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民的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利益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新中国的55年的农业，我们看到，中国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里面有一条铁的定律，就是经济上要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
今日中国：首先，请张所长就中国农业55年来的发展作一个总体评价。
张晓山：新中国农业55年的发展，应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55年的农业发展，应分不同的阶段来谈。新中国建国前后，在全国范围实行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多地方，农民感到有些事情，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于是，就组织了互助组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合作。1952年之后，提出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当时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是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实际上，后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很快就到了初级社，从初级社又转到了高级社。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原来已经获得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又收归了集体。到1958年，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8年之后，有了三年的自然灾害。对三年自然灾害的看法，我们认为，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主要是决策的失误。这样造成了大批人员的非正常死亡，国民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对农业的影响更大。以后，国家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在某些地方，有的农民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所调动，生产有所恢复。但好景不长，很快，后来就作为右倾思想，作为资本主义的倾向受到了批判。
从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三年自然灾害，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然后到“文化大革命”，以粮为纲，处处学大寨。农业的发展与意识形态挂得非常紧，通过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农业生产，用计划经济方式搞农业生产，虽有“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实际上，农民，包括生产队，种什么，种多少，怎么种，所有的一切，都要纳入计划。这样，极大地束缚了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以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了改革开放。而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当时的情况是，许多地区的农民，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温饱都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最后搞大包干。安徽、四川等地最早搞了大包干，包干到户。所谓大包干，就是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当时，在农民中间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顺口溜形象化地点出了大包干的精髓是使农民的生产与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挂上钩，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从1978年起，到上世纪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全面推行。自此以后，中国农业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回顾新中国55年农业发展的道路，我们看到，中国农业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曲折，造成了许多负面的影响，造成了生产力的破坏，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后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里面有一条铁的定律，就是经济上要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离开一定的物质利益和政治权利，任何阶级的任何积极性是不可能自然产生的。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1978年，邓小平讲了两句话，一句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句是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个是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一个是保障他们的政治民主权利。这两条能够做到，农业就会发展顺利。这两条出现问题，农业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安定稳定的局面都会受到影响。这两点，从55年的农业发展得到了验证，也是必须时刻牢记的。
土地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利益问题，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涉及各方面利益格局。
今日中国：近年来，城市大量的建设用地，造成大量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的“三无”农民，据报道有四千万之多，这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新的社会问题，如何去面对它呢？
张晓山：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因为无论是改革发展也好，招商引资也好，还是城市化也好，工业化也好，很大程度上，一是通过我们廉价的土地，还有，另一个就是廉价的劳动力，来吸引资本，来吸引外资，来形成中国经济的增长。从农民手里拿过来的土地价格是很低的，而给农民的补偿并不多。拿过采之后，招商引资，整个增值收益，是由政府，开发商，包括外面拿去了。农民真正拿到的份额是非常有限的。就是说，农民的土地被拿去之后，得到的补偿是有限的。
第二，占中国人口70％以上的中国农民并没有纳入国家整个的社会保障的网络之中。农民的整个生活保障微缩在他的那一块承包地上，承包地是他生活的命根子。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而且是他赖以生活的来源，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现在讲，出现了大量的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种田无地的“三无”农民。换句话来说，农民最低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没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依托、赖以谋生的手段没有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中国的长治久安，包括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我个人觉得，首先应客观承认，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在这个进程当中，要占用一部分土地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承认这个客观现实的前提下，需要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切切实实地保障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能够真正得到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在某种程度已经被承认是他们的财产权，而不是作为个人的权利。但要有相应的措施来保障，落实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切切实实地保障留在农村、仍然从事农业的那一部分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也要保障那些已离开土地的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是农民失去土地应得到合理的补偿，农民应该从农地转变用途之后的增值收益中得到他相应的份额。二是如果农村社区的一部分农地转成非农用地，应有一定的份额留给农村集体，农民有权来支配这一部分非农用地。还有一种做法是农村土地转成非农用地之后，所有权不变，农民可以用入股的形式，从收益中分红，这样可以做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还有，有的地方在农地转为非农用地时，在给予失地农民合理的补偿的同时，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老年人按月领取养老金。小孩到了成人之后，也纳入城市的就业体系。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第一，将他们纳入城市的失业保险体系；第二，给他们提供再就业的培训。这样，他们有失业救济，能生存；同时也使他们有能力参与城市的就业竞争。
农民的财产权利和政治民主权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你没有财产权利的话，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是空的；但如果只有财产权，没有民主政治权利，你的财产权也很容易被人家拿走。
所以，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是互动的。把这两方面都真正落实，使村干部不再与政府，与企业，与开发商结成同盟，真正能够成为党的政策在农村的执行者，真正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真正代表农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决。
农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说到底是农民的利益问题，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但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它涉及现有的利益格局。所以，农村土地承包法在地方上的落实，受到了很多的抵制，地方政府认为按照这个法执行，就不好搞招商引资了，没有办法把经济做大做强了。
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确实实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对农民的物质利益关心不够，对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不力。
今日中国：这样就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您如何评价此间题？
张晓山：刚才已经讲过，55年来，中国的农业总体上发展是比较好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任何时候都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什么时候这两个方面做得不好，什么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改革开放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应该说，农民从改革中受益很大，那时城乡收入的差距之比是最小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农民的收入增加得也较快，从而导致农民的消费水平有较大的提高，有不少家庭盖了新房，买了新的农机等等，刺激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但现在有人提出了改革开放是不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的问题，我认为，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的阶段之后，所采取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确确实实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确确实实对农民的物质利益关心不够，对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不力。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提出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提出五个统筹，实际上是对我们过去的发展观，对过去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否定。过去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强调了效率。这样一来，把很大的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沿海地区，集中到城市，许多做法是城市优先，沿海优先，甚至是国有企业优先这样的发展战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财政、金融等方面的资源配置的倾向都是很明显的。
当然，大家希望这些先发展起来、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先富裕的这部分人口，先发展起来的这部分企业，能够把整个蛋糕做大，做大之后，惠及到其他欠发达地区，其他还处在贫困生活线之下的人口。但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感到，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并没有消除，相反，原有的城乡二元格局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甚至扩大了。这些年，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没有解决，贫困问题没有解决，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现在，第一，经济发展快了，但社会的发展相对滞后；第二，城市的发展快了，但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了。所以，为什么中共十六大要提出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社会呢？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过去的发展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了农村的发展，牺牲了农民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发展比较快，GDP增长也比较快，但农民、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而且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说到城乡的社会福利方面的差距可能更大。所以，为什么现在讲五个统筹，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讲，要使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农村，等等。这都是某种程度上，对原有的发展模式，发展观的纠正。
改革开放到现在，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宪法规定，都应该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的产品，包括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应该是强制性的教育，本身是免费的，但实际上，中国的义务教育不是免费的。现在，农民负担最重的是教育支出。这样，怎么能提高农民的素质，怎样能提升农村的人力资源的质量？义务教育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五保户的赡养问题，婴幼儿问题，所有这些，农村比城市严重得多。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问与会人员，你们算过了没有，城里的老人，有多少是死在家里，有多少是死在医院的？农村的老人又有多少死在家里，有多少死在医院？大家都说，可以肯定，城市大部分的老人都是死在医院，农村大部分的得病老人只好在家等死。然后，温家宝又问，能够上大学的，现在城市来的有多少，农村来的有多少？他说，我在60年代上大学的时候，农村来的学生很多，而且学习都很好。温总理提的问题发人深省，现在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就很少，从小学到高中，高昂的费用，农民就负担不起。到高中之后，能够考进大学的，也读不起。现行的体制没有给农民子女平等的培养能力的机会。
我个人认为，教育并不是没有钱，国家并不是没有钱，关键是教育经费的分配格局有问题。我认为，教育上的钱，应该着重放在基础教育上，应该着重向农村倾斜，而不应该把更多的钱放到高等教育上去，更不应该把更多的钱投向名校。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在贫困地区，很多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辍学，连基本的教育设施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不正该把教育资源弄到其他方面去。这不是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教育资源的分配畸轻畸重的问题。因学致贫，因学返贫，已是普遍现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粮食生产，农产品的供给，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来保障农民，尤其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也就是种粮农民的物质利益，如果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中国的粮食问题，农产品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今日中国：农村大量劳动力向外转移，对改变中国农村的面貌有哪些重大意义？据了解，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对加速城镇化是有好处的，然而由此产生了在某些地区发生丢荒的现象，不知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会不会对中国的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张晓山：这个问题，我觉得，包括粮食生产，农产品的供给，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来保障农民，尤其是初级产品的生产者，也就是种粮农民的物质利益，如果能保障他们的利益，中国的粮食问题，农产品供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第一，现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到城市打工，农民的务工收入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要没有这部分钱的话，农民的收入增长就不是缓慢的问题，根本上是负增长。第二，在上亿的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又要保持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农产品供给这一块会不会出现问题，这就看政府的政策，怎样在一个有效的政策下，调动初级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保障他们的物质利益，提高他们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对这个问题，可以说得稍微远一点。上世纪80年代初，搞联产承包，当时，包括政府官员，学者专家都在想一个问题：联产承包之后，中国农业往哪里走？有学者提出，首先是包，包之后，发展多种经营，搞非农化，城镇化。然后出现大量的、小规模的兼业农户。有的农户又搞农业，又搞别的。有的变成以非农业为主业，农业变成了副业。有的乡镇企业职工都是兼业的。有的乡镇企业不是全年都开工的，不是很稳定的就业机会。好的时候，干乡镇企业，不好的时候，回去种田。接着，就是专业户的出现。在专业户出现的基础上，出现各种形式的联合、合作。所以，当时就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包、兼、专、联。认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但是，从80年代初到现在，20多年了，这个脉络并不是很清晰的。也就是说，走向不是很明确的。农村出现了抛荒、丢荒的情况。为什么呢？一个是跟政策有关，跟领导有关。另外，中国农业的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的程度，本身有一个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提出的设想不可能马上实现，必须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现。现在，要发展商品农业，搞农业产业化经营。而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过搞农工商。我记得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到南斯拉夫参观过农工商联合体。当时农工商喊得很凶，但并没有真正实现起来。为什么？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现在讲农业产业化经营，产加销，贸工农，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农工商联合体的翻版。现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了，专业化程度提高了，外向型农业出现了，现在农民生产主要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销售。已经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经济，转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生产大户。从事粮食生产，也从事其他创汇作物的生产，如蔬菜、水果、花卉等等。
这些专业大户又很快发现，靠一家一户，没有办法保证产品的质量，没办法与市场接轨，没办法打到国际市场，这样就引发了联合，产生了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等。这就是联合起来打市场。很多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这种雏形。出去打工的人的土地丢荒，如果种地有利，种植大户会把他们的土地转包过来，扩大自己的规模，提高竞争力。但这里要讲政府的有效政策，鼓励这样的趋势。种粮食，政府应有相应的保护措施，运用好“黄箱政策”，充分运用“绿箱政策”，提供各种各样的保护，使种粮者有利可图。
在这种情况下，专业大户自己会主动提高规模经济，然后联合其他的专业小户，组成协会或合作社。如果粮食有问题，政府可找这些专业大户，跟他们协商。政府部门、企业、农民行业组织及合作组织的代表坐下来一块商量，怎样把这个问题解决，利益怎样分割，利益关系怎样协调。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政府去做扶持的工作，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不是下达行政命令。政府的扶持，正是为了使市场真正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佯的话，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农民进城务工，也不会对粮食生产构成影响。
要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促进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减少农业劳动者，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非农就业的农民工提供更平等的就业环境，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待遇。
今日中国：当前中国农村经济中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呢？
张晓山：农民收入增长有几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工资性的劳动报酬收入，包括在本地务工，在乡镇企业务工，或外出打工。二是家庭经营的收入，主要是种植业、畜牧业的收入，当然，还有二、三产业的收入。三是财产性收入，转移性的收入。客观地讲，种植业、畜牧业的收入增长，是有限的。今年好一点，农产品提价了，国家给了各种优惠政策。但又要看到，粮食一多了以后，粮食的价格又有可能降下来。现在的粮价只是恢复性的增长。现在，国家的粮价，跟国际市场相比，并不是很低的。农民真正从种植业、畜牧业这一块增加收入，本身是有限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增加值在国民经济的GDP当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这是世界普遍性的问题，一定要认识清楚。农业这一块增长是缓慢的。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生产者，使更多的人转移到非农产业，转移到第三产业。途径一是进城打工，二是在本乡进入非农产业，如乡镇企业，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二、三产业的聚集，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还有，现在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与城市相比，差得很多，包括福利方面的转移。应通过多方面使农民得到实惠。
增收，本身不是单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多方面的问题。所以，要通过综合治理的方式，促进非农化、工业化、城镇化，减少灰业劳动者，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给非农就业的农民工提供更平等的就业环境，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待遇。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且拖欠的大头还是政府部门，农民工辛辛苦苦一年，连自己的劳动报酬都拿不到。你想，他们的收入怎么能增长？农民工大病、工伤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工因公致残，一旦断了胳膊，断了腿，然后给你一点钱，打发回村，回村之后，吃谁的救济？还是吃农村民政的救济，等于把包袱又推给了农村。农民工的问题，一个是就业机会的问题，一个是劳动条件的改善，合理的工资待遇和一些必要的、最起码的社会保障问题。这也是提高农民收入非常重要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多得很，单农业这一块，适当运用“黄箱政策”，充分运用“绿箱政策”，使农产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得到保障。同时采取措施，使农民最基本的社会福利得到保障。如果国家免除义务教育这块农民的支出，农民这个负担减轻了，不也等于收入增加了吗？农民可以把用于交学杂费的这部分钱用来干别的事了。所以说，所有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问题都与科学的发展观，与五个统筹有关。
今日中国：过去是南粮北调，现在是北粮南调，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会不会对中国的农业布局产生影响？
张晓山：农业生产布局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合理配置资源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有些地区它本身种粮的比较利益比较低，如一些发达地区，一些南方地区。如果说，这些地区的农民不是种粮食，而是种花卉、水果、蔬菜，发展外向型农业和经济作物，相应地比较利益是比较高的。但像东北，还有其他的一些农产区，相对而言，人均土地比较多，种玉米等粮食作物的经验比较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比较高，这些地区多种一些粮食是符合比较利益的原则的。甚至有学者提出，中国缺少土地，缺少水，而劳动力丰富，如果多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如经济作物等等，然后多进口一些利用土地较多、耗水量大的农产品，如小麦、稻米等，这就等于进口了土地和水，中国出口创汇农产品，等于出口了劳动力。
我认为，这种提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农业所处的地位和格局，农产品的进口比较容易，但中国的高附加值的农产品面对国外的技术壁垒，非关税壁垒，出口遇到的阻力比较大。
另外，即使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农民中受惠的这部分人与受损的这部分人，往往不是同一个群体，也可能从事花卉的、经济作物的生产者受益了，但种粮的农民可能利益受损了。这种情况下，比较利益原则要考虑，但也要通过国家合理的政策来保证从事不同的农产品生产的人，在发展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他们的利益不受损，使他们能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所以，资源要合理配置，使得经济均衡发展，就是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的省，基本的农田要保证，要保证基本的粮食供应，同时，与粮食产区订立稳定的购销合同，这样，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这就牵涉到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包括粮食产区和销区利益关系的协调，农产品种植格局的调整，都应该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所起的基础性作用，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
我个人一直认为，中国的粮食供应不会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是体制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的问题。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中国农业的冲击不是很明显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危险就消失了，危险始终还存在。
今日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中国的农业会带来哪些好处，会不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会不会对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张晓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中国农业的冲击还不是很明显。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有一个过渡期，我们自己也对农产品进口采取了各种保护的措施。另外，这两年由于受气候的影响，世界谷物的生产不是很充裕，国际粮食市场的粮价比较高，中国的粮食进口也是理性的。既然你的粮食价格这么高，我为什么要进口你的呢？但是，中国这两年进口的农产品还是比较多的，大豆、棉花就进口比较多，这方面进口多，是投资过热造成的。大豆进口多，是因为榨油的厂商很多，现在，榨油的能力大大超出了实际的需求能力。这就造成榨油厂、棉纺厂的恶性竞争。他们必须生产，不生产就亏本。亏本也生产，不生产更糟糕。这导致了大量的大豆、棉花进口。这跟整个经济的运行机制是有关系的。
总的说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粮食生产来讲，还没有造成很大的冲击。但并不意味着危险就消失了，危险始终还存在。中国要自己采取有效的措施，相应的政策，充分运用“绿箱政策”，适当地运用“黄箱政策”，来保护初级产品生产者的物质利益。同时，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发育以专业户为主体的农产品生产者的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促进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扩展产业链，提高我们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使我们生产的农产品在质量、标准上能与国际市场接轨，从而提高我们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今日中国：前几年，美国有人说“谁来养活中国人”。现在这种声音已经比较微弱，但中国人口最终要达到16亿的峰值。应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不知张所长对此有哪些前瞻性的看法？中国人吃饭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依靠进口粮食来解决？
张晓山：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把中国的粮食问题放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来看，把中国粮食问题的解决和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因素联系起来看。我觉得，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应该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这两个创新，再加上充分发挥比较利益原则，在保证农产品基本自给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地适度进口。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改革体制，包括技术创新的体制，农产品流通体制，农民各种产销组织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新形式的实现等。另外，还包括农产品外贸体制的改革。如果各种配套改革的措施跟上来了的话，我认为，粮食问题不会成为中国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举个例子，2003年是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粮食产量最低的一年，但同时是中国历史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年份，粮食净出口1615.9万吨。中国玉米主产区受结构调整、人为因素和春季干旱等自然因素影响而减产，但当年出口玉米1638.9万吨，创造了玉米出口的新记录。这导致国内玉米供给量减少，玉米价格较上年上涨了21％，引起饲料价格上涨。同时，2003年也是中国大豆、食用植物油、棉花进口最多的年份。中国的外贸体制和粮食进出口战略应该与全国的粮食供求的格局相一致，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衔接，不协调，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
关于粮食问题，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是要做到合理配置资源；另外，要改善农业生产的条件，保护好环境，在耕地有限，水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深化改革，把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两条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即使到了16亿人口的峰值，也不必过分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担忧。关于这一点，我是充满了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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