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现实
文／王 东 宋辰熙
摘要： 人类文明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全球化浪潮，其实质是代表发达国家自身利益的片面全球化。当前世界贸易机制保障下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已驶入历史发展的节点，必将衍生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基于此，美英等国希望借势“逆全球化”，重构一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全球化”。中国则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构想，它高度契合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和“自由人共同体”思想，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是意识上的超越，更会将人类的文明引入一个崭新篇章。
关键词： 全球化；逆全球化；人类解放理论；自由人共同体
传统经济全球化自身的制度弊端，让人类社会开始对这种“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治理模式提出质疑的呼声。“逆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构全球化时代留下的既有价值观。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的始作俑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甚至以经济全球化存在缺陷为借口而对其进行了根本否定，这一做法也使其真正成为了“逆全球化”的事实推动者。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泛滥，世界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人们期待着具有时代担当的政治家能够给出相应的方案。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贡献出独特的中国智慧，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战略思维。它的提出对于探寻在“逆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更好地契合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实践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研究区15年来年均RUE总体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 0.000 1。RUE最高值出现在 2002年，为0.016 18，最低值出现在2012年。从各县来看，除若尔盖县以外，其他各县最高值均出现在2002年。由表1可以得到，各县RUE线性趋势均为负值，其中石渠县RUE下降最快，为研究区平均下降速度的两倍，壤塘县与甘孜县下降速度最慢，其他4个县下降速度近于研究区RUE下降的速度。
一 历史上的全球化：代表发达国家的片面全球化
关于“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划分一直以来都是中外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较具代表性的有二分法、三阶段论、五次浪潮说。[1]无论采用哪种分法，每一阶段的全球化从实质上说都是一种以西方价值嵌入为考量的全球化体系。而在此之上的制度设计，其初衷是让处于核心地位的发达国家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这种发展逻辑，在国家之间产生了大量的既得利益国的同时，也累积了数量庞大的利益受损者。[2]在这种先天的不平衡利益分配中，发达国家逐渐占据了世界权力话语体系的上游，将广大发展中国家拉入到这套属于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中去。无论是殖民化时代欧洲列强向殖民地强行输出商品、资本彰显其对世界“支配”的“正当性”，还是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构建全球霸权而建立世贸体系，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历史上的全球化经历了两个阶段，而此时人类历史的脚步正徘徊于第二次全球化的间歇调整阶段。在此前的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殖民体系外衣下的经济全球化。随着1492年新大陆发现以后，洲际之间的联动性、整体性因为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展而日益增强，而资本主义国家趁势推动殖民化，将亚非拉广大地区强行纳入到世界商品经济体系之内。时至19世纪20年代，同一类大宗商品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比较接近，“价格垄断”的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这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开端。在此之后，世界航运技术的发展让运输价格下降了一半以上，而金本位为主体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也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要金融保障。处于核心地位的英法等国由于掌握大量的殖民地作为其资本和商品的输出渠道而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主动。这也导致了一些后发的工业强国如德国，尽管其产品质量占有优势，但由于没有稳定的销售市场、国际市场空间不足而没有转换成销量的优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噬了国内经济，造成了本国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最终德国发动了一战，希望重新划分殖民市场，造成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断。战后，各国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市场，相继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通过提高本国进口关税，使各国的产品市场被压缩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有限市场”的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使得一战后的和平昙花一现，第二次世界性的战争浩劫又使得全球化秩序的恢复变得遥遥无期。
世界贸易机制保障下的经济全球化，被视作是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全球化尝试。它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彼时，由于二战刚刚结束，大多数国家都对于两次世界战争的浩劫做出了深刻反思，希望通过在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来协调贸易问题，世界贸易体系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促成的。从最早倡导建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到之后演化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体现了国际社会贸易协调保障机制的逐渐成熟，国家间通过相关国际经济法律和制度作为保障机制来处理彼此之间的贸易分歧和矛盾。但是，世贸机制保障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偏袒处于资本链条顶端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种种羁绊。例如世贸协议中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设立禁止贸易补贴和禁止性投资政策，极大抑制了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发展；近乎苛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导致工业制成品价格让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消费。[3]世贸体系的结构性的失衡，折射出发达国家希望利用世贸体系强化自己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维持，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也就是在最大限度契合其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来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
二 走入历史发展节点的全球化面临严峻挑战
（一）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剧
发达国家的资本精英考虑到本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纷纷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对本国传统制造业和本土农业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利空。面对本国企业利润下滑、工厂倒闭、失业率攀升的窘境，发达国家的民众对全球化之下的自由贸易出现了质疑的声音。与此同时，虽然说占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商品，在全球的商品竞争中获得了价格优势，但不可否认，劳动力以及资源的流动性与资本技术的流动性相比还是显得格外缓慢，通过资本要素创造的财富要远比单纯依靠劳动创造的财富多得多，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4]死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日益尖锐，后者财富创造能力会自然而然要被由资本所代表的前者所取代。这也分别导致了资本相对稀缺的发达国家和劳动力绝对富余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资本链市场分配下的高收益与低报酬的现实，二者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至于一些生产能力低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满盘皆输：它们更多的是依靠输出资源来维持生计，增长缓慢、资源枯竭、产业萎靡成为了这些国家的现实写照。1971年，联合国根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以及成人文盲率等三个指标，划定了26个最不发达国家。截至目前，这份名单上的国家数量上升至47个，增长了将近一倍。这些国家几乎都是二战以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本国的工业基础孱弱，加之缺乏安定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因此，在对外贸易中长期扮演原始的低级资源输出国的角色，这也就决定了它们在全球化的资本链条中处于最低端。
（二）资本扩张导致全球实体经济萎靡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资本的逐利属性使其更趋向于短期经济效益回报可观的虚拟经济，从而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金融、证券市场。以金融泡沫为例，它的产生是由于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所导致的。所谓金融资本全球化即金融资本主导的以发达资本主义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垄断资本全球化，[5]它是经济全球化的高级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主要依托于三个要素：除了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科技革命以及发达国家建构的一系列制度性保障以外，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其得以发展的核心因素。逐利性将会使得金融全球化扩张的趋势愈发明显，使得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经济过度依赖金融业，产业结构遭受重创。
为了进一步的充实语料库的内容。为了进一步的充实语料库的内容，帮助同学们了解专业词汇在具体文章中的应用和提高同学们专业性文章的阅读能力，我们从一些德国媒体与网站中节选了几篇与选题相呼应的德语文章。
（三）“逆全球化”表象之下世界经济秩序暗流涌动
近来，“逆全球化”风潮席卷了全球，各国政府对此纷纷出台贸易保护政策。据统计，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WTO众成员国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贸易限制最为严苛的国家则是长期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仅在2015年，美国就颁布了9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全球总量的七分之一，居各国之首。美国的这一行径充分表明其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最大的障碍。[6]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当局出台了诸如提高本国壁垒、国内税收改革等一揽子国内外经济政策，在“逆全球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英国则鼓吹欧盟各国强行将预算赤字降低，将会“直接”导致包括英国在内的多数欧盟国家经济大面积衰退。为彻底摆脱欧盟的羁绊，实现自由对外签订贸易协定，甚至组成新的自由贸易区，英国遂决意脱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纷纷走向保守、孤立，朝着全球化的逆向步入不归路，应该说，这种“逆全球化”只是一种表象层面的解读，从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审视今天“逆全球化”的乱局，我们可以得出全球化的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结论，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希望利用“逆全球化”借势重构一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其目的在于“探寻”一种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及合作方式，进而“建立”一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
三 “逆全球化”的实质：美国政府力图重构“右翼全球化”
[1]崔兆玉、张晓忠：《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阶段划分的若干观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
[2]佟家栋、刘程：《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动态》2018年第7期。
收集2013年1月—2015年1月100例实施腰麻或腰硬联合麻醉的椎管内麻醉方式骨科手术患者有关资料，其中有68例男性患者，32例女性患者，患者年龄在39～76岁，平均年龄（55.1±1.4）岁。将糖尿病，严重心肺功能障碍，尿路感染、前列腺等泌尿系统疾病，精神系统疾病及急诊手术者排除。患者手术主要是病程在7～10 d的下肢韧带断裂、膝内外侧韧带修补术，以及病程在1～2个月的肱骨骨折、尺桡骨骨折。
新保守主义的“右翼全球化”对于上述两种治理解决路径都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只有建构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和资本扩大政策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自身在全球化博弈中的既得利益。从历史逻辑上看，特朗普与自里根时期开始直至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一脉相承。自里根时期以来，美国一方面通过发展信息技术等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一方面试图用新兴产业代替福利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新兴行业逐渐走向低迷，增强社会保障网络的政策相继出台，开始出现了短暂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回归的现象。特朗普上台后，控制人员的跨国流动以及贸易投资上的本土主义又占了上风。应该说，“右翼全球化”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政策设计，它的再次回归暴露了共和党右翼希望重构全球化以延续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经济霸权的野心。
四 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全球化的新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的提出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出现重大危机、人类生存发展出现重大挑战的历史节点上，为下一步世界发展的方向贡献出的中国智慧。我们有必要在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一）“人类解放”理论
资产阶级曾经提出过“政治解放”的观点，但这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大相径庭。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指出，政治解放是同市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8]是市民社会革命的政治产物。马克思也承认这种解放有着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并不是实际的、现实的解放，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旧社会解体之后建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仍然要人们重新服从新的（即市民社会）统治，并且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9]这种“解放”带有先天的欺骗性，资产阶级以普世价值作为外衣，宣扬以所谓的民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解放之路。但这种“解放”仅仅意味着少数人的自由或者说只是满足于极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阶层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实质导致了不平等的社会现状难以改变，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宗教冲突的问题不会因为资产阶级构建的所谓联合体而有所改变。与之相反，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则在资本主义的解放理论上有了本质上突破，从其性质上看，它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一种科学社会历史理论，[10]系统性地回答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的最终结局以及人类历史的根本走向等问题，同时也是唯一的辨证的历史科学。从这个角度上说，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是对资产阶级的“解放理论”的升华与超越。而资产阶级所谓人类“解放理论”在自洽性上有着天然的张力：在其逻辑机理的深处，其鼓吹理性至上，通过给人类传播理性的思维，最终会使得社会“走向成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理性作为一切认知的基本前提，必将被视为“最高的法官”。一方面，这会使得个人中心主义观念甚嚣尘上，个体在活动中考虑更多的则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很大程度上会将理性主义逐渐工具化和范式化。而价值本位的缺失也成为西方社会无限度地征服自然的重要理论凭据之一。另一方面，“为了理性而理性”这一人类作茧自缚的思维牢笼抑制了人类本身的天性。可以说，现代理性哲学以“自由解放”的诉求为始，却以“理性压迫”的悲剧为终，以“解放”的追求为开端，却以“毁灭”的代价为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继承了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精髓，它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个人主义，充分考虑人类作为整体性的存在。而价值本位的回归也使得人类社会开始重新考虑构建一种全新的共同体形式：它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国家和社会真正地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作为整体性、有机性的客观存在，考虑到全人类的和谐、共存之外，还兼顾着个体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现状，充分维护彼此的生存性权利。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将深厚的理论变成伟大的实践，让全人类的解放之梦不至于成为空想。
任何事情的学习都来自于兴趣，因为兴趣是促进学生学习的最强动力，能够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欲望，以此达到高效的学习质量。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学会用语言去赞美和鼓励学生，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教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为他们的审美和思维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所以，这时就需要教师认真倾听学生的想法，并且要鼓励学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一是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翰·鲁杰 (John G.Ruggie)提出，即通过国家干预以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的理念内嵌入国际经济机制之中，从而使战后国际经济机制在主要具有自由主义的多边性质的同时又内含有国家干预的成份，由此体现了共享社会目标。[7]具体来讲，通过建设社会保障网络弥补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例如就业再培训项目以及国家福利体系建设。二是通过全球主义进行规制。在国际上削弱民族国家之间的主权属性，扩大人员的跨国流动，最大程度地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以及增加全球化的受益者。亦或是控制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速率，减缓全球化资源流动对本国造成的冲击。
（二）“自由人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称人类社会最初的社会形态是“自然而形成的共同体”。其表现形态为：“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11]人类社会诞生的时候，受制于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以及恶劣的生存条件，人类想要生存就必须彼此相依为命，构建一种以血缘或者部族为纽带的共同体联盟。通过彼此的协作进行早期的农业生产活动。生产活动通过共同体达到了重新的整合：在生产力要素上，通过统合集体内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更好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同时又是生产关系上的革新，每一个体在“部落共同体”中平均获得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得，彼此生产彼此消费。这个阶段的共同体个体是实体的偶然因素。一方面，由于人类社会没有过渡到阶级社会，所以说共同体内部并不存在核心的利益层，团体的利益代表着每个个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没有阶级和贫富差距，个体存在于这个团体往往是由于血缘等非可选择的要素，个体出于生存利益而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阶级化概念开始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逐渐拉大，这时候部分个体的特殊利益与共同体内部的整体利益发生了不对称。部分掌握经济话语权的个体希望通过建立商品经济实现对其他个体的剥削，从而避免日常繁重的劳动生活——即以物质依赖性为基础实现个体的独立性。这种社会关系使得原始共同体逐步解体。占有经济话语权的早期人类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利益，进而寻求一种超越了原始共同体的全新形式，即满足少部分利益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所谓的共同体是少数既得利益阶层掌握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表面上自诩代表全社会的共同利益，[12]实际上利用“国家”这个平台满足其自身的利益得以长期维持。这种共同体从实质上说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13]
正是基于对这种虚幻共同体的深刻理解和反思，马克思提出了在否定私有制的意义上“自由的共同体”思想。这种共同体应该建立在人与人自由发展的基础之上，每一个个体在不侵害其他人的自由之下获得自身充分的自由，从而真正将个体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统合成为一体。马克思认为：“（自由人共同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自由人共同体”思想，它很好地解决了在现有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间交流合作的问题，为各国之间建立互信、减少冲突、更好地增进多元价值间的理解和认同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支撑，为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当代选择。
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实践
注释：
除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政府有关“两岸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倡议，则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它们与“一带一路”交相呼应，共同谱写人类全新合作理念的协奏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它表明了新时代的中国正高度关注人类命运发展，致力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同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魄力朝着人类共同体的最高理想迈进。更进一步说，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萌生的一种新的全球化志向：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中，全体成员“共商共建共享”，全球化代替了资本操纵和支配的全球化；人类社会全面自由发展代替了片面狭隘发展；文明互鉴共存包容代替了文明先进落后之分。这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是意识上的超越，同时也昭示着世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将人类文明带入一个全新的发展篇章！
岩溶发育程度是岩溶塌陷形成发生的先决条件[9]。研究区浅部岩溶发育，下伏基岩主要为二叠系上统长兴组石灰岩(P2c)。基岩面附近岩溶化程度较高，岩溶形态多样，溶隙、溶槽、溶洞发育(图7)，为岩溶塌陷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排水和颗粒运移通道[10]。据钻探资料，特别是浅层岩溶发育(ZK5在地表以下50 m范围内发育13个溶洞)，大多为小溶洞，高度0.3～5.0 m不等，个别高度达30 m以上，多数为全-半充填状态，充填物为泥砂及碎石(图8)。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从实践层面重构全球化的一次大胆尝试，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构建亚投行、丝路基金等融资平台，提供了项目资金上的保障。这些机构平台维护了世界金融秩序的平等，打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与此同时，中国将充分利用、整合和对接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即一面强化沿线上海合作组织（SCO）、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现有多边合作机制作用；另一面继续发挥沿线各国区域的相关国际论坛，例如博鳌亚洲论坛、欧亚经济论坛，力图通过多种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多方多元合作平台和共商共建协议框架。[14]所以说，这将有效拓展中国的国际合作空间和话语权，完美诠释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核。目前，中国政府倡导沿线国家共建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已初现规模。这一站在人类整体利益角度出发的全球化合作模式，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汇聚在一起“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取6周龄健康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40只，体质量100～140 g(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4组(n=10)：即空白对照组、Nif组、CsA组、Nif+CsA组。各大鼠均于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SPF级分笼喂养，温度20～26 ℃、湿度40%～70%；饲以标准饲料，自由饮水，12 h昼夜循环。
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确立了“领导力：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主题。外界盛传中国是否是新一轮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宰者。处在历史战略机遇期的中国，与其说成为全球化的新主人新霸主，倒不如说是一种谋求构建满足全人类福祉的大国责任担当。这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道路需要我们去建构一套全新的机制来引领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正是为中国孕育新型全球化构想、履行大国责任与担当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特朗普上台以后，出台了一系列带有明显贸易本土化的国际经济政策，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带有明显新保守主义色彩的“逆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政策。但本文认为，其实质是特朗普政府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或者右翼全球化”（Right-wing Globalization）。正如上文说，美国此举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全球化模式。首先，美国提高关税并不是着眼其本国市场的稳定，而是以退为进，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迫使更多的国家打开市场；其次，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降低国内的资本管制，促进美国资本的全球流动；再次，共和党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成色决定了经济自由主义是特朗普政府国内外经济政策的走向，无论国内层面上降低税收和减少政府管制还是国际层面上通过提高关税壁垒最终扩大国际市场，都表明了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才是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真正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重构“全球化”的精神内核与传统意义上的“反全球化”有着明显的区分：后者主要强调利用国家的行政干预手段节制资本，而特朗普则代表着新保守主义“亲近资本”的右翼全球化特征。面对全球化所必然衍生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国际理论界一般有两种处理的路径：
I am sure I should be a fool to change such a situation as mine.Fortune I do not want employment I do not want;consequence I do not want：I believe few married women are half as much mistress of their husband’s house,as I am of Hartfield.(67)
（1）贵阳城市冬夏不同季节环境和气象条件作用下，PM2.5和O3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冬夏季节相反的相关关系，即PM2.5和O3在夏季表现为正相关，冬季为负相关的城市大气复合污染特性。
[3]许国平：《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系：现存的问题和未来的构架》，《国际经济评论》2002第4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3页。
[5]银锋：《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探究》，《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6]张茉楠：《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与新一轮全球化走向》，《宏观经济管理》2017年第5期。
[7]舒建中：《“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1期。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页。
[10]刘同舫：《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叙事结构及实现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12]康渝生、陈奕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学术交流》2016年第11期。
[13]马俊峰：《马克思共同体视阈中的人类解放》，《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12月2日，银保监会正式发布《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意味着目前已超20万亿元规模的银行理财市场正式进入独立子公司运作时代。
[14]李丹：《“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但是冬季室内室外温差大，老年人群血管舒张收缩功能、身体适应能力下降，骤然接触冷空气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因此老年人群更应注意保暖，避免过冷过热刺激。”谭子虎提醒说。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6-0108-06
作者简介： 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2；宋辰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2。
责任编辑 顾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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