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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支出对于GDP的增长存在乘数效应，即政府购买增加一个单位，国民收入会成倍数增加。Barro(1990)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对经济增长有负的影响，而公共支出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率。若把政府支出纳入总生产函数，公共支出与GDP增长正相关。但政府支出中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支出项目对GDP都有促进作用。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
1.财政支出的越位问题 预算中的各种生产性支出有越位的成分。企业挖潜改造资金，简易建筑费和科技三项费用，除了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因为技术的研制有一定的正外部性），其他直接支持企业生产的部分，属于市场调节范围。增拨企业流动资金，弥补企业资本金，地方财政在竞争性产业进行的财源建设，都是财政越位的表现。各种补贴、各类事业费中有一部分用于提供准公共品、私人品和政权机构支出及福利住房中都有财政越位的表现。
2.财政支出的缺位 社会保障不健全，基础性科研和基础性教育保障不足，财政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各种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偏少，工商行政管理，计划生育部门在有些地方未列入财政支出范围，企业办社会问题等，使得财政不能弥补市场缺陷，直接影响到某些公共品的提供和质量，同时缺位也会阻碍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对经济增长只会出现负面的影响。
政府支出数量结构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成绩显著，但改革的重点一直是放在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上，对支出管理未能高度重视。面对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和支出管理上的种种弊端，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规范的政府支出预算体系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应该怎么调整政府支出的数量，首要任务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来进行调整。理论分析表明，不同的支出结构调整政策，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例如Knoop在一个包含人力资本积累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就美国经济进行了削减转移支付、公共投资、公共消费、政府购买和财政总支出等5种政策实施，发现削减公共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1个百分点，即使同时削减资本税，在稳态下也会使经济增长下降0.1%，福利减少1.5%；压缩公共消费，如同时减税，可轻微促进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与公共消费占GDP的比率负相关；按比例削减所有购买支出10%，经济增长和福利都出现降低。但如果同时削减资本税，则经济增长率不变，社会福利上升。因此，全盘削减政府支出不能使缩小政府规模的潜在增长和福利效应最大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是随意的。
有学者也认为，在为减少预算赤字而削减财政支出时，支出结构相当重要。政府应避免按相同的比例削减全部支出，或者只削减某一类支出，例如设备购买，随意削减只会降低公共服务供给并对生产力造成新的扭曲。理想的政策是找出生产力最低的公共服务予以削减，而对国内和国外私人部门投资具有最大正激励效应的公共支出则应予以保留。
目前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应该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性”财政支出，适当控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这就需要具体分析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论分析
通过1986-2002年政府支出的数据，我们分析可得：目前，增加投资，扩大出口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于中国的实际和国际的增长研究相一致。
国内基本建设和增拨企业流动资金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其支出已超过限度，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中国财政应逐步取消流动资金供应和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而主要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
地质勘探、抚恤、社会福利救济以及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这说明他们的支出数量应该适当调减，特别是中国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比较庞大，应该是重点压缩对象。中国当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从长期来看未必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但这项支出对社会福利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他如工交商业部门事业费，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各项农业事业费，文化科学卫生事业费，国防费以及价格补贴等都是正相关的系数，说明他们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相对较低，提高其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国防军事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它对经济产生了正的外部性的缘故。
因此，中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方向是，适当削减基本建设支出，逐步取消流动资金供应和退出竞争性领域基本建设，而主要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本，大力削减行政管理费；增加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等，这样能够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