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成就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成就论文,体系论文,中国通史论文,白寿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90华诞，是他从事学术工作70周年，又欣逢他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这部历时二十年而最终完成的巨著，以其用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的鲜明性，以其内容极为宏富、探讨几千年中国历史各方面问题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其编撰体裁的重大创新和科学性、时代性，获得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积一代之智慧”的巨著
白先生主编的这部《中国通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囊括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政治、经济、民族、军事、学术文化各个方面，全书共12卷22册，约1400万字，堪称是本世纪最大的史学工程之一。白先生从70年代后期起就酝酿编写《中国通史》，他曾多次出国访问而很有感触，深感编纂一部内容宏富，与我们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大国的地位相称，具有高度科学性的《中国通史》的必要，并且冀望这部通史要表达出深刻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1979年正式提出设想并开始启动。白先生倡议和主持的这一大型项目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和全国许多兄弟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支持。一大批卓有成就、造诣高深的知名学者共襄盛举，他们之中有：王振铎、苏秉琦、徐喜辰、斯维至、杨钊、高敏、安作璋、何兹全、周一良、史念海、陈光崇、邓广铭、陈振、陈得芝、王毓铨、周远廉、章开沅、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邱汉生、刘家和、何绍庚等。由白先生和这些知名学者组成全书编委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担任了分卷主编，参加全书撰稿的学者共有 500余人。由白先生总揽全局，提出全书的总体设想和要求，并采取卓有成效的推动和组织措施，各分卷主编精心实施，有关的众多专家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这一浩大的工程，被学术界称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
多卷本《中国通史》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集中了一代人智慧而成的巨著。王毓铨先生为《中国通史》的完成写有两句贺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前一句，中肯地讲出这部巨著的时代意义，它汇聚了史学界一代人的智慧，是集体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结晶。后一句，中肯地讲出其深远影响，由于这部巨著凝聚了一代人的心血，多少年之后人们若要深入地研究或重新编著中国通史，这部书都是必备的参考和重要的依据。
荟萃了众多名家、数百位学者的智慧和心血的《中国通史》，的确因它集中了大量最新研究成果而为世人所瞩目。譬如，第一卷导论卷是由白先生和其他多位专家撰写的，对中国通史编纂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系统而深刻的论述。首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由白先生亲自撰写，以8万字的篇幅，论述“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三个有关通史编撰的全局性问题，作为全书的重要理论指导。担任以下8 章撰写的作者中有知名学者邱汉生、刘家和等。第二至四章，论述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提出了“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等重要论点。五、六两章论述“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阐发了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中国思想史上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等重要理论问题。七、八两章论述“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问题。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论述了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连续性，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等极有价值的问题。在一部中国通史中，用整卷的篇幅来论述理论问题，这还是首创。综观导论卷的全部论述，有许多是加强了过去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如历史地理的理论、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地位等），更有许多是开创性的研究（如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多体裁配合、多层面地反映历史等）。因此，导论卷不仅为全书各卷的编撰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将中国历史理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如第二卷“远古时代”，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主编。本卷的论述，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的成果，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先例的，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书中许多在具体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概括，富有理论色彩和启发意义的论述向读者扑面而来。农业的发生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本书告诉我们：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中国的农业以精耕细作为其特色，这在远古时代已露其端倪。中国古籍中有神农尝百草和黄帝播种百谷的传说。而考古发现则提供了：大约在公元前6500年至5000年，中国北方已出现一系列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中有不少遗址发现了栽培谷物的遗存。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有许多窖穴中发现粮食朽灰，经鉴定是粟；河南新郑裴李岗和甘肃秦安大地湾都发现了炭化的黍。这些遗址所属的新石器文化，都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工具，又以磁山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最为发达。“由此可见中国北方农业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而中原应是旱地农业起源的核心地区。”（注：《中国通史》第2卷《远古时代》，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近年又在长江中游发现了城背溪文化遗址和彭头山文化遗址，年代约当于公元前7000年和5000年。在这两处遗址中，已不止一次地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些稻谷遗存的年代都远远早于中国其他区域发现的稻谷遗存，也早于一般认为可能是稻作农业发源地的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所发现的稻谷遗存，所以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注：《中国通史》第2 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考古发现正好与远古传说相印证：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发明了农业，而不是从外界学习来的。读着这样的论述，不仅能获得宝贵的历史学、考古学知识，而且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
又如，第三卷商周史卷的“序说”部分，是由著名学者徐喜辰、邹衡、胡厚宣撰写的。首章论述历史文献，按五经、史地书、诸子、辞赋四类，扼要而具体地论述先秦丰富的历史文献的主要内容、史料价值，对于为数不少的历史文献的真伪问题，今古文学派异同问题，以及作者或成书年代有争议者，均作了中肯的论述和必要的考订，并简要地论述前人对各种重要文献整理的成果，介绍最可据信的注本。第二章论述考古资料，分三节论述“主要都城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甲骨文和金文，内容包括丰富而纷繁的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及青铜器的出现、价值、研究状况。这两章，也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显示出本卷研究工作丰厚的考古学基础，又为初学者提供很好的研究入门指南。第四章论述商周史研究概况，分为四节，系统地论述近代以来实证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五四”前后，30年代，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的研究成果，脉络清晰，评价恰当，中肯地指出在商周史领域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十分有利于帮助读者思考当前研究工作进一步努力的方向。这些内容都出自有长期研究的专家之手，因而确实反映出当代史学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达到新的高度
集中众多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是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实现重大创新的基础。然而，众多合作者的研究、探索，需要有高明的史识作为指导思想，对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起到统帅和灵魂的作用。白先生在建国初年就自觉、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它来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进入新时期以后，他认识到，运用唯物史观来指导研究中国通史，必须做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起来。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界对于编撰中国通史的理论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以及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多卷本《中国通史》之所以能实现重大创新，此项至为关键。
我国古代史学家有重视通史撰修的传统，产生了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名著，形成了如清代章学诚所概括的“通史家风”（注：《文史通义》内篇五《申郑》。）。进入本世纪以来，先后产生的通史著作，形成了在运用进步历史观作指导上三次意义重大的跨越。本世纪初，即有夏曾佑著成《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完成自上古至隋统一，1904～1906年分3册出版）。这是近代史家运用进化论观点指导研究历史而撰成的第一部通史著作。夏氏把几千年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自远古至战国，包括周初以前为传疑时代，周初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自秦至唐，包括自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自五代至清，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为更化期）。书中对各个时代历史的演进递变，均贯串以进化、因果的关系来观察、分析。如论人类起源，说：“以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页。 ）夏氏解释远古时代自渔猎社会——游牧社会——耕稼社会的演进，更是周密地运用了社会进化观点。他称清代为“更化期”，则明显地表达出他对二千年一直实行的秦朝专制政体行将结束、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开新局的看法，故说：“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叶，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既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注：《中国古代史》第5页。 ）《中国古代史》以西方传入的进化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作了别开生面的叙述，给人以新鲜的、符合近代理性并能使人得到启发的知识，与旧史中充斥的循环史观或退化史观迥然而异。书一出版即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本书成为近代史学正式确立的重要标志。此后著成的同样影响颇大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缪凤林《中国史要略》、张荫麟《中国史纲》等，在历史观上都同属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范畴。
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又一次质的飞跃，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确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着重阐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1929年，郭沫若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当时，国内革命正处在低潮时期，许多进步青年和爱国民众感到困惑彷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散布中国“国情特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与别国不同，以此动摇人们对革命前途的信心。郭沫若的这部著作，则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甲骨文、金文和文献典籍为资料，论述中国历史也走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他明确地宣布自己著述的宗旨：“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9—10页。）遵循着相同的理论方向， 范文澜在延安时期著成更加系统的《中国通史简编》；在此基础上，又经过约20年的努力，完成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共3编4册，起自远古，迄于五代），观点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这两部重要著作，在历史观指导上更进一步，明确地以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换言之，要着力探讨共同性与特殊性二者的联结。故此，著者在延安时期申明：“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础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石家庄：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版，第1页。）至1954年， 他进一步指出：“列宁指示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明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给历史画出基本的轮廓来，然后才能进行各方面的研究。本书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历史结合起来，说明它曾经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诸阶段。虽然写的未必正确，但方向显然是正确的。”（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范文澜的通史著作以其观点新颖和材料丰富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著成后，在各个解放区及当时的上海、香港多有翻译。解放后的修订本累计印数也达百万册以上。戴逸教授称范著通史是“杰出的著作”。（注：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 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在40年代至60年代初， 还有吕振羽著成《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这三部通史著作同样以阐明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鲜明的宗旨，在长时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讲出了真实可信的历史知识，起到教育人民的巨大作用。
时代在前进，1979年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术工作也亟须开创出新局面。恰好，白寿彝先生在这一时期提出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理论指导，明确地要求做到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这就体现了对于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反映历史的理解，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中国通史所应包含的内容的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依我看来，此项实则标志着本世纪通史编撰在理论指导上达到新的飞跃，这部内容空前宏富的巨著，就是以这一崭新的指导思想为统帅而成功地完成的。
首先，白先生明确地提出这部通史的目标是：“既反映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注：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 ）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论述人口问题的研究，可以归结为：首先经过“表象的具体”，再到“多层次的抽象”，最后回到“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这样的研究方法。马克思说这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的正确方法”。并说，“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白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研究人口是如此，那么研究如此丰富复杂的人类历史客观进程更应该如此。”（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322页。）
其次，白先生一再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强调要认真地作具体分析，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规律，去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说：“有一个认识论上的问题要搞清楚，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真理的大门关死，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要求人们不断地丰富它、发展它。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看，在经典作家解释的普遍规律以外，还有不少具体规律有待于我们去研究，去发掘。”（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页。）又说：“要研究我国历史发展规律， 研究全人类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各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这种研究的正确成果必将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增加丰富的内容。”（注：《白寿彝史学论集》，第275页。）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白先生在《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通史·导论》卷中阐述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内部分期；在封建社会各个阶段，占支配地位的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广大边区封建化进程对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对封建国家管理职能的分析，等等。多卷本《中国通史》的撰写，体现了这些论点，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丰富了。
由于在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确定了要多层面地反映历史。不仅要写出各个时代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显示历史演进的趋势和阶段的特点，而且要反映出各个时代历史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交互作用的各方面的因素等。还要写出人的活动，因为，人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历史的规律性和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生动性之辩证关系。经济条件等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方向，而个人的活动能够局部地改变历史的外部面貌和某些结果；经济条件等的规律性，也往往要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表现出来。
自觉地、明确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二者结合，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指导思想，这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取得的重大进展，是认识上的巨大飞跃。以白先生这一观点为指导，才有多卷本《中国通史》这一内容宏富恢廓的巨著的撰成。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白先生一再强调中国历史是全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要给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各民族的活动与贡献以充分的重视，以利于加强今天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列为这部12卷巨著之冠，是首先论述“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在中国通史撰述中予民族史以这样高度的重视，这是前所未见的。白先生根据他长期的研究和思考，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串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79页。）不应当把历史上皇朝的疆域作为今天撰写中国历史的范围，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如此等等。因为，“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看，这是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很显然，不能跳出皇朝疆域的圈子，就会掉入大民族主义的泥潭里，这既不符合历史的真相，也不利于民族的团结。”（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81页。）他又阐明了：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统一的程度越来越高。“先是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如夏、商、周等族的最初形成。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然后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然后有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1页。）“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注：《中国通史·导论卷》，第98页。）白先生在《导论》卷和其他文章、讲演中，还一再强调指出历史上不管汉族或周边民族统一意识的增长。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往马克思主义民族史家的论述，也继承并发展了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得出了极具卓识的论点：“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史上也出现过割据局面，但无论是统一时期或割据时期，统一意识总是占支配的地位。”（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 页。）“尽管出现分裂阶段，但在思想意识上还是统一的。比如三国时期，曹魏在北方，东吴在江南，刘备在四川，都是割据，但这三国无论哪一国，都自认为是正统，都要统一中国。这就是说，三国时期，尽管三国鼎立，但统一的意识却是共同的。南北朝时期也是如此。北朝自认为他就是中国，南朝是从自己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南朝也认为自己是中国，北朝应属他所有。所以当时的历史家，北朝称南朝为‘岛夷’，不承认他是正式政权，南朝称北朝是‘索虏’。这两种称呼带有污蔑的意思，但都同样反映了统一的意识。”（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第13页。）关于民族关系史的认识，学术界曾经有两派意见，争论不休。有人说民族关系主流是友好、合作。有人则认为主流是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至有时发起民族战争。白先生则从历史的全局和总的发展趋势看问题，提出民族之间的团结越来越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的观点。他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期，民族间关系很好，这主要是说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很好。很好的时间还很长呢！但不能否认，也有些时候搞民族战争。对各民族不公平待遇，也是很显著的。但这些也只是一时间的现象。……从几千年民族关系发展来看，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越来越大，互相之间团结越来越密切，对祖国的共同贡献越来越显著，我看这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7—248页。）上述白先生关于历史上疆域问题的处理，多民族的统一在悠久历史中的逐步发展，统一意识的不断加强，友好是民族关系史的主流等观点，对于史学研究均具有指导的意义，也保证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在记载民族史、反映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共同贡献上有鲜明的特色。
编撰体裁上意义重大的创新
历史理论上达到新的高度和反映历史丰富性、生动性的要求，必须落实到编撰体裁这一载体之上。史书的内容和形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体裁形式的确定和运用，决定它所能容纳的内容之深度和广度。所以，体裁形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学家确定何种体裁形式，实则体现出他对历史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正确反映历史。白先生根据他对传统史书体裁形式中包含的合理性的精湛理解，根据批判继承的原则，以及对近代史书体裁形式的优点和我国历史著作优点的吸收、借鉴，决定《中国通史》在第三卷以下，各卷采用“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新综合体的确立为写历史提供了极其广大的包容量，且具有突出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这样，在研究成果上“积一代之智慧”；在理论上自觉地把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结合起来，达到了认识上的巨大飞跃；在历史编撰上创造新综合体，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三者结合，融为一体，便实现了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故此，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完成才成为学术界瞩目的事件，成为高高矗立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新综合体的确立，实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传统史学体裁多样，且各有其合理性。纪传体实是一种综合体，本纪、表、书志、列传互相配合而又各尽其用，包罗万有，容量广阔。编年体年经事纬，将同时发生的事件集中展现于读者面前，时代感强。纪事本末体按事立篇，自为首尾，灵活变化，起迄自如。在本世纪初年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章太炎、梁启超二位著名学者都对新的时代潮流的涌起有强烈的感受，各自设想编撰中国通史，贯串进化史观和“开发民智，启导方来”的宗旨，并且都不谋而合地在吸收传统史书体裁优点的基础上，作新综合体的探索。章太炎所预想的通史由五体构成：（1 ）表。有帝王表、舆地表等，共5篇。（2）典。有种族典、民宅典、食货典等，共12篇。（3）记。有周服记、秦帝记、党锢记等，共10篇。（4）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9篇。（5）别录。有管商萧葛别录、李斯别录、会党别录等共25篇。其中的“记”，就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注：《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8月4日。）“表”、“典”、“考纪”、“别录”则由纪传体中的表、志、别传等演变而来。可见总体上是对纪传体的发展，发挥其综合的优点。不过，章氏仅仅是提出设想，除撰写有几篇“别录”外，全书并未着手；且究竟是以“记”或“典”来概述社会大势，他自己并不明确，而“考纪”和“别录”同是记人，却要以“考纪”专记帝王，表示高人一等，则不免带着封建性的意味。梁启超于本世纪初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后来到1918年，他才“屏弃百事，专致力于通史之作”。据现见于《饮冰室合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太古及三代载记》之《古代传疑章第一》，《春秋载记》，《春秋年表》，《战国载记》，《战国年表》等）及他致陈叔通的一封书信（注：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1918年。）所述，梁启超是设想以“载记”、“年表”、“志略”、“传记”四者配合，作为通史的体裁。在其设想中，“载记”是主干部分，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梁启超的这种尝试与上述章学诚的设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看到传统的纪传体具有诸体配合而又各尽其用、构成一时代之全史的优点，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且都极重视吸收纪事本末体详一事之起讫、首尾完整、伸缩自如的优点，而梁启超的设想更进一步，解决了通史撰述中主干部分这一难题，用以叙述历史演进的大势。（注：详见陈其泰：《近三百年历史编撰上的一种重要趋势——新综合体的探索》，《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 期。）梁、章二氏的探索是很有价值的，对后人很有启发意义，但一部中国通史的撰著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不仅要靠体裁体例思考之完善，尤要有统贯全书的理论指导，要有众多学者分途以赴、合力以成，要有安定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这些梁、章二氏都不具备，所以他们仅止处于提出有益的设想和探索阶段。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通史撰著采用何种体裁，实际上是按两条线发展的。一是流行的章节体，本世纪初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即开创用这种体裁，它是由学习西方章节体史书体裁（经由日本），而又糅合了本国的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形成的。本世纪的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以及历史人物传记，都大量采用这种体裁。分章节来叙述背景、事件、演进阶段、各方面状况等项，确有其方便之处，有其优点和合理性，今后无疑还会继续使用。再者便是新综合体的探索和创立。本世纪初梁启超和章太炎提出了有价值的设想，作了某些局部的探索，但还有关键性问题尚未解决，更远未达到全面实践阶段。白先生主编《中国通史》才把前贤提出的设想大大向前推进了，圆满地实现了。白先生何以有如此的魄力？这不仅因为他自觉地以科学理论作指导，在历史观上站到新的高度，还因为他对体裁问题作了多年的思考和探索。
1946年，白先生曾在昆明发表《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的讲演，提出了《史记》所创体裁“是一种综合的体裁”的概念。又认为，自明代以来三百多年体裁上是“专史为主”的时期。当时，人们都对用章节体写历史书习以为常，但他却认为当前在体裁上处于“艰难万状”，因为：“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很显著，所以平面的，甚而至于是点线的写法已可以使人满意。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日见复杂，非用立体的写法不能适应大家的要求。……现在将要以人民为重要的内容，并且能供给大多数人民阅读为最大的目的，以后的史书形式必须是能适合这种内容这种目的的体裁才是最好的体裁。”（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27页。 ）既然认为史书体裁问题面临很大困境，那就意味着从四十年代起他就在思考史书体裁的创新了。至六十年代初，白先生撰写《谈史学遗产》一文，论述对于我国丰富的史学遗产应自觉地予以批判继承，特别讲到对于以往某些史书体裁，也应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加以改造、利用：“在表达形式和其他方面，史学遗产中也有优良传统和非优良传统的区别。对于这些优良传统，也要像对待过去文艺形式一样，‘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33—434页。）传统的史书体裁，一般人容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白先生在此文中则指出应看到同一体裁的发展，说：“我们研究史书体裁，跟著录家不同，不能专从分类上着眼，更应该看到一种体裁的发展。比如就编年体来说，《春秋》只记有年月可考的史事，《左传》就不只记事，还要记言，不只记当年的事，还要于必要的时候或原其事之始，或要其事之终。荀悦撰《汉记》，提出‘通比其事，例系年月’，这是对编年体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八个字的内容，不只是要按年月把史事通通安排起来，还包容有类比的办法。”（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40页。）到《后汉纪》和《资治通鉴》，更有新的发展。白先生这一对传统史书体裁中优秀的东西应加以继承、改造、利用的思想，到八十年代初发展成熟，达到重大的突破。1981年，他发表《谈史书的编撰》一文，进一步论述不同史书体裁的互相补充、交叉、综合，说：“史书的体裁，一向受重视的，主要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一般的看法，在这三种体裁之间好像有一条截然的鸿沟，它们的形式也好像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不是这样。纪传体史书，其中很大的部分是记人物，但不是一种单一的体裁，而是一种综合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50页。）“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 载记、书志和史论的综合。……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3 页。）尤其重要的是，白先生在本文中精辟地讲了今天史书体裁的创新，要吸收古代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今天我们要采用综合的体裁来写历史，不止要吸收古代历史家的长处，还应该超过他们。”（注：《中国史学史论集》，第495页。）
这段话，实际上是多卷本《中国通史》实现体裁的重大创新的纲领。采用新的综合体裁，是为了反映复杂的历史进程，反映广泛的社会现象，要继承、吸收传统史书体裁的长处，还要超过它们，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和鲜明的时代性。白先生是把理论上的探讨与史书体裁上的探讨二者结合起来，互为表里，同时解决，在历史观指导上做到反映客观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相结合，在体裁上采用新综合体，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互相统一。
白先生创立的新综合体的构成是：《中国通史》第三卷“商周史卷”以下，各卷论述一个时期的历史，均采用（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四个部分互相配合，形成一个整体。“序说”，不仅吸收自《太史公自序》至宋、明人论著中的“序说”中有用的东西，又吸收近代以来西方大型历史著作开头设立专章论述历史文献、研究概况的长处，加以发展。《中国通史》中的这一部分，因其系统、翔实论述历史文献和总结研究工作的进展，极受学术界的重视，青年学者更视为必备之书，因为“序说”为治学指示了出发点和门径。前文已讲到商周史卷中“序说”诸多佳处，第八卷元史卷“序说”也堪称美不胜收。它根据蒙元史研究领域的特点，不仅系统地介绍国内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而且对读者了解、掌握甚少的国外文献和外国学者研究成果，作了详尽的论述。此即第七章“国外的蒙元史研究”，分两节，论述“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蒙元史研究”和“二十世纪的蒙元史研究”，涉及到法国、俄国（包括前苏联）、德国、英国、美国、日本、蒙古及其他国家，介绍了多桑、沙畹、施密特、伯希和、韩百诗、符拉基米尔佐夫、傅海波等众多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前面论述中国学者自钱大昕、丁谦、洪钧、屠寄、沈曾植，至王国维、陈垣、陈寅恪、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人的成就相映衬，全面展现了蒙元史研究进展的历程。这样的“序说”，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论述精审严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恰恰是以前的历史著作中所难以容纳的。
各卷的“综述”部分构成全书的主干，纲举目张，宏观地论述各个时期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四卷秦汉卷论述的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这个时期进入新阶段，封建社会也建立起来。本卷“综述”即把握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特点，以秦汉时期的民族概况为第一章，指陈这一历史时期新的民族状况，包括汉族的形成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简况，这与第三卷“综述”以神话、传说为第一章，明显不同。继之以二、三两章，论述秦封建皇朝的建立，秦的暴政与秦末农民战争。对于西汉这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大的朝代，作者设立“西汉皇朝的建立和巩固”、“西汉盛世”两章，概况而又具体地论述了对楚战争的胜利，汉皇朝规模的树立，郡国制与封国制的并存，“文景之治”，强干弱枝的重要措施，民族关系和统一局面的发展等重要问题，清晰地再现了西汉时期封建关系成长、国力逐步强盛、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对封建皇权加强和武帝统治政策的制定等问题提炼恰当，因而受到论者的好评。第五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史卷则面对与西汉长期统一大不相同的分裂局面，撰著者匠心独运，清楚地划分了这一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混乱中理出线索。由于撰著者善于把握全局和叙述得当，结果这一本来复杂混乱的历史时期就显得头绪较为分明了。
“综述”与“典志”的关系，是要求前者能阐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全貌，而后者则是对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若干侧面的剖视。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因之各卷“典志”篇目的设置，既在总体上显出均衡的协调，又各具时代的特色。如隋唐史卷设有“长安和洛阳”，“隋唐科举制”，“隋唐官制”，“隋唐律令”，“隋唐礼俗”等篇；元史卷设有“运河与海运”，“钞法”，“元代投下分封制”，“元代礼俗”等篇；清史卷设有“手工业与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商业、市镇”，“官修图书”等篇；近代前期卷设有“自然经济的分解”，“交通邮电”，“河工、漕运、盐政的衰败”，“海关、关税”，“宪政”，“秘密结社”等；近代后期卷设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改革”，“外国对华投资”，“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新民主主义经济”等篇。很明显，各卷“典志”与“综述”配合，都是为了从各个社会剖面，来反映历史时期这一“多样性的统一”及其特色。
“传记”在各卷中占有较大篇幅，反映人物创造历史的作用，同时又通过他们的思想、性格、行为表现时代的特点。第十一卷近代前期卷的“传记”，从鸦片战争以来众多的人物中，精心选择了35位各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为之立传。他们是：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和进步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人民起义领袖洪秀全、李秀成、洪仁玕、 杜文秀，晚清重要当权人物和封疆大吏慈禧太后、 奕、光绪帝、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维新派人物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近代外交家和实业家黄遵宪、张謇，科学家和工程师李善兰、徐寿、詹天佑，革命派人物孙中山、黄兴、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秋瑾、宋教仁，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反袁英雄蔡锷，京剧艺术家程长庚、谭鑫培。这些人物传记汇合起来，组成了近代史雄浑壮阔的历史画卷，读者由此能更加集中而形象地看到进入近代80年来，我们民族展开的前仆后继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反抗封建统治的英勇斗争，看到志士仁人呕心沥血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由倡“师夷长技”先声，继而发动维新变法，到采取武装革命，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还有其他出色人物，或以保卫共和政体，或从宣传新思想，或以兴办近代工业，或以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活动，对历史进程发挥了强有力的推动或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人起到消极甚至反动的作用。“传记”与“综述”、“典志”配合，使《中国通史》展现的历史进程更加多姿多采、波澜起伏、有声有色。多年以来通史著作中没有完整人物形象的缺陷得到弥补，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人们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众多有作为人物的身上吸取丰富的智慧和思想营养。
白先生创立的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互相配合的通史编撰体裁，为叙述中国几千年历史成功地提供了宏大而新颖的载体。在这种新综合体中，有对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研究状况的科学论述，有对历史发展主干、各阶段基本脉络和总相的论述，有社会各个横剖面的展示，有对历史运动主体——人的活动的生动清晰的描绘，因此，多卷本《中国通史》体裁的创造，具有丰富性、科学性、时代性的特点，学术界对此同样予以高度评价。曾经有过这种看法，认为旧的史书只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至于其形式等都是封建性的，毫无继承的价值。也曾有人担心采用这种体裁会不会搞成“新纪传体”。现在白先生及众多合作者拿出来的这一成功实践，对此已作出圆满的回答，而且有的省正在进行的编写本省通史，已决定采用这种新综合体。白先生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吸收了纪传体诸体配合、包容丰富的长处，而彻底摒弃其封建性，又吸收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外国史学著作的长处，融合在一起。在批判继承、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再创造，使反映历史的规律性与丰富性的指导思想与新综合体的形式互为表里，完美统一。拿各卷中给人物传记较多篇幅这一点来说，这自然是吸收纪传体的长处，但又彻底摒弃纪传体后期把列传变成仕途履历表，和“人多体猥，不可究诘”的严重弊病。使之具有崭新的时代面貌，着重写出人物身上体现的时代特点，以及他对历史的贡献和影响。读着这些传记，我们毫不感到是旧的列传的翻版，而是随处体现出新的观点、新的视角、新的评价，确是新时代的新创作。
总之，多卷本《中国通史》，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内容丰富的煌煌巨著。它集中了“积一代之智慧”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理论指导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并且在体裁上创造了新综合体的崭新形式，实现史学体系的重大创新。这部巨著的完成，是白先生和各位共同合作的专家们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和二十一世纪献出的一份厚礼！总主编白寿彝先生不顾高龄，仍然保持如此旺盛的学术创新精神，以一二十年的艰苦劳动作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对于我们后学实是最可宝贵的激励！这部巨著又昭示我们：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事新的理论创造这一方向，发扬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吸收近代史家的优秀成果，坚持学术研究中的创新精神，就能不断推进史学走向新的境界。这对未来世纪史学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WW于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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