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产品与中欧竞合关系
文／贺之杲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区域主义属性，公共产品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基础和关键，公共产品特性是“一带一路”国际合法性的基础。区域一体化组织是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平台。随着欧盟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下降、相关国家需求的提升与多样，欧洲边缘地区（东南欧和中东欧地区）形成了新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格局。考虑到区域公共产品具有供给与需求、域内与域外的双重维度，如何与欧盟协调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域内与域外的关系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边缘地区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时，中国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方式、完善地区平台构架、统筹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既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与加强国际领导力的平台，也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 中国；欧盟；区域公共产品；竞合关系；“一带一路”
一 问题的提出
国际格局的变迁为国际公共产品研究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一，美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1]其三，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面临民族（粹）主义的冲击，这为公共产品的供给合作带来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区域主义属性。公共产品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基础和关键，公共产品特性是“一带一路”国际合法性的基础。[2]同时，“一带一路”体现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具有区域主义属性。[3]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共同打造沿线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4]“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公共产品需要一定的平台，考虑到区域一体化组织既是自主的行动者，又是物质和观念层面上的结构，一体化组织的作用不仅是一种约束，它还可以改变行为体的偏好。所以，区域一体化组织将成为中国提供公共产品、提高国际合法性的重要合作平台。
那么，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时，“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是相互替代还是互相补充？中国在欧洲供给公共产品的困境与机遇是什么？中国如何与欧盟（区域多边合作机制）共同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保证“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开展，开辟一条实现国际利益与战略诉求的新平台、新渠道。本文将重点关注中国与欧盟在欧洲边缘地区（东南欧和中东欧地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竞合关系。
二 区域公共产品的两重维度
国际公共产品研究是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包括公共产品的供给（霸权路径、国际多边组织路径等）、公共产品的类型（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种类（经济、金融、基础设施、环境等非传统安全议题）等。但是这些研究绝大多数基于西方经验、国际政治经济学范式，如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和囚徒困境，或者过于依赖成本—收益分析。在霸权供给公共产品具有私物化倾向，无法满足个性化需求，或者霸权供给能力以及意愿下降的背景下，加之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成为新的研究趋势。[5]
（一）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维度
区域公共产品指的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供给和消费，其利益惠及整个地区而非遍及全球的国际公共产品。[6]区域公共产品是衔接国内公共产品与国际公共产品的桥梁，其溢出效应可以扩散到区域内所有国家，也可以跨越特定区域的若干国家。[7]
目前区域公共产品主要重视供给问题，认为公共产品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诚然，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搭便车或集体行动困境难以消除。但更重要的是需求问题，或者说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所以，区域公共产品的关注点不在于供给过度或缺乏，[8]而应在于公共产品的需求及供需平衡。
当区域公共产品供需关系趋于均衡时，该地区秩序是较为稳定的。反之，当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或供需错配时，该地区秩序可能会失衡或不稳定。考虑到一体化程度高以及高水平合作机制，区域内成员之间的稳定关系很难打破，地区权力结构不太可能发生质变。但当区域治理出现困境时，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可能会出现错配，供给与需求不匹配，区域公共产品的效度将会降低。所以，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配置需要均衡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第一，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需要采取差异化的方式。考虑到欧洲国家的异质性，以及差异性一体化趋势加强，欧洲国家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不尽相同，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呈现差异性、多重性甚至重叠性的特征。比如说，欧洲边缘地区国家处于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有的属于欧盟国家，有的正努力加入欧盟，一些批判欧盟，一些支持欧盟，拥有不同雄心和利益的国家在该地区汇集。[21]中国与不同发展水平、需求和优先事项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在手段层面确定对象国的需求与层级。比如说，考虑到东南欧国家入盟进程缓慢，它们不受欧盟关于公共采购的规则和条例的约束，中国通过增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往来，将其作为对入盟缓慢的补充方案。比如说，考虑到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未实现的政治、经济期望，为了抵消对欧盟机构的政治期望以及获得更多的自主权，中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区域合作来提升中国的存在感，但不能被多样和差异的需求所套牢，丧失中国的战略自主性。
（二）区域公共产品的域内与域外维度
域外力量的介入和域内力量结构变化影响着区域公共产品的竞争。当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特别是供给水平下降、需求水平上升以及需求差异性增强的情况下，区域公共产品就容易出现供给竞争。当域外力量提供公共产品与区域内公共产品供给相互兼容或者互补时，该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增强并实现供需平衡。当然，如果域外力量提供公共产品加深了地区主导权冲突或者完全替代了既存供给机制时，该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下降或供需失衡。同时，当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感受到域外竞争压力时，域内一体化组织或者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将会提升，从而更保证地区秩序的稳定。所以，要保证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配置，就必须结合域外力量和域内力量，实现两者在既有制度框架下的均衡。
ADC值及rADC值 ADC值及rADC值均服从正态分布，活动组、稳定组骶髂关节ADC值分别为(0.667±0.122)×10-3 mm2/s和(0.492±0.0651)×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2，P<0.0001)。活动组、稳定组rADC值分别为(1.715±0.343)×10-3 mm2/s和(1.289±0.209)×10-3 mm2/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06，P<0.0001)。
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澈透亮的水变成了不同的颜色，一会儿是闪耀的金色，一会儿又是诱人的红色，折射着缤纷的光彩。我拉着妈妈的手，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着，被我们的脚轻轻划开的水，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那水似乎是有灵性的，就像妈妈的手轻轻抚摸着我，又像是一个顽皮的孩子，故意和你嬉笑玩闹。
区域公共产品具有可分割性特征，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是多样的。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区域性公共产品并非纯粹的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特征，这提供了域外国家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可能性。[9]在开放区域主义的条件下，域外大国介入与区域内部力量结构共同影响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结构。
表1 区域公共产品的合作与竞争
三 中国与欧洲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合作与竞争
“一带一路”与欧盟的对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在欧洲实施中面临的突出问题。目前，中欧在权力结构、关系态势和互动模式方面都将发生变化，中国与欧洲在战略重合区域的竞争与合作将日益增加。这表现在:其一，一个没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与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出现碰撞与矛盾；其二，“一带一路”区域主义属性与现有一体化组织共存与发展；其三，发展导向的“一带一路”与规则导向的欧洲一体化可以共生。当中国与欧洲对接时，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机遇论的声音同时出现。中国与欧盟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经历了从观望到有限合作，再到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过程。
（一）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
中国与欧洲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是相互兼容的，因为议题或领域性公共产品竞争是非零和性质，具有部分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征。欧盟与中国难以提供全方位区域公共产品。中国供给意愿仍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领域，欧盟可以提供稳定的制度构架和法律框架，以及一定程度的安全机制。欧洲一体化框架下的公共产品供给是“俱乐部”产品，[10]一种所有权—会员制之间的制度安排。但欧洲一体化框架无法调试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变化以及欧洲边缘地区国家日益增长的和差异性的公共产品需求，欧洲难以开展有效的集体行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这造成该地区公共产品的短缺，并出现了消极的溢出效应。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填补了欧洲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空白。
[7]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首先，互联互通正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原则，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并成为各国关注的优先事项。泛欧交通网络和“一带一路”倡议均涉及欧亚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泛欧交通网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消除核心走廊的瓶颈和技术障碍，加强欧洲社会、经济和地域凝聚力。“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与泛欧交通网络的对接，将提高亚欧之间以及欧洲内部的互联互通，推动贸易的发展。同时，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促使丝路沿线国家成为欧洲的经济发展腹地，特别是不属于欧盟泛欧网络体系的巴尔干地区，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欧洲国家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货物流转和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布鲁盖尔（Bruegel）对欧盟从“一带一路”倡议获益的实证研究，“铁路、空运和海运成本下降10%，贸易量将分别增加2%、5.5%和1.1%”。[11]
2006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改变了此前将全部开发支出当期费用化的做法，将研发活动分为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并将开发阶段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支出资本化，将研究阶段相关支出费用化。尽管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更趋一致，但仍存在一定的缺陷。由于无形资产资本化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无形资产的作用，而新准则并未对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做出明确的划分，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判断，因此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那么，在做研发支出资本化的选择时，企业会考虑哪些因素的影响？是否会利用无形资产资本化条件进行盈余管理？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时，提及“中欧加强交通运输关系潜力巨大，双方决定共同挖掘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与欧盟政策的契合点，探讨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开展合作的共同倡议”。[12]第十七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对彼此重大倡议抱有浓厚兴趣，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泛欧交通运输网”进行对接。[13]根据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14]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继续推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欧盟倡议和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包括欧洲投资计划以及扩大的泛欧运输网络”。[15]
其次，与基础设施密切相关的是公共产品融资问题，因为公共产品供给需要有相应的融资机制。融资问题是决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成败的关键。欧洲边缘地区基础设施薄弱，亟须升级改造或路线对接，又面临巨大资金缺口。这些国家的资金来源和援助方主要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主要银行和西方主要金融机构（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但是欧盟将财政援助和其他经济工具与遵守规范标准和实施若干改革的义务相结合，比如遵守法治是接受欧盟预算基金的必要先决条件；再加上英国脱欧导致欧盟结构性基金减少，预计将影响欧盟凝聚政策及其用于支持欧洲较贫困地区的资金，欧盟候选国获得的资金更少，根本无法满足互联互通的差距。中国有能力和意愿承接或协助建设欧洲边缘地区和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相比欧盟高度复杂的官僚体系，中国资本就有高度吸引力，基于实用主义和经济利益的“无附加条件”，融资程序更简单和直接，并且拒绝对第三国施加条件性来换取资金援助。自2015年底以来，中国加强了对海外投资的资本管制和监督，以更好地管理汇率、维持金融稳定。[16]并且，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双方提出基础设施融资的渠道，如项目债券、项目持股、联合承包和联合融资等。[17]所以，该区域公共产品需求国希望以更互补性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欧盟两大资金来源。
最后，“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种机制创新，其组织规范、运作方式和治理理念既与欧洲治理相互契合，也给欧洲治理带来新的思路。一方面，在欧盟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既能解决欧洲发展不均衡、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粹主义对欧盟治理构架的冲击，因为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稳定运转会弱化民粹主义的呼声。《2018年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基于中国和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实际需要开展的互利多赢、开放透明的跨区域合作，欢迎欧盟等其他方面支持和建设性参与”。[18]另一方面，中国强调的多边主义与战后欧洲一体化的性质之间存在较大程度的相似性:欧洲一体化强调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是共同参与、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超越了欧盟的治理理念与架构，为欧洲一体化创造了一个更稳定、更可预测的外部环境。
本研究选取福州市8所大学的学生为测试对象,调研小组由6人组成,调研时间为2016年5月9～27日。考虑到学生在校园活动的规律,调研时间大部分在下午4点到8点学生吃完饭在校园休闲散步时进行。测试时,随机选取在校园绿地中活动的学生;考虑到问卷的有效性及回收率,采取赠送校园手绘明信片为纪念品的方式。最后,在8所学校收到的有效问卷情况如下:福州大学339份,福建师范大学326份,福建农林大学341份,福建医科大学331份,福建中医药大学322份,福建工程学院325份,闽江学院287份,江夏学院279份,总共2 550份。
区域公共产品扩大了中国与欧洲的利益汇合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中欧关系的战略内涵。欧洲交通网络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与欧洲沿线国家能够在全球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在欧盟政策和项目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以及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的资金来源之间创造协同效应，避免负外部性，扩大正外部性。欧洲边缘地区公共产品消费者既未在中国与欧盟之间“选边站”，也未选择对中国或欧盟公共产品供给搭便车，反而通过政策调整与定位使中国与欧盟公共产品供给的比较优势结构得到了强化。
（二）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
欧洲边缘地区国家的需求异质性，取决于他们的地缘政治、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样性。总的来说，该地区大多是面临各种挑战的小国，仍需努力实现完全的欧洲一体化（加入欧盟或欧元区或申根区），欧盟事务是其外交政策优先事项。这些国家期望从与中国合作中获得经济利益，包括资金来源和基础设施建设，但政治稳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国家将在遵守欧盟关于基础设施和融资项目的规则和程序的条件下，才依赖外部资源。
“一带一路”有助于区域（间）合作，这落脚在相关行为体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契合“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沿线区域的实际需求。区域公共产品深嵌于安全、经济、环境、金融货币等领域，呈现出公共产品需求多样化、公共产品供给多元化趋势，这与议题联结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密切相关。
当欧盟与中国的发展方式相互矛盾时，这种思想为未来对立关系的发展创造了先入为主的倾向。这种二元思维又影响到中欧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在欧洲边缘地区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并供求不均衡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遇到重重阻力？首先，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越来越受到政治经济博弈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欧盟疲于应对眼前的各种危机与挑战，这也要求欧盟必须在其“势力范围”内发挥影响力，提供秩序和维持权威，推行其制度与规范。在欧盟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产生了负外部性。欧洲认为中国是规范性威胁以及经济威胁，当欧洲运作体系出现问题时，欧洲精英认为这是外部渗透的结果。其次，多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共存。在欧洲边缘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呈现出错综复杂态势，一般而言，安全公共产品是由北约提供，政治公共产品是由欧盟提供，经济公共产品是由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以及部分域外大国提供。进入2018年，美国做出重返中东欧的战略部署，中美欧俄在欧洲边缘地区的竞争预期不断上升。[19]最后，欧盟供给机制遭遇新的挑战。随着欧盟再国家化的增强和共同体意识的弱化，民族（粹）主义政党的重新崛起促使中东欧的主要政治家呼吁从欧盟手中获得更多的自主权。欧盟担心中国在巴尔干和中东欧地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会降低其在一体化框架中的主导权，比如成员国政府在吸引中国投资时的经济功利主义，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欧盟成员国越来越忽视欧盟共同政策优先事项。这些被认为是对欧盟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
欧洲边缘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出现地缘政治意义上的竞争，即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建立一个独立于欧盟之外的区域集团或机制，但是领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将呈现竞争与合作的共存。再加上，欧洲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表现得更加团结，如2018年27名欧盟成员国驻华大使发表联合报告，认为“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同时批评中国利益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占主导地位。[20]这意味着中欧在欧洲边缘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竞争程度将会不断激化。
四 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路径
欧洲边缘地区极可能形成新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格局，即中国在基础设施或融资类公共产品的供应优势日益明显，但这尚不能危及欧盟在政治或经济类公共产品，以及美国在安全类公共产品方面的供应能力。换句话说，欧洲边缘地区正出现一种新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比较优势格局。尽管中欧双方对正形成的欧洲边缘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比较优势结构有着不同的认识，但该地区的公共产品需求国却是相当理性地选择了强化中欧的比较优势。
⑧陈静漪、仲洁、宗晓华:《研究型大学科研投入—产出绩效动态评估——基于2004～2012校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教育科学》2016年第1期。
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处理。卡方用以检验计数资料，t值用以检验计量资料，组间差异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张家川县位于天水市东北部，陇山西鹿，地势东高西低，平均海拔2069.5米，1468-2659米左右，县中西部干旱少雨，东部高寒阴湿，年降雨量599mm，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降雨量平均达333mm，降雨量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分布都及其不均，无灌溉条件，属于纯雨养农业区，年平均气温仅有+7.3摄氏度，无霜期短仅有150天左右，全年日照2080小时，主要种植的农作物有冬小麦，地膜玉米，马铃薯，东部高寒阴湿区种植蚕豆，自然条件较差成为制约张家川农业生产发展的瓶颈。
另一方面，中国差异化的方式需基于欧盟条约规定的权限划分。比如说欧盟与成员国在基础设施设施互联互通相关领域共享权限，《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90-100条规定了欧盟在运输领域的权限和决策方式，即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应根据普通立法程序采取行动，并在咨询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确定运输规则。再比如，泛欧网络的条款，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密切合作，相互协调，具体为欧盟确立指导方针，在成员国支持并符合欧盟共同利益的情况下，欧盟与第三国合作，推动具有共同利益的项目及保证网络的互通性。[22]
第二，通过机制、平台建设，增加正外部性效应。斯科特·巴雷特认为制度改善将促进公共产品的供给。[23]中国在既有欧洲制度框架下，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因为从制度构建看，欧盟制度安排是该地区政治稳定的基础；从收益成本看，欧盟已经实现货物、人员、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从集体行动看，欧盟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公共产品供给的搭便车和公地悲剧困境。这些都为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基础。此外，“一带一路”倡议不但满足欧洲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并且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影响欧洲地区内部主导力量的供给意愿或供给能力。比如说，2018年，欧盟委员会提议在2020年之前逐步增加“入盟前援助”（IPA）的资金，以支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欧盟。[24]
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既有的供给机制，超越了公共产品供给主导权的问题。考虑到区域公共产品的特性，中国不去主导欧洲边缘地区的制度化合作，也未让其他国家承担更多的区域公共产品责任。16+1平台是在中欧合作框架下的机制，既能推动欧洲一体化全面均衡发展，又能更好地了解合作伙伴，明确参与者的合作期望，以及联合行动过程中的障碍、风险和可能的误解。中欧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协商与合作性竞争，是在欧盟影响力和供给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平台建设，实现参与各方的共同利益。
第三，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需要协调多层次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全球、区域、国内公共产品存在竞争性和互补性。首先，中国遵循渐进性的发展逻辑，从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升级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可信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好的宣传策略。考虑到区域公共产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以及公共产品数量和大小将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中国在欧洲边缘地区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成功将会外溢到其他地区以及全球，从而加强全球公共产品所需的全球制度并达成国际协议。其次，随着欧盟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中国在欧洲提供公共产品时，要协调欧盟整体的利益诉求、欧盟主要大国的利益诉求以及欧盟边缘国家的利益诉求。欧盟多重危机带来欧洲边缘国家的不公平感、期望未实现的挫败感，使它们对欧盟以外的其他合作伙伴（如中国）进行重新战略定位。具体而言，中国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确定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层次，以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来确定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主体层次。[25]最后，中国在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时，要提供与国家实力相匹配的数量与类型。为了满足欧洲边缘地区国家获得所承诺的福利，中国必须管理期望，因为当中国的承诺超出国家实力，未能满足区域公共产品需求国预期时，反弹情绪与反对大国的情绪带来的冲击将会大于未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所以，在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时，既要协调中国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又要重视与欧盟及其大国的合作，增强公共产品的合法性，并稀释需求期望未实现时的反弹情绪。反之，结果与努力可能不成比例，结果与期望的差距拉大。
毋容置疑，数学素养的形成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想要用省力气、走捷径的方式达成目标，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况，承载数学素养形成的数学知识本身就往往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需要用有“长度”的教学去达成有“深度”的教学.这些认识清楚地提醒我们：循序渐进的教学是正道，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途径.
五 结论与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区域（间）公共产品的属性，形成了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格局。也就是说，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路径置于地区平台，必须有与中国全球战略相契合、相包容的地区战略。[26]“一带一路”倡议需要中国加强与一体化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对接发展战略及合作协议，提供区域公共产品，实现协同效应。“一带一路”区域公共产品既是中国提升国际形象与加强国际领导力的平台，也是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理论来源。
中国新的治理角色和欧盟自身弱化的治理角色存在紧张关系。中国确实在欧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比如16+1合作通过一系列双边关系促进了中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和经贸投资的经济合作，中国可以更容易地简化其活动并增强对接受国的影响。中国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成为竞争对手，更不用说要取代欧盟成为公共产品提供者。但存在一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将中国与欧盟视为零和博弈组合，中欧矛盾与利益变得不可调和。
[5]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陈小鼎：《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高蒙蒙：《区域性公共产品相关研究综述及展望》，《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1期。
注释：
[1]《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区域合作》，2017年2月18日，https://www.mfa.gov.cn/chn//gxh/tyb/gdxw/t1439575.htm，2019年2月28日。
[2]黄河、贺平：《“一带一路”与区域公共产品》，《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8年第1期；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值》，《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3期；贺之杲：《全球治理困境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合法化路径》，《新视野》2018年第5期。
政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功能是决定性的，政党的功能只有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来实现。机关党组织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基层组织功能的变化对机关党组织产生深刻影响。
[3]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
[4]《“一带一路”将打造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2014年10月30日，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gcyl1/document /1384806/1384806.htm，2019年2月28日。
别和小人过不去，因为他和谁都过不去；别和社会过不去，因为你会过不下去；别和现实过不去，因为你还要过下去；别和女人过不去，因为过不去也得过下去；别和男人过不去，因为过去了他就过去了；别和领导过不去，因为你肯定过不去；别和上帝过不去，因为它迟早让你过去！
实践是理论之源，随着中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案例的出现，公共产品理论也会得到相应的充实。首先，考虑到地区权力结构与一体化程度存在着差异性，以及区域内部力量博弈的变化，未来研究将在区域公共产品的框架下比较分析中国与不同地区力量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其次，当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趋于完善之后，区域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和风险管控问题将成为中国面临的新课题。最后，区域公共产品的解释路径主要集中在理性选择、博弈论和工具理性维度，未来研究更需考虑认知因素和价值理性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合作的关联度。
[6]高程：《区域公共产品供求关系与地区秩序及其变迁——以东亚秩序的演化路径为案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1期。
总体来看，祖国大陆学者从多个视角对中国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了探索，试图结合实际情况创建全新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模型。不过，多数学者没能成功地利用案例研究说明自己的理论。祖国大陆学者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仍然深受西方理论影响，真正具有本土原创性的理论和学派尚未形成。
[8]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9]郭延军：《美国与东亚安全的区域治理——基于公共物品外部性理论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7期。
式中，Lij为i城市j产业的就业人员为i城市全部产业就业人员，为城市群内j产业就业人员，为城市群全部产业就业人员。若区位熵指数大于1，则表明该产业的集聚程度较高，具备明显的比较优势。
[10]James M.Buchanan，“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Economica ，Vol.32，No.125（1965），p.14.
改革让中国体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育改革成绩斐然。从1982年参加印度新德里亚运会时起,亚运战绩一直稳居第一。
[11]Alicia Garcia-Herrero，Xu Jiawei，“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Europe Expect Trade Gains?”，Bruegel Working Paper，No.5（2016）， http://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WP-05-2016.pdf.
[12]《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4年3月31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401/c1024-24787049.html，2019年2月28日。
[13]《第十七次中国欧盟林道人会晤联合声明》，2015年6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6/30/c_1115774915.htm，2019年2月28日。
[14]《第十九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成果清单》，2017年6月4日，https://www.mfa.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 /1179_611310/t1467598.shtml，2019年2月28日。
[15]《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2018年7月1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7/16/c_1123133778.htm，2019年2月28日。
[16]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USA，“The World Factbook”，August 23，2018，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ch.html.
[17]《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2013年11月23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24/c70731-23635579.html，2019 年2月28日。
[18]《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2018年12月，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12/18/content_5349904.htm，2019年2月28日。
[19]Wess Mitchell，“Winning the Competition for Influenc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ltantic Council，October 18，2018.
[20]Dana Heide，Till Hoppe，Stephan Scheuer and Klaus Stratmann，“EU ambassadors band together against Silk Road”，Handelsblatt，April 17，2018.
[21]Jeremy Shapiro，Dina Pardijs，“The transatlantic meaning of Donald Trump: a US-EU Power Audit”，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8.
[22]《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14-115页。
[23]Scott Barrett，Why Cooperate? The Incentive to Supply Global Public Goo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24]European Commission，“EU-Western Balkans Strategy: A Credible Enlargement Perspective”，February 6，2018，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ublications/eu-western-balkans-strategycredible-enlargement-perspective_en.
[25]查晓刚、周铮：《多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式和原则》，《国际展望》2014年第5期。
[26]贺之杲：《论中国地区战略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国际观察》2011年第5期。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3-012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与一体化组织的外交政策”（16CGJ017）
作者简介： 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北京市，100732。
责任编辑 刘秀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