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如何对待电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加入论文,如何对待论文,电影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牵涉到各行各业总体需要的大事，具体到电影业，随着进口美国大片的成倍增加，国产电影肯定会面临更严峻的局面。其实，全世界电影产业都禁不起美国文化霸权在背后操纵的好莱坞旋风，电影频道播出的《99世界电影回顾》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近乎悲壮的画面，因为韩国政府迫于美国的压力，把电影发行分配中原来规定的本国电影至少占28%的份额缩减到15%，引起了本国电影人的强烈不满，曾经以影片《悲歌一曲》获第二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的林汉泽剃成光头在汉城美国使馆前示威抗议；我们也知道法国著名演员德帕迪约在巴黎协和广场愤怒地焚烧好莱坞电影拷贝的举动；我们现在也可以理解了以侯孝贤、杨德昌、陈坤厚为代表的70年代台湾“乡土电影”的创导者当初情绪那么激烈的原因。确实，电影人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好莱坞电影工业生产搭配美国国力强势输出美国文化，用他们的文化观念标准去消耗别的民族文化，事实上，我们将要面临的是一种文化侵略为本质的可怕处境，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差距，在追求速食、消费、功利、物化的时代，以后的人很有可能只知道麦当劳、可口可乐和《泰坦尼克号》，完全没有机会认识自己的族群、祖先的思考和情感，更遑论了解和反省。
但是，面对好莱坞电影，一味地堵，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实质，我们倒不妨借鉴同样承受着好莱坞电影打压的日本电影成功的经验。前几年，有一项舆论调查，一年里到电影院看一部日本电影的日本人占30%，看两部以上的不足7%，日本人看电影几乎都是冲着好莱坞电影去的， 即使看日本电影也不过是《红猪》《平城狐狸激战》等动画片，足以反映出日本电影夕阳状态的惨淡。尽管如此，日本的民族电影并没有垮掉，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独立制片逐步取代大公司垄断，一大批新人重新整合了制作队伍的结构，以及随之带来从题材取向到艺术风格的向“内”转换，建立起“电影作家个人的艺术野心和商业成功不再陷入了对抗性的体系”。日本电影开始复苏，从下面的一组数字中就可以说明问题，1988年，日本国产电影在本土市场上占的份额是21%， 1994 年是16.7%，1998年，国产电影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6%，这个数字意味着它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电影国家最好的记录。日本电影的重新崛起，不仅仅指今村昌平、北野武等导演的电影屡次在各大电影节上获奖，而是指它的电影表现出了少见的丰富性，而不是“平淡的多产”，他们不但有青少年观众非常喜欢的爱情文艺片，像《情书》《东京的眼》《盗信情缘》《萌动的朱雀》，纯真、浪漫，处处闪耀着岩井俊二、沙布、河濑直美等年轻创作者的智慧，还有像《午夜凶铃》这样很地道的恐怖片，还有一类非常严肃的影片，思考人们面对的问题，探讨现代人的道德困惑，像描述人到中年的公司职员在学跳交谊舞的过程中渐渐走出羞怯封闭的自我误区，重新发现生活意义的影片《谈谈情，跳跳舞》，而大量像《鳗鱼》《焰火》《去年夏天，安静的海》具有人文深度的影片，更是顽强地传递着日本文化的精髓。
在“全球化”的思潮中，民族电影如何不被击垮，反而在经受竞争的风雨中健壮自己的体魄，就首先需要电影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可以预见今后的电影市场基本上有这样四种电影，第一种是借助国际资本拍摄的影片，像张艺谋、陈凯歌少数几个屡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导演的片子，他们的电影代表着一种高度，但几个人的电影，并不能代表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准，而且他们也同样面临着如何超越自己的问题。作家张曼菱在《文学自由谈》上撰文，认为张艺谋们的才气是越来越淡，而他们的技术性思考和操作行为是越来越强了，甚至觉得他们的东西根本就不是从我们民族根子上长出来的，而是异生物，是冲着别人去“发现”的，张艺谋们的“中国”使国内的中国人也感到陌生。在我看来，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他永远在拍自己内心的东西，他惟一要迁就的，是他内心的感受，他的电影是为内心的需要而创作的，他一直在解决自我和现实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以拿前一段时间在西班牙电影周上放映的影片《心灵的秘密》《爷爷》以及阿尔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做个比较，就知道我们的电影离心灵有多远，那些赢得别人尊敬的电影，全然是因为它如此坚强地面对现实、如此结实地深入内心，而不是“贫瘠的精美”，像塔尔科夫斯基所说的，一个导演在迈向大师的途中，必须能够在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从事卓越的精神与艺术的探索，超越了自我的局限，表现并象征着某种精神上更为广阔、普遍的东西，一个完整的情感和思想世界。
第二种是被中国电影市场检验的片子，像冯小刚的贺岁片，虽然很多人对冯小刚的电影嗤之以鼻，但不可否定的是他的电影已经具有“品牌效应”，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个案。著名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谢铁骊就在不久前召开的电影集团题材规划会上呼吁研究冯小刚的电影。（冯小刚声称改变风格的《一声叹息》也至少会有3000万的票房，人们拭目以待。）一直以来，文化事业国家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建构工程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娱乐功能往往被忽视了，去年岁末，著名电影理论家邵牧君先生接连在《戏剧电影报》上发表了《中国入世后的电影战略》（《戏剧电影报》99年12月10日）和《世纪回眸说电影》（《戏剧电影报》1999年12月17日）两篇文章，邵牧君先生从分析电影的本性入手，认为中国在入世后首先要进行电影战略的转变，他认为电影首先是一门现代工业，其次才是一门艺术，一门大大不同于其他传统艺术的消费艺术，而在和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影片的娱乐质量，因此他希望主管部门应该在产业化和市场化方面有新的举措，文章对电影“娱乐功能”的推崇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我看来，邵先生对电影娱乐功能的倡导是有原因的，从他的年龄、经历，尤其是历史记忆来看，他一定会对文化专制主义保持警惕。建国后我们的电影基本上经历了“但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要钱不要脸，要脸不要钱”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三大阶段。50年来，一直是政治和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艺术）轮流坐庄，从未有过市场演主角的日子，对电影娱乐功能的强调从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这一层面上看，邵先生的主张是有价值的，我们要避免物质对精神的挤压，防范商业逻辑无限地侵入电影领域，但把这种防范变成对世俗生活幸福与感官的追求全面排斥，也是有害的。
第三种是民间投资的影片，这一类影片恐怕还会减少，也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沉寂的局面。因为投资商也有一个观望的阶段，但是，真正有远见的投资人他决不会放弃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在电影领域，毕竟不光是技术的竞争，观众在好莱坞电影里是得不到我们民族自己的情感生活的，这是中国电影的优势。也鉴于此，著名导演郑洞天清醒地提出“拍好莱坞拍不了的电影”。可以说，中国电影是在一种不对等的状态下被放置于全球处境的，不可能脱离边缘化的处境，不可能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对既缺乏国际市场也缺乏国内市场的中国电影硬要走好莱坞的大制作、高技术、奇观化的道路，无疑是与虎谋皮。每一国别电影赖以立身存命之处常常是相对于美国电影的差异性，民族电影需要以某种特殊性来对抗好莱坞的全球性和普泛性。曾是日本电影新浪潮旗手的大岛渚预言“日本电影将从日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完成了日本电影充满光辉的百年”。而重要的是，他认为从日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日本电影不会失去它宝贵的民族性。好莱坞电影不是惟一的电影，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东方文化历史和承受着现实磨难的民族来说，好莱坞电影更不能替代我们对本土现实、本土文化和本土体验的殷切关怀。著名学者尹鸿认为，与其说国产电影的危机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毋宁说更多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不仅仅是数字技术、金钱，而是缺乏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缺乏对本土生活的热爱、体验、思考和真诚。郑洞天认为“好莱坞拍不了的电影”要具备以下几项基本的品质：“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选材上注重迫近现实生活，艺术上体现民族的情感方式和民族艺术传统的开掘，制作上达到现代水准的视听效果。”
第四种电影是政府资助拍摄的影片。美国的近邻加拿大95%的电影来自美国，因此近几年来，加拿大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本国电影的措施，在这一点上，法国、日本、伊朗等国电影的崛起都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电影也正在发展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相应的过程慢慢成熟，政府应该采取开放和保护相结合的策略，有相应的措施实行循序渐进的保护，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消费品的生产，它毕竟不是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应该说我们的政府对电影事业是很重视的，不仅实施了“9550”工程，提出了95计划期间每年出10部好影片的目标，为此广电部每年都从电视台的广告收入中拨出一部分来资助某些影片的拍摄。确实，以主旋律电影为首的国产主流电影在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为确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尽了它最大的职责，为社会主义电影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文化贡献。但也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观众进电影院看这类电影的人数在下降，这显然不能起到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这里的原因除了电影的大气候以外，还有创作者本身的原因，不要把宝都押在那些“功勋”导演身上，他们也有陷入创作“瓶颈”中的时候，像《横空出世》这样的题材，是不是有可能做得更出色？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王宁认为政府应该调整对民族电影的资助政策，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单纯以市场的需求和生产的数量为衡量的标准，政府应适当地扶持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化艺术精品，否则，我们就很难再看到像《黄土地》《城南旧事》《人鬼情》这样的影片，而恰恰是这样的影片不会被时间磨蚀，它代表着民族文化的品格。放眼世界影坛，像《安德烈鲁勃廖夫》《木屐树》《巴比特圣宴》这些影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它们代表着人类精神的神圣性。虽然，在历史上真正创造文化的只是人群中极少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一小部分人证明着文化的进步，影响着其它人的发展。
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迫切需要提高我们民族电影自身的竞争能力，电影局有关领导认为，竞争能力无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电影企业，一个是电影质量。在刚闭幕不久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广电总局表示将从多个方面对电影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电影市场与电影企业的改革将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相对于别的国营企业的制度更新结构调整，电影企业的改革是滞后的，如果国家允许电影厂破产的话，恐怕关门的不止一家两家，“穷庙富方丈”的现象根本就不能提升中国电影的竞争力！除此以外，一部优秀影片的出现，不仅需要创作者的努力，也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电影审查制度应该成为促使优秀民族电影诞生的良性机制，应做出既遵守市场规律又尊重艺术规律的宏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