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轨经济学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的过程，总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统一，由不发达转向发达，既包含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又包含经济的较快发展。中国的经济转轨不仅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的上述共性，更有自己的特性，这就是：第一，中国经济转轨是社会主义大国的转轨，而不是一般发展中小国的转轨；第二，中国经济转轨是多重目标的转轨，而不是单一目标的转轨；第三，中国经济转轨是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这一大背景下的转轨，而不是各国经济相对封闭条件下的转轨。而且，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转轨，又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转轨，尚无先例。为此，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特色或研究中国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研究，只能从中国这个大国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实践出发。
近十年来，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也是前沿问题，其代表性论著有：《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注：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注：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转轨发展理论》（注：厉以宁著：《转轨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年版。）、《过渡经济论》（注：景维民著：《过渡经济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色》（注：江春泽：《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色》，《世界经济文汇》1996年第11期。）、《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注：陈宗胜：《中国经济运行的大背景——双重过渡》，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和《过渡经济学范式述评》（注：张宇：《过渡经济学范式述评》，《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5期。）等。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前瞻性和创新性研究，为新兴的学科——中国转轨经济学或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初步基础。
一、明确了中国的转轨或转型是一种双重转轨或转型。按照传统经济学的定义，这种转轨或转型是狭义的，即指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简言之，也就是从计划到市场；而现在大多数学者则认为，中国的转轨是广义的转轨，即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双重转轨或双重过渡，也就是不仅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用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置换，而且还要实现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
二、分析了中国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转轨经济学是比较经济体制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中国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是一种过渡经济，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变迁理论（包括基础性制度变迁和次级制度变迁），也就是以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中国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主要依据，特别是运用新制度学派中交易成本理论分析这种转轨或过渡的内涵。有的甚至认为过渡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很强应用性的制度发展经济学（注：参见刘文革等：《过渡经济学及其关注热点，中国与俄罗斯改革比较》，《经济学家》2000年第3期。）。此外，还有的学者从“市场过程”理论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以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的成功与不足，探讨了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局限性问题（注：参见王长青：《中国“过渡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家》1998年第2期。）。
三、探讨了中国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大多数论著从双重转轨的特点出发，以制度变迁理论为依据，初步设计了中国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对这种理论框架，有的表述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体制转换模式的战略选择，模式转换的具体途径与速度转轨方案的比较，各国转轨方案与其具体国情的关系，转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经济稳定的关系等；也有的表述为：研究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和体制运行的一般规律，二元结构转换与双轨制改革构成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研究主题和主线；还有的概括为：过渡经济论—目标、道路与制度。
四、比较研究了转轨经济学或过渡经济学的各种模式，特别是中国与前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的特点。如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剧变和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成功引发了一场关于改革方式的大讨论，出现了平均主义、比较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进化理性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特殊改革方式论和整体政治学范式等8种过渡经济学范式。
二、转轨目标
中国经济转轨是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发展中大国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为基本方向，以经济体制开放式转轨为中心环节，包含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的全方位多重目标转轨。
所谓经济体制开放式转轨，是指中国经济转轨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以对外对内开放为前提，并伴随着对外对内开放的进程而进行的。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加快对外对内开放的论述，并不少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论述。他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他从来也是把市场取向改革和对外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在1989年六四风波后国内外有人对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发生怀疑时，他不无针对性地指出：“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不言而喻，没有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改革，市场取向改革实质上也就是开放式经济转轨，是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转轨。
中国经济转轨目标的特色，具体体现以下五个方面：
1.体制转轨：两个方向并行推进。
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前提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两个并进的方向是：其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推进；其二，由停滞封闭向全面开放推进。
体制转轨两方向并行推进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也就是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新型“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
2.产业转轨：工业化是中国不可逾越的阶段。
这里讲的工业化，不是传统经济学定义的狭义工业化（即制造业的发展和变革），而是包括工业，并且是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注：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阶段，其基本标志就是在大力推进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轨。
(1)农业本身要向现代农业发展，成为用现代工业、现代科技武装的农业。一是要始终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二是农业发展要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改变生产条件。三是农业要逐步实现以适度规模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个飞跃。
(2)加快农业工业化进程。不论是何种模式的乡镇工业企业，在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改革脱困后，都有一个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问题。
(3)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互相融合和一体化。必须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合，不是两大块工业的地域拼凑式结合，也不是那种缺乏合理分工，低水平重复上的结合，更不是行政干预下的结合。
3.发展转轨：两个发展方式转变兼顾。
这是指中国经济转轨中，要注意兼顾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两个方面的转变。经济发展一定要有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等于经济社会发展。象中国这样原有基础落后、百业待兴的发展中大国，在经济起飞初期集中精力促进经济加速增长，是解决生存问题的最起码要求，也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一个初步的基础，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长期过分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粗放型的增长，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摒弃单一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中国来说是唯一选择。第一，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尤其不能以牺牲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要求，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第二，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关系上，不可能也不具备条件重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
4.战略转轨：是跳跃式而非追赶式发展战略，是综合型而非单一型开放战略。
战略转轨具体包括发展和开放两个方面转向：
(1)发展战略从循常规的追赶战略向超常规的跳跃发展战略转向。超常规的跳跃发展战略与循常规的追赶战略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不照搬别国，不重复自己，不按部就班，发挥本国优势，上台阶、波浪式的快速发展；而后者则是一种或基本上照搬别国，或重复自己，按部就班的低速发展。中国经济转轨中应实行跳跃式发展。
(2)开放战略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向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总体发展战略转变。发展中大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对外开放和国际贸易既要摒弃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战略，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战略，将本国产品置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环境之中，又不能片面强调和全面推行外向型经济战略。
5.文化转轨：逆现代化文化传统向顺现代化文化观念转变
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具有两重性。特别是由于近代的闭关自守，中国与世界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相隔绝，以至不能不形成与现代化潮流相违逆的一些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如果说故步自封、闭关自守是西方产业革命后中国长期落后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因素，那么，夜郎自大、唯我独尊的文化传统是中国科技落后，愚昧无知的思想根源。在中国转轨初期，影响、制约以经济体制为中心环节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文化思想因素，虽然确有一种全盘西化、盲目引进的倾向，但主要的倾向，仍然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本能地抗拒现代化潮流的传统文化观念。
三、转轨阶梯
以经济体制开放式转轨为中心的发展中大国全方位转轨，必将经过一系列阶梯或中间途径。只有经过转轨阶梯，包括农村阶梯、特区阶梯、先富阶梯、价格阶梯、渐进阶梯等，才能达到转轨最终目标。
1.农村阶梯：以农村改革突破取得市场取向改革的经验
中国从农村改革取得全面推进市场改革的经验，这是一种从旧体制薄弱环节突破的有效办法。农村体制改革仅用几年时间，就初步解决了农村脱贫，保证了农村稳定，并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这个阶梯成功的运用，具体表现在：
(1)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就是从80%的人口在农村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由此很快地解决了两大难题：一是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的温饱问题。二是保证了农村的稳定，进而保证全国的稳定。
(2)放权从农村开始，给农民和生产队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农村进行的放权改革，至少比对城市企业全面放权早五年以上，从而率先调动了集体农业基层单位和广大农民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的积极性。
(3)打破“大锅饭”体制从农村开始，广泛实行了农户家庭经营体制。在对农民和基层单位下放生产经营权基础上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于实行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农户私人拥有除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实际上是一种农户经营体制，也就从根本上破除原来集体农业的“大锅体”体制。农业家庭承包对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特别是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4)发展非农产业从农村开始，引发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实行农户经营责任制后，农民的劳动时间和资金的剩余，为农民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创造了基本条件，这对传统的城市二元结构是巨大冲击。
2.特区阶梯：以特区试点取得全面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国大陆和一些非大陆地区实行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转轨从这一实际出发，采用了特区阶梯形式，通过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某些方法，来推动我国多层次的对外开放和全面经济改革。这种特区阶梯包括三个层次：
(1)第一层次，即“一国两制”特区：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如香港、澳门和台湾，是已经和将要采取这种形式。实行这种形式，前提是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即全国十几亿人口以上的大陆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实行资本主义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特区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2)第二层次，即改革开放特区：如沿海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五个特区。这种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建设上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所有制结构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形式，经济活动在中央宏观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予以优惠和方便，并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这几个特区很快起到了对外开放窗口（包括技术、管理、知识和政策的窗口）的作用，同时各方面经济改革都比全国先行一步，为逐步向全国推广提供了经验。
(3)第三层次，即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确定的天津、上海、大连、青岛、福州和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其范围涉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和闽南、广西等。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开放特区在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窗口、基地和经济改革试验区方面，作用是相同的，只是不能享受经济开放特区的全部特殊政策，可以说是一种次级的改革开放特区。
3.先富阶梯：以部分地区先富探索先富带后富，全国共同富裕的新途径。
先富阶梯作为一种先富体制试验，是从中国各地区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在一部分基础较好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发展的突破。这种先富带后富，全国共同富裕的新途径，其必然性和成功的可能性在于：
(1)平均主义发展只能带来共穷，有先富才能为共富创造条件。先富阶梯的作法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地区。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是先进地区的一个义务，而且也符合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
(2)优势致富，先富带后富，是加速发展、共同富裕的捷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是优势致富，是政策致富，是技术致富，它必然产生极大示范力量，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也富裕起来，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
(3)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富是全民共富，能够避免两极分化的共富。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条件下，中国对先富地区、先富个人均有调节和限制，如对先富起来的地区，就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来大力支持后富地区。
(4)就全国总体讲，先富带后富主要是沿海带内地，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全国各地区共同富裕的基本构想：“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沿海战略和在20世纪末开始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体现和贯彻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
4.价格阶梯：以价格闯关促进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价格体制改革不仅是大国宏观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从传统计划经济秩序向市场经济新秩序转轨的关键环节。中国经济转轨中价格阶梯的成功，在于对传统计划经济体系的关键环节——旧价格体制攻坚，以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实现与世界市场接轨。
(1)传统价格体制是阻挠大国经济转轨的几大难关之一。从中国经济转轨在宏观领域则要过好价格体制、工资体制和投资体制几大改革难关，特别是价格体制关。不彻底改革国家统一定价的价格体制，就必然违反价值规律，工商企业和广大农民就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就会长期维持购销价格倒挂，国家每年要背着几百亿元补贴包袱，从而制约了改革和发展的进程。
(2)价格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为目标的一项重要转轨工程。如果不理顺价格，不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价格秩序，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中国分两步实施价格转轨工程：第一步理顺生活资料价格；第二步理顺生产资料价格，并实行价格双轨并为单轨，全面放开价格，面向国际市场。
5.渐进阶梯；以渐进攻关实现改革与发展的协调推进。
中国转轨中渐进阶梯的作用主要是推动和保证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平稳过渡。转轨阶梯的成功，不仅仅是把渐进看作一个转轨运行方法，更重要的在于渐进方法与转轨目标有机结合，形成了一种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渐进转轨战略。
(1)转轨目标定位：积极稳妥，渐次逼近。中国转轨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个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分为近期、中期等阶段目标。从中国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发展和改革均不平衡的实际出发，通过逐步实现近、中期目标，进而向最终目标逼近。这样既有利于积极主动地推动市场取向的改革，又不至于犯急于求成、欲速不达的错误。
(2)转轨目标实施：稳中求进，改中求进。中国转轨从第一天开始，就注重在稳定的大环境中推进改革，发展经济，重视改革与发展、调整相结合，体制外改革和体制改革相结合，局部突进与整体渐进相结合。
四、转轨攻关
中国经济转轨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转轨，难关很多，“难”在要面对并要处理以下若干对矛盾。
1.中央调控与地方分权的矛盾。
(1)大国转轨既要向地方放权，又要加强中央权威，反对诸侯政治和诸侯经济。中国有30余个省、市、自治区，要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就必须在计划、财政和外贸等方面给予较多的自主权，加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对地方、企业放权让利，不能不是大国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仅仅向地方放权让利还不够，越是改革深入，越需要中央及时有力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当改革和发展中出现了诸侯政治、诸侯经济倾向时，一定要加强中央政府的调控，反对和制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行其是状态。
(2)大国转轨时期的中央调控，是在“放”的基础上的新型宏观管理。这种新型宏观管理根本不同于转轨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一是中央调控的基础不同。它以数年的对下放权、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为基础，是一种以“放”为前提的中央调控，而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央集中绝大部分资源要素，基本不对下放权的中央调控；二是中央调控的手段不同。它实行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要内容的间接调控，而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行政干预为主，对人、财、物力等资源要素实行的直接调控。
(3)社会主义大国中央调控要发挥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势。在转轨时期，中国的中央调控还有其独特优势。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效率较高，能够很快对大事作出集中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所决定的。这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对改革开放方面的大事一旦作出决议，就能很快执行，不像西方“三权鼎立”、“两院制”犹如三个政府那样多方面受牵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2.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
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二者互相渗透，密不可分。中国转轨从体制改革开始，主要也是在经济体制中进行，但又不能不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1)大国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推进的一个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党政分开，解决执政党如何善于领导经济的问题。二是权力下放，即向地方、企业和生产者放权。三是精简机构，重点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办事效率。
(2)经济体制改革推进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这种配合的必然性，不仅在于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二者难以截然划分，有些方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本身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同时还在于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改不通。不改革滞后的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继续推进，也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的成果。
(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不能照搬西方民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国情，也是前提条件。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步骤，实行以调动最广大群众积极性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能搬用资本主义国家“三权鼎立”等。
3.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开端和突破口，也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经验，二者有共同的一面；但二者改革的主攻方向和基本形式毕竟不同。在进入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阶段后，二者矛盾必然凸现。中国转轨比较成功地处理了城乡两大块体制改革的矛盾。
(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比，不能不具有先行性。一是农村经济体制是转轨前整个计划经济体制链条中比较薄弱的一环，不像城市计划经济体制那样盘根错节。二是农村人口占全国80%以上，对改革“一大二公”公社体制的要求比较强烈。三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简便易行。
(2)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不能照搬农村体制改革的具体作法。一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有一部分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相交叉，也就是涉及到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二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改革面广量大，而且相互牵制。三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千家万户工资收入者的利益，必须谨慎从事。
4.经济改革龙头与经济发展龙头的矛盾。
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一直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此外，京津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全国也举足轻重。转轨后，改革先行的试点大都在华南这些原来经济发展中等水平乃至不发达地区，这就带来了一个经济改革龙头与经济发展龙头的矛盾。
(1)改革初期，主要从地理因素出发，在毗邻港澳台的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开放特区，形成经济改革的龙头地区。这几个特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先行作用。而且，由于这几个特区改革前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如果成功了，将会极大地增强全国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
(2)改革中期，注意在经济发展龙头地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使之成为新的改革开放特区或次特区。但是，经济发展龙头与经济改革龙头不能长期分开，只重视新兴的经济改革龙头，否则会导致经济发展龙头萎缩，推迟、延误全国更大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对外开放和发展。进入改革中期后，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二是开放浦东，使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发展龙头成了最大的经济改革龙头。
5.产权改革与机制转换的矛盾。
(1)从“两权分离”到“产权清晰”是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两个阶段。国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造就了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的基本条件，使单一的国有国营形式变成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多种经营形式。“产权清晰”标志着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化：不仅在于用现代公司制度改造国有企业，同时还在于这是在“政企分开、权责明确”基础上的清晰。
(2)大力推进广义机制转换，即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包括股份制、证券、股市等）的转换，是中国产权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中国转轨初期，重视狭义的机制转换，而进入转轨中期后，重点是推进广义的机制转换，以促进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
五、转轨模式
中国经济转轨模式，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为基本方向，由转轨运行规则、转轨运行方法和转轨运行效率三个部分所组成的一种模式。
1.转轨运行规则：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制度的有机结合。
(1)“结合”的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由传统市场经济向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转变，都要以现代市场经济为目标，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社会主义的。
(2)“结合”的基本内容是重新构造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只有它们二者的长处结合，才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这就要求作为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敢于大胆利用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实践中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重新构造与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
(3)“结合”的具体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中国经济转轨，改革那种计划经济与传统公有制相结合，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实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为主体相结合的新体制，具体形式就是吸收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包括吸引外资，发展“三资”企业；大力推进股份制，改造公有制企业；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在一起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发展等。
2.转轨运行方法：稳中求进与改中求进相结合的渐进方式。
(1)稳中求进注重改革分段实施，分步到位。一是明确改革的中近期目标与长期目标，先把重点放在近中期目标上，以近、中期目标的实现向最终改革目标推进乃至逼近。二是在近、中期改革目标中，确保初战必胜。这就要求必须在作好充分准备，并选好突破口的基础上打好初战。三是实行分段实施、分步到位的“稳”，是为了“进”。“稳”是手段，“进”是目的。“稳”是要准备充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急于求战，而不是要求改革只能在平平静静中进行，没有任何风险。
(2)改中求进注重改革从外到内，从浅到深。“改中求进”主要体现在前述“四个结合”上：改革与发展、稳定相结合，改革与发展、调整相结合，体制外改革与体制内改革相结合，局部突进与整体渐进相结合。
3.转轨运行效率：实现经济上台阶、波浪式的跳跃发展。
(1)提高转轨运行效率，实现跳跃式发展，是中国建设中等发达国家，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选择。转轨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二百五十美元，与人多地大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也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此，改革伊始，就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其中第三步是在21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可以说，建设中等发达国家，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既是提高中国转轨运行效率，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中国转轨运行的必然选择。
(2)“发展才是硬道理”要体现在提高转轨运行效率，实现上台阶的跳跃式发展上。对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首先就要体现在转轨运行效率提高，经济上台阶的跳跃式发展上。中国这个大国尤为如此。转轨运行效率提高，经济上台阶的跳跃式发展的基本标志是没有水分的快速而又持续的经济增长。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正因如此，1984～1988年、1993～1997年这种上台阶的跳跃式发展，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3)提高转轨运行效率，保持跳跃式发展，要防止速度滑坡，争取可能的适当速度。中国这类大国转轨运行中，一个时期难免出现增长速度起落的现象，因为跳跃式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但要防止大起大落的速度下滑，以免影响转轨运行总的效率的提高。这就要求注意处理好两方面的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经济调整的关系。在改革或发展中出现问题后，及时进行调整是很必要的，但无论如何也不能使经济萎缩，凡能积极争取的适当发展速度还是要努力争取。二是高速增长与快速增长的关系。一般来说，转轨初期，由于原有基数较低，在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可能有一个时期的高速增长，但不能要求始终保持这种高速增长，从长期来看，只能是保持在一定基数上的适度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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