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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已成为全世界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的口头禅，对人的管理也因此成为一个热门课题。
经过人——物——人的否定之否定，管理的核心由物定位到人
从广义上来说，管理的对象可简单地划分为两大类：人与物。但在以谁为核心的问题上，却经历了一番复杂斗争。马克思曾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人类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当人将一块石头制成刀子时，可以说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有质变意义的征服。也就是说，没有人，大自然便会永远处于“水滴穿石”般的缓慢演化之中，而决不会有“开天辟地”的质变，人的主宰地位便由此而最初地确立了起来。在随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重要性得到更有力地体现。无论是奴隶主、封建地主还是早期的资本家，最值得炫耀的财富便是人。原因并不复杂，用马克思的分析来解释，是因为手工工具只具有把人的劳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传导性”，而不具备代替劳动者某种素质的“代替性”。一言以蔽之，在这个历史阶段，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物还不能象人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奴隶主为掠夺奴隶而发动战争，封建地主和早期的资本家则靠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可以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不是物。
以大机器为代表的物对人的否定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资料实现了根本意义上的变革，其主体部分发展成为机器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资料取得了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旁观者。”“机器吃人”一说也便由此而来。至此，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模式取代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否定之否定规律再一次发挥了作用。此时，笃信机器就是财富的资本家不得不承认：虽然机器“本身就是能工巧匠（马克思语），计算机能组成“专家系统”，但它们最终还是表现为人的工具，更高级的智慧、更普遍的意志还是由人来掌握，并通过这些十分先进的工具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至此，人的重要性得以重新确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也最终为人们所认可。1980年，在重视利润的美国，一位不愿用真实姓名的撰稿人提出一个口号，这个口号迅速成为全国的警句，它很简单却又很深刻：“人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由此可见，蕴含否定之否定规律于其中的历史最终证明：人（具有独立意志、思想、欲望、利益，具有进取心和责任心的个人）始终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便是管理由物定位到人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之所在。
自然管理——非自然管理——自然管理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揭示出这么一个真理：对人的管理的最高境界不是“管”，而是“解放”
西方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曾作过这么一番论述：“组织的效率来自于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是否能够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每个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又能够相互分工协调，这便是组织的奥妙所在。任何组织，如果不能充分地发挥其中个人的才能，这种组织必定是低效的或无效的。”这便为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提出了一道课题：如何为管理的核心——人提供自由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
能解答这一课题的管理模式是自然管理。所谓自然管理，是指依照广义自然科学揭示的各种规律而对生产力系统（核心是人）自觉地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决策等活动。这种管理的好坏，直接表明人们掌握自然规律的程度，从而标志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这种自然管理是在与非自然管理的否定之否定斗争中被确立下来的。非自然管理是因直接劳动者——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相互对立而产生的管理，它鲜明地体现着社会制度的性质。
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原始社会。《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可以想象，在当时，几十人围捕一头野兽，其指挥者往往是本领高强者，他以自身勇敢搏击的行为把其他人组织在自己的周围，其它的分工则是以性别、年龄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在这种与直接劳动结合在一起的管理活动之中，人与人坦诚相见，“贤”与“能”自由地发挥着自己的才能，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这可谓自然管理的最初表现形式。
随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在非自然管理的左右下放慢了发展步伐。在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中，人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压抑，根本谈不上聪明才智的发挥，这也是该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竞争越来越激烈，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成为企业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极严格地依照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来进行管理，以便求得人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最佳协调。在这种背景下，自然管理被重新提上日程，产生并推广了“现代管理之父”泰罗首创的科学管理。用泰罗的话说，科学管理的一项特色便是将旧式管理下的“老板”变成工人的仆人，他们的责任是侍侯工人以及从各方面帮助工人。“泰罗制”得到了列宁的赞许，他在指出“泰罗制”“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的同时，强调了它“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从20世纪20年代起，自然管理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所发展。到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自然管理从科学管理阶段过渡到管理科学阶段，着眼于根据自然科学规律来计划、组织、控制、协调人的活动，使人有越来越宽松的工作和生活空间。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自然管理魅力不减，并被时代赋予新的内容。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完成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为适应两个根本转变，我国人事管理工作提出了两个调整的构想：一是根据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把适应计划经济的人事管理体制调整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事管理体制上来；二是根据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把传统的人事管理调整到整体性的人才资源开发上来。这两个调整的核心内容便是对人的潜力的开发，也就是使人的智力、才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一点便是“解放”人，使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获取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才能的环境和空间。
至此，自然管理——非自然管理——自然管理完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这一过程也是人从自由到受压抑再到自由的过程，这无疑昭示我们：对人的管理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去“管”，其最高境界应是对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