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读胡平的《战争状态》和《中国的眸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眸子论文,中国论文,尊严论文,权利论文,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作姿态与精神立场
进入90年代，中国文学的“买卖倾向”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倾向”。即使那些声称 纯粹为了自我或“文学”而写作的作家，事实上也是为市场进行生产。没有谁认为这是 不正常的，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进入市场就等于进入了荣誉的领地，进入了价值的王 国。不仅如此，“人格市场上的时尚常有变化，人若想合乎需要必须随时髦而变”①，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是那些聪明的中国作家的处事智慧和行为原则。他们显得很纯粹、 很值得尊敬：他们的旗帜上很醒目地写着“先锋”、“美文”或“纯文学”的字样。他 们的老师是博尔赫斯和乔伊斯：一个是形式主义写作的大师，一个是在“内部”写作的 巨匠。他们也许会开口闭口说着马尔克斯，但他们只对他的技巧和叙述方式感兴趣，至 于他的介入现实和政治的勇气和精神，他们从来没当一回事。他们面对真正的大师总是 买椟还珠。这也不奇怪，因为他们一直是生活在“现实”之外的，也缺乏把文学与政治 等重大问题关联起来的勇气和热情。对于这样的作家，梁实秋先生几十年前的诘问和感 叹依然有效：“我们中国文学已有太多的逃避现实的气息，何必再加上外国的不健康的 质素?中国文人固有的腐败习气，再加上外国的堕落派的装饰，实在是一种最可怕的没 出息的现象”②。
然而，胡平是个例外。他是不同于“聪明人”的“傻子”：不留意文坛的市场行情， 不关心潮流的方向变化，依然静静地坐在南昌故郡的书房里，愤怒地翻阅那些虽已发黄 但血迹仍旧鲜浓的资料，沉重地凝望夜空里不能瞑目的“中国的眸子”；似乎压根儿不 知道文坛已发生过喧闹一时的背叛和“断裂”，依然在阒寂的深夜里，打开《鲁迅全集 》，与先生一起“直面淋漓的鲜血”，一起想办法，给中国寻找疗救病苦的药方。他羞 于“给眼下一个慵倦、浮躁的社会又制造出更多精神赘肉的书”。他读那些“因某些问 题梗阻于胸而正要读的书”。读书，思考，然后，他觉得自己同那些书的作者一起“把 握了当今与未来中国大地的脉动”③。他以批判和警惕的态度关注现实。他说自己感兴 越的是“在乍看烂漫若桃云的新闻里，嗅到来自历史背阴处的一股霉腐气息”。他看重 “思想”的价值，看重文学对历史苦难的承担：“思想，倘若能够将我们经历过的多少 麻木不仁、眼看就要湮灭进岁月烟云的日子，变得可触可摸可圈可点可咏可叹起来，这 思想大概就有了历史脊椎骨的分量”④。
胡平的名字显然不如王朔、余华、贾平凹、金庸这些人那么响亮，并不为一般读者所 知道，但这并不减损他的作品的价值，也不影响他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是的，胡 平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作家。这从他的写作姿态和精神立场上可以看出来。胡平的写作姿 态是批判的，反讽性的。他的目标永远是血淋淋的历史和令人轻松不起来的现实。他不 仅有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继承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国民性的凌厉的批判 精神，而且，还更进一步，将对国民性的文化批判推进到对集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批判。 他以过人的勇气和胆识，直面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的政治悲剧和暴力现象， 严格地采择资料，真实地记录原委，深入地剖析原因。这样，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不仅 具有史的文直事赅的性质，而且还具有情的率真与思的深邃。尤其是当罪恶和灾难由于 主流意识形态的故意遮蔽，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回避和遗忘而日渐模糊、茫昧的时候， 胡平的作品愈发显得重要。
胡平的写作姿态，基源于他的精神立场。什么是他的精神立场?他的精神立场是纯粹的 学者立场和知识分子立场。这种立场固然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士不可以不弘毅”的 精神自励有关，与宋代先哲的“替生民立命，替万世开太平”的角色意识有关，但它更 反映着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意识和价值观念：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批判的态度， 平等的意识，民主的信念，等等。这种精神立场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不仅要自外于体制， 而且也要与“市场和荣誉”保持距离。它的基本原则是人道原则，它把人权和生命看得 高于一切。在当下，当来自体制的力量与“市场”的诱惑一起瓦解着知识分子的信念和 立场的时候，胡平的责任意识和“立场”意识更加自觉更加坚定，他说：“文学有两种 。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经历过的苦难一样沉 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子，还得有笔杆一样直的脊梁骨”⑤。
这“笔杆一样直的脊梁骨”，其实就是说要有真正的知识分子人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 立场，也就是说，要不为金钱而写作，不为来自体制内部的奖赏而写作，不为转瞬之间 就会被人遗忘的“荣誉”而写作。胡平在《战争状态》中议论到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高 贵的正义”的时候，引用了费希特关于“学者”的那句名言：“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 ；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 化了，那还能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⑥诵读这一段话时，胡平是可以无愧的。生 活在腐败的环境里，但他没有“腐化”。他濡蘸着被虐杀者的血写出来的文字可以证明 这一点，每一个读过他的书而情感尚未冰结的读者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两部作品的主题：捍卫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
对于文学，我们的理解先后有过至少两个误区：一个是试图仅仅从客观对象，具体地 说，是从“社会生活”出发来解决问题，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的次生性派生物；取 而代之的另一种观念，是单从审美的技巧和形式层面来审视文学，认为文学的价值就在 于对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纯粹”的形式性因素的创造上，这种观念在90年代影响 如此深广，以至于形成文学的“技巧拜物教”和“审美形式拜物教”的倾向。事实上， 文学的价值是一个系统性构成，其中固然涉及到反映生活是否真，以及表达体验是否美 的问题，但其基础与核心却是善，是关联于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的善，换句话说，真 正有价值的文学首先应具有道德上的伟大性质和伦理上的庄严感，它倾向于在一切险恶 的情形下坚守人道主义立场，坚信善的价值，坚持与一切伤害人的恶的力量相抗衡。然 而，嘲笑文学的伦理责任和道德承担，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显而易见的倾向。我们 每年都出版几百部长篇小说，但从中你几乎看不到对普遍存在的邪恶力量和不义行为的 抗议。写作成了莲花池边的浅唱低吟，成了一种自我陶醉和满足的消遣方式，成了从话 语到话语的模仿和转述过程。
胡平的写作，是对当下的写作方式的自觉反叛。他的报告文学写作的意义，首先就体 现在执守为人而写作的信念，具体地说，是为那些被凌辱、被伤害、被剥夺了自由甚至 生命的人们而写作的信念。他是为了恢复人的尊严，为了捍卫人权而写作的。是的，人 权，这是理解胡平至今为止所有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词。胡平是一个对人权 问题特别敏感的作家。这固然与他对不幸者的同情有关，但也与他的遭遇和经历有关。 他不仅目睹了兽道原则取代了人道原则以后人民所遭受的人道灾难，而且他自己也曾被 打入另册，体验过被剥夺了尊严和基本人权之后的屈辱。这种体验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 道理：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为了避免人道灾难的再度发生，罪恶和苦难是不应该被轻 轻放过的。布罗茨基说：“历史注定会重演，因为它同人一样，可作的选择不多”⑦。 胡平也许没有这么绝望，但胡平肯定会认同这样的观点：遗忘罪恶会造成新的人道灾难 。
人权问题作为胡平报告文学作品的主题，是由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构成的。首先，它 意味着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意味着人的生存权应该受到保护，因此，一个社会和一 种制度的底线原则，是要反对以任何理由来鼓励人们彼此仇恨和屠杀，也就是说，要把 暴力伤害看作一种消极的行为，而不能以任何借口赋予它以合理、合法的性质。然而， 长期以来，我们错误地理解革命，把暴力当作革命，把流血和死亡当作革命，而不是把 革命理解为它当是的样子：以最理性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改变人的生活。这样，最后的结 果，就让革命走向了极端，让人们陷入流血和恐怖之中，正像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那样 ：“本来，革命旨在实现自由、正义、平等、博爱，以及攫取胜利的力量，但这一切都 被轻易地转换成了恐怖，它不是目的，但被当成了目的。这时的逻辑是：革命寻找胜利 →胜利给予力量→力量即暴力”⑧。我们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对宽容与和解持怀疑 态度。我们强调冲突和对立，鼓励仇恨和报复，久而久之，我们就在劫难逃地陷入了欲 罢不能的“战争状态”。“战争状态”这个词简直是一大发现，用它来概括相当长时间 里中国人的生活状况，非常准确。那么，何谓“战争状态”?“战争状态”是野蛮的施 暴行为被合法化的状态，是死亡和流血被诗意化的状态，是道德的堤防被冲跨的行为失 范状态，是人的情感被冰结、人的精神被扭曲的人性异化状态，是风雷激荡周天寒彻的 状态，是一个人指点江山气吞山河而其他人热泪盈眶山呼万岁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 ，恐惧与敬畏没有了，温柔与怜悯没有了，文明与教养没有了，规范与秩序没有了，更 严重的后果是，剥夺人的生命成为一种随意而合法的行为，而且，施暴者不仅不会产生 负罪感，反而会有做英雄的价值感和荣誉感。在《战争状态》一书中，胡平通过大量的 事实，告诉人们在“战争状态”下，人们的生命曾受到过多么严重的伤害；杀人不仅成 为普遍发生的一种日常现象，而且杀人的手段和方式，也达到令人发指的野蛮程度。
1966年8月26日，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暗示群众可以“杀人”。从 次日起，大兴县的“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 类分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打杀“四类分子”本 人，发展到乱杀子女和一般有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 的6天里，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遭满门 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有38天⑨。靠近首善之区的地方是这样 ，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亦然。广西省的“贫下中农法庭”口含天宪，手握生杀大权，可以 任意杀死地、富分子及其家属。广西平南县1967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就先后杀6人， 重伤30多人，并作为经验向全县传播；8月11日至13日，“连日把人押到县城西街口， 当众打死，尸体丢下西江，无人过问”；8月下旬，该县的大新大队实行“群众专政” ，分片开会斗争，“1人当场打死，9人会后押去路边桥上打死……”⑩而湖南道县在从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的66天里，“杀人风潮遍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 1590个生产队，受害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11) 。暴力不仅消蚀了人性中原本就很稀薄的善念和爱意，而且还让人产生了一种对残忍行 为无限迷恋和沉醉的病态心理，把人完全异化为比野兽都不如的怪物。“文革”中，广 西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把阶级敌人“活杀熟食”的事情：“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 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 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 大批学生批斗完教师、校长之后，在校园内就地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 分食的惨剧”(12)。
那么，暴力现象为什么会达到如此严重如此普遍的程度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有三 个原因肯定是主要的：一是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就一直战乱不断，长期的战争容易 使人们习惯暴力，变得冷酷无情；二是对人进行阶级划分，从制度上将人等级化，客观 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敌视和对立；三是对暴力的作用和后果，缺乏正确的估价和认识 。歌德说：“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因为得到的好处和毁掉的好处不过相等而已(13)” 。但暴力手段却一直被错误地当作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手段。这从1950年开始的大规模“ 镇反运动”可以看出。虽然刚建立的新政权确实有充分的理由重建秩序，但敌对力量和 潜存威胁显然被一种过于虚弱和恐惧的心理给夸大了，以至于似乎不通过严酷的暴力手 段，问题就得不到解决。胡平在《战争状态》中说：“翻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 第二册，这一年毛泽东指导这场运动的文稿达103篇，约占同年他全部文稿的四分之一 ”(14)。他细致地研究了毛泽东在较短时间里所写的关于镇反问题的文稿。我们从胡平 所介绍的资料可以看出，毛氏不仅频繁地使用了“必须”这个词，而且还像他后来在许 多运动中喜欢做的那样，将杀人的数字明确地指标化。在1951年1月17日的《关于反革 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中毛泽东说：“……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 ，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该杀的反动分子(不该杀者，当然不杀)。”(事实上，一个 必然的后果是，“狠”消解了“准”和“稳”，所谓“应该”也会因为缺乏严格的制度 和程序化控制而成为一句很难落实的话)。在《关于镇反部署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 毛氏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 决问题。”1月22日《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的电报》中，毛氏说“广东必须有计划地 处决掉几千个主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到这年的3月，毛的计划和部署得到 了落实，从他的3月18日的《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里可以看出毛的 “痛快心情”：“……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 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各大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 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 、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15)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到处都在检举、揭发“ 反革命”，恐怖的气氛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白天，点根香烟也能引起空气爆炸。 夜里，睡觉也得睁着一只眼睛。抓一把墙上的口号，就能压进枪膛当子弹使”(16)。在 福建，“一段时间，几乎每一个乡，每一天都在杀人，杀完了乡里的地主，又寻到城里 来”(17)。根据《毛泽东传》作者施拉姆的研究，“镇反运动”中，“比较合乎情理的 估计，是处决人数为100万至300万”(18)。
我们常常听人说，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又被告知，人权首先意味着人的生存权。 这些都是对的。但还有些道理人们却不甚明白，比如，政权可以靠枪杆子和刀把子来夺 取，但却要通过保护人权来得到维持。同时，一定要把暴力和战争看作万恶之源，一定 要破除对于暴力和战争的迷信，把人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否则，战争本身以及由它带 来的恶就会疯狂地蔓延。别尔嘉耶夫说：“战争堪称集体的催眠术，反过来，战争也有 赖于这种催眠术的魔力。在集体催眠术的攻势下，人即便是天性上憎恶战争，拥护和平 ，事实上也很难抗拒战争的诱惑，很难解决战争的循环。”(19)说得对极了。对于文学 来讲，认识到战争和暴力的有害性，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战争就其本质而言 是反人道的，既不利于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也不利于伟大的文学的产生和形成，正像 扎米亚京指出的那样：“在否定的情感中，文学当然无法建立，只有当我们将人的爱代 替对人的恨，真正的文学才会到来。我们这代是残酷的，无情的，这是战争和武装起义 的时代，的确如此。这就更需要从憎恨中解脱出来(憎恨对人的精神状态有破坏性作用) 。”(20)是的，文学的使命就是维护人的基本权利，维护人的价值和尊严，就是要把人 从“战争状态”下的恐怖和威胁中解救出来，胡平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自 觉和努力，才显示出其主题的深刻和重大。
其次，胡平报告文学作品人权主题的第二个层面的内涵是，人生来就有体验平等感的 权利，也就是说，他的作品的另一个与反对暴力相关的主旨是，反对从任何一个方面( 政治、经济、种族、宗教、性别等)，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阶级，不能以任何理由 赋予某些阶级或阶层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或政治上的主宰权力。根据经济状况划分阶级固 然能够达到社会动员的目的，但这样做的消极作用和破坏性更大更严重，不仅无助于解 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还必然会在不同社会群落之间制造敌意和仇恨，造成 一种新的社会不公，最终剥夺一部分人享受基本的平等感的权利。尽管把人划分为不同 的群落，确实可以从形式上满足人的归属需求，似乎也能给人一种安全感，但这种归属 满足和安全感其实是虚幻的，它反映出的恰是人们身上普遍存在的一种具有本能色彩的 弱点。“训练有素的政治家”，正是通过利用人们身上的这一弱点来造成阶级对抗局面 的：“人们赞同一个消极的纲领，即对敌人的憎恨，对富人的忌妒，比赞同一项积极的 任务要容易些，这看来几乎是人性的一个法则。若要用一个信条将某个集团牢牢地团结 在一起以便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将‘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即向一个集团以外 的人进行共同的斗争，则似乎是这个信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1)。
在《战争状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被按照土地占有状况和财产的多少，分为不 同的阶级。财富越多的阶级，越显得不道德，越处于阶级结构的底层，相反，越是赤贫 的阶级，越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社会政治地位越高，他们作为“被剥削阶级”，有权 剥夺“剥夺者”的财产甚至生命，而没有人进一步追问，新的剥夺者是否比旧的“剥夺 者”更不道德。这样，在“土改”时期，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秩序森严的阶级结构图 式：“地主、富农、中农、下中农、贫农”。“文革”期间，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动 员和刺激人们的斗志，阶级成分和政治等级秩序被划分得更为细致：最优越的是“红五 类(即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贫农)”，最底层的是“黑五类”(即地 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介于红与黑之间的是“麻五类”(即教师 、店员、职员、中农、下中农等)。在很长的时期里，对一个中国人来讲，阶级成分几 乎意味着一切，处于底层的“黑五类”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有道是：“只许你规规 矩矩，不许你乱说乱动”。他们的子女从出生开始，就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遭受着 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每场政治运动几乎都是针对他们而来的，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很少有他们抬头做人的日子。他们不仅被剥夺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参军 、提干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他阶级的人通婚和正常交往的权利，他们的生命安全也缺 乏切实的保护，随时可能遭受暴力凌辱和虐杀。于是，正像胡平所说的那样：“评定成 分，决不逊于降生人世的意义。……若被划成了敌对阶级，从此，便成了乌鹊南飞，杨 朱哀岐，幕燕釜鱼，行尸走肉，或者四个字以蔽之——生不如死”(22)就连毛泽东也没 有把阶级成分不当回事，也知道划入“黑五类”对一个中国人来讲意味着什么，否则， 他不会在得知他的同学易南屏被划为中农成分后，立即拨冗给他复了一封耐人玩味的信 ：“南屏学兄：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划 为属于“团结”对象的“中农成分”，当然要庆贺，因为地主成分意味着什么，是每个 中国人都清楚的。
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或“反动分子”被妖魔化，然后被剥夺了基本的权利。与 他们的命运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的是“红五类”。他们是密洛凡·吉拉斯所说的“ 新阶级”(23)。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成为一个幸福而光 荣的特权阶层。《战争状态》叙述了“新阶级”的优越生活：“不管是在北京、上海， 还是在各个省的省会，都有为干部子弟特建的幼儿园、中小学。有的地方，还分成党政 干部子弟与军队干部子弟两部分，后者一般都叫“八一学校”，前者则校名各异。…… 这些学校环境幽静，校园里多有梧桐、银杏、广玉兰或苍翠的塔松，雇有花工伺候花圃 里那四季次第吐露的鲜花。校舍都是新建的，高高大大，红瓦红墙，或衬着米黄色的墙 面，颇有些苏式建筑的风味。有些学校的设计与管理，本来请的就是苏联专家。教室明 亮、宽敞，有读报栏、图书馆、生物角……”(24)“红五类”的优越生活，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过分强调阶级的分野，只能导致新的不平等现象的出现。因此 ，为了保障每一个阶级都能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权利，为避免产生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应 该听从阿克顿勋爵的劝告：“每一阶级都应当享有并运用维护自身的权力，因此，任何 阶级都不应该主宰统治。”(25)
再次，胡平作品人权主题第三个层面的含义是，人的基本的自由权应该受到尊重和保 护，具体地说，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保障人民享有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丧失思 想和言论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意味着失去生活的意义，因为人并不是像余华在 《<活着>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 物而活着。”人的生活之所以不同于只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动物的生活，就在于它还有 更内在的意义空间和更高的价值目标，而人是否自由就是判断人的生活是否具有意义和 价值的一个标准。正因为这样，阿克顿才说：“自由的理念是最宝贵的理想——它是人 类社会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法律。”“自由对人类的心灵有巨大的感染力”(26)。然而， “战争状态”的一个合逻辑的必然的后果，就是对人的各种自由权利施加更多更严重的 限制甚至剥夺，正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凡是在暴力成为政府常用的手段的地方， 自由也就寿终正寝了”(27)。战争是武士的诗篇，但却是文人的黄昏，因为战争必然造 成“仇智主义”的泛滥，在此情况下，知识分子赖以存活的自由思想和自由发表见解的 环境也就不复存在。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纷纷放弃坚持自由思想所必须的 精神立场，迅速进行人格转换和自我调整。“土改”改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反右”反掉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到此境地，真正的知识分子已寥若晨星，所剩无几 。胡平痛心疾首地说：“中国的知识界，极少公开‘不合时宜’的思想，在1957年以后的一切媒体里，更是一律娴熟地跳着国标舞。”(28)在湖南岳阳参加完“土改”的萧乾先生，回到京城写下了《在土改中学习》，内有这样的话：“我向上爬，爬了三十几年，由北京东北城角一间地毯房，一直爬到剑桥一座贵族学院，愈爬愈空虚，庸俗，愈爬离现实愈远，愈爬包袱愈重。这番是我有意识地向下爬……我从来没有同农民这次这样亲热过。如今想来，那个距离倒不是因为我是念书人，他们是农民，而主要是因为我的来路不明……”(29)毛泽东从1951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此文，立即告诉胡乔木此文“写得很好，请广为各地登载”。我们没有必要责备萧乾先生“过于聪明”，很会观颜察色投其所好。我们应该理解他。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环境里，知识分子不仅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也被剥夺了保持沉默的权利：说和不说都是罪。李九莲和钟海源选择了说，于是便等于选择了死亡。胡平通过对李九莲和钟海源遭遇的叙述，告诉人们，在一个极不正常的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自由曾受到怎样的限制，曾被剥夺到怎样严重的程度。她们以自己的死把这样的常识昭告世人：没有切实的制度保障，没有对任性的权力的制约，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正像阿克顿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安会保障，自由就等于零”；“自由建构于权力之间势均力敌的相互斗争和对峙的基础上。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使自由得以安然无恙”(30)。
史与诗的互渗共生：胡平报告文学写作的叙事方式
报告文学的生命是“信”，是真实。在这一点上，它与历史的书写原则是一致的：要 充分地占有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相，寻绎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 的内在理路。很显然，真实性原则，是胡平报告文学写作的第一原则。无论在《战争状 态》中，还是在《中国的眸子》里，你都可以看出胡平的写作态度是极严谨的。他花了 很大的力气来占有材料。如果已有的文字资料还不能让他满意，他就索性直接进行实地 调查和采访，以获取更翔实更可靠的资料。例如，为了揭示刘文彩庄园水牢的真相，他 不仅从已经出版的报刊和书籍中获取大量的信息，还到大邑县安仁镇查对原始资料，采 访当事人和知情人，最后为读者完整地叙述了在“战争状态”下，被长期遮蔽的真实情 况，告诉读者，冷月英所坐的水牢，纯粹是一个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的神 话。在制造神话的过程中，主管领导明确批示：“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 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31)神话终于造成了。在毛泽东1962年向全国人民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的号召后，一拨又一拨的人来到大邑县参观。谎言的效果是神奇的。1966年初，空军某 部的三百名官兵在陈列馆听冷月英声泪俱下的讲述时“哭成一团，倒成一片，最后得由 解说员将官兵们一一扶起来……”(32)刘文彩成了“地主阶级”的代名词，他的被虚构 出来的“罪恶”，强化了人们对“剥削阶级”的仇恨和敌意。但真相是怎样的呢?胡平 先生用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刘文彩从来没有建造过水牢，也与冷月英不曾发生过冲突 。不仅如此，他倒是做过一件大好事。1944年12月，刘文彩花费了可折合美金二百万元 的巨资，建成了当时的“全川第一校”——“私立文彩中学”：“他训示家人，又勒石 立碑于校园，以告之于社会：从文彩中学注册起，全部校产与刘氏家族就不再有干系了 ，刘氏家族惟有监督权”。(33)胡平还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地主阶级”在中 国农村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这是一个直接参与生产和劳动管理的阶级。他们并不比 今天的腐败分子更堕落，更具有剥削性。他们致富的方式和手段并不比今天的有些“先 富起来”的人更不道德。他们往往是通过省吃俭用来积累财富的。他们与他们的合作者 贫雇农的关系，也充满和谐而温馨感人的色彩，这一点从陈忠实的《白鹿原》所叙写的 “关中模式”中可以看出来。事实上，由于无视地主阶级的社会功能和作用，由于以不 适当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从而挫伤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最终使中国农村的生产 受到极大的影响。根据胡平的叙述，“土改”以后，1948年5月由中共东北军区后勤党 委会编印的一份文件中承认：“两年来，我们的生产力，……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 ……原因是由于东北过去地主富农占很大比重，土改后农业生产破坏了，土地小块、小 块地分给农民，而农民组织和经营的经验不足”；“第二个原因是”过去生产中占很大 数量的中农富裕中农被打击，因之生产情绪可能受到影响”；另一个原因是“地主富农 占20%，土改中注意不够，生产有困难(种子、牲口、工具)，影响了这些人的生产”。( 34)胡平用充分的材料作依据，通过老吏断狱式的细致分析和梳理，为我们还原了一个 阶级的真实样相，留下了一部有价值的“信史”。
关于报告文学写作，一个经常被谈及的问题是，作者是否可以在叙述的过程中，直接 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宣示自己的看法。这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是一部以“零 度叙述”方式写成的小说中，作者的态度也依然存在。歌德说：“如果诗人只复述历史 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远些，写得更好些。”(35)这 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对于文学写作来讲，表现作家的超越于“复述”之上的情思 是非常必要的。阿多诺说：“精神是照亮现象的光源，如果没有这种光照，现象就失之 为现象”；“如果说不显现出精神，或者说没有精神，艺术作品也就不复存在”(36)。 这其实也说明了报告文学写作中客体与主体、现象与精神的关系。在胡平的告文学作品 中，史与思是一种相因相成的共生互渗关系。胡平显然乐于顺势而发地陈述自己对事件 的看法或宣抒自己的情感态度。这既与他的批判性写作姿态有关，也与他的率直刚正的 性格和为人有关。应该指出的是，他的主观之“思”的抒发，与作品的客观的事象体系 是和谐地融为一体的。他的反讽性的议论，往往显得激愤不平，但却是必要的和积极的 ：起着升华事件的作用，也有助于强化读者对人物命运的理解和同情。
胡平表达主体之“思”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每章的开端引用思想家、作家、诗人 或传主的话(《如中国的眸子》就引用了李九莲的诗和日记，以及朱毅、北岛的诗和鲁 迅、乔治·奥威尔、巴斯喀尔等人的言论)，一种是在文中由自己直接发表议论。后一 种方式发表的议论，更能显示他的气性和人格，更有助于说明作品的事象体系，例如《 战争状态》中把“乡绅”和“干部”对比时的议论，对两种“民主”的议论，对“地主 ”的“算计”的议论等。胡平的议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具有尖锐的反讽锋芒和强烈的 质疑色彩，如《中国的眸子》中对“人民”的议论和“多数人政治”与“少数人政治” 的议论。但无论是激情性的质疑，还是尖锐的反讽，都显得气盛言宜，并不让人觉得多 余。
四“中国的眸子”，美丽的明亮的眸子
我们都知道秋瑾与刘和珍，却未必有几个人知道李九莲和钟海源。秋瑾的名字被写入 历史教科书，刘和珍的被虐杀也因为鲁迅先生的“出离的愤怒”和“血写的文字”而广 为人知，但李九莲和钟海源这两位伟大的女性的事迹，她们的比秋瑾和刘和珍更悲惨的 死，却很少有人知晓。李九莲和钟海源是因为说真话而被虐杀的。她们的遭遇，会让任 何一个天良未泯的人产生难以消释的羞耻感和疼痛感。虐杀她们是一个民族的洗刷不掉 的耻辱，而遗忘她们则是与虐杀性质相近的犯罪，让我们永远记住她们，为了中国，也 为了我们自己。
李九莲和钟海源的故事，确如胡平所言，是“悲壮而无比惨烈的”。我至今依然记得 十年前我的一位朋友读完《中国的眸子》(《当代》，1989年第三期)以后的痛苦神情。 他眼含泪水，声音哽噎，不断说一句话：“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李九莲，1946年出生，江西赣州人。喜爱读书，写诗和思考是她最大的乐趣。“她不 会残忍，她素来谦和。出身工人家庭的她很早便对给人贴政治标签的做法不以为然”(3 7)。她瞧不起优越感十足的“干部子女”，对出身不好但各方面修养很高的同学倒是很 佩服。她在班上很有威信，就是在小山头林立的兵团里，她也是各派都能认同、服膺的 “领袖”。她对“文革”的怀疑和反感，是从1967年6月29日开始的。在5天的时间里， 共有168名青年学生在武斗中被杀死。6月30日，李九莲和其他几个人去街上认领尸体。 她被眼前的悲惨情景惊呆了。她痛苦至极地问同去的朱毅：“还可以这样打吗?还可以 这样打吗?”又善良地问：“我们能不能既不放弃原则，又不打?”后来，她又目睹了更 多的悲惨场面。她终于觉悟了，对朱毅说：“再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打死我 ，我也绝不参加!”1968年3月，江西开始搞“三查运动”。李九莲的父亲只因为与别人 同名，被当作了“特嫌”。“三查”依然是一场杀人运动：瑞金杀了300人，兴国杀了2 70人。1969年2月以后，进入工厂当学徒工的李九莲，在日记里写下了对一个时代的质 疑，倾诉了自己悲观绝望的情绪：“这是什么现象呢?人们都在问，活着有什么意义?都 渴望战争，希望在战争中消灭自己。”她在给男友曾××的信中坦陈了对“国家前途的 看法”和“个人的打算”：“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 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 ，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发生反感。”曾某将这封信迅速交到所在部队的政治部。1969年5月1日，李九莲家被 查抄；5月15日，她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正式拘留审察。她在狱中受尽毒打和凌辱。 以反林彪为主罪的李九莲直到1972年7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才被释放。但她依然有罪，罪 名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到南昌、北京上诉，但无 人过问。她还作过一些别的努力，也都没有效果。她终于忍无可忍了，在与几个同学商 量之后，从1974年3月19日开始，运用大字报这种当时尚属合法的方式公开申诉。但她 已不再是为自己申诉，而是为所有在“文革”中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申诉。她严厉抨击 江西省人人自危的政治局势。她的申诉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十几个单位也通过声 明和标语的方式，表示坚决声援李九莲的‘翻案’”。1974年4月中旬，李九莲再次被 以非法方式逮捕，被捕时，惨遭毒打，口鼻流血，造成休克。4月24日夜，赣州地、市2 59个单位的干部和群众集会，涌向地委，要求释放李九莲，“请愿通宵达旦”。首都的 王府井等多处地方也都出现了“李九莲无罪”一类的大标语。1974年7月，王洪文和张 春桥召见江西省委部分常委，听取关于李九莲案的汇报。王洪文说，李九莲不是先知先 觉；张春桥则断然说道，李九莲的问题不能翻案。1975年5月30日，李九莲被兴国县判 处有期徒刑15年，报到中央，搞“凡是”的那个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的报告。李九 莲绝食73天以示抗争。在狱中，李九莲并没有放弃对祖国命运和前途的思考。从她所写 的一份份“交代”材料里可以看出，她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与六年后中共“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内容近似”。她尖锐地批评了“个人崇拜”，指出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 任”，她还深刻地分析了“党内个人专断”的成因。她的深刻、勇敢和非凡还表现在她 于1976年5月写下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她批评 了那些认为对毛泽东的情感不能有丝毫变化、对毛泽东思想不能怀疑的观点。她提出的 重要观点与两年后波及全国的那场大场讨论所肯定的命题基本一致。1976年12月，李九 莲在狱中写下铸成杀身之祸的《我的政治态度》一文。1977年12月14日，她被虐杀在一 片小松林里。尸体久久无人收埋，乳房和阴部被一个叫何康贤的“工人阶级”割去，浸 泡在盐水中……
钟海源是李九莲案中被残酷虐杀的另一位女性。她与李九莲素不相识，但她佩服李九 莲，同情她的遭遇，在大字报中公开签字表示：“李九莲，你是我们女性的骄傲”。她 以实际行动支持李九莲。她带着两岁的女儿加入到声援李九莲的行列里。她的工资因此 被单位停发了。随即，被逮捕入狱。她在狱中表现得坚强不屈。她利用一切机会替李九 莲辩护，宣告李九莲无罪。她数十次被严刑拷打，每打一回都要问：“你还说不说?你 还辩不辩?”她回答：“我有口就要说!我有理就要辩!”她于是又被打得鲜血直流。197 8年4月，她被新建县人民法院、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4月30 日在新建县执行。对她的虐杀是极其惨无人道骇人听闻的。她的肾要在她断气之前移植 给一位部队里的高干子弟，因此有关方面关照行刑的人不许打左胸。为了保肾，还必 须在行刑前给她注射一种从外国进口的注射剂。这是一种注射时让人剧痛难忍的药。一 个军人用金属针管的注射器先在钟海源腰部两侧各注射了一针，又隔着裤子在她的臀部 打了一针。最后，F营长用开花弹在她的右背处打了一松，一群军医迅速把她抬到汽车 里的手术台上。她的肾被取走了，在她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倒进池塘的血水，迅速将 塘里的水染红了……
她们两个都有一双善良、明亮的大眼睛，那是中国的眸子，那是真的眸子，那是善的 眸子，那是美的眸子。她们的生命被剥夺了，但她们的眸子依然明亮，永远在深邃、高 远的夜空，静静地注视这片浸透鲜血的大地。她们的死证明了一种制度的残缺，也足以 让我们麻木的灵魂惊觉起来，认真想想人权、人道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这类与人的生存 境况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她们以付出生命的沉重代价，捍卫了真理的价值、自由的价 值和做人的尊严。但愿我们能在她们美而善良的眸子注视下，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生活 ，充分地体验做一个自由人的价值感和幸福感。而在这一天的太阳最终升起之前，我希 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读一读《中国的眸子》，都能记住她们的名字。是的，你也许可以 找许多理由说这部作品不是“纯文学”。确实，它是既不够“先锋”，也不够“新潮” 的。但它是血写的文字，尼采曾说，一切文字中，他只爱以血书写者。布罗茨基说，索 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读了以后说他不喜欢，阿 赫玛托娃听了以后，说：“这是哪家的评价——‘我喜欢’或‘我不喜欢’?问题是二 亿苏联人民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38)说得好极了!我们现在的回答可以是这样的： 十几亿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胡平的《战争状态》，尤其应该读一读他的《中国的眸子》 。这不仅仅是为了记住那些不能忘却的，也是为了捍卫我们自己做人的权利、价值和尊 严。
作者通讯地址：人民文学出版社 邮编：100705
注释：
①宾克莱：《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马元德等译，第146页 ，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②徐静波编《梁实秋批评文集》，第161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
③胡平：《战争状态》，第1—2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④⑤同上，第3页，第49页。
⑥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梁志学译，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 。
⑦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王希苏等译，第170页，贵州人民 出版社，1994年。
⑧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第17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年。
⑨⑩(11)(12)胡平：《战争状态》，第460页、第460页、第472页、第472页、第461页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13)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第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14)(15)(16)(17)(18)胡平：《战争状态》，第314—315页、第315页、第315页、第3 24页、第348页。
(19)尼克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第134页。
(20)叶·伊·扎米亚京：《明天》，阎洪波译，第53页，东方出版社，2001年。
(21)弗·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第1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
(22)胡平：《战争状态》，第350页。
(23)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93页。
(24)胡平：《战争状态》，第442-443页。
(25)(26)(27)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建等译，第378页、第307页、第149页，商 务印书馆，2001年。
(28)(29)胡平：《战争状态》，第372页、第373页。
(30)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11-312页。
(31)(32)(33)(34)《战争状态》，第429页、第425页、第155页、第244页。
(35)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4页。
(36)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第1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37)胡平：《中国的眸子》，《当代》，1989年第三期。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 引自此文。
(38)约瑟夫·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