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183;麦克鲁安：一个不容忽视的批评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麦克论文,马歇尔论文,批评家论文,不容忽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文论和文化研究中，加拿大的赫伯特·马歇尔·麦克鲁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关于“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概念就是首先由他提出来的。虽然今天这个概念的含义与他当时提出时的含义已不尽相同，但人们仍经常引用这个概念。他在60至70年代红极一时的著作，今天人们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仍然不得不常常提及。然而，真正介绍、评论或研究麦克鲁安的著作，迄今在我国还很少见到。因此我想在这里对他的主要观点和有关评论略加介绍。他的实例不仅可以为我们在文化批评方面提供参考，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使命以及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如何从文学研究开始转而变得对当代文化的革命性变化非常敏感。
一
麦克鲁安最初研究文学，曾在剑桥大学师承F.R.利维斯和I.A.理查兹，与修辞学家瓦尔特·昂格，S.J.和艺术批评家温德姆·刘易斯关系密切，并与作家埃兹拉·庞德、伍迪·艾伦和汤姆·伍尔夫等人有书信来往。但是，真正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的并非他的文学批评，而是60至70年代他研究大众传媒对思想和社会行为影响的著作。
1961年，麦克鲁安出版了《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The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探讨印刷技术对社会的影响，第一次将他研究的命题从文学转向了技术的力量。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注意，获1962年非小说类加拿大总督奖。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传媒》（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这是一部震撼世界的著作。每个人都在读它，引用它，嘲笑它，试图理解它，尤其以传媒为生的那些人。”[①a]正是这两部著作，使他开始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到1966年，两本书售出了55，000多册，而到1969年，单是《理解传媒》就售出了约110，000册，被称为在哈佛销售最快的非小说著作。作为一个先锋派的知识分子，麦克鲁安的名字红极一时。1967年他的《传媒就是信息》出版后，当年就售出100，000多册，后来在全世界的销售量将近100万册。
麦克鲁安的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既有赞誉也有批评；但随着他对商业活动的介入，在美国学术界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然而麦克鲁安自称“更大的兴趣在拉丁语世界而不是美国”：“我最大的影响在墨西哥和南美，接下来是巴黎和日本。《理解传媒》和《古登堡星系》已经被译成22种语言，很快还会有另外几种语言的版本。”[①b]确实，麦克鲁安对法国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理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自从60年代以来，麦克鲁安几乎成了法国批评理论无法摆脱的名字：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保罗·维日利奥（Paul Virilio）承认自己继承了麦克鲁安关于全球性后现代传媒的灾变观点；德里达对物质表意形式的维护和福柯对生物技术与社会权力的研究，参与了由麦克鲁安开创的一种“历史－认识论的形式主义”。因此加拿大批评家约翰·费吉特（JohnFekete）1982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麦克鲁安是个重要的、本土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而不是从法国引进了这种思想。[②b]由于麦克鲁安的广泛影响，表示他思想观点的“麦克鲁安主义”（Mcluanism）这一术语也渐渐传播开来。
麦克鲁安也曾受到许多他同代批评家的指责。在人们尚未认识惊人的信息革命形式之前，对麦克鲁安探讨大众传媒所引起的知觉和经验变化的先锋著作，他们很难判断其正确或错误。但他们指责他违犯了职业道德，例如说他无视历史和科学事实，片面地滥用资料，带有宗教式的偏见，反人文主义，充满矛盾和非理性主义，充满神秘主义和晦涩难懂的术语。然而，这些批评判断都受到了误导，因为他们囿于传统的局限，要求对历史、个人意识和社会导化现象进行更直接、更透明的描写。不仅麦克鲁安首先对这种要求提出了挑战，而且后来的批评实践也不再提出这种要求。实际上，由于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许多传统的批评价值观念在后现代的批评意识形态里都不再被人重视，如客观和科学的真理、逻辑、事实、专门化的知识等。人们更多地关注能动的、主观的、以及文本和话语的批评实践。新的批评理论及实践表明，麦克鲁安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一个先例。
因此，虽然有人认为他是个未来主义者，也有人认为他是文字文学的敌人，但今天研究他的人，却更多地认为他是个后现代主义者。事实上，他是个精通文学而又极富预见的人。汤姆·伍尔夫甚至认为，从文化的角度看，他的著作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的同样重要。人们也许不一定同意伍尔夫的赞誉，但无论如何对麦克鲁安不应忽视。因为他告诫人们，在电子条件之下，就在人们赞美专门化是拯球人类的途径时，专家们的事业正遭到废弃。电子条件改变了“心理社会情结”（Psycho-social complex），改变了人间的事物（尤其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并确认了人们在寻求绝对知识中的不确定的力量。[③b]
二
60年代，麦克鲁安通过进入传媒场景实现了一种更充分的大众文本。他将高级文化和严肃的学术批评转化为大众商业形式，不仅从学术批评的范畴论述大众文化，而且还否认在两种话语之间存在着某种批评的距离。他在《理解传媒》里写道：
广告宣传中的稳定倾向是表明产品是一个大的社会目的和过程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由于庞大的预算，商业艺术家可能将广告发展成一种偶像，而偶像不是专家的某些碎片或方面〔对书本知识是内在的〕，而是统一的、浓缩的、综合的形象。它们把一个大的经验领域集中于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因此广告中的倾向是脱离产品的消费者图像，转向加工过程的生产者形象。加工过程的合成形象也把消费者包括在生产者的作用之中……
理想地说，广告的目标是在所有的人类冲动、志向和努力中达致一种经过安排的和谐……最终达致一种集体意识的电子目标。[①c]
但麦克鲁安并未停留在重新包装一种对社会过程和广告价值的批评认识。社会过程本身也被以类似的方式包装成后现代的“新闻”：“《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以及类似的杂志……以浓缩的马赛克形式提供新闻，与广告界完全一致。马赛克式的新闻不是叙述，不是观点，不是解释，也不是评论。它是一种合成的正在发生作用的共同体的深度形象，要求最大限度地参与社会过程。”[②c]
由于电子运作过程中的分散、集成和加速等特点，交流中的重点从线性的、合乎逻辑的情况，随着电子信息接近于光速而转向了即时和同时性关系。媒体作为转换心理和社会经验的语境，使简单清晰的意义再不可能出现。因此麦克鲁安认为，通过发展提高了的定型认识的能力，通过发展应付开放系统的能力，通过经历连续的迅速变化，充满信息的环境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安排。[③c]这就是说，对现实的感知现在依赖于信息的结构。每一种媒体的形式都与感觉中某种不同的安排相关，而这种安排创造了新形式的意识。这种知觉的转变，每一种媒体创造的新的经验方式，都会在媒体使用者身上出现。而这也就是麦克鲁安所说的“媒体就是信息”所表示的意义。
“媒体就是信息”是麦克鲁安的第一个批评原则。这个口号首先对研究艺术和文化“内容”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他认为，内容的“深处”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分散是对传媒本身表面的但却真实的效果的注意，而传媒的效果“决定并支配人类联系和行动的范围与形式”。离开这种限制并表明人们社会存在的物质传媒，人们就生活在一个“没有围墙的监牢”之中——其中唯一真实的信息并非那些想象来自更深、更内部的范畴，或更高、更超验的领域，而是从人们沉浸于内的形式、形象、技术和意识形态的“洪流”水平地涌向他们的那些信息。这种整体性以一种内在的经验形式呈现出来。因此麦克鲁安警告说，虽然“希特勒的极权威胁是外部的”，但传媒却“在门户之内”——在“自由世界”的门户之内，也在它的个人自我的门户之内。[④c]他认为，使这种经验整体化的工作要求一种新的深度，这种深度从侧面推进，就象立体主义的技巧，在表现中取消深度：因为深度意味着“处于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孤立的”。深度意味着洞察，而不是观点；洞察是一种对过程的精神介入，它使内容显得是次要的。意识本身是一个包容过程，根本不依赖内容。[⑤c]在麦克鲁安看来，“深度”纯系最大限度的侧面接触。因此也可以说是他的“颠例”论的一种效果，一种“重复”的产物，而不是创新或改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深度是一种进行结构回溯的产物：
对各个领域里的现代研究而言，包括精神病学、心智论和结构分析，深度的作用都是自然的。为了从结构上检验任何一个情境，你必须从各个侧面进行检验，这是一种立体的技巧。对一个媒体进行结构探讨意味着研究它的整个运作，包括它创造的环境——如电话、无线电收音机、电影或汽车创造的环境。只是把汽车看作一种将人载往这里或那里的车辆，你不会对汽车有多少了解。不了解城市的变化、郊区的创立、服务的改变——它所创造的环境——人们对汽车就不会有什么了解。因此也就从没有真正从结构上把汽车作为一种形式来进行研究。[⑥c]
因此，信息就是传媒，就是环境，就是结构，就是形式。麦克鲁安从内容回到形式，使人脱离了给定的客体，进入了他者的世界，进入了这种客体所表示的历史。这里形式同样包含着“整个人造环境生态学”所包含的意义，而在这种环境中，“客体是看不见的”，“看见的只是客体间的关系”。[①d]
麦克鲁安认为，对汽车和对诗一样，“内容”批评首先将“事物本身”孤立起来，然后产生一种“意义”或意义抽象的“信息”——“影子的影子”。麦克鲁安的形式主义不是在这种孤立中寻求意义，而是在“相互关系”中寻求意义，在某种历史的整个背景环境中，要求一种不断勾划关系的过程。他认为，“注重效果而不是意义”是时代的特点，“效果包括整个境况，而不是信息运动的单一层面”。因此，深度是对他者的整体化，是对个人意识可以超越的差异的整体化。[②d]
按照麦克鲁安的观点，对传媒的深度分析不是揭示内容，而是更多地揭示传媒，因为“任何传媒的‘内容’总是另一种传媒”，另一种传媒的信息是又一种传媒，如此继续不断。
麦克鲁安将传媒分为热媒体（hot media）和冷媒体（cool media），用以指与媒体相关系的不同的感觉效果。热媒体（如收音机、摄影、电影）充满更多的信息，但使用者不太介入；冷媒体（如电话、卡通、电视）信息量较少，但允许使用者有更多的感官参与。这种区分对进一步理解麦克鲁安的思想非常重要。
三
80年代中后期，麦克鲁安的著作受到远比他在世时更大的重视，人们在谈论交流理论时，几乎无一不涉及到他的思想观点；甚至有人说，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了解电子程序如何改变了现实。现在人们明白了他的构想，也可以讨论所谓的“无形的存在”。例如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通过国际联网围绕“地球村”寻找他看不见的朋友，或者几乎是本能地欣赏传媒如何转变着现实。但在麦克鲁安提出他的理论时，人们普遍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他提出“传媒”重于“信息”几年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电视上流行的表演是些关于表演的表演，其中隐蔽的传媒基础，变成了表演的反讽内容。然而，麦克鲁安思想的真正价值，尤其是电子传媒如何改变现实的范式，仍然有待于探讨。
粗略地讲，麦克鲁安的著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探讨文化和商业的融合，将广告和娱乐视为具有本质文化意义的重要现象。他首先系统地研究了商业的变化，商业如何通过媒体的扩展制造文化并销售文化。他运用现代人类学的方法，找出文化中“意识不到的”方面，找出“隐蔽的基础”或信息的深层结构。二、探讨电子革命的后果和影响。电子程序引发的所有交流系统的变化，构成了麦克鲁安著作的最重要的部分。他通过追溯印刷术发展所引起的交流变化，认为电子发展也引起了一场交流革命。三、关于文化与艺术。他认为艺术是严肃的，不同的媒介，如绘画和文学，是观察和引导具体思想境遇的特殊方式，具有强大的作用，而商业化的流行文化对艺术的入侵是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新情况。
然而，麦克鲁安最重要的创新在于他发现了电子传媒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重组人们的心理和社会意识的结构。千百万人坐在电视机前面，吸收“萨满教似的现代传说”。[③d]具有共同消费价值的“地球村”，使不同地区的人重新寻找他们过去的本来面目，以便维护他们自己的身份或同一性，因为电子传媒使所有的人都成了渴求自我身份的无名小卒。麦克鲁安认为，对身份的渴求常常产生暴力；旧的感觉，旧的价值，旧的仇恨，压倒了广大的民主意识和承诺。电影、电视、以及其它大众传媒对观念机制带来的深刻变化，使人们又回到了类似野蛮部落的状态，在暴力的神秘中获取他们的欢乐。电子传媒使世界进入一种类似部落的循环，重现人类存在的原型，重现精神和社会现实的种种典范。
麦克鲁安对传媒改革作用的精确描述，最早见于他的《古登堡星系》。在他看来，语言、言语、语法、印刷、书籍等所有这些文明交流中重要的东西，现在都受到电子传媒更原始形式的压力。所谓更原始的形式，指它们重新组织感觉的方式，因为它们诉诸于感觉而不是思想。麦克鲁安集中思考语境的基础，强调电子传媒的即时性，极力使人们看到他们的感性生活如何在对应用传媒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为了表现这种即时性，他甚至采用将格言警句并置的写作风格，以同时表现几个不同层次的意识。
麦克鲁安认为，语法学和修辞学是交流理论的源泉，报纸和电视商业广告植根于古老的演说传统，一切现代传媒的交流方式无不带有修辞的方式，因此必须揭示这些构成电子程序基础的修辞渊源。他以叶芝为例说，叶芝一向拒绝解释自己写的诗，认为那会限制它们的启示性。叶芝要求读者介入他的诗作，与传媒中的情况颇为相似。在一切电子传媒里，传媒的使用者也必须学会进入交流过程，变成一种共同的生产者。在电子条件下，每一个客体都不仅仅是它自身，而是代表着一个多重的过程，它不能进行简单的逻辑限定，就象一个敏锐的艺术评论家面对一幅毕加索的绘画时那样。麦克鲁安在《理解传媒》中写道：“艺术家是那种能在任何领域里——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把握自己的行为含义并把握自己时代的新知识的人。他是那种具有整体意识的人。”[①e]在某种意义上，麦克鲁安接近于这种艺术家，在《古登堡星系》里，他将中世纪和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形式与现代电子传媒的形式联系了起来。
有人认为麦克鲁安是个技术决定论者，也有人认为他推崇悖论（paradoxes）。在他看来，由大众传媒带来的各种解释的根据表明，事物同时是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印刷的世界和电视的世界是两种分离的现实；经验主义理性的偏见要求所谓的清晰性压制了悖论。因此在解释电子程序如何恢复悖论时，他同意罗萨利·考莱的观点：“贬低悖论是一次思想革命的结果，这种思想认为，清晰性和精确性的价值高于由悖论引发的微妙的双重理解。在《关于两个世界的对话》里，伽利略的简单性表明，以‘词语’优于‘事物’作为真理的指导非常危险：一旦你否认了科学的原则，对最明显的事物表现出怀疑，任何人都知道你可以随意证明，保持某种悖论。”[②e]但是麦克鲁安认为，现在的世界充满了由科学产生的新的悖论，过去几个世纪的信念已经达到了它能力的极限，并已转换成它的对立面。不确定性和或然性及其探讨真理的方法，现在遇到的是综合复杂的理论。不论从社会上还是从政治上，人们发现都难以弄清悖论，例如，为什么按照法则一切事物可以同时是真实的和不真实的？实际上，法则正变得越来越受环境的制约，与传媒的观念相关。
麦克鲁安认为，在电子文化里，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悖论：随便任何一种偶然的概念，不论正确错误，都不能被经验证实。他指出，悖论象隐喻一样，确立一种真理的比率，因为在电子条件下，真理不可能只是一种事物，现实也不可能只是一种现实。在信息时代，存在着“词语的世界”和“非词语的世界”，如果两个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为地加以平衡，就必然出现悖论和含混，毕竟地图不等于国土，故事不等于事件，形象也不等于事物。换句话说，表现形式可以是任何东西。
在考虑新的传媒所引起的巨大变化时，麦克鲁安力图发现传媒如何改变传媒使用者的思想境界。用他的话说，传媒就是信息。也就是说，传媒从物质上影响着人们。几个小时坐在电视机前面，或者坐在某种电子射线发生器前面，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颠倒了对发展变化的注意，而人们只有靠这种注意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一旦颠倒必然会产生新的意识形式。至于信息的内容，实际上也取决于传媒，如果你以不同的方式说“我爱你”，例如面对面、在电话上或在留言簿上，你会得到不同的反应，而这反应基本上由传媒来决定。所以有人认为，麦克鲁安使人们“冲进了生活现实广播室的控制间”。
毫无疑问，麦克鲁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的“地球村”只是一种想象中的海市蜃楼。但无论如何他是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对北美的大众意识产生过巨大影响，他的洞察可以使人摆脱单一化的思想，在今天“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进程中，他的著作对人们构制文化同一性时可能产生有害的部族主义倾向也不无启示作用。1991年，《时代周刊》将该刊当年的新闻人物泰德·特纳（CNN有线电视新闻主持人）以标题的方式称作“地球村的王子”，说他继承了麦克鲁安未竟的事业，麦克鲁安的错误只是暂时性的，现在一个新的全球共同体已经到来。此后，美国和加拿大一些杂志又开始提出“传媒就是信息”的问题和论证。所有这些表明，通过麦克鲁安这一实例，我们应该注意对国外大众传媒文化理论的研究，以便为我国日益发展的大众传媒文化提供借鉴。
注释：
①a Essential McLuhan(Anansi,Ontario,1995)，390页。
①b Matie Molinro,Corinne McLuhan,and William Toye eds.,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Toront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505—506页。
②b 转引自Mcluhan,or Modernism in Reverse by Glenn Willmott(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6)136页。
③b 参见Essential Mcluhan前言第2页。
①c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n(McGraw-Hill,New York,1964)201—202页。
②c 同上。
③c 参见Essential Mcluhan前言第2页。
④c 参见Understanding Media，24，34，32页。
⑤c Understanding Media,247页。
⑥c 《一次对话》，载杰拉德·E·斯特恩的《麦克鲁安：热与冷》（纽约，1967），281—282页。
①d 《一次对话》，载杰拉德·E·斯特恩的《麦克鲁安：热与冷》，302页。
②d 参见Understanding Medin，39页。
③d 参见Essential McLuhan前言第4页。
①e Understanding Media，65页。
②e Rosalie Colie:Paradoxica Epidem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