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排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从词源学看，“社会排斥”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大概在25年前，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e Lenoir）首次提出了“社会排斥”概念。然而，即便如此，在讨论和研究贫困与剥夺问题时，“社会排斥”已经被人们频频引用。目前，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文献已是汗牛充栋，而且新的研究文献还在不断涌现。
已有研究认为，“社会排斥”是一个广泛涉及经济社会问题的概念。在界定法国的受排斥人群时，勒内认为以下群体是“受排斥的”——这些人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10：精神或身体有残障者、自杀者、老年病患、受虐儿童、药物滥用者、过失者，单亲父母、多问题家庭、边缘群体，叛逆者及其他一些不适应社会环境的人。
继勒内之后，一些学者进一步扩展了受排斥群体的范围。如西尔弗（Silver，1995）曾总结性地指出，在以下方面“人们可能会遭受排斥”：生计、有保障的固定就业，收入，财产、信贷或土地，住房、最低或普遍消费水平，教育、技能和文化资本，国家福利，公民身份与法律平等，民主参与，公共品，民族或主要种族，家庭关系与社交活动，关爱（humanity）、尊重（respect）、满足（fulfilment）与理解（understanding）。人们可能遭遇排斥的地方不胜枚举，而关于社会排斥的研究文献显然也无法一一列举。
然而，“社会排斥”研究并非一帆风顺。积极倡导社会排斥理念的人对此概念推崇备至，他们常常以社会排斥之名不加选择地罗列问题，从而影响了一些学者对贫困与剥夺问题的研究。1997年，艾尔泽·厄延（Else Oyen，1997）就曾毫不客气地评论了“社会排斥”理论的研究状况。他指出，“初入该领域的学者继续倡导这一概念，并四处奔波去安排各种会议与研讨会，以期找出能够运用‘社会排斥’概念进行研究的问题”。如果说“社会排斥”理论的追随者毫不掩饰对这一理念的执着，那么，批评家们同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对社会排斥概念的滥用。
二、贫困、能力剥夺与社会排斥
首先应该认识到，“社会排斥”与贫困和剥夺研究中的一些概念是有联系的；而事实上，在“社会排斥”术语出现之前，社会排斥思想早就已经存在了。我认为，从将贫困视作能力剥夺这一古老思想出发以考察社会排斥，我们才能对新的社会排斥研究做出更全面的评价。认识到社会排斥分析方法与一般分析方法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正确看待那些宜于采用社会排斥这一特殊思想加以解释的特殊问题和焦点问题。
因此，我们还是先来追溯一下社会排斥的思想和概念渊源。首先，我们考虑把贫困单纯地归结为收入匮乏这一观点。此观点由来已久，而且在如今把剥夺与贫困联系起来的研究文献中仍然很流行。然而，这种与社会排斥的关系（relational）概念相背离的观点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收入对我们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生活的困顿通常缘于收入不足，从这层意义上说，低收入或许是生活困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贫困最终所指还是生活的贫困，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收入或许是满足不受剥夺的舒适生活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收入却不是影响我们生活的惟一因素。如果我们倍加关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自由，那么仅仅关注实现这类自由的一两个手段而对其他手段视而不见，则是错误的。我们应关注人们困顿的生活，而非他们干瘪的钱包。
把生活的困苦视为贫困并不是什么新观点。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人类富裕生活时就曾经论及，必须“首先明确人的功能”，继而追求“参与各种活动的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活贫困指的是一个人没有参与他应该参与的活动的自由。在早期对生活质量所做的实证分析中（一些先驱者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格里高利·金（Gregory King），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安东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等所做的实证分析），生活的贫困受到了同等的关注。亚当·斯密也认为应该根据“必需品”对人们已脱贫的生活（可以体面地出入公共场合）的影响来定义“必需品”。因此，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观（贫困指的是不具备享有体面生活的能力），其思想源远流长。巧合的是，当代的一些文献资料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值得我们珍视的各种能力与功能有很多，因此，贫困的能力观必定是一个多维的观点。在我看来，借用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排斥”方面的文献是大有裨益的。
首先，应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个人不应该被排斥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从这层意思上说，社会排斥本身就是能力贫困的一部分。的确，亚当·斯密关注“不能体面地出入公共场所”，这其实就是能力剥夺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即社会排斥形式的能力剥夺。此类能力剥夺表明了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并印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每个人的生活注定应该是一种社会生活”。斯密认为，无法自由地与他人交往是一种很严重的剥夺（如营养不良或无家可归），这意味着应该把某些社会排斥视为贫困思想的构成部分……事实上还应是核心部分。
其次，被隔离于某些社会关系之外可能会导致其他的剥夺，因而进一步限制了我们的生活机会。比如，对一个人就业或获取信贷等机会的排斥会导致他在经济上的穷困，而经济上的穷困反过来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剥夺（如营养不良或无家可归）。因此，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capability failure）的原因之一。如果从能力不足的角度来审视贫困，那么，很显然我们可以用社会排斥来解析贫困。
认识到社会排斥与贫困及能力剥夺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贫困与剥夺问题的研究仅在不久前才开始引入了社会排斥概念。事实上，社会排斥概念早期引起的轰动应归功于1970年代的相关著作，这距离亚当·斯密（1776）开创性地论述剥夺已经近200年时间了。一旦从能力不足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排斥，那么，我们可以说社会排斥已经是一个几百年来（事实上几千年来）被阐述和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现在并不是在探讨一个已被忽略而又被突然提及的概念：即一个仅由新研究者极力倡导的概念，用艾尔泽·厄延的话来说，就是“四处奔波着安排各种研讨会与会议，以期找出能够运用‘社会排斥’概念进行研究的问题”。对把贫困视为缺少做有价值之事的自由这样一种分析方法而言，着重分析社会排斥的关系特征是对它的丰富和充实，其理论基础已被广泛深入地探讨和检验过，所以，更确切地说，我们现在考虑的正是着重分析社会排斥关系特征的意义。明确了社会排斥概念的历史渊源之后，我们不仅可以找出社会排斥与早期思想之间的联系，而且还能使社会排斥的概念和分析更具说服力。
事实上，这种分析的优势之一是它能为浩如烟海的、甚或有些杂乱无章的文献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一个普遍的分析基础。然而，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概念上分析社会排斥，最终不能漏掉社会排斥思想中那些有价值的而在能力分析框架下又无法准确把握的思想。
三、能力剥夺方面的关系特征（Relational Features）
如果上述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社会排斥思想的真正意义在于强调了其关系特征所引起的能力剥夺以及贫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社会排斥文献最先强调了其关系特征（斯密早在18世纪就已探讨过此问题，他之后或之前的学者对此亦有研究），而在于这些文献在强调社会排斥的关系特征时所引起的关注。
斯密极为关注那些势必会造成困苦生活的关系剥夺。社会排斥思想就非常适合用于分析此类剥夺。事实上，《国富论》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社会排斥的工具性影响，以及某些特殊排斥所产生的影响，如某些人（通过立法）被排斥于市场之外或是（由于缺少私人资金与公共支持）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但是除此之外，斯密还明确讨论了建构性的关系剥夺。在广义的剥夺（表现为一个人没有能力完成其想要做的事情）范畴之内，斯密研究了社会排斥的特征。正如以前简要讨论的，斯密在界定享有体面生活所应有的必需品的性质时，他把包容与排斥视为分析贫困问题的关键：就必需品而言，我指的不仅仅是维持生存所必不可少的物品，而是这样一种物品，即一国的风气使一些有身份的人甚至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觉得缺少这些物品就会不体面，这种风气曾使得皮鞋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需品。一些稍有身份的穷人，无论男女，都觉得不穿皮鞋就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斯密这里所论及的剥夺是遭受无法参与社交活动的剥夺，比如自如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或者更笼统地说，遭受的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剥夺。这些能力的关系属性在能力不足与社会排斥这两个概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新文献的价值在于其引起的关注，并不在于这些文献把社会排斥视作了一个独立的贫困概念（而没有把社会排斥视作能力剥夺分析方法的主要部分），也不在于与关系特征相关的思想的新颖。
但是把社会排斥视作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又特别关注关系上的诱因），会不会有所遗漏呢？认为社会排斥理论超越了能力分析的所有狭隘性，这种想法令人怀疑。不过，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查里斯·戈尔（Charles Gore）在分析社会排斥分析法的独到之处时，把社会排斥视作关系概念，从而为摆脱阿马蒂亚·森率先提出的社会弱势的福利主义观点提供了思路。社会弱势的福利主义观点是一个以能力概念为名，却依然没有脱离极端个人主义的不完备的社会观。
戈尔把对关系特征所做的详细分析视作社会排斥分析法的一大长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断言能力观必定会忽略这些关系，注定沦为极端个人主义的不完备的社会观呢？尽管个人是遭受剥夺的客体（正如社会排斥文献中所提及的），但能力分析——在斯密的观点成形不久，就已经极为关注造成剥夺的社会原因了。例如，这两种观点都关心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体面地出入公共场合的能力），并且认为影响这些能力的因素必定是“社会的”。社会排斥与能力分析的不同并不在于社会排斥观点承认某些关系的存在而在于对这些关系所作的集中分析。
我认为社会排斥理论的有益之处不在于其概念的新颖，而在于它极力强调关系特征在剥夺方面产生的重要影响。巧合的是，长期以来，各种排斥问题也已成为发展文献中重要的一部分。与排斥相关的问题不仅包括建构性剥夺（无论是否用能力不足的思想进行分析），还包括工具性剥夺。传统的发展研究侧重阐述一些问题，比如退出、发言权与忠诚（exit，voice and loyalty）（Hirschman，1958，1970，1981）、城市偏向（urban bias）（Michael Lipton，1977），无地与信贷不可及的主要影响（Griffin&Khan，1977；Bardhan，1984，etc），对妇女参与某些经济活动的排斥（Boserup，1990；Beneria，1982；Tinker，1990），以及大部分人口缺少满足基本需求的机会（Adelman&Mrris，1973；Adelman，1975；etc）。从社会排斥的角度来具体分析这类问题是很有裨益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排斥新文献的长处在于其具有的研究优势而非概念的变异。当恰当运用社会排斥来分析问题时，社会排斥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而且新文献已经讨论了早期贫困与剥夺研究中所忽略的许多重要关系。
四、社会关系：建构性（Constitutive）与工具性（Instrumental）意义
有时遭受排斥本身就是一种剥夺，而且这种排斥会对受排斥人产生很大的直接影响。例如，无法与别人交往或参与社会生活会直接导致一个人的穷困潦倒。除了间接造成进一步的剥夺外，对受排斥人而言，遭受剥夺本身就是一种损失。这是社会排斥的建构性影响的例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剥夺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关系剥夺，这些剥夺不会直接给受剥夺人造成损失，但会间接导致其他一些严重的后果。例如，在某些人看来无法利用信贷市场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当然，一些人能够自由地借贷，而有些人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一些人会很开心地谨遵波洛尼厄斯的建议：“既非借款者，也非贷款者”。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机会利用信贷市场进行融资，那么他所遭受的这种机会剥夺会通过各种因果关系引致其他形式的剥夺，如收入贫困、无法抓住有利的机会。此类排斥有着重要的工具性影响：它们不会直接导致贫困，但是却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导致一个人的生活贫困。
没有土地可以说就是一种工具性剥夺。在农村，对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而言，其处境是很艰难的。当然，考虑到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在一个极为看重家庭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社会：一个没有土地的家庭就好比是一个肢体不全的人，没有土地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一些问题。但是无论一个家庭是否重视其与“自己的土地”之间的关系，没有土地都会使该家庭遭受进一步的经济与社会剥夺。事实上，在发展理论文献中，土地剥夺问题已经是一个广泛讨论过的问题。显然，一些特殊的关系剥夺同时也具有建构性和工具性的影响。例如，不能与他人交往不但会直接导致一个人的生活困苦，而且还会进一步减少他获得源于社会交往的各种经济机会。事实上，很多能力剥夺都是和社会排斥相伴而生的。然而，能力剥夺与社会排斥也可能会分别出现，但鉴于二者的相关性，我们必须注意建构性剥夺与工具性剥夺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在很多情形中，当某一形式的剥夺并非建构性剥夺时，如果援引社会排斥的思想能够更好地理解前因后果的话，那么用社会排斥来分析此种形式的剥夺或许是富有成效的。
五、积极排斥与消极排斥
学者们对社会排斥做了各种区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社会排斥的性质与适用范围，而上述的建构性社会排斥与工具性社会排斥之分则是各种区分之中的一种。另一种有用的区分就是把社会排斥分为积极排斥与消极排斥。例如，当移民或难民无法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时，他们所遭受的这种排斥就是一种积极排斥，欧洲与亚州及其他地方的少数群体所遭遇的剥夺就属于这种积极排斥。然而，有些社会排斥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非人为的，可以把这种排斥视为消极排斥。一个很好的例证是，经济萧条所导致的贫困与隔离。积极排斥与消极排斥同样会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但是他们影响人们的方式却有所不同。
积极排斥与消极排斥的区分对理论分析与政策实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某些情形中，关系排斥的产生可能是因为政策故意排斥某些人的某些机会。例如，数年前，美国国会决定禁止那些非美国国籍的永久居留公民享有某些联邦福利，这种排斥很显然是一种积极排斥，因为其政策目标就是要排斥一些人的机会。相反，导致高失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是人为造成的结果。此外，一些特殊群体——尤其是年青人与非熟练工，在就业时常会遭遇排斥，但是无论如何，导致这种结果的经济环境（以及促成这种环境的经济政策）可能并不是旨在排斥这些弱势群体就业的一种环境。当然，虽然政府的政策并不是要故意造成上述后果，但政府仍难逃其咎。因为针对经济中出现的不良状况（不仅仅是政策直接引发的），政府必须认真考虑并想办法加以防止。然而，在进行因果分析时，重要的是要区分积极排斥——无论是政府造成的还是某些人的主观故意造成的与消极排斥——非主观故意所造成的。
有时，某种积极排斥还会导致其他一些社会排斥，尽管在制定该积极排斥政策之初并未明确预见到（或不完全预见到）会出现这些排斥性后果。下面，我将以欧洲的政治排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我看来，这种政治排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最近，德国与法国右翼极端分子针对定居移民所采取的行动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关注。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此类问题，特别是在数十年前当有大规模移民迁至英国的时候，英国也曾有过强烈的反移民情绪。然而，英国的反移民情绪并没有导致右翼极端分子的猖獗以及像在德、法发生的针对移民的行为（我的一些英国朋友认为这是因为英国人“更为友善”，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德、法移民所遭受的政治排斥。事实上，在欧洲的很多地方，由于申请获得公民身份的困难与人为的拖延，很多合法定居的移民都没有投票的政治权，从而导致这些移民游离于政治进程之外——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排斥。在法国，移民申请获得法国国籍的条件是极为苛刻的。在德国，情况就更为严格了；从其他地方移居德国的人即使已长期定居那里也仍然难以获得德国国籍。这种社会排斥造成了对移民（甚至是长期定居的移民）的剥夺，进而使移民更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然而，自1998年9月之后，新组阁的德国政府就宣布其打算为定居的移民争取投票权。如果我这里所提到的誓言是确切的，而且能够兑现，那么，这将有助于移民与该国当地居民的融合，并有助于减少反移民活动分子对移民采取的政治活动。
由于英联邦沿袭了其帝国传统，所以在英国并不是只有英国公民才有投票权，整个英联邦的公民都有投票权。事实上，英联邦的任一公民在英国定居后，就能即刻获得投票权。由于英国有色人种的移民大都来自英联邦国家（如西印度群岛、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加纳等等），因此，他们在英国就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由于政治上不被排斥，因此很多定居的移民可以参与英国的政治，政治家们也很看重并希望获得这些移民的选票。
即使德国的右翼极端分子散布反移民言论，他们也不会失去移民的选票（因为移民根本没有投票权），相反他们还可以赢得那些有着同样反移民倾向的人的选票。在英国，情况则恰恰相反，上述言论将会即刻招致移民选民的反感，即使有些移民还不是英国公民。这种状况使英国的政党热衷于拉移民的选票，而且有效遏制了英国早期的种族主义政治倾向。我认为，这就是战后初期英国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出现威胁该国的种族极端主义的原因之一。寻求移民群体的政治支持（而不是把他们作为攻击目标）之举已经成为英国政治自由与移民融入整个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国与德国政界之所以能利用“移民问题”大做文章，恰恰是因为这些国家反移民群体与定居移民之间在政治权利上的不对称。
尽管对移民投票权的政治排斥并不是要故意引发像德法那样的反移民极端主义的社会排斥，但是这种积极的政治排斥无疑已经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排斥。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亚洲）也存在政治整合问题与投票权问题，因此，积极排斥与消极排斥之间的因果关联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不利影响。
六、排斥的多样性
鉴于本文讨论的内容仍在不断扩展，所以在此只简要概述我认为有必要阐明的一些社会排斥。社会排斥会通过各种方式导致剥夺与贫困。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不平等与关系贫困
斯密曾指出相对贫困会造成绝对的能力贫困。斯密的这种开创性分析不仅适于分析英国与法国那时出现的问题，而且也适于分析当今亚洲的一些问题。建构性的剥夺有时与一国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有关，穷国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消费风气可能是缘于国内的消费者一味模仿富裕国家的消费方式或受后者的影响，与斯密所处的时代相比，这种情况在现今更加开放的世界里更为普遍。当前一些穷国的消费攀比之风可谓是导致参与社会生活代价高昂的原因。
当一些人因经济滑坡而突然遭遇贫困时——如东南亚金融与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冲击，消费上的落差会使得这些人的失落感愈发强烈。如果伴随经济衰退的还有不平等的加剧，那么绝对贫困问题亦会更加突出。倘若我们关注斯密在分析贫困时所谈到的关系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贫困的加剧还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即具有建构性影响的排斥。
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
对人们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剥夺实际上是人们所遭受的各种束缚之一。在发展中国家，反对被束缚劳动力所遭受的“不自由”的斗争，其重要性可与美国南北战争相比。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称赞资本主义并把美国南北战争誉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主要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使人们摆脱了奴隶制的束缚，进而能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参与就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在社会活动中举足轻重，而且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
信贷市场上的排斥
扩大穷人获取信息的机会对他们的生活会产生重大影响，我在前文对此已有论述，所以在此就不再赘述。
与性别相关的排斥与不平等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亚洲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尤为突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同性别的婴儿死亡率有差异，而在所估计的全世界“失踪的妇女”总数中，亚洲占了其中的大多数。实证研究也表明，对妇女利益的漠视很大程度上导致妇女在就业机会、基础教育和土地所有权等方面遭到排斥。当然，诸如此类的排斥具有重要的工具性影响。
事实上，与性别不平等相关的一些排斥兼具建构性与工具性意义。在国际比较研究以及对大国内部进行的区域性比较研究均已表明，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不但能够大大降低由性别偏见所导致的死亡率，而且对控制生育率也有着显著影响。对上述结果的分析和对降低生育率的研究也表明，如果年轻妇女在家庭决策中能享有更大的发言权，那么上述积极影响会由此而产生，因为：（1）年轻妇女大都为生育与养育子女所累；（2）年轻妇女的教育、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也会赋予她们在家中更大的决策权。在家庭里，实现男女平等以及使妇女参与家庭的决策等，都会对妇女及社会产生（除了能降低生育率之外）直接的影响。因此，应该积极看待女童的教育与妇女的就业在推动家庭内部的社会变革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消除那些影响妇女切身利益的不公正排斥）。当然，在亚洲很多地方都存在忽视儿童教育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很多国家对女童教育的忽视。除了在亚洲很多地方普遍存在的对女童教育的消极排斥外，阿富汗则存在对女童教育的积极排斥，即其公共政策公开禁止女童入学。
医疗保健
大部分人口无法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这在近年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此问题在亚洲很多地方都极为普遍。针对该现象，有学者建议，在分析问题时还应考虑到，贫困地区的一些群体由于高昂的医疗成本而无法享受到现代的医疗救助（比如爱滋病人的治疗），从而出现国际性排斥。
食品市场与贫困
另一个有所不同的问题是，在一些国家，虽然我们看不到食物短缺现象，但是仍然有大量人口饱受营养不良之苦。这些人由于购买力不足，无法把自己尚未得到满足的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种困境的缘起即是各种经济劣势，因为各种经济劣势与排斥之间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在印度与南亚地区，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则更为严重，尽管这些国家在食物供给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而且在食品市场上也没有出现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虽然人们认为撒哈拉以南地区无法实现食物的“自给自足”，但是和能够实现食物自给的印度相比，其营养不良的人数要远远少于后者。事实上，如果根据孩子的体重是否低于同龄孩子的标准体重来度量营养不良，那么在非洲营养不良儿童所占的比例为20—40％，而在印度该比例却高达40—60％。印度有大约一半的儿童常年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尽管该国并不存在“食物的短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