文家中，如果从思想境界的角度来看，韩春旭和冯秋子的立足点似乎更高远一些，她们更多的时候是用心灵之光驱除思想的乌云，让我们不断看到明透的智慧。
大文化散文是天地张开的博大胸怀，它能够让散文家尤其是女性散文家走出限度，而尽情地自由飞翔。但它同样也是诱惑、误区和陷阱，作家一不小心就会沉落其间，难以自拔。这颇似高天上的气旋流，它既能锻炼强劲的翅膀，又很容易吞没白天鹅的希望与梦想。因为以一己之力，能够在广阔无垠的天宇中不迷失自己，那是太困难了!文化也是这样，它的浩瀚和复杂极容易让在其中飞翔的人失落翅膀，更何况是那些以感性和感情见长的女散文家!可能基于这种自觉，艾云说：“思想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好像是与她们快乐感觉的天性相悖谬的。”“女人听凭感觉而语言。女人的深刻也仿佛是由于在同这个纷繁的世界交往中被逼出来的。”“女人——为深刻所累。”(注：艾云：《女人——为深刻所累》，《当代中国作家随笔精选》，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版。)如果将这些话理解成“女性在运用深刻思想时要慎重”是不错的。
80年代以来女性大文化散文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文化选择上的价值迷失。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像中西文化、古典与现代文化、乡村与都市文化、地域与全球化、边缘与中心文化、知识与思想神话等都值得女散文家认真反思。比如，马丽华的“超越苦难”是一种健康的文化向度，但“渴望苦难”则是缺乏理性自觉的感性沉落。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有一种对苦难的“渴望”，那是精神迷失的表现，就好像穷人“恨钱”是一样的错误。在文化价值迷失上最为突出的可能是王英琦。
王英琦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存有不少盲点，这严重限制了她散文的进一步发展。《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是一篇较好的作品，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烈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类的情怀。与政治不同的是，文化属于世界和整个人类，并不能因为西域文化先由日本学者发掘和研究了，我们就不能接受，就像作者那样“窝下了心病”。《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是一本心灵解脱和超越的散文集，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王英琦对知识和思想过于崇拜，忽略了智慧的光芒。作为一个女作家，她在这本散文集里所言必谈哲学家，大量地搬弄术语、概念、思想、逻辑，从而迷失了自己。有时，作者还生造词汇，语句粗糙、别扭甚至错误。如，“全卦的主断语是：弗过防之，纵或戕之。一语中的!译白即是：凡事不可过分极端，纵任过度就会伤害自己。一下抓住我其人总髓：悖逆、极致。”这句话且不管正确与否，单是这“别扭”就令人兴味索然。书中还有不少错误、不通畅的句子，反映了作者思想的不明晰，也反映了知识和思想神话对她的影响。英国作家毛姆说：“我认为优秀散文应具有三大特征——明晰、朴实、和谐。”(注：参见傅德岷编《外国作家论散文》，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可见，“明晰”对散文有多重要!还有，在强调人强大的精神世界时，不能走火入魔，使自己失控，这也是王英琦应该注意的。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散文异常丰富和复杂，任何概括都只能是从一般意义而言，不可能打捞起所有优秀散文，也不可能指出所有存在的问题。我不同意无视甚至否定多年来女性散文创作成就，在我看来女性散文已实现了巨大超越，形成新的格局。当然，女性散文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在不少重要方面它都面临新的提升和突破。我想，21世纪中国女性散文更重要的恐怕应注意下面几点：一是尽力发挥自己的性别特色和优势；二是在各种复杂的文化选择中选对自己的位置和立足点；三是让心灵强大起来，以女性的智慧之光照亮世界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