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文明论文,河中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1)03-0005-14
当21世纪的历史帷幕徐徐拉开，人类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舞台上即将上演更加辉煌灿烂的活剧的时候，十分有必要把社会主义放到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加以科学、深入地考察。换言之，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来认识和考察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谓以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考察社会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透过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规律，进一步认识和论证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制度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必要性；其二，适应人类文明社会发展趋势，进一步探索和开拓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道路。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探索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建设道路，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历史合理性和时代必要性这样一个逻辑前提的科学论证；论证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和时代必要性，其直接价值目的是要在人类现代文明基础上更科学地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更精当地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大厦。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精辟提出要深入解决“四个如何正确认识”，首要的是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个现实的而且是长期的重大任务。把当代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放在人类文明历史长河的大视野中加以深入的研究和考察，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题中重要之义。
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客观依据
在20世纪人类文明大舞台上，社会主义文明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和影响全局的角色。尽管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中伴随着众多的坎坷与曲折，尽管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文明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和挑战，但是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一种足以与资本主义文明相抗衡，并终将以自身的成熟与发展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兴社会文明形态，它对20世纪人类文明进步的启发和推动，对21世纪人类文明趋势的展示与张扬，已经成为毋庸置疑和无法否定的事实。20世纪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瑰宝，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当代社会主义所以具有创造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于它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历史进步。
17、18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美大陆迅速崛起，取代了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有力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乃至社会文明。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深刻指出的那样，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同时，世界市场的不断开拓，“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1](P276)总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得以深刻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得以提升自己的文明素质，在客观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进程。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资产阶级组织市场经济的狭隘目的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关系物化、传统道德退化、人的本性异化、社会矛盾剧化等等接踵而至的严重社会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文明进程成为一种伴随着掠夺、奴役、盗窃、杀戮，浸透着血与泪的残酷进化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无法超越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狭隘性。资产阶级在创造着社会文明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社会文明进程。这种自相矛盾和二律背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高层次、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必将被更高层次、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所取代的历史性的合乎逻辑的证明。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之处正在这里。空想社会主义注重于从道德和价值的层面抨击资本主义建构美妙的“乌托邦”大厦，而难以从社会制度的层面揭示社会文明进步的规律。他们虽然天才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但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经济根源；他们虽然强烈地要求埋葬资本主义，但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他们虽然热烈地憧景着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但却找不到通向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总之，空想社会主义“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1](P304)，但却不具备科学的实践的品格。而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真正把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置于科学的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第一，唯物史观破解了“历史之谜”，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P32-33)。正是在这一客观规律的支配下，社会文明进步呈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P33)。这种对抗不是个人的对抗，而是阶级的对抗，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2](P33)。因此，历史地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必然要历史地走向灭亡，为更高层次的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所代替。第二，剩余价值学说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从而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入手，以精湛的经济学分析说明，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是一种雇佣劳动关系。资本家与工人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劳动力也是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个超额就构成了剩余价值；而资本则是“死的劳动”，它的生命靠不断吸取“活的劳动”的鲜血即剩余价值来维持和发展，吸取得越多，生命就愈活跃，继续吸取剩余价值的能力就愈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是资本主义独特的剥削形式。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一基本规律的支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必然走向对抗。资本主义文明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创造了“它自身的掘墓人”。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284)。第三，两个伟大发现，两个铁的规律，为社会主义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抗拒的科学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文明不是人们观念形态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自然历史过程”，必须摒弃各种先验的模式。正是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高点上，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在本质上代表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因而它内在地充满着无限生命力。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富有强大生命力，取决于这样几个内在要素：第一，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它所有制经济成份，这就既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又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从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社会主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第二，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相统一，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充满着无限生机和活力。第三，社会主义坚持以社会公平和平等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更具有人的内在活力。第四，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特性和战略，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向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政治文明的目标迈进，由此，社会主义有能力消除一切旧制度下所特有的贪婪、腐败、堕落现象，使社会在文明健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总之，社会主义的无限生命力，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内在具有的，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必然表现。
应当指出，社会主义文明的生命力绝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原则上的，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种长期实践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向来认为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存在于革命的社会实践之中，实践是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唯一源泉，是永葆社会主义生命力的强大动力。例如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恩格斯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3](P676)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明确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P443)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还是理论与实践，都反复说明，只有坚持实践，坚持改革，在改革与实践中寻求能够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体现、实现和张扬的具体体制、制度和途径，社会主义生命力才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才能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地前进。这也正是我们正确破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的历史之谜”的最重要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局面的形成，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人们对社会主义文明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必要性的怀疑和诘难。只要我们以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文明进程，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有着复杂的、综合性的原因，其中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扭曲理解而导致现实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萎缩乃至消亡。其一，用静止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陷入教条化、模式化的泥淖。其二，脱离时代的变化和本国的国情，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短暂的过渡过程，从而导致急于求成的路线、政策，使现实社会主义失去了社会广泛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其三，把许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强加到社会主义名下，实际上搞了许多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这些错误的理论及其后果，反过来又极其严重地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偏离了正确方向。其四，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经不住和平与执政的考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和部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阶层，由此造成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严重误解和疏离，使现实社会主义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根基。以上几个方面，足以消解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以至扼杀社会主义的生命。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制度的终结，而是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失败。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有力说明，只要我们以实践的和发展的观点对待社会主义，使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与时代相吻合，与实际相适应，社会主义就一定会生机勃勃地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程是任何外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现实选择
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进行现实批判的过程中，历史性地提出这样的问题：比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更高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应当通过怎样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才能构建起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揭示和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剖析，顺理成章地得出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产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全部内容的结论。人们在逻辑演绎中设想，在社会直接掌握生产资料的前提下，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直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直接分配社会产品，不再需要商品和市场这个中间环节，这样就可以避免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矛盾，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显然，这是一种非常理想化因而是非常吸引人的经济体制，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直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本质特征，甚至当成不容怀疑、不可动摇的圭臬。这样一种传统理论，造成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固定观念和思维定势，造成了对计划经济的崇拜和对市场经济的禁忌心理，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陷入了严重的认识误区。在经济、文化都还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拒绝和排斥市场经济，其结果不仅造成了生产力长期缓慢发展，而且滋生了诸如平均主义、懒惰现象以及假公有制之名的腐败行为等等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程。
社会主义现实中的问题，促使人们逐步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实现道路。从20世纪60年代陆续开始的东欧各国改革的萌发，到70年代末中国波澜壮阔改革的兴起，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几乎无不从挣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羁绊开始；而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首先又要求社会主义理念上的突破。于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问题被历史性地提到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上来。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探索，具有了更加深刻的社会文明意义。我们也只有站在社会文明发展趋势和社会主义文明道路选择的高度，才能更深层次地认识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创造性意义。从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客人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到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的精辟结论；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首次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了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新突破、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构想，到十五届五中全会确立21世纪初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坚持不懈、卓有成效的探索，生动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邓小平理论和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其精髓在于：把在经济、文化落后基地上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脱胎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加以严格区别，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与社会直接占有产品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节加以严格区别，打破对计划经济的崇拜，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所共有的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有效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我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这一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理论，揭示了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有效途径，这无疑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理论的一大创造性贡献。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由衷选择，从本质意义上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规律的再现。关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规律，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最基本的划分是以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所有制性质作为根本标准，而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从其经济形态的本质上说属于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然而马克思还有一种社会文明进程划分的标准和方法，这就是对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作进一步抽象，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或社会关系上进行划分，由此把人类社会归结为三大社会形态：人直接依赖于人的社会形态；人直接依赖于物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曾对此作过细致阐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P104)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划分，是以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程度为依据的。第一大社会形态，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极其低下，人受自然界奴役。于是，人们只有相互依赖，结成某种共同体（如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氏族、部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农业公社和城市公社等），才能生存下去，才能更好地与自然界作斗争。共同体的存在，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在所有这些共同体内部，“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6](P94)。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自然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自然经济逐渐为商品经济所代替。商品经济所以成为取代自然经济的巨大社会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经济的巨大社会功能，这就是，商品经济从根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交往，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商品交换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大大超出了单纯买卖的范畴。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比自然经济高一个层次的经济类型，它创造着比自然经济更高的社会生产力，从本质上推动着社会文明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正是依靠着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的。第三大社会形态，是产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形态下，“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7](P218)。这是比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它的基本特征是个人的全面发展，自由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既成为自然的主人，又成为社会的主人。显然，这一高级社会形态的完全实现，必须建立在商品经济完全为产品经济所代替的基础之上。这种代替，不仅不是人为地限制、取消商品经济，恰恰相反，而是依靠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因为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不可避免和不可超越的。人类社会是一个有序的渐进过程，人们绝不可能从局部范围的、能力有限的自然经济一步跨入世界范围的、充分发展的产品经济。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必须以商品经济为中介，依靠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形态是社会化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发达商品经济的社会运行形式。没有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造成充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造成人们普遍的世界联系、多方面的需求和全面的能力，从而也就不可能造成完全的产品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条件。“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其发达形态的市场经济）→产品经济”，这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三大依次递进的经济类型。在这种历史发展中，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既是第二大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同时又是自然经济向产品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它在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上述社会发展规律表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而且存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只要第三大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得以建立的前提——高段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还没有形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有存在并继续充分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属于市场经济类型下依次递进的不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同属于市场经济启动和推进的社会文明，不过是两种社会文明所依托的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不同罢了。现代社会化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高层次上向前发展，从而最终过渡到第三大社会形态——以完全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动力。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地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处于后发展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程，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脱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而是脱胎于相当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产生了我国社会生产方式和生话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特殊性，决定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极不平衡，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在比较广泛的领域占相当比重。然而，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我们却以产品经济为目标模式，主要靠行政手段建立起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这就更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因此，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促进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促进简单商品经济向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发展，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迫切的历史任务，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内在的历史要求。
在当代中国，选择市场经济加快社会文明进程，必须深入回答和解决相互关联的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能不能结合？其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意如何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探索和回答这两个基本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将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进行下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体：社会主义是基本制度，保证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向，调节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抑制市场的某些弱点和负面效应，从而使广大人民在市场经济中共同受益，通过市场经济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市场运作机制，起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合理地调节和分配社会资源，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形态，它不仅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问题，而且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代化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从而开拓了一条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新型道路。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根本无法结合，要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搞私有化。这种观点不仅违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和宗旨，而且违背了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诚然，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空前繁荣，但这绝不等于说，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专利品，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就只能是私有制社会。现代经济规律表明，市场经济既可以与私有制结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公有制结合在一起，由此构成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市场交换的所有制结构，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如果市场上只有公有制经济，只有国有经济，而无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多元的利益主体，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以多种经济利益为纽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反之，如果市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是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占据不了主体地位，甚至实际所起的作用不断被削弱，那么这种市场经济一定是低层次、低水平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在高水平上的文明进步，最终还会形成经济、社会现代化的阻碍力量。
党的十五大报告通过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上作出了重大理论突破，这就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深化所有制改革。其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其二，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其三，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其四，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其五，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大的理论创新，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机制，是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指南。
有人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这在理论原则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实践中看，国有企业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问题，则很难有大的突破，不啻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种说法，既忽视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性质所有制形式相结合的特点，又忽视了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功能。首先，国有企业的终极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前者不能完全代替后者。就其终极所有权而言，国有企业资产无疑属于全民所共有，但如果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角度看，它又具有排斥企业之外所有社会成员、实现企业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属性。这也就是说，不同的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构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各个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这正是国有企业可以而且必须同市场经济相结合，国有经济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内在原因。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从根源上说，体现的是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联系。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私有还是公有，只要在社会生产活动中个别劳动不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只要存在着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差别与矛盾，市场经济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国有经济作为一种个别劳动，它要转化为社会劳动，就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实行市场机制。再次，国有企业与现代市场经济，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这是两者可以结合的物质基础。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市场机制，都必须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有了充分发展，才能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发展规律都表明，公有制比私有制更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更能容纳现代生产力，因而更能与现代市场机制相结合，创造更加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呈现出日新月异加速发展的趋势。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需要国家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代表全社会的利益，作为特殊的经济实体，直接参与经济生活，调节社会供求总量的平衡，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同时，国有经济更有利于集中资金，采用先进技术，投资一些风险大和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行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尖端效应和规模效应。总之，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在现代经济市场化进程中更能发挥优越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经济在总体上不断增长的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的同时，对于部分国有企业面临的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竞争乏力、后劲不足等严重问题和困难，也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时候，必须明确：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由于搞市场经济而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企业的经营机制、管理体制以及生产经营方式中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相悖的某些弊端所造成的。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深重影响和束缚，不少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虽然早已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但企业自身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行为方式上却未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未能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和约束的机制。同时，技术陈旧，经营方式落后，以及某些政企关系没有理顺，也是造成部分国有企业活力匮乏、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解决国有企业的困难和问题，根本途径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同时依托现代市场经济改造粗放型经营方式，改造政府管理企业的体制和机制，把国有企业真正溶入经济市场化大趋势之中。
体制改革与制度调整：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建设机制
在20世纪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交响乐中，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与调整，无疑成为一曲主旋律。从50年代初期南斯拉夫改革的萌发，到50年代中期波兰、匈牙利等国改革的兴起；从前苏联改革的曲折，到社会主义中国改革的成功，生动展示了改革在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强大历史作用。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的英明预示，被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赋予了深刻的时代内涵。尽管改革犹如逆水行舟，几经沉浮，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甚至由改革导致了社会制度的转型和国家的解体，但是改革与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毋庸置疑的事实。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和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把这种逻辑联系提升到理性的高度。邓小平改革思想包括以下丰富的内涵：(1)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种改革，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要通过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生产关系的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还面临着通过自身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历史性任务。(3)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社会主义面临现代新科学技术革命和各种政治势力以及思想文化严峻挑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坚持改革，就没有出路。(4)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社会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还有相应的其他领域的改革。各方面改革必须相互配合，协调发展。(5)改革必然引起开放，促进开放，开放也是一种改革。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上述这些着眼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改革思想，深刻揭示、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规律，不仅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拓展，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伟大复兴，具有历史性的指导意义。体制改革与制度调整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建设机制，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各个层面：
第一，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和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文明大厦，归根到底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坚实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改革这一新的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动力作用。因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的生产力发展，也不是一种完全的顺运行过程。由于照搬“本本”和外国模式所产生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而滋生的某些官僚主义体制，对社会生产力产生严重的制约、阻碍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时间存在的逆运行现象。不对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制度进行根本性革除，作为生产力首要因素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生产力中其他要素也不可能得到合理配置和利用，这就必然造成生产力发展与体制、制度之间的尖锐矛盾。因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8](P370)。这是从历史情况来分析。而从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趋势分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以改革作为动力。就生产力的基础和发展水平看，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迅猛发展的世界性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新科技革命是一种新生产力，它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既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又是一种良好的机遇。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它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关系[3](P322)。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以知识为内涵的新生产力日趋崛起，要紧紧跟上新科技革命步伐，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获得新生产力，从而在新生产力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就必须彻底改革一切与新生产力的采用不相融洽的僵化观念和陈旧体制。否则，旧的观念和体制就有可能成为新生产力的障碍，从而坐失良机，拉大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被现代科学技术潮流所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坚持改革，改革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在当代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第二，改革是解决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文明进程是一种不断地解决矛盾、转化矛盾的过程。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脱离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企图靠生产关系“大过渡”和上层建筑“大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的理论和路线，由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践，严重阻碍和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找到了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改革解决社会矛盾的正确道路。改革之路的鲜明特色是始终把生产力作为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本依据，作为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中心环节。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密切适应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要求；生产关系改革必须始终把生产力的主体——劳动者放在首位，通过各种有利手段和有效途径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生产关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积极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创造积极的政治动力和有利的政治条件。我国新时期20多年的改革历程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正是在坚持这种正确方向的改革中不断得以解放的；社会矛盾在改革中化解，结果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三，改革是突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增生社会主义活力的锐利武器。由于教条主义的顽固影响和缺乏成功的经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传统的橥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其主要特征是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论断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把若干并不适合落后国家实际情况的理想化的理论原则当成在短期内可以实行的方案，这就产生了理论原则与实践效果的尖锐矛盾，产生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化期待与实际性体验的强烈反差。这种在“本本”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向了反面，严重滞障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实质性教训正在这里。我国新时期改革成功的根本奥秘和历史性意义也正在于：着眼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现实实践的理论思考，着眼于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如磐石，社会主义事业生机勃勃向前发展的真谛。可以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波澜壮阔、逐步深化的改革实践，我国就很难冲破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羁绊，社会主义也就很难在新的实践中获得新发展。改革是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中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不断突破僵化、超越自我的最重要动力。
第四，改革是带动社会主义更加走向新时代的“火车头”。当代社会主义面临着诸多外部因素的严峻考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是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既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快地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同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西方国家在科技、经济上占优势也对社会主义形成强大压力。二是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高科技的广泛应用，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尤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社会形态的发展提出了以往所没有的新课题。三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虽然没有改变，但在具体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若干改革与调整措施，创造了一些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同时使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这几个方面的外部因素，都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必须密切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积极吸纳新科技革命成果，大胆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因素。这就需要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对外开放是当代社会主义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一个本质要求。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社会主义与外部世界孤立起来，甚至对立起来，那就很难使社会主义适应时代，甚至有可能陷入迷惘和困境。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吸纳现时代的文明成果，必然提出刘传统制度和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历史性任务。社会主义要适应新的时代，吸纳新的生产力，就必须改革一切与新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改革是带动社会主义走向新时代、走向更广阔世界文明的“火车头”。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价值目标
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更加具有历史合理性和人文目标性的社会主义社会，更应当把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正是这样不断地昭示人们，是否立足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程度。当社会主义社会别无选择地走上了经济市场化道路之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就愈益紧迫地提到了社会主义文明进程上来。
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和组织形式，市场经济历来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明紧密相联系。社会制度的优劣，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而且深刻影响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能否有持续的后劲和张力。任何社会，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经济增长绝非社会发展的唯一内容和动力。经济增长特别是一种新经济体制的建构和新经济形态的生长，必然涉及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广泛的社会领域以及思想、意识、道德领域，要求社会机体从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素质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始终保持健康的势头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平等、安全和文明。否则，社会文明与经济增长错位，社会文明滞后于经济增长，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关系暂时失衡现象就有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乃至酿成某种社会危机，形成经济发展特别是新经济体制生成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障碍，往往要比来自经济自身的障碍要严重得多，也顽固得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所启动的社会转型任务尚未最后完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尚存在着众多不平衡因素，社会转型中的诸种社会矛盾尚很复杂甚至很尖锐。在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时期，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问题，尤其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全局问题，不可有须臾忽视和丝毫懈怠。针对现实市场经济对社会文明的复杂影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推进我国社会文明进程中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以下社会文明运行机制。
第一，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允许各种经济实体和各类劳动者独立自主地从事商品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巨大社会震动波莫过于利益的分化和重组。经济成份多样化和由此而带来的利益分配多样化，将是社会主义文明长期面临的客观现实。由于利益驱动，加之新旧体制转轨出现的某些缝隙和漏洞，一部分人会采取不平等竞争和不公正手段攫取利益，甚至利用公共权力非法参与商品经营活动以谋取私利，从而造成新的利益不平等乃至两极分化。对于市场经济过程中这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利益分化现象，社会机体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向违背社会整体利益的畸形利益行为倾斜。否则新的利益不均和两极分化就有可能引发深层社会矛盾乃至政治冲突，形成经济增长的巨大人文障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总价值取向就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
第二，社会行为规范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劳动者的利益与发展作为内涵的，是既以人为主体、又以人为目的的新型经济形态。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尤其需要高度重视公民行为的规范和人际关系的调适，抑制各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价值取向相悖的，从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产生逆反作用的各种不规范行为。首先要规范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社会行为，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于市场经济的保护、促进和调控作用，使市场经济朝着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和整体文明的方向发展，严格防止和消除少数人利用公共权力参与商品经营活动而导致的各种腐败行为。其次要规范普通公民个人的社会行为，增强全社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与力量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系力量，逐步清除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局部利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滞障。总之，社会行为规范机制的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社会文明的发展程度。
第三，社会秩序稳定机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稳定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同时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政治、社会是否稳定，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健康完善的市场竞争秩序，从而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在我国现实条件下，由市场经济走向现代化，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则很难成功。由拜金主义和利益分化而诱发、驱动的各种恃权腐败和违法犯罪行为，是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之大敌，它严重侵犯了依法经营者的利益，打乱了市场经济的政治秩序，败坏了市场经济的良好声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既要靠法治，靠严打和整肃，也要靠德治，靠社会自身正义力量的张扬，靠社会机体的自我发育，靠社会矛盾的自我调适。
第四，社会道德关怀机制。商品经济无情地撕破一切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关系，这是在发展商品经济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也难以完全避免的一种社会关系失衡现象。这种现象，从促进生产力意义上说，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它对社会文明的负面效应又不可低估。社会主义文明的进程一个紧迫任务，是在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在全社会大力张扬社会主义的以至共产主义的思想道德，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思想道德的增长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针对市场经济过程中人际关系的冷漠乃至某种程度的道德失落、沦丧现象，把重建社会文明的希望寄予旧道德的恢复上，把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当成诊治现代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这是一种认识和实践的误区。根本出路在于，从新经济关系中生长出新道德关系，在新的社会文明层面上构建新的道德关怀机制。这种新道德关怀机制的基本内涵是：保护一切合法经营者的正当利益，消除任何侵犯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行为，社会向一切守法勤劳的公民提供安全的生存环境和公正的生存保障。
第五，社会文化生长机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说都是文化发展。文化是否发育和繁荣，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兴旺的重要标志，而且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能否获得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文化发展则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不可缺少的纽带。高度重视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文化生长，大力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着力提高市场经济的文化素质，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大全局性任务，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工程。首先，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发展全民教育事业，从基础着手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其次，一切文化部门都应向社会提供高雅、健康的精神食粮，创造有利于提高人的现代素质的文化生态环境。再次，要卓有成效地加强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等各个具体领域的文化建设，使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同步。最后，从根本意义上说，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创建重教育、重科学、重知识、重人才、重文化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终极价值目标，把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放到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上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的主体因素是人。在社会主义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现代生产力的提高，首先是人的现代素质的提高；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归根到底需要依靠劳动者主人翁作用的发挥和现代科技文化素质的增长。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通过一切有效的经济手段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的确立和实现，服从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即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造成“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联合体”[1](P294)；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变革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从其本质意义上说是对人的现代文明的重铸。社会主义现代文明大厦的建构，不仅要有现代市场经济作为其坚固的基础，而且要有全社会的文化品位和精神素质作为其不朽的支柱。以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高度政治文明的有机统一作为价值目标，在高度文明的社会氛围中推进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创造社会文明——这就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总趋势。
收稿日期：200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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