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与适应：“四大”十年中国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弈在政策的顺流逆流中
1993年，德勤在中国赢得一份260万美元的合约，内容是协助中国制定其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格式，给注册会计师建立指引。在这个项目中，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与财政部的一个团队一起，用大约3年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有六家会计师事务所参与竞争这个项目，最后由德勤胜出。《华尔街日报》在一则报道称：“国际将会努力推进中国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中国将会拥有与之相衬的会计标准。”
而德勤的一个发言人表示：“中国有自己的会计标准，但是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或者西方商业来说，那是完全不够的。”德勤的想法也代表了当时所有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心态：为了让西方商业更容易在中国市场经营，他们必须在这里推广一个新标准，创造一个新环境。
这个时候，那些洋会计师事务所都把自己看作是接生婆，他们协助企业进行投资、并购或者上市。他们把中国的国有企业账簿按国际会计标准来翻译，为那些迫切想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建议，向合资公司提供审计与税务服务等等。
德勤计划着未来的3年要培训一批会计师出来，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也很积极，政府同意采取不同以往的会计准则，允许跨国公司把一些总部设在中国，从而收取费用。这时候，政府也很乐意看到本土的会计师进入合资公司，所有的西方大会计师事务所都争先恐后地涌进中国的大门，要么设立新公司，要么扩张现有公司。
东西审计矛盾暴露
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授权81家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国的金融业服务，其中包括永道、普华和德勤。从这时起，中西方在财务审计上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2004年，普华永道为中国银行进行审计，而毕马威则为中国建设银行服务，两大银行都在积极筹备上市。当时中国银行表示，普华永道准备披露的不良资产只比银行自己的估算高出一点点。不良资产率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西方分析师们总是直接把银行公布的数字直接乘以二。但是，西方的媒体还是评价道：普华永道为中国银行审计是一个里程碑。
普华永道的审计使用的是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这样来计算不良贷款是有许多变通空间的。例如，有些贷款已经6个月没有收到利息了，但是银行经理还是会把这些贷款当成依然正常运作的贷款，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利息能收回来。
还有董事会组成的问题，也让中国银行无法估算什么时候能够IPO ，因为他们需要在8个月内组成一个有外国和本土的战略投资者的董事会，也是一项很吃力的任务。
满脸是泥，背上中箭
政府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四大银行过早地暴露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之下，他们会失去许多存款与贷款的业务，在坏账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之前，要面对外国竞争者是极可怕的风险。当中国成为WTO 成员之后，解决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改革的机会只有那么一次。为了这个原因，金融改革在快速地进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9年，政府建立了资产管理公司来做坏账剥离的工作，可是被批评效率低。当年正是安永建议央行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后来安永也成为了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洋顾问。华融把30亿美元已经不能运作的贷款和资产交给安永，在外国媒体看来，把这些坏账卖给外国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安永还是毅然接下这个任务，他们协助华融处置那些公寓、大厦、国有工厂和不良贷款，打折批量卖出去。可是，如此一来，矛盾又出现了，投资者在寻找便宜货，而政府却非常不愿意如此贱卖。
2001年开始，安永便在为中国工商银行进行审计了，工商银行也一直在筹备上市的事情。但是，上市的日子关键只在于政府怎样剥离不良贷款。
华融正处于银行与企业改革的中心，他们在做的这些工作是以前中国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好些不良贷款可谓历史悠久，他们缺乏经验，感到压力很大。1999年，国家设立4家债务清理公司来吸收15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把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清洗一遍，光是华融便要负责其中的500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是由华融来接收，而华融在这场抢救工作中也表现得最为积极上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华融与安永签订协议，由安永把外国投资者带进来，努力加快这个清洗的进程。而且，华融还要到欧洲和北美进行路演，安永自然也要为华融打点。
此时此刻，华融在充当一个先锋的角色，安永又何尝不是呢？安永负责该项目的高级合伙人罗德曼曾经在日本、韩国和泰国工作过，可是他依然觉得困难重重，许多无法确定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的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比如广东信托投资公司还有一些其他公司发生的事情，让人更加关注政府能否保护外国投资人在国内的利益。罗德曼还没有去看一看那些华融介绍小册子里面提到的写字楼、印染厂或是自行车厂，华融的许多贷款已经有好些年了，这让他头痛不已。不过，他还是觉得自己可以把资产按照面值的40％卖出去。
2001年末，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开拍卖。此时正是“9·11”事件之后，一些感兴趣的投资者退出了竞投，但是外国投资者还是对中国表现出一定的信心。安永觉得能够吸引到外国投资人已经是一种成功，但是华融却没有那么乐观。华融这次拍卖只是一个前奏，政府是希望四大银行的脚步能够更稳一些。
罗德曼对于这“市场上第一个”深有体会：在我看来，先锋的定义就是———满脸是泥，背上中箭。
长路漫漫
罗德曼显然是太乐观了，2004年，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GE 资本和高盛一起参与竞投原来面值4．83亿美元的地产项目，正是由中国建设银行拿出来拍卖的，最后卖出1．71亿美元，等于面值的34％，这已经是中国的不良资产国际拍卖中最高的一次了。其实，法规是禁止银行打折出售不良贷款的，但是法规又允许银行售出因为不良贷款而得来的资产。
至此，从1998年这片市场打开之日起计算，外国投资者已经在中国投资了4亿美元购买不良负债。其实购买这种负债的消息很少放出来，部分原因是因为银行担心太低价钱卖给外国人，那是冒着风险的，极可能会被批评为“把国有资产送人”。
当中国缓缓向外资打开银行系统的一扇门，政府就希望通过剥离坏账来把四大银行的麻烦减到最小，理所当然给予资产管理公司强有力的支持。政府、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在为改革努力着，国有银行也在学着世界广告之最改变自己的老习惯。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有银行依然不得不继续把资金借贷给一些也许永远都不能盈利的项目。
今年5月15日，又是一个让罗德曼不好过的日子，他参与编写一份关于不良资产的报告，报告在5月3日发布出来，一个“9000亿”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与官方数字有极大出入而遭到严厉驳斥。于是，罗德曼只得出来道歉，说这个数据是没有依据的。经此一事，往后他能否为中国政府信任，能否在中国继续留任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在此之前不久，普华永道和麦肯锡都就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发布了同样论调的研究报告。不管后来再更正的数据是怎样，这些外国顾问公司的言论，都在加剧着外国投资者的担心。
翻检“四大”旧档案
2002年的安然事件如同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安达信轰然倒下，他们全球的分所被剩下的四大瓜分。安达信在中国和香港的分所并入了普华永道。合并的结果是普华永道本已庞大的身躯变得更加庞大，紧接着就是裁员。
其实在安然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很快出台了非常严格的法例来约束会计师与客户之间的勾结，但依然无法杜绝丑闻，比如后来的WorldCom和泰科电子事件等等。不论“四大”中谁有丑闻发生，带来的后果可能都是影响全行业的，“四大”的公正与诚实都会备受质疑。
在中国也是这样，“四大”一边收下客户高昂的审计费用，一边在调查他们的财务问题。但是企业又十分需要“四大”的权威来协助他们获得股民的信任，尤其是海外投资者的信任，因此，最理想的情况就是花更多的钱来与会计师勾结，而且中国也没有美国那样严厉的法规来杜绝这种勾结。
政府现在非常鼓励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成长，希望国内的事务所能够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减少对“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依赖。中国的企业许多都到海外上市，但是中国的审计却未能走出国门。而中国的大企业都依靠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来融资，这才是最让人感到不安的。
“六大”的1998
1998年，正是国内许许多多国有企业忙着转型的时候，搞私有化、到海外联交所上市，这些都非常需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协助。因而中国不得不对外国会计师事务所更加放开市场，如果要得到WTO 的成员身份，这是非走不可的一步。
当时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长丁平准认为，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拿下了所有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业务，还要开放到什么程度他们才会满意？1998年7月1日，“六大”中规模最小的普华公司和永道公司合并，但是另两家竞争对手毕马威和安永的合并计划却不被欧盟委员会允许。于是，六大会计师事务已经变成了五大，这五家公司已经占有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市场，其余的2．2亿美元市场由6000家本土会计师事务所来分食，不过看样子“五大”尤未满足。普华和永道一合并就变成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再加上安达信，两家公司在所有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中占据最大市场份额。可是，西方人依然觉得中国做得不足够，认为中国人保护的本能让西方会计师事务所的脚步受到了束缚。
中国既不愿意对外国会计师开放大门，但是又需要他们的帮助来获得海外资金，真是矛盾不已。此时有一箩筐的问题在等待着解决，比如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做审计，即使客户是跨国公司，也必须先取得中国的会计牌照才行；中国政府也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只能在19个指定的城市和地区活动。通常，客户在哪里，会计师事务所就要出现在哪里，分所的设立本该由市场推动，而非由政府指定应该在哪里开公司，可现实却不允许用他们按照这样的规律来扩张。
但是，限制还不仅仅在活动区域上，他们被限制于只能为那些有B股上市的企业做审计，他们不能审计其他本土企业，尤其是没上市的国有企业。这些规定的目的既是防止太多国企的财务状况被公开，也是为了保护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抵抗外来的竞争。在早期的时候，如果没有了这些限制，年幼的中国会计业恐怕也无法在强大的外来侵略之下生存。
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争执就在于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采用现金制来进行簿记，对复式记账法资产负债表认识甚少。因此，中国的企业的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就少了很多内容，缺乏透明度而让西方投资者感到不满意，更缺乏信任感。安永的主席拉斯卡威甚至说，中国的会计制度与准则还是处于婴儿阶段，外国投资者如果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报表不放心，他们是绝对不会进行投资的。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会计师都被培养成只在乎生产，而不在乎利润，典型的情况就是计算一辆车的价值仅仅根据生产成本来计算，而不是市场上的实际价值。问题是，中国人使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很多年，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一旦改变，就等于换掉整套会计系统，如同一觉醒来，才恍然发现会计市场已经被外资所占领。因此，在国内的压力之下，政府不愿意把市场的大门开得更大，WTO 的谈判在持续着，然而在簿记方式问题上进展却非常艰难。
放不放手都是难
1980年以前，西方国家所谓的独立审计概念在中国还是不存在的，审计只是用来衡量管理者的表现。
但是过了十几年，独立性已经成为一个矛盾的中心。中国计划更进一步打开资本市场，鼓励国外的投资者进来，外国的证券公司可以炒B股，外资公司也能够在中国股市上市，外国资金可以逐步进入，到最后，外国人也可以像本土投资者一样去炒A股。所以，外国人非常重视独立的第三方来对被投资公司进行审计。而中国也很想让自己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标准和谐一致，新订立的标准的确与当年从前苏联学来的那一套已经有很大区别。问题是，在以前会计师一直都是缺乏独立性的。
本土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因为外资在抢走他们的业务，“政府为什么那么快就对外资公司开放？”一位会计师事务所的总经理说。但是，当中国成为了WTO 的成员，这些保护就不得不取消了。长期这么保护下去，中国的审计服务质量也会追不上国际水平，反而对自身有害，结果依然是本土会计师事务所被踢出局。政府不得不自己先动手清理那些服务质量低的本土事务所，扶持一些强者，总比一味保护来得明智些。于是，政府还是顶着压力开始做着清理的工作，关闭了1031家不合标准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剥夺了5300名会计师的资格。还有许多事务所失去了支持，于是开始走上与“五大”合并的道路。
即使有政府的一些保护，这个时期的本土事务所还是要艰苦挣扎着生存，舒服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了。中国的审计行业协会是政府组织的，而不像国际上都是事务所的自发组织，政府一手牵着审计行业协会、一
手牵着国有企业，三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土审计的独立性又从何说起？所以，强调独立审计的海外投资者又怎么会相信本土的审计报告，本土事务所又怎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打得过外国对手？独立性问题没有解决，会计标准再怎么与国际接轨都无补于事。
总之，政府放不放手都很难。
死对头们联手施压
1998年3月，“六大”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进入新阶段。朱基3年重组中国30万国企的计划，正好是他们鼓吹高素质会计和审计方法的好时机。于是，“六大”的高层相约齐集北京，死对头们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争取利益，他们花了两天时间与中国的各种机构开会商讨。
“六大”希望就中国进入WTO 的问题与中国协商，这样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减少限制，让他们更深入地进入市场。“六大”提交了一份建议给中国政府，要求允许他们的经营不受地域与数量的限制，同时也不要在合资及管理问题上设置门槛。此时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都必须与中国按照50∶50的比例来合资，也不能开设分支，许多地方设立的仅是代表处而已，而且这些代表处还不可以开展审计业务，这种种的“不许”都是“六大”
要努力搬开的大石。不过，他们也向中国许诺，要为中国深入而广泛的中国职员培训，建立完善的公司股权与人才结构系统。
其实早在1998年初，那些会计师事务所高层们就已开始给WTO施加压力，以说服中国改变这种对会计市场保护的姿态。可是直到今天，中国已经加入WTO ，中国的会计行业依然保持着一个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的环境，尤其在审计师的独立性问题上，西方投资者还是感到不安。
“四大”已经在中国称雄，不过他们不会就此停止他们改造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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