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學術評價的真實內涵——以學術共同體的建構爲視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歸學術評價论文,真實內涵论文,建構爲視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圖分類號]G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874-1824(2016)01-0116-10 伴隨中國社會改革的進程和學術研究的推進，學術評價不但爲管理部門所關注，也成爲學術界、期刊界的熱門話題。在中國知網收錄的報刊中，經關鍵詞檢索，從2004～2014年的十年間，含有學術評價關鍵詞的文章多達3440篇。其中既有學者、編輯，也不乏高校領導及科研管理人員，可見，學術評價是一個關乎學者、學刊、學科長遠發展的核心問題，學術評價的定位及其導向之於學者、學刊、學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綜觀以往對學術評價的研究和反思，無論是對“以刊評文”單純“量化標準”的聲討、對學術共同體缺失的反思還是對行政化管理的過度干預的批評等等，無不反映著現有的學術評價機制嚴重偏離了學術發展的軌道。行政主導下的學術評價單純注重量化指標和對數量的迷信所造成的後果不可低估，這種學術評價脫離了學術本位，成爲學術發展的桎梏。本文在借鑒以往反思學術評價的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立足於學術評價的真實內涵來思考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以期促進符合學術發展需求的學術生態的形成，以及學術評價的功能和本真意義的回歸。 一、學術評價的本真目的與意義 對於學術評價人們之所以給予十分熱切的關注，一方面，因爲它對於學術發展的影響至關重大。從國家層面，中國文化的輸出、國際學術交流的開展、國際間的學術對話都已成爲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科技、教育、文化的發展提升，與學術體制和評價機制所發揮的引領作用直接相關聯。從中觀層面，無論是高校還是研究機構，人才短缺、後勁不足是其核心問題。如何建立適合人才發展的學術生態，回歸學術評價的本真意義十分迫切。另一方面，現有的學術評價機制嚴重偏離了學術發展和運行的軌跡，失去了學術評價的本真意義，對於學者、學刊、學科的發展都將產生負面影響。正本清源，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位是當務之急。 1.學術研究與學術評價之關係 學術一詞，一般來說是指系統專門的學問，是對存在物及其規律的學科化論證，泛指高等教育和研究。學與術，在中國古代是相分離的。有學者稱：“中國古代長期有‘學’而無‘術’，學而有‘術’，直到清代樸學大興之時方才漸具規模。”①在中國古代，人們十分重視“學”，認爲“學”是爲了明理達道，獲智慧和學問之徑，而“術”只是形而下之器，不予重視。當近代西方學術的特點引入後，中國學者才發現我們的“學”中“術”的不足。“學”只是獲得知識的過程，學術則是對相關知識的總結、梳理和系統化。 學術研究本身即是知識的生產過程，也是知識的創新過程。學術研究的本質是追求真理和知識創新，無論是求真還是求新，都要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中獲得某種程度的認同，即被關注、被引用、被批評等等，由此而產生的這些學術評判活動就是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評價。它成爲現代學術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正如舒爾曼所說：“不是所有的智力活動都是學術。只有具備了如下三種成分之一的智力……活動才成爲學術：公開發表；成爲圈內人士嚴格評價的對象；圈內人士開始使用、參考和發展這些思想和創造活動。”② 學術評價作爲現代學術活動的重要環節，起源於歐美。西方的現代學術發展中，不但注重知識的生產，更注重知識的交流。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往往通過各種學術會議、學術媒體的即時發表和交流，使學術得以傳播。所以“嚴格說來，不公開發表並接受學術評價的學術研究，其實並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因爲交流是學術的基本特徵，也是學術研究的價值所在；學術只有交流才能爲同行所用、所參考，並對學術思想的發展和人類知識體系作出貢獻”。③就現代的學術研究而言，它不僅是學者自身的興趣取向，還有學科發展的取向、社會需求的取向，所以，學術研究只有在獲得有效傳播的基礎上，獲得同行及社會的認可，或引起學術批評和學術討論，才能彰顯其價值，這實質也構成了現代學術評價的意義所在。 2.學術評價的本真意義 從學術研究與學術評價之關係，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這樣的認知，現代的學術研究離不開學術評價，學術評價是學術活動的一部分，是推動學術進步、學術創新的重要環節。正如復旦大學李劍嗚教授所說：“學術評價的本來意義在於評判學術的進展，鑒別學者的貢獻，規範學術行爲，激發學者的創造力，以達到推動學術發展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學術評價，就談不上真正的學術。”④對於學術評價的意義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第一，學術評價在於推動學術進步和知識創新。中國政法大學張保生教授提出：“學術的本質是求真，其靈魂是創新。學術以追求真理和知識創新爲目的，這構成了學術評價的抽象基礎、邏輯起點和最終理由。學術評價是以學術標準爲尺度對學術活動效果做出價值判斷的過程，因此，學術標準內在地包含著學術目的。”⑤就是說學術評價內在於學術研究活動本身，學術的求真本質和創新目的內在於評價之中，學術目的和學術標準構成學術評價的價值基礎。《南京大學學報》的朱劍主編關於“學術評價的要義是對學術成果及其所有者進行價值判斷”⑥的提法切中要害。 第二，學術評價在於規範學術行爲，引導學術方向。因爲無論是學術成果的交流和發表，其編輯出版過程，學者或學術共同體的審理和鑒定過程，都是對學術成果的一種檢驗和評判，其本身就發揮著規範和引導的作用。在學術活動中，學術期刊是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成爲學術共同體實施學術評價、規範學術行爲、引導學術方向的公共平臺。所以學術期刊在現代學術發展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這裡所指的學術期刊，應是由學科專家來主導並實施專家匿名評審制的同仁專業期刊。 第三，學術評價在於激發學者的創造力，促進學術人才的成長。學者是學術的主體，也是學術評價的主體，學者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學術共同體的評判，往往成爲激發學者學術研究的動力，爲青年學者的學術成長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激勵。 因此，學術評價應是“對學術成果進行價值判斷的活動，它是學術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通過價值判斷，促進學術良性發展，應是進行學術評價的直接目的和本真意義，也是進行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⑦ 從以上三個方面來認識和理解學術評價的內涵，不難看出，學術評價不是游離於學術之外的，是以學者間的交流和評判爲主導的，對學術成果進行的一種價值判斷。其目的在於評判學術進展，推動學術發展，規範學術行爲，引導學術研究的方向，促進學術人才的成長。因此，學術評價應是學術活動的一部分，是由學者自然發動和組成的學術共同體來推動的一種學術評判活動。學術評價的基本要素應包括：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學術成果公開發表或出版的平臺、學者間的交流和評判。 在中國高等院校及科研單位近些年所實行的學術評價機制，往往與學術評價的內在本質相背離，它游離於學術之外，被有的學者稱之爲外在的、量化的、行政主導型的學術評價機制。⑧ 外在的，是指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和標準外在於學術本身。因爲許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學術評價往往由主管科研的行政機構來主導制定學術評價的標準。縱觀其標準，大多以所謂學術期刊的等級來評判學術成果的優劣，而學術期刊的等級往往是由相關評價機構根據引文數據排序而定。從而形成了以科研管理機構、數據評價機構、學術期刊編輯組成的學術評價機制鏈中各個環節的評價主體。評價學術論文水平的高低，“只是看其在什麼刊物發表，有多少影響因子，只要是發表在國內權威刊物或國外引證期刊的，就能得到國家、省部級和學校的獎勵，至於學術共同體的內在評價如何，則可以忽略不計”。⑨可見，學術評價並沒有掌握在最有發言權的學者的手中，而是成爲由外在評價主體來左右和評判學術的工具。 量化的，是指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往往以單一的數量爲標準，量化指標，數據庫的數據成爲學術評價的重要工具。許多機構直接搬用某些數據庫的數據用於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學術成果的數量成爲學者獲得學術榮譽和學術地位的重要標準，助長了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不良風氣。學術期刊的排序分級也是依據評價機構的數據統計。形成以數量爲準繩，重數量輕質量的學術氛圍。 從學術評價的內涵來認識和推動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改革，重要的在於改變這種外在於學術的、以量化爲標準的行政化的評價機制。正如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主任王文軍所說：“同行評議和定量分析是學術評價的兩個重要維度，其中前者居於主導，後者只是一種輔助手段。然而，由於一些不正學風的影響，使得同行評議制度在某些時候淪爲一種形式，這在一定程度上給片面強化CSSCI的評價功能提供了一種制度漏洞。”⑩所以，學術評價機制改革的核心，是回歸學術評價的本真意義和激發學者對學術的價值追求。“不是激發教師追名逐利的外在競爭動力，而是如何保護和發掘他們的內在學術興趣，興趣而非功利才是創新之母。”(11)只有讓學術評價回歸學術本身，才能正本清源，成爲推進學術發展的動力。 3.學術評價的真實主體 現行的學術評價機制中，評價主體分爲兩大類：一是內在主體，二是外在主體。內在主體主要指學者、學術共同體。外在主體包括科研管理部門、書刊編輯、第三方評價機構等。在現實的學術評價體系中，學術評價內在主體的缺失和異化是其問題所在。學術研究如何評價、由誰來評價？這是回歸學術評價本真涵義的關鍵所在。 因爲學術評價本身是知識生產的一個環節，是學術活動的一部分。所以參與學術研究和學術活動的研究人員理應是學術評價的主體。這一主體並非是單個個體的學者，而是在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中自然形成的志同道合的學者群體。他們遵守共同的道德規範，相互尊重、相互聯繫、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共同推動學術的發展和進步，這樣的群體被稱之爲學術共同體。學術共同體既是知識生產的主體，也理應成爲學術評價的主體。 華中科技大學的張應強教授指出：“學術共同體是按學術領域自然形成的學者群體，是通過學術內部的學術生產機制(如學術爭鳴、學術交鋒、學術討論)而形成的共同體。學術共同體以學術事業和學術發展爲紐带連接學者、集合學者，其特徵是自發性和開放性。所謂自發性，是指學術共同體是自發形成的，而不是由單位或者個人通過某種組織方式規定形成的。因此，學術共同體是開放的，不存在排斥其他學者和學術壟斷等問題，也不存在學術發展之外的利益。”(12)如此來說，學術共同體是在學術活動中，由學者自發組織起來的具有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社會團體，它的產生並不是外在力量的強加，而是內在於學術發展的需求，它的使命就是組織學術交流、維護學術秩序、開展學術評判，推動學術進步。 在中國高校和學術機構的現行學術評價機制中，外在主體主導著學術評價機制各個環節的運行。如：科研管理者主導並制訂學術評價標準；學術期刊編輯來取捨和決定學者學術成果能否發表；評價機構的數據統計，下載量、引用量等數據成爲評判學者和學術期刊的重要標準。而由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往往只是衡量學者的成果是否符合這些標準，是否達到數量的要求。表面上是通過了學術委員會的評判，但實質上這樣的學術評價，其學術的價值判斷已無影無蹤，學術委員會其實也失去了學術判斷的功能。這種機制下，學術的內在主體嚴重缺位，偏離了學術自身的發展軌跡，失去了學術評價的本真意義。因此，近年來，中國學者關於學術評價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呼聲一直不斷，但一些學術機構的改革嘗試仍然沒有成爲主流。 二、學術評價機制中學術主體的缺位和異化分析 回顧30多年來中國學術的發展歷程，其學術評價經歷了從定性評價到定量評價的轉換過程。雖然每一種評價有其歷史局限性，但都反映了這一時期學術研究的狀况以及國家體制對學術發展的影響，具有時代的印跡。分析現行學術評價機制形成的歷史和現實因素，探尋其改革路徑是題中應有之意。 1.權威體制下的學術行政化管理 從根本上來說，學術評價受制於學術體制。我國學術體制始建於計劃經濟時期，國家行政部門管理和控制著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和文化資源。學術資源和學術評價完全從屬於政府。學術完全附屬於行政，行政完全控制著學術。在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的初期，由於計劃的有限性和資源的短缺性，學術科研的管理十分簡單，其學術評價雖然由行政主導，但還主要是以學科的學術權威來實施定性評價。雖然這種定性評價難免會帶有學術權威個人的主觀色彩，但它仍然是來自學術主體內部的學者的評價。 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中，一方面，是計劃經濟思維向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思維轉向。“社會需求取向、投入產出取向的價值觀念使管理者更傾向於應用數學工具統計、度量生產的效率和效益，在強大的工具理性支配評價下，各行各業的科學管理越來越精細化。高校科研管理部門更樂於借助於各種評價工具來考評教師的科研績效，並作爲評職稱、評獎進行物質獎勵的依據。這種工具理性的優越性既簡單明瞭，注重了科學成果的一般性和可測量性，又杜絕了人爲因素的干擾。”(13)科學管理的運用和工具理性思維主導下，量化管理成爲這一時期主流的管理方式。正如韋伯所說：“今天這些條件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決定著降生於這一機制之中的每一個人的生活。”(14)工具理性伴隨著現代經濟與社會變遷成爲主導人們的思維方式。另一方面，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對於科學研究投入的資源不斷增多，資源的管理和分配成爲行政主管部門的重要職責：制定規則，細化條例，運用數據化進行學科分類和量化管理。可以說，“由傳統的定性評價到定量評價這一轉換，克服了前一時期定性評價中憑感覺、憑印象、憑關係的主觀隨意性，使學術評價建立在比較客觀的基礎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規範了學術評價，減少了學術評價中的暗箱操作。然而，由於社會選人用人機制對量化管理的過分依賴，進而導致人才管理、學術評價中的‘數量迷信’，使學術評價嚴重背離了人才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學術評價的基本原則，進而導致學術評價方式的新的異化和學術出版方向的迷失。”(15)雖然學術評價從主觀意志到客觀數據，實現了評價的客觀性，但又缺失了價值性。 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雖然計劃經濟時期由國家整合和控制下的總體性社會出現了分化，但強政府，弱社會的格局仍然存續，科技教育、醫療衛生、新聞出版等社會公共服務機構，在國家的體制內運行並接受行政化的領導。教育、科技管理機構仍然控制著大量的學術資源，主導著資源的分配。在政府行政部門管理下的高校科研管理，將學術研究的知識生產與其他經濟產品一樣實施效益最大化的管理，只要出產品，不管其質量如何，多多益善。缺乏公衆參與的社會行政化管理，必然導致管理的簡單化和權力的泛化。行政化主導的量化的學術評價機制，在各高校、科研院所的職稱評定、科研獎勵、人才工程等方面廣泛運行。其主要特點：一是學術成果數量上的硬指標，二是學術成果的質量以在哪類學術期刊發表爲等級標誌，裁定論文優劣；無論是職稱評定還是人才選拔最有競爭力的是在“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這種以“數量迷信”、簡單化、外在化的學術評價，使得一些科研工作者爲了追求“科研GDP”而拼命地“努力”，催生他們急功近利快出成果，從而導致學術創新不足，學術垃圾泛濫的現象。這種外在於學術的以量化爲主的學術評價機制，帶給學者、學刊、學科發展的影響不可忽視。 對於學者來說，學術興趣和學術使命，往往被功利化的現實追求所取代。學者所應具有的十年磨一劍的學術情懷被生活的現實所消耗。對於剛剛投入學術事業的青年學者，量化的學術評價機制使他們的發展更是舉步維艱。從自身的學術發展來說，如果急功近利會後勁不足，夯實基礎又難過其關。他們的學術成果因不知名、職稱低往往被退稿，有的“核心期刊”甚至提出拒發青年學者的成果。這樣的學術生態使學術新秀很難脫穎而出，對青年學者的成長極爲不利。 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學術期刊本是學術的公器，是學者發表學術成果的陣地，是學術共同體進行學術交流、開展學術批評、進行學術評價的平臺。但在以“量化”爲主導的風氣下，學術期刊被量化、數據的排序而進入“核心期刊”，數據排名靠前的學術期刊被推上學術評價的主體位置，成爲評價學術成果質量的標誌，而這些期刊的編輯人員被推上了學術評價的核心位置。在所謂爭優創先的名刊競爭中，期刊的數據排序也成爲競爭的焦點。有的學術期刊爲了追求排名和數據，進行功利化的操作，甚至不擇手段；有的學術期刊借用市場化手段，高收費、亂收費現象頻現；有的學術期刊明確以作者的身份爲標準，以刊發名家和教授的文章爲榮。這些學術期刊的如此行徑與其功能和使命完全背離，導致學術期刊脫離學術本位，走上功利化的道路。 對於學科發展來說，單一的數量化管理忽略了學科間的差別。人文學科歷來注重歷史性、思想性、獨立性，其學術成果往往是史料的積累、思想火花的进發、獨立的思考，在數據和量化的統計中往往處於劣勢。比如：由山東大學主辦的在國內外影響較大的學術期刊《文史哲》，已創刊60多年，但由於它是以刊登文史哲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爲主，由於人文學科學術研究的獨特之處，導致在CSSCI的數據統計中其排名不佔優勢，與其在學界和期刊界學術聲譽相比差距較大。有一些小學科、新興學科，與傳統學科、熱門學科相比，無論成果發表還是數量統計都處於弱勢。對於管理部門來說，如果只看數據，會對相關的學科發展造成傷害。 在行政力量過強的體制中，行政主體主導一切，社會的、自然的力量難以爲繼而被異化。以行政爲主導的量化學術評價機制，可以說，它只能是社會轉型期學術管理的一種過渡形式，學術評價只有回歸學術本位，才能讓學者、學刊、學術走上健康的發展軌道。 2.單位體制影響下的學術單位化 從社會化的因素來看，學術評價受制於社會結構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單位制的社會結構，形成了影響至深的學術單位化的格局。單位制的特點是國家通過單位整合控制社會，單位控制著每個單位人從生到死的各種資源和福利。無論是生產單位，還是事業單位，其中的成員都完全依附於單位組織，社會只是空架子，沒有內容和空間。所以，在單位體制下，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理論興趣都要服從於單位的安排和意識形態的統領。學者的單位化歸屬，一個學術單位一個學刊的現狀無不反映著中國所特有的社會結構。儘管改革開放後單位體制正在逐漸被消解，單位的封閉空間被衝破，但單位體制下形成的學術單位化意識，仍然影響著學術研究的開放性和自主性，也是學術共同體缺失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中國在世界上獨有的、數量衆多的高校學報來說，是典型的單位制和計劃經濟的產物。一校一院一所一刊的現象保留至今。高校學報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形成兩個創建的高峰期。如今已達2,000多家。對於大多數學報來說，創建的目的和使命主要是爲本校的教學科研服務，培養本校學術人才，對外展示本校的學術研究成果。這種封閉自足的學術期刊，在學術發展的初期它只是面向單位體小衆，成爲本單位許多學術新秀展示學術成果的平臺，具有學術交流和培養學術人才的功能，只是在量化學術評價的機制下導致的排序和“核心期刊”入選，才具有了學術評價的功能。“千刊一面、一校一刊”的高校學報現象，代表了典型的學術單位體制。 “學術單位體”現象是學術共同體形成的無形障礙。“學術單位體是學術領域的小團體、小集體，是圍繞單位的學術利益或者其他利益，通過有形或無形的組織而形成的小團體。其典型特徵是封閉性和利益性，即以單位的利益而不是學術的發展作爲紐帶來連接學者、集合學者，排斥正常的學術競爭，形成學術利益的壟斷。學術單位體也包括由學緣和師承關係形成的學術上的小團體。學術單位體的存在，對正常的學術競爭和學術發展形成重大威脅。”(16)正是這種單位體的小衆利益，往往使正常的學術批評變成不同師門學派的相互攻擊，導致學術場域中的利益化取向和不良的學術生態。“學術評價中的利益化機制使得學術評價的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學者和學術單位形成利益上的共謀與合謀”。(17) 近年來興起的大學排名、排序，更加強化了學術單位體之間的競爭。爲了暫時的單位體利益，會導致犧牲學術發展的長遠利益。這是形成公正、公平的學術交流和學術評判的一大障礙。 3.學術管理制度變遷的滯後性 學術管理制度應伴隨社會的發展和學術的進步而不斷地變革和創新。我們不能否認，學術管理制度在學術增量後的許多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和改革卻沒有帶來學術的進步和發展。它所帶來的是學術成果的增量，而不是學術質量的提升和學術價值的增強。 究其原因，並不是我們的管理者不努力，也不是學者愛虛榮，而是學術體制的滯後性導致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化的權威管理體制一直沒有改變。從一定意義上說，量化機制的引入對於學術的管理來說是一個進步。僅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數據庫爲例，它創立的目的主要作爲一種檢索工具，“從來源文獻和被引文獻兩個方面向研究人員提供相關研究領域的前沿信息和各學科研究發展的現狀，……社會科學研究者可以通過不同學科、領域的相關邏輯組配檢索，挖掘學科新的生長點，展示實現知識創新的路徑。”(18)因爲它是遵循一定的科學原理，通過複雜的計算和統計而形成客觀的數據，爲學術評價提供了較爲客觀的量化工具。但在學術管理體制不變的情况下，許多機構將科研人員的職稱評定和績效考核與CSSCI論文數量直接掛鈎，這種簡單化的管理方式，片面強化了CSSCI的評價功能。因此，學術管理機制行政化，必然形成以數據爲依據來行使其簡單化、一刀切的管理方式。 學術管理體制的變革從根本上來說是要將學術管理回歸學術共同體，實行學術的自主管理。良好的學術生態是在學術的自然演進中形成的，外界力量的干預只會導致方向的偏離和學術生態的破壞。 良好的學術生態往往是學術創新和學術發展的基礎。學術主體的原創能力的下滑是當代學術生態危機的實質，學術道德下滑、學術失範只是這種危機的表象。正是由於國家體制和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造成學術評價機制中學術主體的缺位和異化。我們應正視歷史，反觀現實，尋找破題之路徑。 三、學術共同體的建構及學術評價機制的可行路徑 學術生態往往是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的反映。在國家不斷深化改革的今天，政府的機構改革和簡政放權，需要與社會的建構同步。行政化管理與社會化管理相得益彰，不可偏廢。行政主導下的學術管理機制，需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和放權，同時，自下而上的學術共同體的建構也是迫切的任務。 1.加強學術自組織——學會的發展和職能建設 在計劃經濟時期，國家主義和單位體制下，國家、社會一體化，社會被國家所吸納。伴隨市場經濟的運行和社會轉型，社會的空間正在被釋放，社會力量得到快速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政府推動和自發組織起來的各種專業學會、社團大量湧現。據民政部門統計，截至2012年底，全國依法登記的社會組織有49.2萬個，其中包括社會團體26.8萬個，涵蓋了大量的科技、教育、學術研究、環保、公共服務等領域。這些由學科、職業、興趣愛好、共同志向所組成的專業團體，成爲新時期社會轉型與公共性建構的重要力量。 在現代社會的發育和發展中，無論是學術共同體還是職業共同體正在成爲連接國家與個人的重要紐帶。正如阿隆所說：“職業團體既能够對個人產生影響，又能够調節經濟生活，使之具有道德精神。……國家不可能行使這種職權，因爲它和個人相隔太遠了，……職業群體將成爲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媒介，能够重振紀律，沒有紀律人類就會被自己的無限制的欲望捲走。”(19)新興的社會團體如同其他國家的社團一樣，正在新的社會秩序的建構中發揮重要橋樑和紐帶作用。 以學科和專業而形成的各級研究會和學會，在社會的變革中得到迅速的發育和成長。有些學術團體在民主自治、管理創新方面積累了一些寶貴的經驗，在組織學術活動，推動學術交流，促進學術規範等方面形成較好的運行模式。但由於受到現有體制的限制，學術團體的社會功能還沒有得到有效的運用和發揮。學會還沒有真正地承擔起學術共同體的角色和功能。學會的發展和職能建設一方面來自學術共同體自身的完善和提升，如學術精英在學術精神和學術民主作風方面的引導；另一方面還需政府的簡政放權，賦予學會更多的學術管理功能，使各級學會在民主自治的氛圍中逐漸走向成熟。 2.營造自主自律的學術生態 “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這是清末思想家梁啓超的名言。就學術而言，無論是學者的學術成果，還是刊登學術成果的學術期刊，都是公共產品，應爲社會公衆所共享，接受公衆的評判。就學者而言，在學術活動中，是社會的代言人，從事求真、求實、求新的創造活動，具有獨立的人格和地位。就學術單位而言，既非政府權力機構，也非企業盈利組織，而是一種非政府、非營利機構。(20) 中國自古就有“學在民間”之傳統。學術如果喪失了自主性被權力控制，必然喪失學術性。學術傳統是自由的傳統，學術規範是自我實施的規範，學術秩序是一種自發的秩序。只有將學術回歸社會、回歸民間，學術才能按照自身的規律去發展運行，才能形成自主、獨立的學術共同體。正如有的學者提出，“實現學術與行政的分離。這是現代化過程中社會與國家分離，特別是建立公共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在學術界沒有與行政分離，它還依附於行政，是行政的延伸。獨立的學術界不但能够爲學術提供一個自由的空間，也可以發揮溝通民間社會與國家的中介作用。學術評價機制問題，只有在獨立的學術界建立後才可能解決”。(21) 學術評價本質的回歸，說到底，是國家與社會關係重構中的問題所在。在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提出社會治理概念之後，對社會主體的建設政府給予了高度的重視。政府在簡政放權、推動社會自治方面實施了許多新的舉措。如對社會團體去行政化提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和具體規定。當然，社會的建構還需時日，但改革中根本的問題是國家與社會在社會治理中的責任和邊界如何區分。 以學術體制爲例，從當前學術發展來說離不開必要的規範和管理，政府應在學術發展規劃、學術資金支持計劃、學術人才培養等方面給予宏觀的設計和管理。具體的學術管理、學術規範、學術評價、學術獎勵等交由各級學術組織——學會、研究會等來實施，發揮學術共同體在學術評價、學術規範等方面的引領和評判作用。只有賦予這些學術團體以相應的自我管理職能，形成自覺的組織認知，其成員才能在民主自治的環境下，養成自律的、自覺的學術品德。去行政化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一系列的改革和制度重建，並非一朝一夕。 3.探尋學術評價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在推動學術體制改革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解決學術的自主創新。學術的自主創新並非是脫離國家的學術體制和管理，國家的宏觀調控、學科的發展規劃、學術的創新機制等離不開國家權力主導下的宏觀管理。但在微觀制度層面，“國家權力主導的學術管理活動必須要以尊重、鼓勵、扶持和保障學術研究、學術自治和學術發展的自由爲目的，實現國家權力在學術管理領域的規範化運作”，(22)同時應在具體的制度建設上尋找改革的突破口。 學術評價制度是整個學術制度中的關鍵，其完善與健全對於引導良好的學術風氣，形成健康的學術秩序至關重要。關於學術評價機制的建構，學者們提出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其主要觀點有： 一是學術評價要脫離行政干擾，由學術共同體擔當評價主體。南開大學侯欣一教授提出，“盡快建立健全學術職業共同體，並發揮學術職業共同體在學術活動中的主導作用，以學術評價替代行政評價”。(23) 二是建立起定量定性相結合的學術評價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尹韻公研究員提出，要改變“唯量”的論文考核方式，採取國際通用的同行評議、匿名審稿、論文代表作制度等方式，實現定量與定性考核相結合；同時，應爲科研人員營造寬鬆的學術氛圍，讓他們潛心研究，減少由考核壓力導致的急功近利行爲。(24) 三是改革學術期刊的行政化管理，讓學術期刊回歸學術共同體。《四川大學學報》原祖傑主編提出，“學術期刊只有根植於一個全球化的，獨立、活躍、共享的學術共同體，才能使作爲作者與讀者的廣大學者產生歸依感，也只有在這樣健康的學術生態之下，學術期刊才能擔當起學術的使命。”(25) 對於學術評價機制改革的熱議，在認識上人們已形成許多共識，但實踐中從哪裡突破則是一個現實的難題。在筆者看來，無論是國家管理層面還是基層的科研機構，科研的管理者要規範其定位，而不能越俎代庖。管理人員只是學術評價的組織者，而不是學術評價的參與者和主體，將學術評價的權力歸還於學者和學術共同體，這是改革中最基本的突破口。 學術的評價標準應該在學術的自組織中產生，而不是外在強加的。各學科的學術組織和高校中的學術委員會應在學術評價中擔當主體並發揮實質性作用，而不是由管理者制定標準讓專家來打分。學術的規則應由學科專家自己來制定。專家是代表學術共同體的意志，他們利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學術修養，對學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學術研究只有走上自主的學術道路，少一些干擾，多一份寧靜，少一些功利，多一份自覺，才能走出怪圈，實現學術的自主創新和發展。 綜合上述，學術評價之所以引起各方人士的廣泛關注，在於它不僅只是反映了學術發展中的重要問題，也表明了社會轉型過程中國家—社會關係重構的核心問題。它也是社會重建的重要內容之一。學術是社會公器，它既不屬於學者個體也不能歸屬學術單位，它是一種公共事業，應回歸於社會。任何凌駕於社會之上的機械式的學術管理只會帶來學術的腐敗和學術發展目標的偏離。社會的重建是我國社會轉型的繁重任務，社會需要不斷地發育成長，需要休養生息。猶如學術共同體的成長和成熟既需要學術自覺意識的形成，更需要理性的引導和社會法制的健全。 註釋： ①陳平原：《“知識共同體”及“引文/註釋”》，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11年第1期。 ②Shulman：《貝勒大學教師教育學院教師學術評價指南》，勞柳編譯，《決策簡介》，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org. ③⑤張保生：《學術評價的性質和作用》，廣州：《學術研究》，2006年第2期。 ④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⑥朱劍：《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辑起點》，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⑦秦開鳳：《學術評價意義問思》，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4月18日，第A08版。 ⑧⑨(11)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⑩(18)王文軍：《檢索抑或評價：CSSCI功能論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 (12)(16)(17)張應強：《促進學術共同體的建立，營造良好的學術評價環境》，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13)陳燕、崔金貴：《學術評價中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主導成囚及平衡機制》，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6期。 (14)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142頁。 (15)王華生：《從定性評價到定量評價：學術評價的再度異化及其對學術出版的影響》，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19)阿隆：《社會學主要思潮》，葛志強、胡秉誠、王滬寧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第258頁。 (20)張曙光：《學術共同體的自治和自律》，合肥：《學術界》，2011年第6期。 (21)社會科學報記者：《從體制中突圍——現行學術體制改革座談紀要》，上海：《社會科學報》，2003年12月4日。 (22)井建斌：《告別學術“官本位”之路》，北京：《人民論壇》，2006年第11期。 (23)肖國忠：《樹立學術榮辱觀防治學術腐敗》，北京：《中華讀書報》，2006年6月20日。 (24)李永文等：《“論文至上”的科研考核機制催生“尋租”土壤》，北京：新華網，2007年1月1日。 (25)原祖傑：《學術期刊何以引領學術》，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