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亨对马克思所有权观误读的哲学前提
史孝林
摘要： 柯亨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的批判是基于自由意志主义的自我所有原则的基础上，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批判也就会失去其效力。柯亨从学院派的立场出发对马克思的所有权观作了错误的理解，这是柯亨采用的抽象的哲学反思研究规范性本质的“非历史”学科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两种不同哲学基础的理论冲突。事实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考察上，以揭露资本主义价值原则的内在矛盾并进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断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 剥削；自我所有原则；学院派；历史唯物主义
在当代政治哲学的论战中，以诺齐克所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批判发起挑战。诺齐克的自由意志主义从自我所有原则出发来论证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和剥削过程中也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自我所有观念，因而马克思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只有彻底放弃“自我所有理论”才能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针对柯亨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认识，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马克思的所有权观，以规避诺齐克等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哲学领域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所发起的挑战，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柯亨在这一问题上所产生的对马克思的“剥削”和“盗窃”的误读，以研究马克思面向资本主义批判的真实看法。
一、柯亨对自由意志主义的批判
自由意志主义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而引申出的对自身和私有财产的绝对所有权的政治哲学，其核心是自我所有原则。从资产阶级权利观的政权哲学早期表现来看，洛克的政治哲学以上帝规定了人的天赋权利，包括了自由、平等和所有权。上帝吩咐了人类生育繁衍，人类也就具有了平等的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并通过人的劳动对自然的占用而产生了私有权。自由意志主义的代表者诺齐克继承了洛克这一思想，在诺齐克看来人不仅对自我拥有绝对的自主权，而且对于通过自己的劳力所获取的一切外部资源同样具有合法的道德权利。但洛克和诺齐克的这种基于自我所有原则的天然占有权也直接导向了人类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因而柯亨基于平等的原则展开了对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意志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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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我所有原则无法说明市场行为之前所有权的合法性获得
柯亨首先质疑自由意志主义的所有权，“首先要问的是，必然会在市场行为之前所产生的所有权是如何获得合法性的呢？”〔1〕在市场上买卖关系只是对所有权的分配，而不是所有权的生产，所以如果所有权的生产是不平等的，那么这一平等的交换过程和结果也就自然不再是合法的。诺齐克对自我所有原则的论证基于洛克自然占用理论，对洛克而言，如果一个人占有的同时能够给别人留下足够多的东西，那么这种原始占有就是合法的。诺齐克对洛克的这一理论进行了弱化，认为只要不使他人的处境变坏这种占有就是合法的，将洛克的“足够多和足够好的”改为“不使他人的状况恶化”，对诺齐克来说那些卖不出去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虽然在没有福利的国家里只有死路一条，但这些工人就算在自然状态下也一样会被淘汰。柯亨认为，诺齐克的这种占有条件太弱，因为“诺齐克必须假定，世界资源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共有的，而是人人可得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证明这一前提是成立的”。〔2〕
2.自我所有原则与平等获取原始资源的相容策略
在柯亨看来，他对自由意志主义的第一种反驳有一个缺陷，“由于自我所有的观念具有一种基本的吸引力，如此仓促地引申出来的反驳是推翻不了它的”。〔3〕于是，柯亨又设计了第二种反驳，这种反驳策略接受了自我所有原则这样一种富有吸引力的观点，但同时对其在原初状态下人与自然物的道德关系的观点进行反驳。
于是我就重演了一遍进课室的情形，结果刚在讲台前站稳，答案马上就来了——五步！回答正确。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因为大家知道老师预设的问题，从老师开始迈开腿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读取“步伐”的阅读模式。
从卢梭的观点来看人类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不平等或生理的不平等，另一种是社会上的不平等即精神上或政治上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自然状态下是微不足道的。尽管人的天赋差异会导致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财产基础之上的。脱离了私有的历史前提空谈人类劳动的自然禀赋差异，正如拉萨尔主义所鼓吹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一切源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拉萨尔主义，劳动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物质资料作为使用价值的载体，只有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对象化的劳动生产出产品，不同的产品作为商品而交换，只有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才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差异。柯亨只注意到了人类劳动差别在生产过程中的差异，所忽略的是这种劳动禀赋差别所造成的财富差距根本不足以产生私有制社会中的极端不平等。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只有建立在物质生产资料分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才成为现实。
柯亨试图构建一种能够把自我所有的自由意志原则和平等地获取原始资源相结合的策略，并提出了实现这种中间性构想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契约的同意原则。由于假定了世界原始资源应该归每一个人所共有，那么每一个人都对自然资源享有拥有权，那么一个人在使用这些资源的同时必须经得其他所有人的一致许可。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得不到社会认同的条件下什么也做不了，因而在实际上他们也就等于没有拥有自身，所以这种方式是站不住脚的。另一种方式给予每个人分配等量的资源，每个自由的个人都能够任意地处置自己所有的份额。柯亨在这里比较了“斯坦纳构想”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斯坦纳构想的原初状态是把自然资源平均分配而私有化，并不涉及德沃金“资源平等”意义上要求天赋高的人对天赋较弱的人的补偿。柯亨认为，斯坦纳的这样一种构想是找不到的，个人的天赋和资源的结合同样会产生不平等的结果，而要制止这一不平等趋势只能严格地控制外部资源，这就产生了与自身独立主权的排斥。这一不平等趋势的产生过程也就是德沃金所说的“正义的起跑门理论”。在柯亨看来，“德沃金错误地认为可以轻易拒绝这种‘正义起点理论’”，〔4〕并认为这种自由的起跑过程是基于洛克式的劳动占用理论，因而结果必然产生洛克或诺齐克似的占有，而不是资源的平均分配。柯亨试图证明，赞同劳动深入论的人并不一定非反对原初的平均分配不可。因为柯亨的目的在于证明自由和平等之间不存在冲突，在世界资源共有的前提下，每个人保有自己的所有权并不会危及条件平等。
二、柯亨对马克思的“剥削”误读
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认为剥削是不公正的，除了资本家依靠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权而所有的对工人劳动的剥削之外，还因为这种产品从工人向资本家的转让过程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对于工人来说，只得到了他工作时间的报酬，而从平等交换所规定的公正性来看，资本家并未付给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劳动报酬，工人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被资本家偷走了。因此，盗窃说处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的批判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为了替自己对资本主义的谴责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买卖关系和封建社会中的地主和农奴的关系做比较。农奴的劳动需要一部分花在自己身上，另一部分无偿为地主工作，这与工人被迫把自己的劳动时间交给资本家属于同一情况，两者的差别只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自由的买卖契约掩盖了这种剥削关系。基于这种前提，柯亨继而推论马克思既然认为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的劳动时间，那么理所当然地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应该归属于工人自己所有，这一命题就是自我所有论，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关系论断的基础。由此柯亨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一种对工人劳动时间的盗窃，那么也就证明了我的观点，即剥削永远是不公正的这一论断必须肯定自我所有原则。〔5〕但实际上，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雇佣劳动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购买后的使用是一种不正当的权利，相反，马克思认可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使用权利，因为资本家购买的工人的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资本家所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劳动价值。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资本家既然付出了与工人的劳动力相应的报酬，理应获得对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利。所以基于这种表面上平等的买卖关系，马克思认可了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使用的权利。而柯亨之所以产生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误读，其中一个缘由就在于他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理解出现的偏差的影响。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的“剥削”和“盗窃”都是在谴责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所以在柯亨看来，既然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不正义的关系，那么自然而然地马克思就肯定了工人对自身劳动的所有权利，如果这里出现了矛盾，错误也是在于马克思，而不在于他。然而，无论是从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中理解剥削，还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框架出发去理解马克思对剥削的论述，马克思都未曾否认资本家购买工人劳动后所拥有的使用权利。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本身就是一种对劳动的支配权利。如果不清楚马克思对资本家使用的“剥削”和“盗窃”的指责的真实用意，人们很容易偏向于认为这是马克思基于个人情感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所作的道德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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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
总体而言，柯亨的哲学基础是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背离的，对柯亨来说“规范性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8〕而在马克思那里正义和平等只是特殊阶级的利益虚构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平等和正义等“善”的规范原则显然不是历史的动力，而只是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基础上的社会意识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柯亨以“非历史”的哲学立场理解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也就必然产生对马克思理解的诸多偏差。柯亨把资产阶级法权观的自我所有权看成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的谴责的哲学基础，由于马克思在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关系上的毫不妥协的立场，也就不自觉地也接受了自我所有的观念。因此，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也就证明了他所认为的“剥削永远是不公正的这一论断必须肯定自我所有原则。因为如果不肯定工人的自由所有，你如何可能断定这种关系为一种不公正的剥削关系？”〔9〕因此，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待剥削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对讨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时原始资源的不分配给予了极大重要性，另一方面在说明价值起源时又把世界资源看得一文不值。〔10〕如果要维护这种剥削论断的平等基础而又必须与洛克的所有权立场区分开，这意味着要么放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减少劳动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意义，要么否认劳动者对于劳动产品的权利。前者意味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灭亡，后者似乎具有可行性，但这种可行性的苦难之处在于如果否认劳动者对于劳动产品的权利，那么这又与马克思所接受的自我所有原则相违背，这样也就无法说明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剥削的不正当性。为解决这一矛盾，柯亨认为可以通过强调自然资源在使用价值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来肯定劳动价值论，同时又不必否认自我所有原则的平等主义的分配，所以柯亨致力于构建一种平等和自由相容的中间性的经济结构的构想。
近年来，祁县一直坚持把民生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着力抓好项目建设和民生改善两件大事。道路改造、湿地公园建设等八大惠民工程，涵盖教育、医疗、交通、住房、饮水等方面内容的十二件实事，让民生走在幸福的春天里。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在珍惜今天幸福生活，学会感恩，感恩历史，感恩先烈的同时，自觉以实际行动传承伟大的井冈山精神，始终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信念不动摇。大政方针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党员干部要立足本职岗位，以群众需求为第一信号，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积极投身美丽文明祁县建设，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
由于柯亨的“学院派”立场，柯亨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矛盾背后其实也正是柯亨意图通过抽象的哲学反思来研究规范性的真理与马克思现实主义的历史原则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建立在揭露资产阶级法权观的自由和平等外衣下的虚假性的基础之上，资产阶级的法权原则规定了自由和平等的交换法则，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中工人只有被迫劳动的自由。在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虚假形式下，到处是资本家为了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尽力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而产生了对工人权利的侵犯。这一矛盾无法通过正义或道德的说教来解决，无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如何不正义的或不公正的，资本家作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无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所负责的。所以只有在破解了资本的迷雾之后，找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2.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
在柯亨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进行谴责时就已经不自觉地站在了自我所有原则的立场，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质疑就很难战胜自由意志主义。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公的批判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分配；二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时间的“盗窃”或对工人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
“我的道德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当时（现在也一样）是标准的学院派观点：它们都是用抽象的哲学反思研究规范性判断的本质和真理性的非历史学科。”〔7〕
三、柯亨的“非历史”哲学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6〕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无法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剥削关系所负责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正义的指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价值原则的矛盾基础上，由资本主义平等交换的原则而导致的不平等的现实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基石等价交换法则的违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内在矛盾，资本主义也就必然遇到阻碍自身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也就必然走向社会主义。
在柯亨看来，随着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以及资本主义逐渐在全球确立了统治地位，历史事实已经把马克思的关于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将胜利的预言打得粉碎。资本主义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自掘坟墓，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日益技术化和专业化，无产阶级的队伍也发生了分化，无产阶级正处在解体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这一标签在事实上也已经失去意义。柯亨认为，一方面由于革命的群体已经不复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有必要进行规范性政治哲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的未来构想，也就必须从哲学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价值规范的补充；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当代社会的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富裕美满的生活，目前的阶段是物资短缺，因此，也就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原则。所以也就要求我们在稀缺的条件下去寻求平等，我们要了解清楚我们为什么寻求以及我们的寻求为什么是合理的，这才是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努力的指南和方向。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有关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动力的实证理论，从实质上来说是没有价值取向的。马克思对历史科学的构建不是基于道德标准的价值评判，而是研究对历史之谜的解答，只有在认识历史的客观规律之后人们才能突破历史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的层层迷雾，使人类能够真正走出宗教神学的幻想，真正发挥人类的能动性，在超越“必然王国”的阶段朝向“自由王国”。因此，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很少涉及平等、正义的论述，马克思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柯亨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的批判并未能反对左翼自由意志主义。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独占，导致工人只能够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家无偿使用。资本家阶级垄断了这些用于生产的物质资源。因此，在柯亨看来，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资本家的占有就是由于对外部物质的不公平的获取，而只要认识到剥削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不公平的先占中产生的也就足够了。柯亨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阶级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就是剥夺农民的土地，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通过法律或者暴力的形式使这些农民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工人。但在柯亨看来，马克思所说的这种被资本家强制性剥夺财产的情况只能构成剥削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因为即使每个人都拥有土地或生产资料，由于人的天赋不同和心理行为差异，也同样会产生财富上的差异，并随着这种差异的扩大也同样会导致雇佣劳动。柯亨认为，这只是马克思由于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必要而夸大了“原始积累”对不平等的影响程度。
总之，催开秋冬的蓓蕾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想出色地完成需要巧妙的方法。当然巧妙的方法是无尽的，只要我们去探索，我相信一定会“人勤地不懒”的！
四、马克思的所有权观
柯亨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或对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批判是建立在“自我所有原则”基础上的，这一原则并不能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不平等的基础上的，资源的不平等占有所导致的不平等关系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人的天赋差异也一样会造成财富的不平等关系。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出身干净的资本主义”，那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的批判也就会失去其效力。为回应柯亨对马克思所发起的挑战和质疑，对马克思的所有权观的研究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供电企业的相关工作人员要适应现代企业发展和建设的趋势，加强企业职工的竞争观念和开放意识，充分认识到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供电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产生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从而主动的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为增强企业经济利益和提升社会效益贡献一份力。
1.马克思对洛克所有权的批判
洛克的所有权所代表的是早期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利益诉求，洛克政治哲学以劳动占用论来规定人对自然物的天赋权利，这种劳动的占用在洛克看来几乎提供了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马克思认为，洛克的这种劳动只是具体劳动，所产生的只是使用价值，但在洛克那里价值等于使用价值，洛克实际上是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淆在了一起。柯亨对马克思的指责也同样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柯亨认为，劳动价值论的弊端在于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会产生不同水平的财富生产，而这又会自然而然地引出不平等的结论。因此，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就等于承认了不平等。柯亨只注意到不同的劳动差异会产生不同量的劳动产品，但却忽略了这种不同量的劳动产品始终是要用来交换的，这种交换的动力是建立在他人缺乏或不足的前提下，要知道，这里的交换抛开剩余价值的财富创造只是等价交换，既然是等价交换，那么一个人所付出的和获得的必然是相等的价值。既然每个人所取得的价值并没有减少或增加，又怎么会产生出贫富差距呢？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天赋的差别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差异，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积累而存在，只有在交换的过程中才会被赋予劳动价值的等价交换，但以劳动的价值为基础的交换对于劳动天赋强的人和天赋较弱的人来说，他们之间并不会产生财富的差异。如果天赋较弱的人由于无法生产出与天赋较强劳动者的产品相等额的劳动产品，那么这一交换过程也就无法实现；如果天赋较弱的人为了获得天赋较强的人的劳动产品，而选择多付出一定额，那么这将会违背等价交换的平等原则。等价交换的原则并不会产生贫富差距，只有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会生产出剩余价值生产带来的财富差距。柯亨只是假想了一种原始的交换状态，但柯亨代入的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生产关系。在柯亨假想的最原始的生产状态下，既然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每个人自然也就不会吃亏或多占便宜。所以柯亨对这种不平等的推论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只是从直觉出发不自觉地把这种假想的原始状态和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本质的资本主义两者不相容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谬论。
2.马克思对蒲鲁东所有权的批判
如果依照柯亨的观点来看，蒲鲁东是标准的“自我所有原则”主义者。蒲鲁东的所有权的观点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在蒲鲁东看来既然人类在权利方面是生而平等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享用自己的劳动产品，即使资本家付给了工人工资，但是工人仍然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具有权利。而资本家以利息和地租等方式扣留了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就是侵犯了工人的权利，所以蒲鲁东认为资产阶级的财产私有的这种“所有权就是盗窃”。蒲鲁东反对这种大资产阶级的私有权，而主张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占有权，蒲鲁东认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占有权是个人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在写给施维泽的信中对蒲鲁东的这一看法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指出蒲鲁东对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问题只是从一般权利的观点来考察，而没有把财产关系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分析，这样蒲鲁东也就不能揭露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真正性质。蒲鲁东局限于抽象的正义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起源，自然也就无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最终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社会的迷宫。
3.马克思的所有权观
首先，所有权是一个历史范畴。洛克的所有权理论是从上帝存在的假设出发，由上帝规定了人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人的天赋权利，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在不妨碍他人的条件下任意占用对自己可用的一定的自然资源。洛克的政治哲学采取了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从上帝存在这一假设所规定了的人的自由和平等来论证所有权的产生，自然而然地这种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形式成为了永恒和自然的真理。由洛克而来的这种早期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自由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以绝对精神的展开和外化进行论证。从马克思早期的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我们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认为存在可以说明永恒的、自然的道德法，所表现的社会意识只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所决定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所有权形式不外乎表现为在意识形态上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发展诉求。而把这种代表一定特殊阶级利益的所有权形式说成是超历史的、永恒的自然法关系，对资本阶级的先前暴发户们而言自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这种把一定社会阶级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虚假，所谓永恒的自然法并不是脱离了社会由某种抽象的上帝存在或绝对精神所规定，而是由一定社会历史上的生产力为基础所表现的生产关系的特殊形式。
其次，所有权是一定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所有权主要是表现为土地所有权。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发展诉求，也就需要重新对所有权理论进行解释，这也是洛克政治哲学的主要目的。同样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李嘉图把封建大地主作为非生产阶级，认为这一阶级的存在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占有价值，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财富积累。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而马尔萨斯则致力于为“非生产阶级”的存在进行辩护，把“非生产消费”作为解决社会生产矛盾的良药。马尔萨斯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必然突破一切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局限，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旧的社会关系的解体。在李嘉图看来，资产所有权是既定的，并早于土地的所有权。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特殊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自然前提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所有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初的东西。洛贝尔图斯批评李嘉图这种把资本所有权置于土地所有权之前的观点，因为在洛贝尔图斯看来，就历史的发展过程而言，资本的所有权是在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权之后产生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洛贝尔图斯不了解这种资本所有权是如何表现为“最初的”所有权而出现的，“因为它是一种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土地所有权在这里表现为派生的东西，……”〔11〕从所有权的这种特殊生产关系的表现来看，所有权也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前提。
最后，从严格意义上而言，马克思并不是自我所有原则主义者，马克思是彻彻底底的现实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的剥削理论是建立在揭露资产阶级法权观的二律背反的基础上，从资产阶级的法权观来看，一方面资本家在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之后有权使用他所购买来的这种特殊商品，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家为了增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致力于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这种以缩减工人生命为条件的生产严重侵害了工人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对工人权利的侵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12〕柯亨只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家剥削和盗窃工人劳动时间的指责，而几乎很少谈论马克思对资本家购买和使用工人劳动权利的肯定。因此，如果脱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来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批判，很容易陷入科亨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象征自由和平等的理性王国的建立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工人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也在此处于严重背离状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考察，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后指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价值原则的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第一阶段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才能得以解决，但这一分配方式还带有着资产阶级法权的“弊病”，它允许了人的天赋差异带来的“特权”，所以必然过渡到更高阶的社会主义阶段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不是基于某种平等或正义原则的神学预言，而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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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8.
The Philosophical Premise of Cohen's Misreading of Marx's Concept of Ownership
Shi Xiaolin
Abstract： Cohen believes that Marx’s criticism of the exploitation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elf－ownership of libertarianism，so Marx’s criticism of the inequal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 will lose its effectiveness.Cohen misunderstood Marx’ s concept of ownership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cademics，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philosophical bases of“ non－historical” discipline and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which Cohen used to study the normative nature of abstract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In fact，Marx’s criticism of capitalist society 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in order to expose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t value principle，and then，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o deduce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Key words： exploitation，principle of self－ownership，academic school，historical materialism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47（2019）11－0014－08
［作者简介］ 史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阿 莽
标签：剥削论文; 自我所有原则论文; 学院派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