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实践的理论源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70余年的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能够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最后仍然解体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经受住了东欧剧变的考验，顶住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从进入90年代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风景这边独好”，这又是为什么？
苏联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它是从先验的原则出发，然后使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适应它，从而使其失去了现实的生活基础。而这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立足中国的实际，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为核心，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是如何实现的？
人们不会忘记，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从而决定了中国未来100年的基本走向。而在此之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则是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中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开始了实事求是地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历程，即开始了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
本文拟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谈几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伟大历史意义。
从更深层次上看，真理标准大讨论又是一次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从此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确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权威，并开始反思苏联《教科书》的弊端以及我们失误的理论根源，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真理标准讨论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主要表现在：
第一，它宣告了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教条主义哲学的破产，恢复了实践的权威，引导人们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重大、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是世界观的变革。而世界观的改变，从根本上讲，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模式和解释框架，不同的世界观表现的主要是人们对待世界的态度、看待世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观点的不同，这实质上就是对待世界和事物的哲学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其革命性意义何在？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同以往的区别在哪里？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曾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首先和根本的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在提纲的第11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16页，262页。）这句纲领性的话表明，马克思哲学同以往哲学的区别，根本的是对待世界的态度、方式的变化。以新的哲学观点来看，世界既不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创造物，也不再是外在于人而存在的仅仅是直观的对象；人在这个世界面前既不再是消极无为的承受者，也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解释者。对于新哲学来说，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人参与其生成、在人的活动中不断被改造和创新的对象，人在这里是具有主体作用、有着无限作用、积极主动的能动存在。对于世界这样的态度和看法凝结为思维的逻辑，就是提纲第一条所指出的，我们对于事物、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还应该“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16页，262页。）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这样超越旧哲学，实现了从直观态度向实践态度、从先验思维向实践思维的转变。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实践的发现、实践观点的创立，它决不是仅仅为哲学增添或补充了几个新的范畴、新的观点、新的原理的问题，而是为我们理解人、理解世界以及理解全部哲学问题提供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立足基点、观察视角和思维模式。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人和世界，就意味着不能再从什么前定本性、永恒原则、概念规定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而是从人的基本生存活动去理解人的本性、从人的历史的生成变化中去把握人的存在状态，即从人的实践去把握人的本质、属性及价值等方面。因为人正是在实践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从实践的角度去看待人、人生存的世界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从实践出发，从中国人民的实践出发，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出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而以往我们的失误，从哲学思维方式上总结，恰恰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是一切从实践出发，而是从抽象的理论、原则、本本出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苏联“教科书哲学”的影响。必须看到：我们是通过苏联学者的著作（主要是“教科书哲学”）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必然要受到苏联学者的影响。实质上，“教科书哲学”只是苏联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解，一种解释。现在看来，其中有许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且由于他们还没有转变传统哲学的先验思维逻辑，他们不仅使其哲学体系退回到18世纪的水平，而且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论转化为先验的教条原则。在这种哲学模式指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经过70多年的实践后失败了。同样，我们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许多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恰恰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旧哲学。邓小平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楚。”（注：《邓小平文选》三卷，63页。）不难发现，极左的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的误解主要表现在：(1)把完整丰富的思想体系肢解并抽象化为没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内容干巴贫乏的片言只语。(2)用经典作家的思想言论来取代和掩盖中国的国情和现实。这种教条主义哲学的形成从50年代就开始了，到60～70年代到达了顶峰，在错误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批判“唯生产力论”，搞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其危害性也是严重而深远的。
在实践中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经典作家的一般论述出发，从抽象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出发，而没有从现实的情况，即我们正在实践中的正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因此，我们的政策屡屡失误，明明是还处于“一穷二白”的落后基础却宣布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分明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三自一包”却冠之以“资本主义的尾巴”；明明是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就要求有多层次的所有制结构与之相适应，却要追求所有制上的“一大二公”，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倾向，确立了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这就是从实际出发，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出发，来决定我们的道路。
第二、真理标准大讨论促使我们更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了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壮丽乐章。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正是这一乐章的前奏曲。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确立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日益深刻，在实践标准的基础上，经过了生产力标准，深入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针对“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三卷，372页。）依据“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也表明我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刻总结。
关注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16页，262页。）在30年代毛泽东写作的《实践论》中，他明确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这一实践标准的提出，实际上也蕴涵着价值标准。因为毛泽东所说的实践标准，绝不是脱离价值主体与价值目标的纯粹认识领域的真理标准，而是与阶级性、人民性的价值主体及其价值目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三卷，373页。）及“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从而更明确了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
值得深思的是，人们对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以及“三个有利于”的接受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是为什么？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忽视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而去追求社会主义形式上的合法性。邓小平在1957年就曾指出，“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68页。）所谓追求这个化那个化，从根本上讲就是追求社会主义形式上的“一大二公”，而忽视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目标。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我们的党正是在总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苏联东欧的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刻思考，彻底抛弃了那种脱离实践、脱离生产力发展、脱离社会主义价值主体——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的“批‘唯生产力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假社会主义，开始研究并从现实中国国情出发，从现阶段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需要出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是人类进步过程中一个现实的历史环节。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曾作过一些设想，诸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消费品的按劳分配等等。但是要注意，能够具有这些特征的社会毕竟始终是人这个主体构成的，人的现实的历史的需要决定了这些特征表现的现实形态，而不是相反。不能用关于这些特征的某种设想原则来限制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各种历史需要。更不能将这些设想原则同人这个主体脱离开来、对立起来。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思想，是比他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设想更深一层的根本观点。并且在他们对社会主义历史内涵的规定里，不是把社会主义作为高居于人这个主体之上的某种东西，甚至不是将共产主义作为人的发展目标（更不是终极的或最高的目标），而仅仅看作人类解放进步的一个历史环节，一种历史形式。1894年，在日内瓦创办的一个刊物《新纪元》编辑部请恩格斯为创刊号题词，要求用一句话来表达他和已故的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并没有用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是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邓小平同志代表我们党郑重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针对人们中姓社姓资的种种疑虑，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根本标准，视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视人民为党完成各项任务和目标的实践主体、视人民利益的得失为我们党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构成邓小平理论中“人民主体观”的核心内容，正是体现了这种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根本上讲，它不仅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从书本回到了现实，而且使我们的着眼点紧紧地关注于我们正在从事的实践，关注于从事这种实践的人民群众及其根本利益和需要上，从而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实践是检查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而实践不是抽象的、超越时空的无主体的活动，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处于特定范围的并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主体的活动。因此，实践标准还必须深化到价值标准，即要研究具体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我们看到，实践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的思维方式正在成为中国人民的崭新思维方式，成为指导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也体现了这种实践标准和价值标准统一的思维方式。
第三、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启了在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上思想解放的先河。回顾改革开放20年的历程，就是一个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不断解放思想的曲折而艰难的过程。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表明了理论之于实践的滞后性。但是，人类的生活不能没有理论，人类之所以能够不断自我超越，正在于人类具有理论和思想。只有当思想理论退出人类的现实生活时，它才是灰色的，即当思想理论置人类的生活于不顾，只在纯观念中构造人类的未来时它便成了空泛的幻想；或当思想理论完全曲从于现实、成为现实的奴仆时，它便成了社会存在中已不具现实性的僵化的投影。这时突破思想的禁区，砸碎思想的枷锁，扫荡思想的障碍，便成了社会历史前进的必要前提。解放思想的运动便会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思想解放。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第一次把生活的、实践的观点看作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第一次指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第一次看清了过去的一切思想理论只是置身世界之外去解释世界而不能置身实践之中去改造世界这一根本性缺陷，第一次把自己的理论作为人类生存方式的实践的内在环节。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思想理论应该具有实践的主要特性，应该是开放的、批判的、历史的、发展的。在马克思那里，解放思想也不是一种外在的要求，而是理论自身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解放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也是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有品格。所以，我们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解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自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我们破除了以领袖人物的言论、语录来裁决实践、评判生活的束缚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围绕着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为困绕我们前进的一个大问题。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从而空前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2年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国民经济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在建成，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勃勃生机。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进入了最艰巨的攻坚阶段——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这同样遇到了来自“左”和右的阻力，特别是“左”的东西还根深蒂固地束缚着我们的头脑，其表现就是：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只能有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高于集体所有制，公有制优越于私有制；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分配形式上，只有按劳分配是唯一合理的，等等。其思路还是脱离实践、脱离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谈论问题。因此，要使改革进一步深入，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要解放思想。党的十五大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20年的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新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比如，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十五大提出了“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涵义”的问题，即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公有制经济占主体，“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差别”；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再如，十五大提出要把公有制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别开来，指出“公有制的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方式，努力寻找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些崭新的论断，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遵循实践观点和生产力观点，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结果。
标签：哲学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邓小平文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