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民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教学与研究机构的发展
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初传入我国以后的近一百年来，几经坎坷，近20年来，是一个发展较快的黄金时期。
民族学(Ethnology)最初被翻译成“人种学”、“民种学”等。在1903年清朝学部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人种学”列为大学的课程。此后，民族学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逐渐得到发展，至全国解放前夕，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中，都设立了人类学或民族学系。在复旦、华西、厦门、兰州、金陵等十余所大学中也开设有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课程。全国解放以后，社会学、人类学被撤销，各高校的民族学系虽然也被撤销，但民族学作为一个应用研究的学科还是被保留下来，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就是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部。1958年以后，民族学开始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到批判。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完全撤销。1978年以后开始恢复，1983年，在中央民族大学首先建立了民族学系。至今，在全国已有十余所高校建立了民族学或人类学系，几十所高校已开设相应的课程。2000年7月，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民族学与人类学家在北京召开了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中期会议，是中国民族学界全面参与国际民族学学术交流活动的里程碑。2002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执委会决定2008年在中国召开第十五届世界大会。这标志着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已成为国际民族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1980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到200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在全国已有会员1000余人，其中约45％为少数民族会员，包括了近40个民族的成员。中国民族学学会下设的三个分会：汉民族分会、回族分会和影视人类学分会都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一些单一民族的研究会，如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会、回族学会等也都于2004年召集了全国性的研讨会。到2004年，中国人类学学会的会员已达700余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中国的13所少数民族高等院校，大多建立了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院、系或研究所。其中，中央民族大学在原研究部的基础上，最早建立民族学系，1994年扩建为民族学研究院，下辖五个系和研究所，2000年又改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该系于80年代最早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站几级完备的教学培养体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各民族社会与文化、世界民族、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应用民族学、历史民族学、民族经济、民族理论与政策、民族关系与认同、民族学史、生态民族学、民族文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二十几个方面。
另外，云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也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系、研究所或相关的专业。其中，多所院校建立了民族学和人类学专业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流动站几级完备的教学培养体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各民族社会与文化、世界民族、民族学理论与方法、民族文物、民族古籍、民族艺术、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几十个方面。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累，近年来，我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已经初步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出版了一批分支学科的教材和著作；各高校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系都新开设了相应的课程；特别是学者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视角，从而推动了研究的深度和一些分支学科学会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分支学科学术会议的召开。
在社科院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院民族系是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机构中最突出的单位。
为了迎接2008年的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第十五届大会，展示中国民族学界的研究成果，2004年，国家民委和中国民族学会召集各高校及社科院系统的相关单位，结合这次大会将开展的研讨议题，开展了多次商讨，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的协调下，我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正在为第十五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盛会积极进行相应的学术准备。
二、主要成就与进展
(一)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焦点问题。
1.译介国外著作的新趋势。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中国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现状时曾说，“我们的学者需要‘补课’，我们的学科底子薄弱。”[1]
费先生所说的学科底子薄弱，主要是指多年来我国民族学界在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缺乏积累，缺乏对国际学术界有关成果的了解与吸收，自然更缺乏对学科理论的创新。从我国民族学理论的研究来看，目前主要是在做“补课”的工作。国内学者主要是以各种方式在学习、介绍和跟踪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理论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于在教学和研究中，较多地介绍、翻译和评介国外民族学的古典理论、经典著作，跟踪国外当前研究的动态和后现代的理论走向。近20年来的翻译和评介的工作，实际上是继20世纪20至40年代以后，再次大规模地引进作为完整系统的西方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20世纪80年代，在民族学和人类学恢复的初期，国内学者翻译介绍的重点是通论类和教科书类的著作。如：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与文化丛书》中就有多部这类著作。（注：(前苏联)博罗姆列伊.民族学基础[M].赵俊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美)罗伯特.F.墨非.文化与社会学引论[M].王卓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也翻译一些学科介绍性文章，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译的《民族学译文集》。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也开始编写出版本专业的教科书。[2] 同时翻译介绍国外著作的重点则转向了20世纪20-50年代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华夏出版社的《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于2002年出版的第一批译著就有5部。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更多倾向于重点翻译介绍国外学者更新的当代著作，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著作和论文。近年来，西方一些民族学、人类学杂志上的论文几乎可以同步地以中文出现了。这一方面因为中外学术的交流更加频繁与深入，另外，还出现了英文杂志的汉文版形式。同时，也出版了一批对西方民族学著作进行评介的著作。[3] 这种评介已经不是单纯的翻译和介绍，而是较多加入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观点，表明了中国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的建设上已有一定程度的本土化积累和信心，近年出版的这类著作，有明显的这种性质。[4]
2.基础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最近几年，中国民族学界结合中国的国情，结合中国民族学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基础理论本土化方面的成果较多，而在方法研究上的进展则不明显。
在理论研究方面，较多的成果集中于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民族关系问题，民族与族群问题的研究上。
有关“民族”的定义和“族群”的认同与关系方面，有学者提出，21世纪的中国应当从本国历史中吸取宝贵经验，也应当借鉴美国、印度、前苏联等处理本国种族、族群问题的策略和经验教训，把建国以来在族群问题上的“政治化”趋势改变为“文化化”的新方向，培养和强化民族-国民意识，逐渐淡化族群意识，这是减少民族冲突，防止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另外，该作者还认为我国的民族结构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华民族(the Chinese nation)，第二个层面是各个具体的族群，建议保留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在统称时改为族群或少数族群(Ethnic Minorities)，在具体称呼时称作某族(如汉族、蒙古族)而不是某某民族(如汉民族、蒙古民族)。[5] 这一观点实际上不仅对国内的民族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而且对当前政府的一些民族政策提出了修正的建议，因此它不仅在民族理论界已引起较广泛的讨论，在主管民族事务的政府部门中也引起了关注。
在“民族”与“族群”两个概念的讨论上，参加的学者较多，争论也比较激烈。近年来一些学者重新考证了中文“民族”一词的来源和内涵，认为中文的民族一词不是近代以后自日本传来，而是古已有之。如，2001年有学者指出早在唐代的文献中就有“民族”一词。而2004年，又有学者考证出在更早的《南齐书》中就已出现了“民族”一词，而且其内涵已与今天“十分接近”。并且还认为日本语中的民族一词很可能也是出自汉文典籍，而不是来自西方。[6]
一些学者将中西学界有关民族、族群的定义和概念进行比较，提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有学者认为应该用“族群”一词取代“民族”。这一主张在一部分中青年学者中得到认同，并已在个人的论文中付诸使用。[7] 也有很多学者反对使用族群一词，认为：“氏族→部落→民族”是人们共同体演进的普遍规律。在世界人们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没有“族群”的位置，不宜以“族群”取代民族，也不宜以“族群”表达民族以下的支系。[8] 另有一些学者不排斥使用族群一词，但认为它与民族有不同的内涵。还有学者指出：族群与民族的内涵是不同的，族群是利益认同体，有极强的可变性；而民族是基于历史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体，是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因此二者是不能互相取代的。[9]
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研究方面，也有较多的成果。如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与发展问题，对邓小平关于少数民族发展等问题的思想研究等。
有学者将我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建党之初至抗战初期，机械照搬苏联联邦制的萌芽阶段。二是党的六中全会以后至全国解放前夕，联邦制和区域自治制相结合的探索阶段。三是全国解放以后，民族区域自治逐渐定位的形成阶段。各阶段的形成都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10]
也有学者在讨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时将其与民主、法治和人权联系起来并指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宪政价值包括价值、规范、实践三个层次的内容。宪政的基本内涵是用宪法这一“法之法”把已经取得的民主事实确认下来，用法治的精神发展和完善这种民主事实，以此保障公民权利，因此，宪政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民主、法治和人权。其中，民主和法治都服务于相同的价值--保障人权，只是发挥功能和作用的角度不同而已。[11]
也有学者以哲学和法学理论中的价值论为参照，探讨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价值内容，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意见，[12] 可见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建设，学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评价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近年来，对邓小平同志有关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言行也有多人撰文讨论。如，对他的民族教育思想，[13] 民族平等观，[14] 民族团结与维护祖国统一的理论，[15] 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理论等，[16] 都有专文发表。这些研究对于总结中国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实践都有积极意义。
在民族学方法的研究上，近年来学者们较多地在实地调查的方法、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如对口述史方法的讨论，[17] 用历史学与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用民族学的质性与社会学的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对当代民族社会文化进行研究等。近年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多位学者撰文评述信息技术，尤其是影视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有学者通过对影视人类学与“书面人类学”的简单比较，讨论了影视人类学的视听表述语言、人类学电影特有的信息传递方式。[18]
还有学者指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影视人类学这个概念中的“影视”，指的不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视听语言。影视人类学和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的是视听语言，而相同之处就在于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影视人类学片是使用视听语言的学术作品。[19]
(二)应用性与对策性研究。
近年来，中国民族学在结合实际的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方面，比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主要表现在发展问题、环境问题和民族关系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如：西部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区域民族经济发展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等。
1.小民族调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费孝通先生任顾问的“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该项目在国家民委立项，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和国家民委研究中心共同承担，数十位学者参加，各民族地方有数百人参与配合，自2000年开始在全国的22个人口在10万以下的民族地区展开调查，2002年第一期调查报告完成并上报国务院，国务院据此发出第22号文件，给予22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以数十亿元的发展支持。2004年，党中央胡锦涛总书记亲自过问22个小民族调研项目，要求继续深入进行下去，使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尽快摆脱贫困，实现小康。[20] 目前，该项目还在进行之中，学者们一方面配合国家民委和各地方政府落实国家支持的各项发展计划，同时，根据对22个小民族丰富的实地调查材料进行理论的总结和著作的撰写，2004年继续有多篇有关论文发表[21]，并且已有多部相关著作完成，将于2005年出版。
在理论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研究角度是，在民族之林中，那些人口很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弱势民族，如何既保持住自己的文化特点，又在经济上获得较快发展，社会、政府和他们自己各应采取什么措施？这样的总结无疑对解决世界数百个类似的小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都有借鉴意义。
2.民族发展问题研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22] 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应该有多样化的选择，中国不应走与西方一样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应以牺牲自己清洁的环境和传统文化来换取所谓发展。[23]
更多的论文讨论的是现代化和国家的西部开发背景下少数民族发展的道路问题。[24] 在现代化和西部开发的过程中，如何维持可持续的发展，如何使传统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如何保护环境，也是近年来学者们较多讨论的问题。这些研究对于社会、政府和当地的社区与民族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学者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如何使西部最贫困的民族地区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成功实施的根本保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来看，如何通过具体措施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从根本上提高西部民族地区整体竞争能力，是西部大开发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25]
关于西部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有学者指出：生态环境建设是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它对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为此必须增强全民法治意识，加强法制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改革落后生产方式，发展生态农业。[26]
3.文明冲突与民族关系研究。关于文明冲突与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发表。其中有的研究针对全球范围的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冲突，有的针对全球化与民族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的则讨论通婚、语言等因素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关于全球化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问题，有学者认为应特别注意防止西化，防止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也有学者指出，应该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去对待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既要注意传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注意不断吸收其它文化中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只有这样，民族传统文化才可能具有永不衰落的生命力。[27]
有学者根据国家的语言政策、我国各族群的语言使用情况及其所体现的族群关系状况，并结合学校教学语言的使用，讨论了少数族群教育的模式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发展国语(汉语)教学以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整合的建议。[28]
(三)其它方面的研究。
1.学科史研究。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有关学科史的著述既少且零散，特别是较少在理论的分析上能够拨乱反正，在事实的叙述上比较客观而详实的作品。这明显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学界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步伐。[29]
近年来在学科史研究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民族学五十年》一书的出版。[30] 该书由中国民族学会组织7位资深学者执笔，两位民族学界的领军人物担任主编，21位来自全国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著名学者担任编委，历经了四年的撰写与精心修订。这无疑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权威性的一部中国民族学史著作。由于编委会和执笔人阵容强大，该书资料丰富，观点也比较公允客观。
2.世界民族研究。中国民族学界对国外的研究历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能够去国外作民族学实地调查的人更是凤毛麟角，但近年来此情况已开始改观。2004年出版的两部在国外实地调查与研究的著作正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一本是对北美印第安人文化的研究，[31] 另一本是对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的研究。[32] 这两本著作的写作都是基于作者长期的实地调查，是其最可贵之处。这也是中国正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形势在民族学界的一个反映。
3.历史学与民族学的结合。借鉴历史学的一些方法和传统，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传统和优势。近年来发表的很多民族学著作与论文，充分利用历史文献，一方面对所研究的社区、民族、人群作背景的介绍，另一方面在对当前的一些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时，能够深入挖掘出这些现象的历史原因，从而给予更准确的解释。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民族学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已经明显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口述史传统。中国学者大多借鉴历史文献和历史学考辨文献的能力，将文献介入口述史的研究，利用文献来校正口述的偏差，利用文献来解释口述内容的意义，从而使得中国学者的口述史研究别具一格。[17]
有学者称：在当今的学术界，“反思”，不仅反映在社会人类学研究中，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将其视为一种原则。它的一个外在表述就是对既往社会价值和知识体制中的学科分类进行重新整合。其成果之一便是历史学与人类学联袂出演。历史人类学作为一股新的学术力量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它使得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得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增强了“厚重感”和“历时性”，它们之间具有学科上共同的基础要件。[33]
如，有学者利用对中国畲、瑶、苗等民族中流传的历史传说的分析，来寻找他们在当代族群认同的原因。正是将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34]
4.民族艺术与宗教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对各种形式的艺术和宗教现象进行解读，是近年来民族学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开拓点。
有学者从这个视角探讨蒙古舞蹈中的萨满教文化意义，指出：萨满教同原始万物有灵论并无二致，其广泛性和持久渗透性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半个世纪以来蒙古舞创作中涌动着的萨满文化遗韵。《安代舞》、《鼓舞》、《格日乐》等当代蒙古族舞蹈都折射出萨满教尊敬每一个生命就是尊敬自然界的“行为追求体系”。认识蒙古舞对萨满教“功能动作”的借用发展、复现演变、阐释性发挥和创新，有助于开拓蒙古舞创作的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35]
另外，对民间手工艺品、[36] 艺术理论的研究、[37] 美学研究的人类学视角的探讨等，[38] 都有不少论文发表。
5.体质人类学研究。尽管民族学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但不同人群的体质特征与这种研究关系密切，因此在很多民族学和人类学系都将体质人类学课程列为必修课之一。近年来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深入。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高校教材的出版。[39] 它填补了多年来的空缺，而且该教材的质量也受到专家们较普遍的好评。
三、焦点问题与展望
(一)几个焦点问题。
1.婚姻制度问题将继续争论下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蔡华教授有关婚姻制度的研究成果，[40] 引起欧洲和美国多位著名人类学家的注意，于2002年获得法兰西科学院颁发的法语国家金奖。蔡华教授运用他在中国川滇边界的摩梭人中所做的多年细致深入的调查，进行了严谨细密的理论分析，对西方民族学界解释人类婚姻本质的四个基本概念：血缘关系、乱伦禁忌、婚姻与家庭提出了重大修正，进而提出了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定律--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和欲望原理，并且提出仅仅由血亲构成的一元亲属制度和由血亲加姻亲组成的二元亲属结构才是真正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他的著作出版后，世界一些著名的人类学家如法国的列维·施斯特劳斯、英国的罗德尼·尼德姆、美国的克利弗德·格尔茨等人都发文评论，给予关注。[41] 这项研究本身说明了中国民族学界已有越来越多的成果达到世界一流并将对国际民族学界的传统理论作出冲击。
中国学者在婚姻制度和云南摩梭人研究领域的成就，是几十年来学术积累的结果。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严汝娴、宋兆麟、詹承绪等人就相继进行摩梭人的调查研究并且发表了多部专著。[42] 对于蔡华教授的结论，目前在国内外都有不同意见。[43] 相信今后还会争论下去，继续成为热点。
2.结合实际的应用研究突出。中国民族学界的特点和传统是结合社会问题实际的应用研究优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近20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巨大的发展与变革，很多新的社会、民族问题凸显出来。民族学界的研究几乎介入了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包括经济、文化全球一体化与地方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关系问题，民族关系与民族冲突问题，现代化背景下的宗教发展趋势，西部开发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分立问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民族教育问题，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问题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等。
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一部分以专著、论文和调研报告的形式公开发表，更多的是给各级政府的内部报告。这些报告为政府调整和制定相关的政策，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前述《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及其被政府所采用，就是突出的例子。今后，这些结合社会重大问题的应用性和对策性研究将继续成为民族学研究的重点。
3.民族与族群理论问题将长期争论下去。目前，学者们对民族与族群理论基本上分为三种态度。一种是完全否定使用“族群”这一概念；第二种认为民族与族群是两个层次的概念；第三种主张放弃“民族”一词，而改用“族群”来表示我国的各民族。这不仅是对两个名词概念的不同解读，更主要的是在民族基本理论上的分歧，因此这种争论还将继续下去，继续成为热点。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术研究不够规范。民族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存在于全国的各所民族院校中，当时曾长期以少数民族的研究为主，因此，民族学往往被等同于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学科界限模糊，学术研究不够规范。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学界多数学者公认，中国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因此，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规范民族学的研究，是民族学今后发展的必由之路。
2.封闭与盲从的倾向。中国民族学的发展，既需要加强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不断从国际学术界汲取营养，也要立足本土，以中国各民族和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本土研究的经验积累中逐步发展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在中国民族学界的部分学者中还存在着对外封闭，在理论和方法上故步自封，自说自话的倾向；在有的学者中也存在食洋不化，盲目全盘照搬西方学界理论与方法的倾向。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民族学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学学者需要建立既不封闭，又不盲从的心态，以早日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3.原创性成果较少。由于学科基础薄弱，学术研究不够规范和浮躁风气的影响，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经验和资料的积累较多，短期行为较多，实地调查比较粗糙，调查时间短，很多理论分析比较肤浅，最终导致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原创性成果偏少。
(三)前景展望。
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日益崛起的中国，已经在世界的大局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后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学必须与中国在世界的地位相符，尽早在国际民族学界发挥更大作用。因此，胡锦涛主席在2004年第16次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号召全党全国都要加强学习民族学的知识。[20]
1.基础理论研究的前景。理论认识总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发展和更新，在总结各个时代的科学活动的基础上不断进步。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所出现的各种问题，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角度的研究去给予解释，而中国的民族学界，针对学科理论建设比较薄弱的情况，一方面，在今后还需要继续加强与国际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学术交流，继续大量翻译、借鉴国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规范研究的方法；同时，反对唯书、唯洋的思想，反对食洋不化和脱离实际的风气，将学术研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树立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研究和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发展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更多有创意的，适合于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理论，实现民族学的中国化，并以此为国际民族学界的理论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相信在21世纪，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巨大发展将使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界对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发展作出突出的贡献。
2.应用研究的前景。一个学科是否有生命力，她的影响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学科对社会的贡献。21世纪中国的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不仅应对学科理论建设有更大贡献，而且还应该更多地参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特别是民族方面的问题。民族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民族学和人类学服务于民族工作实践，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民族学的一个优良传统。20世纪50、60年代时民族学曾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80年代初以来，由于社会上一度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很多随之而出现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以社会和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社会影响不大。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很多社会文化问题，特别是很多民族问题的暴露甚至激化，整个社会对民族学、人类学有了更多的关注和需要。特别是政府与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联合进行某些具体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民族学的应用性研究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大。因此，今后这样的发展趋势还会长期继续下去。民族学、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将更深入、更广泛地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产生更大影响。
3.教学发展的前景。高等学校各学科的兴衰，在一定程度上是该社会需要与否的反映。20世纪5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专业在高校招生的长期停顿和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预示着我国高校的民族学专业在今后至少20年内将有一个持续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招生的规模将有所扩大，将有更多高校建立民族学与人类学系和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的一些基础课程还将逐步成为高校中各专业学生的公选课程。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将有越来越多的高校设立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课程。对于各高校中现有的民族学人类学系来说，培养高校本专业师资将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人才市场对本专业将更多需求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才。培养更多在理论素养和研究方法上比较全面的高级人才是目前和将来一段时期内高校该专业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