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城邦同盟关系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邦论文,中西论文,同盟论文,差异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中国像西欧一样，也经历了城邦制的历史阶段。当然，在本质相同的前提之下，中西城邦制又具有许多重大特征上的差异①。本文仅就城邦同盟之间的关系谈点自己的思考，以求教大方。
（一）
历史上的古代城邦时期，无论中西，各城邦都是独立的，但不是孤立的。这就存在一个城邦联盟问题。然而各个城邦的联盟，中国与西欧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中国的城邦联盟自西周始，就十分清晰且很具特色。司马迁编写的《十二诸侯年表》，已画出了城邦联盟的轮廓。当时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12个城邦国（后来又有郑、吴两国），从西周到春秋，它们都属周天下同盟。事实上，属周天下同盟的城邦还有很多。在这个同盟中，周无疑是“天下共主”。周天子制约各城邦国的政治，并通过周礼制定尊卑等级、城邑规模制度等级②，还规定了朝贡制度。不过，周在同盟中的地位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
在早期，是王道时期。周王既是名份上的盟主——天子，又是实际上的盟主。号令各国无不响应。当然，他这种号令和权威又是建立在与其他盟邦的对等关系和联姻关系上的。他首先得尊重各城邦的独立，不能干涉其内政。周天子如若不自重，恃强干涉加盟城邦内政，自会引起“诸侯多叛王命”③的后果。周宣王干涉鲁国君位，继而引起周鲁交兵和各邦不满就是一例。
到后期，是霸道时期。周王仅是名义上的天子了。平王东迁之后，周邦势衰，王权削弱，整个同盟形势发生了变化。邦与邦之间的矛盾、争执，周天子无力处理，盟主地位名存实亡，霸者代兴。霸主不是天子，但却行使天子职权，左右各邦，成为事实上的盟主。这时周王徒有宗教上的权力，只是“天命未改”而已。反过来说，霸主虽号令各邦，威风凛凛，成为事实上的盟主，但对周“天命未改”的名份却又不敢越雷池半步。他们只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任何一个称霸为盟主者，都还须“受命于王”，要得到周天子的认可。如首开霸业的齐恒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仅是“以力假仁”④，还须由周天子在形式上赐胙，在宗教上、血缘传统上予以承认。也就是说，霸者拥有远远超过周天子的政治、军事之权，才能号令盟邦，但始终没得到周天子的宗教王权。而宗教在中国先民社会生活中是占极重地位的。所以，周天子虽然势衰，但他的名份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很有份量的。如晋文公称霸后，势力膨胀，甚至干涉周王室内部大小事务。但在王子朝之乱的关键时刻，尽管居霸主地位的晋曾鼠首两端，最后还是惧于传统，不敢贸然揣开“受命于天”的周王。
可以说，中国古代城邦联盟，经历了王道、王霸两个时期。无论在哪个时期，周天子总是中心——实际上的或名份上的中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不可动摇的天命中心，故中国的城邦同盟相对持久得多。对后世统一帝国形成的影响也十分深刻。
西欧的城邦联盟，相对中国来说要松散、多变一些。它们之间没有王权意义上的共主，城邦间的独立性也更强些，没有政治官僚机构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没有统一的礼法规定和城市大小、城墙厚薄的法律限制。独立性、自由性在城邦自身发展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城邦联盟关系可以概括为多元性、利害性和暂时性几个特点。而且其民主因素浓厚些。
以希腊为例，这里不仅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受命于天的天子，反而因政治制度不同而形成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两大政治派别。加上其它经济原因，就使希腊城邦同盟呈现出多元性。最著名的有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各加盟邦因关系复杂也变化万千。退盟、叛离是很经常的事。如麦加拉就在这两个同盟间叛来叛去⑤。由于这些城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上的约束，心目中没有受命于天的天子，所以，他们的同盟纯粹是由利害关系暂时结合起来的。顾准先生说过：希腊本土的“同盟运动从来就都是局部的”⑥，也是暂时的。如公元前480年，反对波斯入侵的需要促成了希腊反波斯同盟。斯巴达是盟主。两年后，提洛同盟取而代之，雅典成了盟主。提洛同盟最繁荣时有加盟城邦及小共同体达300个⑦。但希波战争结束后，同盟也就瓦解了。伯罗奔尼撒同盟，相对说来，其存在时间在希腊算是长的了。这个同盟性质比较单一，是斯巴达通过一系列武力威胁和战争才建立起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的霸权达到顶峰，但很快失去控制。到公元前4世纪初就瓦解了。接着是底比斯于公元前370年建立起同盟。雅典也在公元前378年组织第二次海上同盟，入盟的有70多个城邦。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仅20多年，这两个同盟就相继烟消云散了。到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在希腊建立“永久同盟”，想将城邦导入帝国的轨道，但这个联盟更是个没有共同经济基础的军事联合体。不出30年，这个同盟就随着帝国的瓦解失去了权威。就在这个同盟建立不久，在希腊西部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还建立起两个反马其顿的同盟。即埃陀利亚联盟和阿卡亚联盟。
总的看来，希腊世界的城邦同盟体现了多元性、利害性和暂时性。往往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盟，它们通常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结成暂时的联盟。只要共同的利害关系一解除，其联盟也就随之瓦解。
尽管如此，希腊各种城邦联盟却又具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就是它们都把城邦政治引进同盟关系之中，从而保证了城邦制的完善发展。从有史料可查的早期斯巴达人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到后期的阿卡亚联盟，都奉行加盟完全平等，对内保持独立的原则。即使是旨在建立帝国的“永久同盟”，在形式上仍保持了各城邦的独立。一般说来，城邦同盟都有一套管理机构和运作规程。如作为共同权力机关的全盟大会一般每年开会一次，选举常设机构和官员。处理同盟重大事务，原则上须经全盟会议决定。各加盟邦地位平等，都只有一票表决权，霸主也不例外。同盟的任务是协调各加盟邦之间的关系，保证对外关系的一致。决议必须有大多数的加盟邦同意才能生效。这些都与中国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同盟关系很不一样。尽管雅典、斯巴达也曾想自恃强力强化霸主权力，向独裁方面发展，但终未成气候。有人认为这是“势力均衡法则”在起作用⑧。如雅典在建立霸权，并取得希波战争胜利后，逐渐狂妄，并试图将其他盟邦都降至臣属地位时，就遭到了各邦的抵制，战争以雅典失败、失去盟主地位告终。
可见，西欧古代城邦联盟，较之中国来说，不仅松散些，而且民主气氛要浓厚得多，民主机制更健全。这些对西方后世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政治格局的形成不无影响。
（二）
中西城邦同盟关系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经济方面的原因是根本的，这不容置疑。
中国古代城邦的摇篮主要是在长江北岸至黄河流域的东亚平原。这里的地理环境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内畅外隔”。在内部主要是土质疏松而肥沃的平原，物产丰富，适于生存。而外部周边的地理环境则十分险恶，北面是一望无垠的沙漠，东西是波涛汹涌的海洋，西面与南面是绵亘数千里的崇山峻岭。就当时来说，这都是难以愈越的障碍。就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城墙”内，中国的农业发展很快。相反，对商品经济既无迫切性，也似乎没有可能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里培育起罕见的顽强。农耕生产使天气、土地、水利成了人们至关重要的条件。尤其是共同用水，必须要进行统一管理。这说明要协调好各种关系，需要的是建立一个“更高的统一体”⑨。当人口压力出现时，土地成了人们追求的重点。而在“内畅外隔”的地理环境中，城邦选择的是向邻近邦扩张的道路而不是海外殖民。它们热衷于掠城夺地，挟天子以称霸。
西欧的地理环境恰与中国相反，是“内隔外畅”。内部大都是土地贫瘠而且多山，农业难有作为，生存条件艰险。但这里岛屿多，海岸线长，良港比比皆是。产生于沿海地区一个个小小平原上的城邦很容易形成独立性强的小城邦国。加上这里农业与手工业分离早，促进了商贸的发展，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了城邦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民主之风在这里很有经济基础。当人口压力袭来时，由于“内隔外畅”的原因，各城邦选择的是海外殖民。殖民的结果是更促进了各母邦的商品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工商业富裕阶层。他们与旧贵族进行斗争，取得参政的权力，使城邦走向了先进的民主政体。
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由经济原因制约而形成的观念意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在一定条件下，这甚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
中国自进入文明后，经过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统一和文明持续发展，各种典章制度、文化思想一一承袭下来，历史的进程没有出现裂痕，更没中断，也没发生过民族变异。可以说逐渐形成了一个无形的“中心”心理定势。尤其是周公东征后营建洛邑和大分封对“中心”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前者确定了周天下政治中心的标志；后者确立了周天下心理和观念上的标志。周先后三次大分封，“所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⑩。虽有夸大（按《荀子儒效篇》说是“七十一国”），但说明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已纳入到周天下城邦同盟的范围。周天子继承了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以承天受命之尊向内服、外服发布政令。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向心力由之渐聚。边远南方的楚邦形成并强大后，即向中原靠拢，承认中原的政治中心地位，“使人献天子”由“天子赐胙”(11)。当楚邦尾大不掉并威胁到齐国霸主地位时，齐恒公便假周王室这个“中心”权威，兴师问罪楚邦，迫使楚邦继续承认有向周王室进贡“包茅”（美女）的义务。这纯粹是一种道义和观念上的征伐。可见，周天下作为华夏的中心和象征，作为“天下共主”，已深入人心。春秋开始的称霸争雄，看似分裂、散乱，实是围绕这个中心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不然就不会有楚庄王问九鼎轻重之事了(12)。每个诸侯在观念上都承认有个中心，不是否定这个中心，而是想取而代之。造成这一观念的就是周礼。周礼不仅作为一种法和制度观念约束诸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而且作为一种习俗、文化和礼仪，已融进人们的思想意识。作为社会基础的下层人民，在小农经济和灌溉农业的生产方式下，年复一年根据季节按部就班地劳作，就养成了他们循规蹈矩的心理。而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天灾人祸面前，又常使他们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养成他们胆小怕事的软弱性格和保守落后靠天吃饭的思想。并把福祸归之于天命。于是他们希望有个能保佑他们的天。反映到政治上则崇奉承天受命的周天子，一个“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3)的权威。在这种心理定势的土壤中，民众自然希望有一个能保佑他们的“天下共主”。霸主则“挟天子令诸侯”，无不以“正统”自居。随着生产力发展，城邦征战越来越激烈，华夏统一的思想也就愈发强烈地表现出来。上至君主诸侯，下至文人达士、山野鄙人无不形成共识。正是这主观上的因素，给中国城邦同盟关系抹上了浓浓的一笔中国特色。它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大统一”思想的形成。
至于西欧城邦，以其典型地区希腊来看，其起点虽然较高，建立在具有先进文化的地区之上，但迈锡尼文明被中断了。希腊城邦是中断后的历史再创造，它们没能承继前一王朝的统一思想和代表“中心”地位的天子权威。在民族上他们也与祖先断了链条。作为一个刚刚脱离野蛮时代的外来民族，他必须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在分散的岛屿和海岸上建立起最初的城邦。城邦走的是一条殖民和经商的发展道路，培育的是一种富于开拓和冒险的精神。而这些独立性十足的城邦，不需要本政体外某种权威的干涉。政府权力是通过选举产生，并不需要超人权威的授受。所以，在人们心目中难以形成一个意识上的“中心”观念。倒是商品经济培养出一种“平等交换”和“个人主义”的意识，使人们在主观上将西欧城邦同盟引上一种民主色彩更鲜明的发展道路。同时在客观上城邦也就走上了一条多元性、利害性和暂时性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收稿日期：1994-02-21
注释：
①见本人拙文《中西城邦制差异比较》（《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4期），主要在城邦基础经济、城邦民主政治和城邦政治领袖及改革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②《汉书·韦贤传》
③《史记·鲁世家》
④《孟子·公孙丑》上
⑤周一良《世界通史·上古部分》第220页
⑥、(7)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95页，第157页
⑧汤因比《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第29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41页
⑩《吕氏春秋·观世篇》
(11)《史记·楚世家》
(12)《左传·宣公三年》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