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世界是必要的”——2009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心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心声论文,马克思主义者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11）04－0027－08
一、金融危机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
2009年，世界仍然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其最终结果会是怎样，没有人能给出确定性的答案。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新自由主义面临调整、甚至彻底失败的危险，生态粮食危机则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性，无疑也给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和变革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下，一直密切关注世界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第六届年会，无疑是2009年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最重要的事件。此次《历史唯物主义》杂志的全体会议是由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做主题演讲，他的题目是：“重释资本：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新假设”，[1]该演讲是其即将推出的《重释〈资本论〉：对第一卷的阅读》的一个摘要报告。在演讲中，詹姆逊主张，我们要像阅读乐谱一样来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要读出《资本论》的核心思想，而且要读出马克思思想展开的复杂过程和多重变奏。在他看来，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问题是资本统治下的革命斗争所面临的悖论和矛盾，在当前危机前途未卜的情况下，重温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他特别强调，马克思的许多概念没有固定的意义，它们是在文本的演进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符号来进行表达的，对资本主义的研究不是简单的事实描述，而是符号与模型的建构实验，这是阅读《资本论》的关键所在。詹姆逊的发言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彼得·托马斯、玛丽亚·埃利萨·切瓦斯科、彼得·奥斯本等人对詹姆逊的演讲内容进行了讨论。
除召开了三场全体大会之外，《历史唯物主义》年会还有若干分组讨论，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在讨论中，美国学者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提出，鉴于主流经济学在预测和分析危机中的失败，我们要运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来解释当前的危机。[2]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两重性，就存在抽象价值脱离使用价值、无限自我繁衍和增殖的可能性。这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英国著名政治学家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等人集中讨论了此次危机的政治后果，在“国家与新自由主义”[3]的发言中，杰索普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正运用“国家”的力量拯救自己，这表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陷入了危机，国家在经济中所扮演的作用将再次成为论争的焦点。当前的反危机措施表明，我们进入了后自由主义时代，国家的作用注定将会发生转变。
2009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所主办的“马克思主义2009：一个抵抗的节日”活动周。该活动周是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的盛大节日，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人参加。此次活动的主题是“挑战资本主义与战争”，开幕式的主题是“资本主义不灵了——改变这个世界”。整个活动周期间共组织了20多场主题讨论会和课程。齐泽克、伊格尔顿、贝拉米·福斯特、梅札罗斯、大卫·哈维、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拉帕维萨（Costas Lapavitsas）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会上做了重要发言。
除上述大的活动外，很多刊物也举办了自己的年会。“马克思与哲学学会”① 于2009年6月6日举办了为期一天的年会，主要讨论了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总体性理论、阶级理论、商品拜物教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等思想，由于参加“马克思与哲学学会”年会的学者基本上是学界新秀，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比较新颖，值得关注。比如，巴斯内特（Caleb Basnett）在题为“重新确立主体：马克思与伦理学”[4]的演讲中，强烈质疑将马克思主义演变为科学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维度的做法，在他看来，这种做法把革命的主体变成了不受意识形态等现实因素影响的抽象模型，与马克思的本意不相符合。他主张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的原意，把主体分为流通中具有法权人格的主体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者，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加入伦理学的视角和维度，这样才能确保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真正落到实处。杰瑞米·科汉（Jeremy Cohan）在题为“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真实思想”[5]的发言中试图纠正人们对马克思的阶级解放的观点。很多学者只注意到马克思对无产阶级受压迫、不自由处境的批判，而没有看到，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都是不自由的。马克思的目标不只是为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争取解放，而且更要消灭阶级、解放所有阶级。肯特大学的梅杰里班克斯（David Marjoribanks）在“马克思主义和道德观：在道德荒野之外”[6]的发言中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自己的伦理学，比如，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损害了道德，助长了道德的贫困化。而梅杰里班克斯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虽然非常暧昧，但其仍然有自己的道德立场。他主张，社会主义理论不应当只是科学的预言，同时也应该是关于道德观念的伦理学说。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向度，否则就会陷入诸如斯大林暴政等罪恶之中。我们要做的是，在没有形而上学和目的论的包袱下，按照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理解道德与历史的关系，重建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伦理。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受到了特别的重视。2009年，出版了一批解读《资本论》的著作。《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7]把《资本论》运用于对当代现实的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对一部真正经典的当代阐释》[8]同样具有类似的目的。史蒂夫认为，首次出版于1867年的《资本论》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典。真正的经典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现在和未来。《资本论》不仅是19世纪最伟大的资本主义批判之作，即使我们在21世纪重新阅读这部著作，对它的内在真理依然会有新的认识。约瑟夫·库拉纳在《国际社会主义》杂志上发表的《“经济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9]是2009年度评估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论文。在《资本主义剖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指南》[10]一书中，他通过对《资本论》三卷的全面解读，阐述了如何通过马克思的眼光去理解和认识当今的资本主义。约瑟夫·库拉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对资本主义的解释虽然受到了广泛的误解，但是，任何人想要独立而准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迄今为止，马克思仍然是资本主义最伟大的评论家和批评家。比尔·邓恩的《全球政治经济：马克思主义批判》[11]的主旨是对世界历史和经济状况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作者谈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是动态的、总体性的和结构性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理论包括资本、劳动、国家、市场、全球贸易和世界体系六个方面，这一全球视角中的资本主义理论对我们的时代具有指导意义。比尔·邓恩认为，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涵盖了全球政治经济中的贸易、金融、穷国与富国关系等领域，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全面了解当今全球经济、政治的最好的理论视角。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探索
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于2009年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与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该书的写作时间是从2006年年底开始的，当时的资本主义还沉浸在一片乐观的情绪之中，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随声附和，认为资本主义正处于一种新的长期上升的态势之中。但哈曼通过自己的著作表明，相信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危机倾向，进入到新的、长期稳定期的人，就像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预言人类的长久和平是可期待的人一样愚蠢。
在哈曼看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肯定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均衡性的观点，已经被确认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和停滞性的观点所取代。哈曼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彻底的“死”对“生”支配的制度：工人无权控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也不知道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后会发生什么，除了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工资外，与自己生产的产品没有什么关联。在资本主义社会，“死”的东西统治着“活”的东西。换句话说，工人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异化于工人的力量，书名《僵尸资本主义》的寓意正在于此。
经过严密的分析，哈曼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制度安排或法律形式会不停地变动，并且会因时因地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比如，资本积累的冲动以及系统性的流水线的重复劳动，尤其是马克思所分析的“价值规律”和“劳动力价值论”，还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市场竞争和军备竞赛，这些都没有发生改变。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竞争，它促使资本采用更能节省劳动的技术创新，以降低成本和价格，并增加资本积累，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但它也造成了大量的商品和资本过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在这样的社会制度里，工人生产的产品摆脱了工人的控制，并逐渐成为控制工人的力量，资本是异化了的劳动产品，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实现自身的增殖。因此，通过认真研究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哈曼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预言，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会周而复始地出现，此次发生的金融危机，不过是众多危机中的一个而已。故而，通过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或者调整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不能避免危机的再次发生。哈曼由此得出结论：被定义为停滞性和垂死性的资本主义特征，在当前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拯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宣扬资本的利益就是劳动的利益，“老板和工人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资本和工人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正如齐泽克所说：虽然金融冒险是危机的罪魁祸首，但不救华尔街就不能救大街。这种观念以前对工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在也仍然在起作用。例如，英国的民航驾驶员工会已经建议削减工资、延长英国航空工人的工作时间，以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没有触及到经济危机的根源，就像患流行性感冒时，如果只是服用镇痛药，头痛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药效过了，还是会再次头痛一样。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萌发了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现在，人们日益认识到，想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危机，必须依赖马克思的理论，这也是哈曼写此书的最终启示所在。
关于金融危机，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题为“柏林墙之后”[12](P10)的文章，在文中一如既往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幻想。他在文中反复追问，20年前柏林墙的倒塌，是否就真的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永久胜利？难道资本主义才是人类历史最终的现实吗？柏林墙倒塌之后，随之而来的就一定是资本主义的成熟时代，是一切乌托邦都随之破灭吗？在齐泽克看来，此次金融危机之前，看似是资本主义胜利的这个时代，其实也只是一直依赖于它自己的乌托邦而已。如果说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资本主义“快乐的90年代”的开始，以及弗朗西斯·福山的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历史终结”的话，那么，“9·11”事件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快乐的90年代”的象征性终结：在这样一个时代，新的“柏林墙”到处出现，在以色列与约旦河西岸之间、欧盟与周边国家之间、美国－墨西哥边界，已经出现了各种隔离墙和封锁线。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人类大同。
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福山的资本主义乌托邦的第二次灭亡。“9·11”事件标志的是民主自由式的资本主义政治乌托邦之灭亡，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全球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乌托邦的灭亡。在20世纪90年代，福山的资本主义乌托邦预言曾让许多人心动，似乎人类已经找到了最佳的社会经济秩序。但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市场并不具备一个仅凭自身就可以运转得很好的良性机制，它需要暴力来为它的运行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面对因他们对构想的实施而带来的动荡和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应对方式，也只是典型的乌托邦“极权主义”：他们将失败归咎于妥协，并抱怨政府的干预仍然太多，希望彻底的市场信条能更彻底地被付诸实施，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彻底地打破了这一幻想。齐泽克认为，20年前，当东欧人民抗议共产主义政权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要求的并不是资本主义，他们只是希望团结和某种公正，他们渴望能自由地过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不受政府控制，并且能聚集在一起谈论所喜欢的事情而不受监控。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从原始的意识形态教条与虚伪中解放出来而已。换句话说，实际上他们仅仅是渴望某种“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今天的危机让人们有机会重新回到起点进行思考。
《社会主义评论》于2009年4月的那一期发表了约瑟夫·库拉纳（Joseph Choonara）对哈维（David Harvey）的访谈笔录，访谈的题目为《探索资本的逻辑》。[13]哈维在访谈中对目前根源于金融市场、进而冲击了整个全球经济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评论，探讨了目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在访谈中，哈维对那种把经济危机归咎于管理不善的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目前，资本主义的确存在着“过度积累”的问题，对此，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在资产价值上大量投资，而不是对生产领域的投资。当前的资本主义面临着劳动力、市场、资源、技术或其他限制，无法解决过度积累的问题。在哈维看来，只要不改变阶级力量的格局，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任何摆脱目前危机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出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而要使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转变，就需要民众像拉美地区的民众那样积极地行动起来，通过政治运动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哈维也承认，到目前为止，尚未看到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对抗的反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危机。
在著名的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去世之前，哈维对其做了一场深入访谈，该访谈以“资本主义的蜿蜒之路”[14](P61～94)为题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两位著名的思想家之间的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哈维和阿瑞吉看来，现在的左翼和右翼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认为只存在一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它历史性地使自身得到了再生产。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已经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使自身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在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资本主义都以奴隶制为基础；后来又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为基础而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在被迫放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又一次存活了下来，并依旧繁荣发展。这表明，资本主义自身的改变是它的主要特点。如果不考虑这些重要转型，就无法确切地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
此外，他们在文中批评了左翼学者对《共产党宣言》的误解。这些学者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重大缺陷是，只强调资本，忽视了性别、种族、民族等因素在解读社会矛盾和冲突中的作用，似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本主义社会惟一重要的是剥削的可能性，而剥削的对象只是被资本雇佣的劳动者，这些人与种族、性别和民族无关。但在哈维他们看来，当无产阶级化已经成为普遍的状况，当工人屈从于资本的剥夺时，他们就会利用他们所能辨认或构筑的各种地位差异，从资本那里赢得更优惠的待遇。也就是说，他们会利用性别、民族、种族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因此，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除了需要对资本进行抽象的分析以外，还得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
当被哈维问及是否愿意用“社会主义”来形容全人类共同富裕、彼此之间平等生活、共同尊重地球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时，阿瑞吉表示其并不反对将此愿景叫作社会主义，但不幸的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已经被更多地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了。在阿瑞吉看来，如果这样一种人类的生存方式或世界体系要被命名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它就需要在人类相互尊重和共同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被重新进行界定。阿瑞吉希望哈维能代替他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找到替代之物，以使它摆脱与国家认同的历史联系，并使它更接近于平等和相互尊重的观念。
三、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野
2009年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可谓新论迭出，成果丰硕。在众多的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中，首先介绍一本受到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高度赞扬的著作：安德鲁·奇蒂等人所编的《卡尔·马克思与当代哲学》，[15]应该说，目前，“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和资本主义的危机正促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历史和人类学思想得以复兴，这本书就是这种复兴的明证。此书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文章，同时也有部分新生代研究者的创新思考。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了马克思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并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学进行了批判，其间贯穿着谨慎的历史态度和严密的逻辑分析。
此书出版后，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多人撰写了书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麦克莱伦，他在评语[16]中这样写道：马克思在2005年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这本书在这个时候来讨论马克思与当代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该书内容丰富，涉及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思想；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马克思的劳动、货币和资本理论；马克思的追随者，特别是卢卡奇、阿尔都塞以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一部分是马克思与女性哲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了当前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态势。在麦克莱伦看来，此书题材涉及多个学科，内容丰富多样，论文的分析非常精细，资料也异常的翔实。编者通过当代哲学讨论的核心论题，将这些文章有机地统一在同一本书中，并对当代马克思哲学的新开拓，做了很好的概括和反应，对传统的议题，也做了令人振奋的延续。所有这些，都很值得一读。
马西米利亚诺·东巴在题为《资本的历史时间性：一个反历史主义的视角》[17](P44～65,P22)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组合的重新思考，对重新认识历史时间性的不同形式以及剥削的共时性是非常重要的。后现代主义虽然意识到，当前的我们处在多元历史时代的图景之中：现代化社会的周边，存在着旧的社会形态，高科技工厂的周围，亦存在着血汗工厂。但遗憾的是，后现代主义者未能对这些不同形态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而是把它变成一个非历史的错误图景。在文章中，作者展示了不同的剩余价值工种之间是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理解这种多元历史时间的最好图景。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成熟的资本范畴结构，需要的不是历史主义的历史哲学，而是具有哲学批判意识的政治经济学。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国际社会主义》2009年夏季号刊登了罗兰·博尔的“马克思主义与宗教”[18]这篇长文，在文中，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他们对宗教的长期深入研究和批判性分析高度有关，作者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进行对比分析，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宗教一般以三种方式出现：作为他们发展历史唯物论的创作背景，用来支持他们的个人观点，以及关于宗教的明确论断。马克思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观点视作宗教批判的巨大突破，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反复运用“费尔巴哈式颠倒”策略。在这里，不是上帝决定着人类存在，相反，是人类决定了上帝的存在。博尔指出，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看法更显积极。恩格斯甚至提出，原始基督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型，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基督教都是引发革命运动的意识形态。
在博尔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的重要原则，是在回应宗教问题时得以发展的，对宗教的分析和批判，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入木三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便源于马克思对宗教的研究。在马克思的大量论著中，在最具可读性的《资本论》中的最具可读性的章节，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此章节中，马克思探讨了商品获得自身生命的方式，以及作为社会存在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逐渐物化而变得痛苦难忍，商品和人类似乎交换了角色，人类不再是商品的主宰，商品反倒成了人类的上帝。而在如此这般的关系中，货币具有类似宗教的神圣的性质，在它面前，人类必须跪拜臣服，通过它，生命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追求它成为人类生活的目标。
通过对马克思的前辈、马克思及恩格斯关于宗教论述的考察，博尔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宗教在政治上是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它与富人、权贵同流合污，参与了对下层百姓的欺压；但另一方面，它又时不时地对造反与革命表示出了同情。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宗教的双重性：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中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中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最后，博尔得出结论，承认左派丰富的多样性是当前急迫的一项任务，因为只有在这种多元性的框架之内，当宗教左派拥有合法的地位之后，才会与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左派团体一起，扮演起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研究，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2009年第一期刊载的迈克尔·洛威的文章。在这篇题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本雅明与韦伯》一文中，洛威认为，本雅明写于1921年的片断式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直未能刊行，直至其去世好几十年后，才得以出版，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本雅明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礼拜式的宗教，甚至是邪教，没有仁慈、宽恕、和谐和休战的特质，其将引导人类进入到绝望之屋。洛威认为，这篇令人惊讶的文章，其思想来源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却与布洛赫和弗洛姆的思想很相似，本雅明将韦伯对“价值自由”的分析，转化为猛烈的反资本主义论说。
也就是说，与韦伯所说的相反，在本雅明看来，资本主义不只是基督教的世俗化，而且是其异化。资本主义是比新教更“变态”的组织形式，它要的不是救赎，更没有怜悯和同情，其最终的目标是毁灭一切：它使一切东西都名不副实，使一切东西都与它自身隔离。因此，本雅明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人对待自己最为苛刻的宗教。由于它，我们将我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像神一样供起来，人类最终将毫无希望地被引向商品的漩涡。
洛威还指出，本雅明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可能受到了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② 的浪漫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洛威通过分析本雅明与韦伯及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的思想渊源的关系，探讨了本雅明所主要想表达的思想。洛威认为，本雅明的这篇文章，貌似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或者说是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写出来的，但事实却是，正如浪漫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本雅明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一文中被当作炮轰资本主义的体系、价值、实践及其信仰的重磅炸弹。
此外，由于2009年是雷蒙·威廉斯逝世20周年和《文化与社会》一书发表50周年，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发表了许多纪念和研究文章。在诸多纪念文章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曾经与其争辩过的伊格尔顿所撰写的“雷蒙·威廉斯，为什么文化是重要的”[19]一文。伊格尔顿盛赞威廉斯为塔峰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威廉斯出身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而威尔士工人阶级也造就了像他一样的伟大人物，威廉斯所倡导的“文化是通俗的”这一理念，是其一生最好的诠释和总结。在伊格尔顿看来，威廉斯是谨慎而又激进的。他主张把媒体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来，因为资本家利用媒体来剥削民众、牟取私利。在谈到传媒大亨时，他由平时谨小慎微的理性知识分子变成了振聋发聩的激进革命家：“把他们从世界上消灭掉！”在威廉斯那里，文化是重要的，文化不仅包括优秀的艺术作品，更应包含每个人的生命过程。
与此同时，弗朗西斯·穆尔赫恩（Francis Mulhern）在《新左翼评论》第55期发表了纪念威廉斯的文章“《文化与社会》之今与昔”。[20](P31～45)他认为，对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任何形式的回顾，都应当首先承认，这本书已经历了一个悠久而清晰的回顾史，但每次在本质和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穆尔赫恩对《文化与社会》这部经典著作的成书背景、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进行思考和研究的整个心路历程、该书出版后在历史上经历的各种评论以及带给读者的不同启示，均做了详细的阐述。在穆尔赫恩看来，各个时期的学者对威廉斯的核心观点——关于社会化劳动的内在历史创造——有各不相同的理解，但无论如何，威廉斯对文化分析的基本观点，即通过阶级关系来把握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并没有过时。只要社会生活的资本主义秩序没有改变，威廉斯的思想将具有永久的价值。
收稿日期：2010－11－17
注释：
① Marx and Philosophy Society，其宗旨是鼓励学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和基础理论。其年会所讨论的主题是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哲学与政治学议题。
② 古斯塔夫·兰道尔，德裔犹太人，1870年4月7日出生于德国卡尔斯鲁厄，1919年5月2日死于慕尼黑，为巴伐利亚士兵所杀。他是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曾受克鲁泡特金影响，主张以消极抵制代替暴力反抗。他也因大量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为德语而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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