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文学批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若干年来，有关“中国经验”的讨论成为理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验”的提出是抵抗无孔不入的全球化的一大策略，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向本土与传统文化同归的信号。也有学者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表述，是中国文学文化自信并自立于世界的表现，因而成为全球化中的“亮点”而受到关注。还有一些学者则表达了对这一概念的无所不包，以及隐含其中的某种自我封闭意识的忧虑。本文主要从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角度，探讨“中国经验”与此种中国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首先要从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问题说起。 一、问题：“中国经验”是中国人的经验吗？ 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如果以20世纪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为标志①，已历80年，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其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多元共生的时代语境中，也愈发凸显。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以及与更加丰富的其他形态文学批评的对话与交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总体问题，体现在研究中的本质论与思维惯性的难以祛除，其中包括预设东西方的差异，一味强调西方学者对中国语境、国情的隔膜、误读，由此倾向于认为“中国经验”只有身在“现场”的中国学者才能阐释，其阐释也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威性。这里说的预设指不少研究者很少明确说明西方学者的哪些论著、观点存在着隔膜，以及原因何在，而是先验地断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也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德国学者顾彬曾经谈到他对“只有中国人才能了解中国”的不解。他认为：“要理解，必须先和被理解的东西之间有距离。只是在某事向我客观地显示的时候，我才能对它进行反思。”“否认西方人有权根据西方的材料以形成他们自己关于这个‘中央帝国’的理解，却坚持要他们使用中国术语和思想倾向，就是完全荒谬的。”②他在另一篇文章《我看当代德国哲学》中介绍说，德国哲学家阿佩尔发现，人作为会说话的有生命之物，生存在一种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因此也生存在一种世界性的进行论证、论辩的共同体中。③基于此，所谓“中国经验”应当建立在东西方交流对话的共同体中，而不是一味排斥与中国“有距离”的西方学者的有益主张；特别是，不能以这种排斥来标榜自我认识的“正宗”和“纯粹”。无论从一般哲学上还是从语言诠释学上来说，一个封闭在“我”之中的人无法认识“我”究竟是什么，就像雅斯贝尔斯说的，“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得荒芜”。雅斯贝尔斯把“交往”视为他的哲学的基本词汇，认为只有在人之间才有交往，真正的交往就是在对话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共同体”。④ 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全部文学批评工作可以看作对话；参与对话的双方或多方应当抱有共同的信念，即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寻求到真理。这一真理存在于文本之中，也存在于文本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之中。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托多洛夫那里，批评是对话，也即多种声音的汇合与交织，他将“真理”视为参与对话者为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一种调节对话有效进行的原则或机制，而不是唾手可得的某种固体存在物。他认为： 教条批评获得了批评家的独自；内在批评(以及相对主义批评)达到了作家的独白；不过是多种内在分析算术相加的纯多元论批评使几种声音并存，但却缺乏听众：好几个主体在同时表达，却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如果我们接受共同探索真理的原则，就已经在实践对话批评了。⑤ 中国现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历史上曾陷入过教条主义批评的困境；新时期以来，也屡被指摘为教条批评。其原因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不顾中国文学实情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也因为这种批评由于缺乏对话的意愿和努力，往往沦为托多洛夫所说的“批评家的独白”。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很大程度上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势单力薄之感，进而强化其面对各种批评形态风起云涌之时的防御性心态。何况如前所述，对国情或“中国经验”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与各种思想、观念及其批评形态交往与对话的基础上。 巴西学者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目前中国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次挑战，不管是对中国本身的模式而言，还是对国际上多种不同模式而言都是如此”。根据对“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之间关系的观察和思考，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验给予我们在更深程度上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而且是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最初设想的方向，这并非是一个凝固不变的理论原则，而是一个科学的、文化的并且总是大胆开放的政治探索。”⑥中国在政治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胆开放的探索与实验，并没有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得到应有的回应；相反，开放性与对话性成了中国学者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惯性的研究思路、陈旧的话语方式。在批评写作实践中，则体现为批评观点、批评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无意义重复，批评思路的分裂、自相矛盾，以及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的榫卯不接，圆凿方枘。这些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存在，但低水平的重复，牵强附会，自说自话，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显得比较醒目，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观点，如王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而提出这一观点的目的，除了继续深化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也是为了“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的问题”。⑦ 这里不妨以被誉为“新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例，谈谈理论与批评的发展与创新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理论大体有三种：一种是政治/社会批判理论，以德国自由主义者汉娜·阿伦特代表。她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纳粹德国，批判的是政治极权主义。第二种是文化批判理论，代表人物众多，马尔库塞是其中影响深远的一位。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批判的是技术理性的极权主义。第三种则是后现代语境下的消费主义批判，典型代表是法国的让·鲍德里亚，他批判的是市场理性的极权主义。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学者都先后将批判矛头指向极权主义，但各自批判的领域、对象不同，也都创建了富有特色的理论范畴和形态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批评术语。其中，马尔库塞借鉴包括马克思异化学说在内的各种思想理论资源，提出“深度的异化”或“异化的‘内化’”(唯异化非异化)的观点。他对发达工业社会作为“单向度社会”，以及人向“单向度的人”蜕变的描述、分析与批判，确实发人深省。虽然马尔库塞出于对各种社会制度的绝望而把替代的希望寄托在审美乌托邦上，使得人们对其“新马克思主义者”身份颇为质疑，但在如何确定理论范畴、问题域和研究对象，并采用与之相应的批评方法等问题上，仍然值得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者思考和学习。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三个问题是，一方面不满于当前喧闹的“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状况；另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又缺少批评实绩的有力支撑。如张炯认为，“当前确实存在一股反对和贬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从国外一直刮到国内。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的时髦说法叫做‘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或‘消解官方权力话语’，代之以所谓‘非主流意识形态’或‘民间话语’”，他对此疾呼应坚决予以反击。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处于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毋庸置疑，而由于历史沉痛的经验教训，人们对“附庸”或“服从”于主导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抱以怀疑甚至不屑的态度，虽说可能过于情绪化，却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各种“去马克思主义”批评话语之所以大行其道，除出于文艺生态的多元化需求之外，也与其各自有比较明确的问题域和问题意识并形成一定的批评形态有关。同时，由于缺乏足够的批评实绩，不满之声中应有的警醒力量会被弱化。 二、反思：让“中国经验”在中国形态中沉淀 造成上述几方面问题的主要原因，有意识形态和体制的制约而导致的思维模式、话语方式的掣肘，也有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方面的局限，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文学批评主体的创造性缺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国经验”的探索和总结，需要文学批评主体在进一步建构、完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过程中沉淀下来；换言之，“中国经验”与中国形态的建构是互为一体、同步展开的：没有成熟的中国形态，所谓“中国经验”无以呈现，也就无法与其他批评形态形成对话与交流；反之，没有对“中国经验”的敏锐洞察，中国形态将只会成为无水之源，空中楼阁。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经验”，包括“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需要在中国语境中发现新问题，在时代语境下审视旧问题。胡亚敏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创新不可能完全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完成，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它是在思考和回应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中产生的。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回答当代社会的问题”⑨。由此她提出，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全球化趋势加速的今天，如何清楚地认识和应对科学技术与消费主义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影响，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如何应对高科技的影响，如何在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之间实现发展文化产业与保持艺术精神的矛盾统一，当代艺术生产如何实现文学体制和制度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如何在消费社会中发挥引领作用，⑩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应对的新课题，也是我们从中发现、阐明和积淀“中国经验”的途径。 其次，需要从批评范式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中国形态的提出并非始自今日，不过，以往人们通常还是在“中国化”的意指上使用这一概念，将它视为“中国化”的另一种表述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意义上的中国形态接续的仍然是历史维度的研究传统，所考察的核心问题也依然是为何以及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从批评范式角度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形态，则要求我们既要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历史维度，更需要反思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孙文宪因此提出，在研讨中国形态时，至少需要有两个测度：“其一是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是否注意到中国文学活动的特殊性；继而是需要反思，当我们把中国文学的特殊性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时，这种意向或预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而第二个测度或许更为重要。(11) “范式”一词源自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指的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所共有的由“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12)。它是包括研究模式在内的一整套知识系统，并为后者提供学理背景。孙文宪认为，用范式来界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目的在于明确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中，以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展开关于文学问题的探讨。因此，能否在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上提出文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理解和阐释各种文学现象，才是判断文学批评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属性的唯一标准”(13)。以范式而不是单纯地以寻章摘句的方式来判断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属性，可以很好地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实用式的批评策略，也可以纠正既往“中国化”研究中积习已久的一些研究套路。更重要的是，范式一词内含的对知识系统的学理要求，将使中国形态的探讨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理论范畴、问题域、理念、方法等批评学理层面上，由此带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向内转”。这里的“向内转”既是指倡导“回到马克思”，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特定的知识系统内部，也是指“回到批评”，亦即回到文学批评的学理内部。(14) 第三，上述两个方面也提醒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者应当更多地介入批评写作，去面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和文艺创作，特别是对处于热点、焦点的文艺现象和作品，发表自己的意见。理论自身固然有它的创造力，但理论由于“空转”导致自身影响力降低也是一个事实。中国的当下现实及其文艺生态，事实上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间。 以新世纪“底层写作”中的“打工诗歌”为例，这样一种在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区由流水线上的打工青年所写的文本样态，究竟是诗还是“非诗”？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没有平息过。与这些打工者有着相同经历的研究者认为，它是“一种接近生活原态的写作，把底层生命的真实存在不加修饰地传达出来”，“如果从先锋诗歌的‘艺术’角度去解读，打工诗人的诗歌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不少问题，但那种发乎心性的真情实感，那种源自本真状态的致命的忧伤感，以及那种不计成败的投入精神，真让人惊心动魄”。(15)也有学者建议大家都去读一读这些诗：“先别去琢磨别的，单是他们独特的写作活动本身，就足以刺激我们麻木的心灵：还另有一些完全相同和完全平等的生命，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活生生地活着——不仅在生理延续的层面上活着，而且在生命尊严的意义上活着；不仅在抽象的人口统计中活着，而且在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活着！”(16)另有一些学者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出发，认为这些写作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事件，是因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的社会伦理因素，有“题材决定论”嫌疑，因此觉得“有必要提出‘诗歌伦理’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按照这种观点，写作者的“伦理态度、伦理价值关怀不应该表现在人云亦云的热情和具有轰动效应的题材上，而应该体现在遵循诗歌自身的逻辑，在自己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勤奋工作，将现实的各种挑战(包括对底层民众的关注)整合于文学性价值的准则规范和文学的表现力之中”。(17)实际上，后者中的“诗歌伦理”、“诗歌自身的逻辑”、“文学性价值的准则规范”等都是特定历史语境中某种文学观念的体现，却被有意无意当做颠扑不破的真理来衡量和评判一切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异己”的作品。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雷·伊格尔顿指出的，“如果说，文学是一种具有确定不变之价值的作品，以某些共同的内在特性为其标志，那么，这种意义上的文学并不存在”，“‘文学，意味着某种相反的东西：它是人们出于某种理由而赋予其高度价值的任何一种作品”。(18)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可以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介入其中，并以具体的批评写作去检验或“发明”理论，去应对前沿文学现象的挑战，去积淀文学的和批评的“中国经验”。 实践性和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相互关联的两个特征，其中也内含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自我批判与反思。作为一种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新的综合性研究，对中国形态的研讨也应当既反思已有的“中国化”及其“中国经验”研究的不足，也理应对这种“综合性”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保持自我批判精神，以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创新与发展。 ①程正民、童庆炳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总序》中说：“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同步的，它产生在以鲁迅为代表的80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中，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标志着它的形成。”见童庆炳主编：《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总序”第4页。 ②顾彬：《“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王祖哲译，载于《读书》，2007年第6期。 ③顾彬：《我看当代德国哲学》，载于《读书》，2011年第2期。 ④参见汉斯·萨尼尔：《稚斯贝尔斯》，张继武、倪梁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088年，第159～160页。 ⑤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王东亮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77页。 ⑥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想与中国经验》，载于《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0期。 ⑦王巍：《应重视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载于《学习时报》，2013年2月20日。 ⑧张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研究》，载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 ⑨胡亚敏：《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术规范和理论创新》，载于《文艺报》，2010年1月4日。 ⑩郝日虹：《探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当代构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0月31日。 (11)孙文宪：《试析马克思主义批评与其中国形态的关系》，见张三夕编，《华中学术》(第三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13)孙文宪：《范式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见张三夕编，《华中学术》(第四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14)有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探讨，除引文外，另可参阅胡亚敏的《马克思王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内涵探略》(《华中学术》第四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三问》(《华中学术》第五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以及孙文宪的《回到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理论前提》(《华中学术》第五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5)柳冬妩：《打工：一个沧桑的词》，载于《天涯》，2006年第2期。 (16)刘东：《贱民的歌唱》，载于《读书》，2005年第12期。 (17)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见谢冕、孙玉石、洪子诚编，《新诗评论》(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导言：什么是文学？》，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2～13页、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