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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我国也不例外。2005年我国全年进出口总额达22508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达到63％。现在国人更为担心的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随着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是否会构成威胁，这是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一、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够保持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态势。
（一）市场经济的不完善
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在我国，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
（二）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
中国的金融风险，首先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由于金融体制和国企改革取得的进展相对滞后，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逐年增加，有些已成为呆坏账，而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有些多年累积的不良贷款估计很难偿还。目前全国各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约为17万亿元，若按8％的不良资产计算，不良资产绝对数约为13600亿元，这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4家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4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大体相当。不少人认为，8％的不良资产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不良资产的比率可能高达25％以上，若如此，则不良资产绝对数可能高达42500亿元，超过了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70％。如果经济稳定，社会政治安全，国家信用可靠，则大规模全面挤提的可能性甚微，但也不能排除局部的挤提风险。加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违规操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兑付困难，引发局部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这种金融系统风险对个人和家庭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金融安全的第二个威胁来源于股市。目前全国上市公司已超过1000家，市值约为26000亿元，登记股民超过4000万，涉及家庭人口超1亿人，由于股市上成熟规范的机构投资者不多，散户占很大比重，且由于市场建设时间不长，法律尚不健全，管理也不规范。因此，股市大幅波动的潜在威胁也是存在的。这些也会直接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更值得担忧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破坏性，则不仅使相关个人和家庭直接受损，也会使国家经济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安全问题受到影响。
（三）债务风险
近年来，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由此引起的财政债务负担的迅速增加和尚需继续增加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从我国情况来看，国债负担率最高的年份是2003年，达22.5％，因为当年中央财政赤字达3198亿元。2004年中央财政赤字依然为3198亿元，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GDP总量增加较多，当年国债负担率开始下降，为21.1％。目前国债负担率虽在公认的警戒线内，但对实际国债的规模必须引起警觉。比如政府系统欠发的工资，粮食棉花收购系统的亏损挂账，国有独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国有企业的潜亏，地方各级政府的债务，还有个人养老金账户空账等广义公共部门债务里实际经济性质属于名义国债的其他债务，都应该考虑到。应该说债务负担是非常重的。国家的债务负担越重，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性越低，风险越大。
（四）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2004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342万人，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富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富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五）战略物资短缺
从中短期看，中国的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看，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过程中耕地的减少、土壤的退化、环境的恶化等粮食问题不容盲目乐观。历史的经验表明，每次中国进口粮食的增长都伴随着国际市场粮价的大幅度攀升。从1970到1996年，中国能源完全自给，能源安全度达到100％，还出口能源供应外国。从1997年开始，中国从能源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2004年和2005年，中国能源安全度估计降到91.6—92.8％，目前我国石油净进口已占全国石油消费的20％以上。若没有大的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可能高达消费总量的40％，这就使我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据估计，世界石油单价每桶提高5美元，将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0.2％。石油供给不足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安全。
此外，我国北方地区和部分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从总体上看，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之一，我国年均水资源总量为2.81万亿立方米，总量虽居世界第六位，但按1998年12.48亿人口计算，人均水量才为2251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居世界149个国家的第110位。水资源在时间和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南方多北方少，北方大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低。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这使可利用的水尤显不足。在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水资源短缺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 中国已经逐步融入这一潮流之中， 加入WTO则是适应全球化的重要步骤。这就必然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在看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对部分个人、家庭经济安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随着农产品和部分制成品关税的逐年降低，非关税保护的逐步消除，以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在与美欧国家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长期高度保护的制造业也会受到大的冲击。另外，国内市场的开放，也将使银行、保险、电信等国有垄断性服务行业的竞争加剧。在一定的时期内，这些处于竞争劣势的行业中的部分个人和家庭利益就可能受到直接损害。伴随外部冲击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受损群体的经济安全下降，可能会形成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的风险。
（一）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
新地缘政治变化的特征之一是地区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美欧在扩大地区共同市场的同时，实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给我国扩大传统市场带来了很多困难，也使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争夺国际市场中产生了贸易摩擦和冲突。一些国家一再抛出“中国威胁论”，并对中国商品进口设置了各种障碍，由此引发的贸易战使我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紧张。欧盟市场一体化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其成员国统一了进口标准和配额。在发达国家的带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以反倾销为名对我国出口产品实行制裁。从整体和发展趋势看，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贸易开放政策，很多国家都把加强国家竞争力和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作为实现持久发展的必要条件，国际市场的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有限的国际市场份额将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间进行分配，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条件越来越艰巨。
中国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参与者，不可能在追求比较优势时随意进出某一特定市场而鲜为人知的产品。但某个新的竞争对手证明它能够在进口市场上表现出强大的竞争活力时，竞争进口的公司肯定会发出违规抱怨，而且，无论有无WTO， 这些公司总会找到新办法来设置新障碍，加大市场准入或市场扩张的难度。目标越大，竞争进口的公司及其政治盟友就越容易煽动公众的不满情绪，反对不断增加的双边贸易赤字。尤其是中美贸易，逆差那么大，美国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从战略角度考虑，美国迟早会像上世纪80年代对日本那样对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长达20年的日美经济冷战以日本失败告终，日本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控制了市场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中美贸易顺差如果继续累积下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美国和中国爆发经济冷战的可能不是降低，而是越来越大。一旦美国关闭进口市场，中国沿海庞大的加工能力将往何处去？
（二）对外依存度的风险
对外依存度是各国广泛采用的一个测度，是一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国外依赖程度的指标，是用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出口总额除以该国的GDP。我国2005年的对外依存度为63％，对外依存度越高，风险也越大。对外依存度的提高是我国对外开放，加入WTO的结果。 它有利的一面是使我国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迅速发展经济。这些年来经济发展迅速，增长率保持在9％左右，对外开放功不可没。尤其是出口迅速增长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是我们的国策，这也是我们向市场经济转型成功的基本保证之一。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外依存度越高，风险也越大。世界格局错综复杂，千变万化，它的每个风浪都要通过贸易这个渠道传递到国内。中东战争、石油涨价、美元欧元汇率变动，发达国家经济政策调整，都会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真正是别人打喷嚏，我们就要发烧了。尤其应该考虑到的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整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还不够强，这就给稳定经济带来了更多困难。
（三）科学技术因素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当前，全球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形态向知识经济形态过渡，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也在转变。在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和知识则是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但是，就中国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众多大型特大型企业核心技术“空化”问题十分严重。例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始终没有摆脱依靠技术引进和模仿创新的模式，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一直在“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中徘徊。许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产业以及主导产品的设计、生产，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而是依靠外国技术和装备进行生产。一些已经形成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对国外技术仍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特别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领先技术一般仍由外国公司控制。
（四）信息安全因素
全球化虽然使信息可以在瞬间实现共享，但共享绝非无偿。信息产业正日益成为各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因为它以全球互联网为载体的市场交易方式能使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可以带动国民经济其它部门的发展。信息安全对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中最发达地区和最先进部门也将随之实现与国际的信息一体化。而在中国最关键领域，关键设备都是引进的，极易遭到恶性网络攻击。另外，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优势地位，西方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报道的意识形态化，都可能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跨国经济犯罪等也必将进入中国。
（五）霸权主义因素
冷战时期，世界处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中，两大集团在经济上相互封锁，在军事上相互对立，世界局势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发展中国家经常成为美苏争斗的牺牲品，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受到极大的威胁，经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冷战结束后，尽管世界格局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之间的较量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竞争，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环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不利地位。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威胁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外部原因依然存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存在，经济领域里的霸权主义的不断滋生，必然导致富国掠夺穷国经济利益，侵犯穷国经济主权的现象，“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安全除了面临着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外部原因威胁外，还面临着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外部原因的威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和平崛起深感不安，他们不仅长期鼓吹中国威胁论，而且还不断地对我国进行经济渗透和技术封锁，特别是美国经常挑起双边贸易摩擦，动辄采用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对美国的商品输出。霸权主义依然是威胁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