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三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三次社会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中国统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此相应，20世纪中国哲学发生了三次革命：资产阶级和哲学革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无产阶级哲学的自我革命。第三次社会革命和哲学革命正在进行之中。本提纲对第一、二次哲学革命只作简略回顾。而把重点放在第三次哲学革命上。
（一）哲学革命与社会革命
哲学，植根于社会生活，每个人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在思想，行动，生活，做人。因此，哲学与社会，与个人，息息相关。哲学又是最普遍的、最实际的学问。真正的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灵魂。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的革命而革命。哲学的命运看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而定，是哲学适应社会，而非社会适应哲学，过时的、陈腐的哲学必然为社会所淘汰。哲学革命是由社会革命决定的，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反映和总结。社会革命迟早会引起哲学革命，哲学革命反过来又指导、推动社会革命。
（二）20世纪中国的三次社会革命和三次哲学革命
20世纪中国社会徙在更为深刻的社会制度大变革时期。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三次社会革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变为社会主义。与此相适应，中国哲学则发生三次革命。第一次，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伴随着这次革命，发生了资产阶级哲学革命，传统的封建哲学就此终结。
第二次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这是无产阶级的哲学革命。
第三次，为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革命。这一革命包括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的探索、当前的改革开放。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这场变革目前还在进行之中。与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相应的是无产阶级哲学的自我革命。
（三）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一次革命的酝酿。
第一次学革命真正开始于1915年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但它的酝酿、准备却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1840年后，中国渐渐地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他们提出，向外国学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倡言改革的思想武器是中国传统的变易哲学。他们常引用《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话。他们的改革是很有限度的。他们认为，道不可变，可变是的只是法，具体的制度。他们幻想通过改革来“补”清王朝之“天”，防止“山中之民”起来造反、革命。1851年，龚自珍忧虑的“山中之民”的起义在洪秀全领导下爆发了。洪秀全借用西方基督教中的原始平等思想，创立了拜上帝会，作为发动革命的工具。太平天国后期的思想家洪仁玕所撰的《资政新篇》包含有发展资本主义新思想。他还提出要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理想王国。但从总体看，太平天国所使用的思想武器还中国传统的“大同”“均平”思想，而非西方的现代的。因为，那时中国社会中代表新的生产力的资产阶级还未出现。
从19世纪60年代起，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提倡办“洋务”，主要是兴办军事工业。随着中外交往增多，到70-80年代，中国出现了以郑观应、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光靠兴办洋务、发展工业，救不了国，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想走俄国、日本的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企图依“开明君主”实施变法维新，康有为等人虽然较多地吸取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然科学。但他们主要地还是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寻武器。康有为打着孔子的旗帜，“托古改制”。连最激进的谭嗣同也离不开孔子的“仁”，把自己的著作称之为“仁学”。戊戌变法者的理想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他们的哲学没有冲破中国传统的藩篱。他们没有实现资产阶级哲学革命。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成为尊孔保的时代落伍者不是偶然的。
（四）20世纪中国哲学的第一次革命
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人民在“民主共和”的招牌下，倍受专制之苦。辛亥革命失败与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有关。陈独秀认为“封建旧思想布满中国是辛亥革命失败、帝制复辟的根本原因。为此，他决计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全力输入西方的新思想，猛烈抨击以孔子之道为核心的旧思想，进行思想革命，开展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的思想补课，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等人的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的，他们的哲学武器，是从西方传入的进化论。他们认为：世界是进化的，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思想道德也是进化的，发展的。孔子之道虽然在中国古代是名产，有其价值，但它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为了建设新式的现代社会，必须输入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破除了对孔子的迷信，标志中国封建哲学的终结。
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哲学思想都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革命性，这是优点。但也是比较幼稚，简单，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这是缺点。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成果集中在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那里。他在1918年发表的《孙文学说》中对辛亥革命作了哲学总结。他的知行学说将中国古代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文化运动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继续发展。在20-40年代，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哲学家在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融合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五）20世纪中国哲学的第二次革命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崭新的、现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大革命。由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是在紧接资产阶级哲学革命后发生的，两者在时间有很大的交叉。如果说，中国资产阶级哲学革命准备不够充分，那么中国无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准备同样是不充分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除李大钊、陈独秀外，还有李达、瞿秋白等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由于国际国内的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却出现了高潮。在30年代前期，李达、艾思奇等哲学家开展了一个哲学的大众化运动。唯物辩证法席卷全国，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主流。
无产阶级哲学革命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酷爱哲学。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并善于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三者冶于一炉，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在20世纪中国独竖一帜。在世界上也有影响。
（六）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的国际背景
第三次哲学革命真正的发生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它的发端则可追溯到50年代中期。这次哲学革命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首先是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解放的闸门。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哲学界实际上已悄悄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如果我们把苏联斯大林时代、5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变化和进展。当然，苏联直至解体前。哲学界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在一些根本的方面，教条主义依然存在。如哲学与政治关系的简单化，哲学始终为当权者的政治作图解、论证。又如，固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的体系。二是在反教条主义的倾向下掩盖着修正主义倾向，1956年以后，苏联在研究人、人道主义方面作出了努力。取得了进展。但也应看到，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蔓延，滋长。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称，“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承认人类生存高于一切。”否认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错误的。在生态、人口、资源、环境保护以至经济的发展等方面，人类确实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但在当今世界，决不是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而是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苏联东欧剧变宣告戈氏新思维的破产。戈氏本人不是哲学家，他的新思维与从1956年滋长起来的抽象人道主义不无关系。全面评价苏共“二十大”后的哲学，不是本提纲的任务。但从总体上看，苏联哲学（尤其是在非官方的非主流的哲学家那里，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哲学的自我革命并没有完成。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官方哲学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其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引起了生产力的革命。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革命又引起了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革，新兴起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一批自然科学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自然科学每一重大发现，使唯物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面对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不致于落后于时代，必须进行自我改革，自我更新。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而社会主义，虽然曾一度辉煌，但在50年代后期，却出现了问题，中苏交恶，由笔墨官司发展到兵戎相见。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停滞、危机，最后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的这些事变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对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严重曲折作出反思，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剔除那些非科学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以恢复自己的活力。
（七）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的国内背景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从1956年起，毛泽东试图打破苏联的框框，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哲学上，为了解放思想，纠正斯大林的形而上学，他重申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大讲辩证法。他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可看成是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的开端。他试图打破斯大林时代的哲学体系，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只有一个等论点。他明确向哲学工作者指出，要改造现行的哲学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误入迷途。他提出的改造哲学体系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对毛泽东的失误，我们同样需要进行反思需要进行自我批评。
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更深刻地国内根源在于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社会制度革命这三者交错并存、互相促进的时期，正处在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期。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政治体制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无不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这种广泛的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要在哲学上有所反映。
（八）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研究在方法上的变革
从本世纪20年代末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这种教条主义学风严重影响到中国哲学界。毛泽东不迷信本本。不迷信马、列，不迷信斯大林，是思想解放者，可是他把自己的一套变成了教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批评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恢复实践权威，启开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闸门。在解放思想的潮流下，一批哲学工作者砸碎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敢于从时代的需要出发，大胆地进行探索、研究。
哲学是有党性的，哲学离不开政治，离不开实践，认为哲学可以脱离政治是完全错误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都承认哲学为政治服务的。但长期以来。我们对哲学与政治、哲学与实践的关系的理解过于简单化，忽视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相对独立性，结果哲学成为替现行政策（不论正确与否）作图解、辩护和论证的工具，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这种做法，从当时来看，哲学似乎是紧密地为政治服务，紧密地联系实际了。但是从今天看，实际上是为错误政治服务，帮了倒忙，也严重地损坏了哲学自身的声誉，引起人们对哲学的反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和科学性是一致的，哲学工作者要为真理而斗争，要献身于自己所信仰的哲学。今天，哲学工作者的独立意识大为增强，对风派现象厌恶之至。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它不崇拜任何教条。自我批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优点和特点。哲学工作者需要高扬自我批判，自我革命的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呼号。
（九）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在哲学服务主题上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强大的精神武器。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着眼于批判、破坏旧世界，服务的主题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着眼点不再是破坏旧世界，而是立，建设新世界，服务的主题不再是阶级斗争，而应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遗憾的是，在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党和国家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国的哲学工作也围绕着阶级斗争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哲学服务的主题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转换。与以往的教科书相比，今天哲学教科书中有关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内容相对地减少了，整个哲学研究的课题大大拓宽了。
（十）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在研究对象和范围方面的变革
长期以来，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哲学研究的对象被界定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界定强调了哲学中的本体论（世界存在形式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忽视了认识论的研究和人的主体性研究。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强调重视认识论研究。与此不谋而合，在苏联，以科普宁为代表的哲学家也强调哲学中的认识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人性、人道主义的研究突出了，人的主体性研究提出来了。现在学者们对哲学的研究对象仍然分歧很大（不可能，也不必完全统一）。但也有共同的倾同：即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笔者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人的智慧集中在人如何才能有效地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从而获得更多的自由上。因此，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规律。根据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要研究认识和改造世界最根本的规律，首先要研究认识的客体和改造的客体（即客观世界）存在的形式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亦即研究传统的本体论。之后，研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主体（人）的存在形式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最后，才进入研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最根本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只注重认识世界规律的研究，而忽视了改造世界规律的研究。现在这样的哲学研究对象的界定不仅保留了本体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合理部分，不仅突出认识论、人的主体性，而且包含了对改造世界规律的研究。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缺少人生观的内容。这恐怕也是现今哲学缺乏吸引人的一个因素。中国哲学注重人身修养，要求人们言行一致，践履笃行。我国社会风气的现状也要求我们把人生观的教育纳入哲学教育中来。在哲学教育中加进人生观的内容，并不只是在书中加一章或一节专门讲人生观，而是要将如何做人的道理贯串哲学的全部，是要把每一个哲学原理不仅与方法论联系起来，而且要与人身修养联系起来。与哲学研究的对象变化相联系，是哲学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
以往我国的哲学研究仅限于传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自然辩证法，心理学等分支学科重视不够。80年代以来，不仅这些分支学科得到了重视、加强，对哲学原理的内容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而且还开辟了不少新的领域与学科，如宗教学、人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方法论、思维科学、文化哲学、军事哲学等，一部分人还专门从事应用哲学（如医学哲学、找矿哲学）的研究。
受“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采取完全拒拆的态度，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中间“任何一个人所的任何一句话都是不可信的”，“他们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陷于自我孤立、自我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被打破，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大大加强，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能更多地了解世界哲学。
以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很不够，而且批判有余，吸取、继承不足。在50年代，用中国哲学史上优秀的成果来补充、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遭到批判，今天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大大加强了，而且目的在于批判地继承其优秀精华。以往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几乎近于空白。而且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近十年来，这种状况大为改观，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十一）20世纪中国哲学第三次革命在哲学体系方面的变革
哲学革命的成果集中在哲学体系的变革上，从80年代起，对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必须进行变革，这一点已成为我国哲学界的共识，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上下篇也成定论。当然，学者们在建立什么样的体系上仍然意见不一，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以本体论为中心的一体化体系；（二）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一体化体系；（三）以唯物史观为中心的一体化体系；（四）以人为中心的一体化体系；（五）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中心的一体化体系。近年来，有的学者为建立新的体系作了有益的尝试，编著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教科书。
笔者依据对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主张将哲学分为三部分：（一）对客体的研究，探讨客观物质世界存在形式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二）对主体的研究，探讨人存在的形式及其发展的一般规律；（三）对主体客体统一的研究，探讨主体客观相互矛盾运动的根本规律，最后以人的自由作为结束。这三部分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后者包含了前者，一个比一个具体、丰富。
哲学作为精神产品，应同文学艺术一样，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事实上，中外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的哲学，都有它自己的个性特色。同样是资产阶级哲学，法国的，不同于英国，德国的不同于英国法国的，同样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也可以有不同的体系。把某种体系定于一尊的做法是违背哲学本性的。今天，这种定于一尊的观念已被打破，应当鼓励哲学家们去建立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体系。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代的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可以而且也必须以千姿百态的体系展现在世人面前。
（十二）中国哲学发展的趋势
20世纪中国哲学的第三次革命正在进行之中，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什么时候完成？很难预料，很可能等到下世纪中叶。到那时，中国哲学可能再次辉煌于世界。
第三次哲学革命前景如何？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如何？对此，学者们因哲学立场、见解不同而互相对立。
一些人致于弘扬中国传统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海外的现代新儒家们认为，未来中国的哲学应是现代新儒家哲学。也有人认为，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走向是和，中国哲学对21世纪贡献是一个“和”。
一些人强调哲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多地借鉴、吸取现代西方哲学，以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其中少数人主张照搬西方。
更多的人则认为：未来的中国哲学应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一面总结社会革命、科技革命和生产力革命的经验，另一方面吸取中国和外国哲学的精华，从而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中国未来的哲学性质只能是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是中国化的，又具有现代化的性质。用现代化新儒学的或现代化西方哲学来取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
推动哲学前进的根本力量不是哲学家个人，而是社会实践，是正在蓬勃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生产力革命和社会革命。但哲学革命是由哲学家来完成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尤其是青年哲学家，应当牢牢抓住历史所提供的机遇，树雄心，立壮志，勤刻苦，深钻研，勇敢承担起完成第三次哲学革命的大任，为创造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奋斗不已。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哲学研究、探索和革命，以不辱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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