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技术”研究的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国外论文,社会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80（2005）02-0051-04
如果以1985年在成都召开全国第一届技术论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论专业组，作为中国技术哲学学科创立和技术哲学研究的正式开始，那么中国技术哲学研究已经整整20年。回顾这20年，我们发现，大多数哲学工作者都把技术理解为“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依靠自然规律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来创造、控制、应用和改进人工自然系统的手段和方法”。[1]技术哲学因而就成了研究自然技术或人与自然技术的关系的学问。新世纪以来，我国技术哲学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特别是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开始拓宽，进入了一个全面技术哲学研究新阶段。一些技术哲学工作者开始提出并着手研究社会技术等问题，主张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问题也是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国多数学者仍然坚持认为，技术本身就是社会性的，技术就是人们改造自然的物质手段与方法，社会技术恐怕难以论证，甚至认为“如有所谓社会技术，技术既包括‘自然技术’又包括：‘社会技术’——这样一来，岂不认为权术、骗术和阴谋诡计都是技术，岂不是把投机取巧‘成功者’都视为技术专家”。[2]
笔者认为，第一，社会技术问题，特别是技术哲学视野中的社会技术问题是可以和值得研究的。第二，不能因为“如有所谓社会技术，岂不认为权术、骗术和阴谋诡计都是技术”而规避或否认社会技术的存在。第三，国外早就有许多哲学家在积极倡导和深入研究社会技术问题。
社会技术存在与社会技术本质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弄清社会技术的本质，何以晓得那存在的是社会技术？如果不弄清社会技术存在，又何以提升社会技术的本质？在国外一些哲学家中，自古及今，有的认为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应当研究广义的技术；有的虽没有明确给出“社会技术”，但实际上恰恰是在提倡和研究与“自然技术”相对应的“社会技术”；有的则明确提出“社会技术”范畴，并认为“技术的基础出发点，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机械运动和物理运动，将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显然会使更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成为技术的基础，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3]那么，国外的哲学家们关于“社会技术”范畴究竟是在什么背景下，在什么意义上，针对什么问题提出和论证的？他们关于“社会技术”范畴的研究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有什么特色？这些研究在哲学上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一 国外哲学家关于“社会技术”范畴的主要论述
对技术问题、进而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不宜简单地按照逻辑推理来进行，也就是说不能先入为主地设定一个概念存在，然后再为其存在寻找理由。而应首先考察一下国外那些哲学家们是如何讨论“社会技术”问题的。
亚里士多德，被公认的“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并没有明确给出“社会技术”定义，但他在《政治学》中却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深刻讨论了社会技术。他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主和奴、夫和妇。父和子’，于是就有主奴关系、配偶关系和亲嗣关系。在这三个要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要素，即所谓‘致富技术’，有人认为整个家务就是致富，这种技术的性质我们得加以研究”。他还指出：“如何依照合法手续获得奴隶，——这应该归属为战争技术”。“现在当进而研究财产的一般问题并通论致富方法。这里应该首先考察获得财产的技术是否就是家务管理”。“家务管理的技术不同于获得财产的技术”。“家主和政治家应该各自熟悉获得财产的‘自然技术’，如家庭对于狩猎，邦国对于战争。但获得财产的技术还有另一类，即通常所谓获得金钱（货币）的技术。前一类方式是自然的（人们凭借天赋的能力以觅取生活和必需品），后者是不合乎自然的，是人们凭借经验和技巧以觅取财富而已。交易技术在于获得金钱、医疗技术在于使人健康、军事技术在于取得胜利”。他还明确提出了“管理技术、运用夫权的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并主张“获得财富的自然方法和家务管理相适应（以寻求一切生活资料为主）；而另一种从事在货物交换之间，贩卖致富的方法则以积储金钱为主”[4]。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L·汤德尔，捷克的一位技术哲学家。他认为，以往的技术哲学研究领域过于狭小：“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那些被称为应用科学的学科不能与哲学问题相联系，而只有通过被认为是其理论基础的那些基础学科，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只注意到了技术和技术科学的某些狭小的领域，那么现在把它扩展到技术的全部广阔领域也并非多余。人们以神经生理学、心理学（遗憾的是，很少注意社会心理学和语言学）的成果为基础。”“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是却很少注意技术科学与社会-经济学，尤其是与经济学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异常重要的。”他还说，“改造客观世界的这个概念必须做广义的理解，即理解为改造客观世界一切现象的任何属性，包括时间、空间的和其他方面的属性”。“技术的基础和出发点，并不仅仅是物质的机器运动，将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显然会使更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成为技术基础，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5]
邦格，这位加拿大技术哲学家，与别的哲学家不同，他把技术和应用科学当作同义词来使用，认为“技术是关于实践技巧的学问”，并明确指出：“如果目的只是认识世界，这就是纯粹科学的事情；如果主要是为了实用，那就是应用科学的任务”。在此基础上，这位哲学家提出：“应用科学（技术）的主要分支有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社会技术（如运筹学）和思维技术（计算机科学）。技术一般总是在手艺之后出现：它通过科学地探讨手艺当中的一些问题来解决它们。在另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对社会技术和思维技术来说，由于问题本身就是新的，所以在技术出现以前并没有前科学的技巧。不过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把工匠知识同科学知识相区分，正像把纯粹研究、应用研究同这两者在实践的应用上相区分一样。”“一种研究者为了发现新的自然规律而探索，另一种研究者是利用已知的规律设计有用的器具。前者想更好地理解事物，而后者则是要使我们更好地控制它们……总之，把知识和知道如何去做即诀窍（kown-how）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正确的说法是：知识使人更有可能行动，而行动使人知道得更多。”“规则是对行为方式的规定，它说明要实现预定的目标应当如何去做。更确切地说，规则就是一种要求按一定顺序采取一系列行动以达到既定目标的说明，规则是行动的规范——是只对人类有效。只有人类才能遵守或违反规则、制定和修改规则。定律是描述性和解释性的，而规则则是规范性的。所以定律有正确程度之分，而规则只有有效与否之分。”“规则有以下几种：行动规则（社会的、道德的和法律的规范）；前科学劳动规则；符号规则；科学和技术规则。行动规则使社会生活得以进行（或难以进行）。”“盲目地运用经验规则从长远来看并不合算，最好的办法首先是找出这些经验规则的科学根据，其次是把一些科学定律转换成有效的技术规则。”“不能用技术预测来改变事件过程甚至使之完全终止从而控制人和物……，在工程学、医学、经济学、应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其他技术领域中的情况都是如此。”“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没来得及讨论，如技术规则的逻辑、技术理论的检验、技术发明的模式。”邦格还指出：“行为规则使社会生活得以进行或难以进行”，规则是对行动方式的规定，它说明要实现预定的目标应当如何去做。”[6]
三枝博音是日本一位技术哲学家，他虽未明确提出“社会技术”，但却认为“技术本身是实践性的，而科学却是理论性的。并且把技术与道德并列起来，认为“技术是实践性的，但道德也是实践性的。那就必须严格区别这两种实践性。”[7]
三木清也是日本的一位哲学家，他比三枝博音前进一步，承认社会技术的存在，并对社会技术功能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技术存在于主体对环境的积极适应和使之发生变化并创造新的环境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环境的话，那么除了有作用于自然的技术，还应当有作用于社会的技术。相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应当有社会技术。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后者以社会科学为基础。”他还指出：“作为产业革命结果而出现的难题都是社会问题，社会的政治性技术用之于解决现代的根本问题，当然应该被看作现代技术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8]
罗伯特·S梅利尔，是美国的技术哲学家。他对技术、社会技术有着独特的理解，认为，“武断地把技术的含义弄得相当狭窄，例如把技术的含义只局限在现代工业技术方面，或者只是手艺和加工制作，或者只指‘物质文明’。”他对西方现代技术的变化十分关注，认为，“现代技术概念既是运用文化的社会文化系统，同时也是生产文化的社会文化系统。——当我们从这一角度进行考察时，这些技术同其他生产文化的传统（例如科学、法律、美术、文学、音乐、历史、新闻等）是相类似的。”“但是在社会科学中，从功能的角度对技术本身加以考察，却少得令人吃惊。”[9]
威廉F·奥格伯恩，是美国的技术哲学家，他没有直接提出社会技术，但却巧妙地从解决物的技术的发明、使用给人类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人类对社会技术的需求。他认为，“借助技术我们制造出古代不可想象的奇迹，技术将继续为我们提供那些甚至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是技术也给人类造成了文化的落后灾难。他强调要对“物的技术”的发明、使用加以调整，“在有些情况下，调整比发明还要困难，例如制造原子弹是一项发展迅速的技术，但是废除战争、缩小城市、组织一个世界性的管理机构以及有效地禁止使用和制造原子弹就要困难得多”。[10]
埃吕尔，是法国哲学家，认为“技术一词还有一个更加广义的概念，技术当以现代的组织方式，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这些含义的控制来定义。埃吕尔较早地使用政治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社会心理技术”。所有这些概念显然是对社会技术的细化和深化。[11]
菲利普·L布雷诺，这位美国技术哲学家似乎把技术人格化了，他说：“如果扩大控制、力量和能力这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则技术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体系，它能通过一个由技术熟练的人组成，借助于有组织的集团才得以起作用的小团体来合理地控制一个大的社会集团以及有关活动和机器”。他还说，“当我使用技术一词时，我指的是工具、机器和应用知识以及使用这些工具、机器、应用知识时的社会政治关系。”[12]
杜威，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哲学家，他对社会技术问题情有独钟，甚至认为“社会哲学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应用科学。如经济学目的是帮助人类经济活动，向哪一方向走，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生活。政治学也是如此。政治要怎样组织，才能得到最大最多的人生幸福”。作此分析之后，杜威直言，“社会学是一种技术，政治学也是一种技术。”他不仅如此，而且深入地思考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的关系。“科学的医学用知识来指挥、帮助它的技术，可以使人生得到利益。社会科学也然。”[13]
卡尔·波普尔，是一位中国人很熟悉的英国哲学家，他较早地发现人们对“社会技术”提法的质疑，并且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类似性，同样激起了许多人的反对意见，就像我们选择‘社会技术’或者‘社会工程’这类术语一样。”[14]波普尔在他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专门写了一节“社会学的技术方法”，并明确使用“社会技术”，指出：“‘社会技术’这个词（以及在下面介绍的‘社会工程’）可能会引起怀疑，并且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我是意识到这种危险的，所以我加上了‘渐进’这个词，提出‘渐进的技术’。”[15]他还认为，“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改进提出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尝试性地发现一些特殊经济行为或者实践行为是否会产生一种期待或者渴望的结果，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发展。这也许的确可称经典的方法，在我论及通向社会科学或者‘逐步的社会工程’的技术途径的时候，是我头脑中考虑的东西。”这充分表明波普尔不仅提出了“社会技术’范畴，而且还从社会科学视角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社会技术。
以上，只是列举了西方和日本古代、近现代的十几位很有影响的哲学家对技术，特别是对“社会技术”的讨论，实际上在国外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社会技术问题的远不止这十几位哲学家。
二 国外“社会技术”范畴研究的简要分析
引证国外十几位哲学家对社会技术的直接、间接论述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让我们明确“社会技术”问题不是禁区，可以研究，而且国外已经有很多哲学家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深入分析、理解社会技术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论亚里士多德、邦格、汤德尔，还是杜威、波普尔等哲学家，他们对技术、“社会技术”的关注和研究，都是有其特定背景和意义的。
从本体论上，“在西方最早谈到技术是在人们议论，自然’和‘人类’时开始的。虽然任何民族都传说技术最初是神授的，但它总是掌握在人（工人、工匠）的手中。这是技术思想的端倪。”“在古希腊人们就开始议论人类科学活动和技术活动的区别。这也是希腊人技术思想的特色。究竟技术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已经明确：技术本是工作中的技巧性。”那时，人们对技术的理解是“技能、技艺、经验和知识”。[16]但随着社会进步，技术范畴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发生变化。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被日益紧密地参与、渗透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后，技术的外延就扩大了。著名学者汪丁丁在《记住未来》中认为，技术（techniques），不论是当代的网络技术还是近代的传统工业技术，一律起源于希腊科学，并且在原初意义上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关系”，被亚里士多德理解为“偶然的机巧”。可是自从人类学会了“分工”以后，单纯的“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无一例外地被分工着的组织起来的人群对自然的关系取代了，从而原初意义上的“技术”便被现代意义上的“技术”取代了。后者不仅包含着前者，而且包含着一整套旨在维护与协调社会分工的人际关系，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叫作“制度”（institutions）。可惜，中文翻译传统还没有着意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技术”区分开来。包含了协调分工制度的技术，正是目前增长理论和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技术进步”这个概念里的“技术”。换言之，由于规模经济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技术——传统技术的或当代网络的——早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人对自然的关系，它必须包含复杂的人对人的关系才可能成为分工的社会技术。[17]人们感到仅仅把技术限定在极其狭小的领域是远远不够的，捷克技术哲学家汤德尔提出“把技术拓展到技术的全部领域也并不多余”。邦格则明确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大家庭，有物理技术、生物技术、社会技术甚至思维技术。
从认识论上，这些哲学家虽无明确科学主要“是解决什么？为什么？”而技术则解决“做什么？怎以做？”，但都试图把科学与技术加以区分：“技术是实践性的，而科学是理论性的”。[18]邦格则认为，“从实践的角度看，技术理论比科学理论内容更丰富，因为它远远不仅限于描述现在、过去和将来发生的事情或可能发生的事情，却不考虑决策人做些什么，而是要寻求为了按预定方式引起、防止或仅仅改变事件发生的过程，应当做些什么。但是从理论角度来看，技术理论确实比纯粹科学理论贫乏一些。”[19]杜威则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是社会技术的根据，社会科学是社会技术的向导和指挥。”[20]波普尔甚至还论及了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的关系。他认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技术问题，可能具有一种‘私人的’或者一种‘公共的’特征。例如，对于商业管理技术的研究或者对于改进产量的工作条件的效果的研究，都属于第一类——正像物理工程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是改造机器，并为之服务一样，逐步的社会工程的任务是设计社会机构，重建和操作现存的社会机构。”[21]有些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从方法论上，这些哲学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杜威等，他们在“社会技术”论述中，实际上也涉及了社会技术方法问题。亚里士多德担任马其顿国年轻王子即后来亚力山大大帝的家庭教师，“他主要关心城邦国家，而不是去构建一个包括希腊和波斯的庞大帝国理念方法”。他认为各种技术包括管理技术、政治技术、政治国家等是应城邦国家共同体的生存而创造的。[22]杜威认为：“关于方法，从前是笼统的、抽象的、理想的；现在是个体的、特别的、事实的”。他认为社会技术是在“社会、政治纷乱不定的时候——有病的时候——去根本改造现社会、现政治的时候”才产生的。[23]波普尔倡导的是“技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将立足人类的社会生活和最基本的社会现实，寻求改革社会制度的工作——通过制度的手段去尝试控制人的因素，并尝试扩展他的纲领，以便不仅是根据计划拥抱社会的转变，也拥抱人的转变”。波普尔进而主张“试错法”，认为“社会工程师把科学方法引入社会和政治研究，最需要的就是要采用批判的态度，并且要认识到不仅是实验，而且谬误也是必须的，因此，他必须学会不仅期待错误，也要自觉地寻找错误。”[24]这些方法对我们深入研究社会技术问题甚至在人类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中都具有借鉴价值。
三 国外“社会技术”范畴研究的重要启示
国外一些哲学家对社会技术问题的研究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点，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技术的概念外延是可拓展的，技术的领域是开放性的。人类社会中未必就只有“自然技术”，甚至也未必只有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还应研究“思维技术”或“人文技术”等。开展对社会技术、人文技术的研究，可能成为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新的生长点。
第二，不论亚里士多德、邦格，还是埃吕尔、波普尔等，这些在世界思想史上很有影响的哲学家，都一致认为“社会技术”是存在的。尽管有的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技术”，如亚里士多德，但他关于“管理技术”、“军事技术”、“战争技术”、“交易技术”等的提法，显然是指社会技术，至少主要是指社会技术。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提出了“自然技术”概念，并对社会技术与自然技术进行了简单的区分。这大概可以视为西方哲学史上关于“社会技术”思想的萌芽。黑格尔曾经说过：萌芽虽然不是大树本身，但却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我们应当扶持这个萌芽健康成长，沿着社会技术的思路，深入研究社会技术创新及其规律性，为实现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社会技术是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的人们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它主要解决社会科学的应用问题，解决“怎么做”的问题，与“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有明显的区别。如日本哲学家三木清认为“相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应当有社会技术。前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后者以社会科学为基础”。杜威也发表了同样的观点。现时代的社会科学要比这些哲学家讨论社会技术时更接近于真理，现代的社会技术也完全能以比那个时代的社会技术更“精确”。技术哲学更应当从哲学视角深入研究人与社会技术的关系，揭示人与社会技术的认识、创新、价值关系，把社会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
第四，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是紧密相联的。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同属于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范畴，但两者也有区别。社会工程一般强调的是人们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尤其指有较大规模且有着复杂组织系统的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如“神州五号”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再就业工程”，“希望工程”。而社会技术虽然也指称人们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但对活动规模一般没有严格要求，如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政策可以在一个省，也可以在一个市进行。所以，社会技术是社会工程的支撑与基础，社会工程是社会技术的载体和应用。波普尔认为，社会技术与社会工程大体上是一个概念，但他强调，为了不让人们产生误解，他才把“社会技术”称作“逐步的社会工程”。
第五，关于社会技术的分类问题，一些哲学家也进行了研究。亚里士多德提到管理技术、交易技术、运用父权的技术；邦格提到行动规则中的社会道德、社会法律规范；埃吕尔提到政治技术、组织技术等。所有这些，对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社会技术都有启示。至少这些研究给我们深入研究社会技术问题创造了很大的可能性空间。
总之，社会技术在国外已经有人在研究，有的研究还很深入。我们应当学习国外哲学家这种创新精神，借鉴国外哲学家的研究成果，研究和开创我们自己的社会技术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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