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再认识与当代意义初探
滕永琛
（1.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2.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江西吉安 343000）
[摘 要] 阳明心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多年来，学界对其意识形态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定性却非常突出。本文尝试在环境和思想的互动上，分别从逻辑起点、实践品格和核心要义等维度，重新阐释阳明心学“心即理”“知行合一”及“良知与致良知”三大核心命题，并在这基础上从人格精神的建构意义展开，从经世致用的政治向度切入，进一步探讨了阳明心学对当下“为民服务”“实干兴邦”及“廉洁从政”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王阳明；心学；价值论；治国理政
中国传统文化在五千年文明史的绵延中呈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征，主体上为儒、释、道三足鼎立，且互融互补。居于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学，近年来在中华大地上重新成为显学，这是儒学思想精华在新时代语境激发下的本身魅力所致，也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凝聚民族精气神的迫切需求。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话中提到古代哲学家王阳明，王阳明思想中透出的智慧备受推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华”的阳明心学，在切入“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时代命题之后，如若不能从“主观唯心论”的烙印中解脱出来，那阳明心学必定还是蒙尘之珠。在重新认识与重构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便可熠熠生辉，在强化党建引领、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产生许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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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明心学研究的方法脉络与新视角
在当代中国大陆对阳明心学的诸多研究中，一般将阳明心学在意识形态上定性为“主观唯心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内许多学者仅单纯解读《传习录》等文本，潜意识里保留着太多对王阳明“刽子手和牧师的一生”[1]和“主观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的批判。固然王阳明有着其不可摆脱的历史局限性，但阳明心学的内在价值呼吁着新的研究视野与理路。可喜的是，认识论的介入，有了“心学思想也正是在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过程中，阐述人是最高存在的思想”“在王守仁哲学中，充满了主体意识觉醒的光辉，他的以人为中心的心学体系，长久以来被人们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而遭到批判，这是不公正不全面的”[2]等许多新观点，使对阳明心学发展的内在理路和逻辑演绎进行考察成为可能。
近些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有了较大的扩展，学界关于阳明心学的研究方式不一，成果甚多。方尔加提出了“以点燃智慧之火的方式表达阳明，以喻事因缘的方式体悟其良知，寻究其心学中的永恒价值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宣讲其思想”的方法[3]；廖峰等分析了“从现象学、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多角度围绕阳明学”展开研究的途径[4]；特别是国际儒学权威冈田武彦对王阳明的研究，独辟蹊径，从王阳明的诗文中去探寻王阳明真实内心，其著作《王阳明大传》史料互证、张弛有度、夹叙夹议，详述了王阳明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些对阳明心学的价值重构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
王阳明思想主要反映在其弟子收集整理的《传习录》和《大学问》之中。笔者认为，作为中国哲学家思想表达一个典型范式，《传习录》和《大学问》更多是通过春秋笔法的方式得以实现，其中大量文本即采用寓事喻理的方式来表达玄理。同时，必须注意到王阳明思想是在其颠沛流离、跌宕坎坷的人生经历中体悟而出的。王阳明吸收了道家和禅宗的思维方式，其思想是难用严密逻辑和确切概念来表达的，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本体表达方式有着非符号化特征，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对王阳明思想的理解本身更需要建立在对坎坷人生体味上的一种社会学视角和情境考虑。
针对性教学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按照学生的能力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例如对思维能力强、阅读能力强的学生要考虑加强教学难度，着重于挖掘学生的能力，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充分调动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学习能力较弱，对语文阅读没有学习兴趣的学生则应该先激发他们对阅读的兴趣，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渴望获取知识和追求成功体验的信心，然后再进行阅读引导。另一方面，不同的教学内容也需要按照不同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例如枯燥乏味的文章可以通过加入多媒体影像技术让文字变得生动，一些有故事性的文章则可以采用情境再现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融入情境当中。
二、在环境和思想的互动上对阳明心学再认识
“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11]
（一）心即理：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
“心即理”首创于宋朝陆九渊（象山先生），有别于朱熹，陆象山认为理不在外物，而在内心，所以有了“心即理”这个命题。“圣人之学，心学也。”朱陆之争的核心便体现在是求取圣人之道的途径是格物穷理还是反观内心。
明正德元年（1506 年），困惑于朱陆之争的王阳明人生轨迹恰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年宦官专权朝政昏暗，王阳明为民请命，结果被太监刘瑾矫诏廷杖四十，几乎毙命。之后发配贵州，途中被锦衣卫追杀，钱塘江边命悬一线。经过万里之遥的艰难跋涉，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春抵达被称为“蛊毒瘴疠”的荒凉之地贵州修文龙场。在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中，在衣食无着、陷入绝境、生死一线时，王阳明躺在石椁中追问“圣人及此，更有何道？”从而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正是历经“千死百难”之后的悟道，王阳明的思想得以转进、升华，阳明心学至此横空出世。不难看出，王阳明的“心即理”指的是天道原本与人的本质是纯然一致的，人的本心乃生发价值、意义的源泉，这为经验世界带来了心物交融的浑然理趣和无限生机。本心是宇宙最高之道在人本身的实在状态，然而现实中我们经常处于心灵缺位的状态。建立于这个逻辑起点，王阳明认为学以成为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通过去私欲来开显本心，使和最高之理一致的本心以它原本的样子显现出来。这样，就不仅仅是人道价值的最高实现，也是天道在人这里的实现。
“我是不放心你。”思蓉说，“从小就小心眼，有什么事又都在心里憋着，从不肯告诉我和妈。楚墨真要出什么事的话，还不把你气炸了？”
与“心外无理”相通的“心外无物”见于《传习录》南镇观花：
王阳明有个“天高地深”的观点，如《传习录》载：
靶区和正常组织勾画：依据RTOG Breast Cancer Contouring Atlas[1]标准，在Pinnacle 9.8计划系统中，勾画临床靶区CTV，勾画正常组织：同侧肺、对侧肺、心脏、对侧乳腺、甲状腺等。计划靶区PTV由临床靶区CTV均匀外放0.5 cm得到。
句中“寂”为宝盖头下面一个“叔”字，原意是房子里手去捡豆器或法杖——祭祀用的礼器，从训诂学解释描述的是收拾祭祀器物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发生于祭祀完成神灵退去后。古人认为，失去了价值归属，没有了精神依托，才是寂。针对花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好友问的是一种物理存在，王阳明则以一种价值存在作答。中国哲学中的“体有根本义而用有表现义”在此对话中略有表现。王阳明揭示出事物有两种基本的存在状态：“寂”与“显”，汲取了佛、道思想精髓，并指出事物的客观存在给主体“我”的意义的不同。王阳明讲“心外无物”意思不仅于此，更重要的是讲人生的无我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7]，是告诉我们构建我们“意义世界”的目标，要实现的是生命之花的永恒绽放和生命意义的无限圆融，而无“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这就是王阳明在《大学问》里所说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8]王阳明以文安邦，以武治国，心怀天下苍生，就是“无心外之物”的真实写照。从这个角度讲，“心外无物”是儒家圣贤对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万物一体之理的证悟，追求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大义与情怀，以及大爱无疆、大善无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已经是对唯心论和唯物论哲学观点的一种嬗更和超越了。
（二）知行合一：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
王阳明曾通过格竹来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以求取圣人之道，却不料格竹成疾最终放弃，这蕴含着王阳明以后与朱学的分道扬镳。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有很强的针对性，即主要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最大弊病就是导致人们都要先去穷尽天下之理再去做，造成许多人对实践忽视，把“格物致知”当成了不看重实地践履的借口，且“知先行后”把知和行分割成两部分，有些人掌握了“知”却不去“行”，圣人之道便仅仅停留在一般人的嘴巴上，从来没有付诸实践。在王阳明看来，“格物致知”的“知”必须要向内“求理于吾心”，如果求理于外，这种“知”就不可能转化为坚定的“行”，必然导致知和行分裂为二。他把知与行理解成“心”指向内与外的两种意向，将“心即理”不断延伸，以纠当时知识分子“知而不行”空谈、虚谈之弊病，渐渐产生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如《传习录》载：
阿诺公司拥有目前世界先进的刀具制造和测量设备，专业从事各类高品质精密金属切削刀具的制造和修磨服务，为用户提供金属切削的整体解决、非标刀具的快速制造、刀具的专业修磨和刀具的外包管理。作为我国刀具专业修磨行业的缔造者和领头羊，阿诺公司已在全国设立了多个刀具专业修磨中心，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的精密机械加工集中地区。
其中的灵明便是本心、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如果没有你的良知，天那么高谁去仰它高，地那么深谁去俯它深。由于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一点良知，才是真正使人作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本质根据。无良知，人作为主体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讲良知，也是希望每一个人在经过个体的内在的自觉，把良知在人心里真正建立起来，而成为天地间堂堂一丈夫，那才是叫作主体，那才是人。既然人的存在的本质是德性本质，那人表达自己的存在则只有通过道德的实践来表达自己的存在。实实在在地去做，德性自然流露，同时人的本质存在性便得以彰显。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也实现了知识论域的实践转向。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导向圣人之路的过程中，王阳明反问“纵格得万物之理，反过来如何诚得吾自家之意？”将“格物”重新解释为“正事”，而“事”不同于单独存在的“物”，乃介入了主体活动的过程。“正事”即使事物得其正，而正不正的标准在本心，本心就是道，就是天理，这样就避免了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之间的脱节。把“知行合一”作为“学问”的范畴，突出实践品格，这是王阳明为学治学的一个特点，这使得中国传统学术逐渐走出了宋明理学“坐而论道”“空谈义理”的窘境，从而开辟出了一个新的境界。百余年后“船山学派”的王夫之进而提出“返虚就实”“匡时济民”，开启了湖南“经世致用”文化之滥觞。而阳明心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哲学理念，在其中就发挥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事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9]
（三）良知与致良知：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
良知这个概念，始于孟子“人不学而能谓之良能，不学而知者谓之良知”。王阳明讲“心即理”，而良知就是本心、心之本体，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知识活动（视听言动）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正因为良知是理性之本（心体自然），是德性之本（天德至善），原本就知是非、善恶，属于一种“自然会知”，那道德行为才有可能。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汝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6]
其中In′为n采用an′策略的干扰用户集.为了简化公式推导，用表示集合X中用户满意度值改变量，则(12)式可简写为：
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五大特质：“研究对象上重人不重物、思维方式上偏重直觉体悟、学术旨趣上崇尚经世践行、解释理路上遵循生命生机、建造境界上追求中和圆融”[5]。结合这五大特点，寻找到贯通社会史与思想史的桥梁，在对环境和思想的互动有一个更准确地把握后，再对阳明心学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良知、致良知”三大核心命题进行阐释，必定是进一步理解乃至丰富和发展阳明心学的正确路径。
王阳明认为知必须和行结合在一起，真知不能离开笃行，两者一时并在，同时显现。此外，既然“知”一定要在“行”中体现出来，不能与“行”相分离，“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10]。针对有人提出“我都知道，但我就是做不到”为人世间最常见，王阳明回答，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知道，真正的知道一定是能做到，内心之知与外在之行是“合一并进”的一个整体。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强调知和行不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两者是同一个过程显现出的两个方面且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作为起点的知识其最后形态就是生活的实践。很明显，与强调伦理认识的程朱理学相比，心学明显地侧重于道德的实践性，将德性之知和道德之行统一起来。所以，王阳明强调“知行本体，原本如此”。除此之外，王阳明还讲“一念发动之处便是行”，注重“知行工夫”。王阳明后来提出良知学说，“知行合一”便成了显现良知与实现良知的重要途径。
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的良知都是光明剔透的，但很多时候人却往往不愿意听良知的，总是让良知在欲望的追逐与满足中被遮蔽了。致良知，就是使良知重新成为生命的主宰，重新建立“我”的主体性。可以看出，良知学说的提出其实表达了王阳明对人现实的生存状态中的一种深沉忧虑，也正是王阳明伟大之处，王阳明一生戎马倥偬，丰功伟绩却受尽诬陷，但黑暗现实反而成了他光明内心的炼狱。现代诗人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名句，就颇有同样的哲学意蕴。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良知自知但不易致良知。王阳明强调“致良知”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良知的自我呼唤。其途径只有“反思”。如此，南镇观花中的对话“看此花”便似“致良知”，这个“看”所隐喻的是“致良知”的“致”。良知因察觉到被赋予了认识客体的意义而充盈光亮，即“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良知如“明镜”，但铜镜也会生锈，需要去磨，要在意念发动处去磨。动念之际，去为善去恶，即为“诚意”“正心”。二是良知的行动表达。“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将我们的身、心、意、知、物融为一体。“致良知”包含的工夫论方面的内涵较“知行合一”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对于如何向内作工夫，“致良知”将“静处体悟”和“事上磨炼”结合起来，同时也将收敛与发散、抑止与发扬统一起来了。致良知是对人的异化的拒斥，是将人的回归落实到人的实践。在国人饱受现代性问题困扰的当下，良知学说有着深刻的启示。
三、阳明心学对当代“修齐治平”的价值意义
中国现在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也表现为文化危机。人与自然、社会的冲突，人的心灵的内在冲突日趋加剧，呼唤着国人精神家园的重建。梁启超把儒家哲学归结为八个字：“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修己安人”是儒家哲学的功用。“修己”达到极处就是“内圣”，安人达到极处就是“外王”，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经过在环境和思想的互动上对阳明心学的再认识，再探讨阳明心学的当代价值便有了这样两个维度，一是从人格精神的建构意义上展开；二是从经世致用的政治向度切入。
审计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良好的审计环境，被审计单位密切配合审计机构的审计工作，有利于提高审计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审计单位与被审计单位之间应该友好协商、和谐相处。审计人员应坚持对项目负责的态度，帮助被审计单位提高管理水平，而被审计单位应虚心接受，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一）以“心外无物”的生命境界坚持“为民服务”的坐标点
王阳明曾在与顾东桥的书信里提出：“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2]这段话集中体现了王阳明的理想情怀和无限胸襟，仁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无心外之物”。王阳明强调从生命发端涌出的仁爱，由亲人、家庭，向外推廓至社会、国家、天下、宇宙，最后实现“弥伦天地之道，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无限阔大的生命境界。“心外无物”是一种“大我”“仁人”，天下一切事物都在圣者的关怀之列，是仁心的向内体验之后的向外打开。以此观照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无论是在摧枯拉朽的革命时期，还是在艰难探索的建设阶段，还是在风云激荡的改革时代，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矢志不渝的根本宗旨。与天地同心，与百姓同德，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筚路蓝缕，但走的却是人间正道。再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始终。以仁爱之心行仁政必定要求重民本，对于现在的执政者而言，最大的“仁”就是关心百姓的衣食住行乃至万事万物，就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这点看，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构建出人的“意义世界”，与共产党人追求的生命存在价值域是一致的。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种情怀与境界正是一代共产党人“心无外物”“一心为民”的生动写照。又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生的事业归宿上要止于至善，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止于至善的根本要求，也是实现途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也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与强大的生命力。“心外无物”“无心外之物”的崇高境界跨越时空，映射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时代要求。
（二）以“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立足“实干兴邦”的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哲学体系中，“知”与“行”是儒家道德实践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二者的关系大多可理解成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王阳明强调“知以行为功”，目的是希望人们把伦理道德落实到行动上，倡导学以致用，崇尚实践。他的“知行合一”的含义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本质上是道德实践论，主要追求的却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活动的一致性。作为阳明心学重要旨归，“知行合一”贯通知与行，实现的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自我更新，切入了“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13]的社会状况，寄希望于“行”来改善已败坏的社会风气。而“心即理”则为王阳明强调“行”奠定了类似康德的“先验的道德准则”的概念作用，为由此向社会政治问题思考的转向提供了假定基础。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得以穿越历史时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有了更多的寓意和延展。探讨“知行合一”说具有何种现代价值意义，需要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和宽广的视野来审视它。在如今的大时代，“知行合一”与“实干兴邦”有着同样的价值内核，“实干兴邦”意味着不能“空谈大义”，而是要于实处用力，从行上下功夫，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工作，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中才能破解；一切办法，只有在实干中才能见效；一切机遇，只有在实干中才能抓住和用好。又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突出强调“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风雨的泥菩萨，在摸爬滚打中增长才干，在层层历练中积累经验。”[14]“实干兴邦”是为“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髓所涵养，并超越其道德层面而形成的富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执政理念，也是把我们的“行”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联系，而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境界。
（三）以“吾心光明”的价值维度打造“廉洁从政”的定盘针
明代中晚期世风浇漓，道德沦丧，政治生态恶化。王阳明在舍生忘死平定叛乱，只手扶起明朝社稷的同时，却一直伴随着奸佞之徒的诬陷诽谤、宵小之辈的嫉恨攻击。在忍辱负重的心灵磨难中，王阳明坚信心中自有的“定盘针”，拒绝同流合污，清廉简素，形成了秉持终身的人生底色。王阳明一生终年劳碌奔波，殚精竭虑，最后病情不断加重，英年早逝。在其到生命终点的时刻，弟子问先生有何遗言，阳明微哂道：“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正是这句话浓缩了浩瀚的阳明思想，留给后人去追思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对待这个世界。王阳明用其一生去说明人的心体是光明的，还归它本来的状态，才能君子坦荡荡，而以原本是光明剔透的良知本然状态去对待这个世界，那世界就是光明的。反观中国发展进入转型期以来，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松弛、信仰缺失，不少人陷入了精神困顿，同时腐败状况也在不断的恶化，腐败问题成了深化改革开放的“拦路虎”。近几年，中央打出一系列反腐“组合拳”，大大提振了党心、民心。但必须承认反腐进行到今天，不仅仅是对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必须赢的价值观较量。“破心中之贼”仍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完成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过程中“治本”的关键环节，同时，预防腐败的制度形成与制定必须体现文化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只有道德和文化才能自然匡训和矫正人类心灵自然的，而良知是文化的希冀和人性的坚守。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要注重吸收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更要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指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王阳明之所以能“此心光明”，正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不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15]的良知使然。共产党人的良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和革命气节，要坚持共产党员的价值原点、本心初心，就要求深刻认识党纪严于国法，深刻认识到提高党性修养的自觉性——自觉把党章党规入脑入心，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和欲望，做一个纯粹的、内心光明的共产党人。“致良知”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应以“人皆可以为尧舜”要求自己，当好表率，做好模范，在事上磨炼，在实践中获取良知。只有打造好党性修养如王阳明般“吾心光明”的“定盘针”，才能享有崇高的道德生命境界，我们党的事业才会无限光明。
综上所述，王阳明经历“百死千难”，阳明心学实为诞生于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王阳明从顿悟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知吾心即天理，进一步明了所谓格物致知亦即开显其本心，以省察克治之功，去人欲之蔽以存养此心之天理。因此心与理合一，知与行合一，最后由“良知与致良知”成就觉民以行道的儒家道统。这样，一直以来对阳明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解便显得特别局促，王阳明的“吾心光明”实则凝聚出了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同时王阳明思想将儒家的“生命学问”的传统由“内圣”转向“外王”，融人格理想、政治追求与学术宗旨于一体，其实践哲学内涵更可为当代中国政治治理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有着许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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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3297（2019）05-0047-06
[作者简介] 滕永琛，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儒学精髓融入机理研究》（项目编号：15BKS096）。
责任编辑：戴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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