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与东亚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科技进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亚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科技进步
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的发展。尤其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不景气时，东亚经济仍然保持了增长的势头。据世界经合组织预测，到2010年东亚地区的产品将占世界的1／3，2040年世界产品的50%将来自亚洲。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世界的重心将会东移，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就在大家对东亚经济一片看好时，1994年12月，美国经济学家保尔·克鲁格曼发表了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对世界经济的中心将要转移到亚洲的流行看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保尔·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增长由三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增长，资金投入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效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全要素生产效率是指由于科技进步、经济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原因推动投入要素生产率的提高。TFP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比扩大劳动和资金投入具有更为持久的力量。保尔·克鲁格曼对东亚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分析计算后认为，亚洲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TFP的推进作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亚洲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汗水而不是建立在灵感上，所以，他断言，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实质是和前苏联的经济模式相似的。一个社会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劳力和资金投入，如果效率得不到提高，其经济的增长速度迟早会慢下来。他对新加坡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分析和计算，认为新加坡在1966年—1990年的经济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劳力的增长，教育水平的提高。所以，他认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势头有限，下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中心是否在东亚是一个未知数。
保尔·克鲁格曼的观点在东亚各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美国的《外交事务》1995年3—4号刊登了几位经济学家的不同意见：有的认为保尔·克鲁格曼计算的数据不够准确，认为实际上东亚新兴工业体的增长率有1／3来自于TFP的提高；有的认为他将东亚经济的市场经济模式和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混为一谈是不可取的；有的认为他没有注意到东亚将科学技术和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特点等等。
笔者认为保尔·克鲁格曼的结论是失之偏颇的。一是在他所测算时段内（1966年—1990年），东亚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金密集型，从资金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一般而言，在经济结构升级中，技术和管理因素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只会越趋有力，经济结构越是升级，内涵扩大方式的比重越高。保尔·克鲁格曼的计算将这个时期内的几种经济结构模式的经济数据归纳为同一种经济结构模式，而且只考虑资金和劳力投入的变化，因而得出的结论有偏差。二是东亚经济是处于世界经济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在东亚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世界发达国家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为东亚经济注入了大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同时在东亚本系统内的相互投资中，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也得以逐步扩散。
下面，本文将主要以韩国的经济发展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60年代起，在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中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的韩国开始向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转移。韩国在实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中始终注意坚持以产业技术为导向，以调整产业结构为中心。
技术引进上，韩国按照国际分工的原理和产品周期原理，实行时间上有次序，时期内有重点的产业技术导向政策。根据韩国的经济现状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以及今后的发展目标，他们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将产业技术的开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纺织、水泥、石化、钢铁、家用电器、汽车、造船等工业。这些工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是“夕阳产业”，但在韩国仍然有比较优势，在技术发展上，韩国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产品的精深加工，提高国产化比率和附加值。特别是汽车工业将成为2000年以后的韩国出口主导工业，而纺织、水泥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将加快向周边地区和国家转移。第二类是精密化工、精密机械、计算机、工业电子等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在韩国却是“成长有望产业”，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技术引进上，处于吸收、消化和改良阶段。第三类是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例如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处于发展初期，对于韩国则是“未来产业”，韩国将从国际分工出发，主动参与相关零部件的开发和生产以获取技术，同时加大对尖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力度，为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准备条件。
在实际操作中，韩国政府以技术引进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础，分阶段有计划地实施。
第一阶段，韩国将产业结构的调整重点放在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产业的转向，以强化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韩国先后建立了汉城、马山、里里出口工业基地，从1972年到1982年，引进外国技术1973项，其中机械类582项，电子类359项、化工类344项、冶金类179项。其中有形技术（专利发明、技术资料等等）的比重为40%，无形技术（技术人才、设计方案等等）的比重为51%，商标权为9%。在引进技术的同时，韩国先后引进大量的外籍高级技术人员，其中约有770人永久性居住在韩国。这些高级科技人员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韩国政府还在国外建立了2000个贸易机构，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全球信息网络，广泛收集世界的科技和商业信息。
第二阶段，即从80年代以来，在继续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韩国开始有计划地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1982年，韩国政府提出了“以技术为主导的”战略口号，实行科技发展五年计划，确定250项科技项目。1986年，又制定了到2000年的科技重点，以促进科技的发展；并且花费了大量的投资，建立了大德科技研究院。在规划中，大德科技研究院将拥有65个研究机构，2万多研究人员，成为韩国最大的综合研究院和科技摇篮。80年代以来，韩国的科技预算年均增长率约为15%，1993年科技开发总投资达78.0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3%。
在东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本国主动性技术引进外，美欧等国对东亚的直接投资也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技术动力。美国的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在《在世界经济中竞争：贸易竞争与增长竞争》一文中指出“新的资本蕴含新技术。”根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70—80年代期间，流向亚洲（主要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投资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2%，其中50%是流向东亚地区的。美国对亚洲的投资在1966年到1967年期间增加了4倍。在这段时期内，韩国引进外资近80亿美元，外资投资项目共835个。1985年到1992年，美国对东亚的投资增加了136%，投资主要分布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投资行业集中在化工，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行业。
在以产业技术为导向，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中心的外向发展战略指导下，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内，韩国完成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的升级，并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型。韩国在每一次产业结构升级中，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来越高。目前韩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芯片出口国之一。韩国三星电子公司称，它最近和世界上几家最大的计算机公司签订了5年的供货合同，总值达650亿美元。
在相同的时期内，发达国家只完成了从资金技术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一次产业调整。很明显，韩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高效率是得益于科技进步注入的后发效应，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
科技进步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经济结构的提升中同样也发挥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所以，东亚经济的发展和起飞主要依赖于TFP提高，依赖于科技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二、对东亚经济所依赖的科技要有清醒的认识。
虽然科学技术在东亚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保尔·克鲁格曼的观点仍值得深思，要清醒地认识到东经济发展中所依赖的科学技术有以下特点和不足。
1.科技源泉单一性东亚经济发展的科技源泉主要是日本和美国。世界银行的专家曾经对出口额占韩国1／3的112家企业进行了调查，进行生产技术改进的技术来源中，国内来源占50%，其中国内研究机构提供的技术开发诀窍为28%，其它来自于许可证贸易，在国外企业工作过的员工，国外的设备供应者和产品的买方。韩国从60年代到80年代后期，共引进技术4335项，其中54%从日本引进，24.4%从美国引进。引进专利支付金额19.25亿美元，其中日本占31%，美国占44%。台湾地区从1952年到1985年共引进技术2235项，其中1952到1983年从日本引进技术比重为66%，从美国引进比重为21%。台湾的液晶显示器、芯片、彩管、计算机的零配件对日本的依存度达75%，造成台湾对日本贸易的连年逆差。
2.技术创新源泉主要来源于外国
据世界银行专家对韩国112家企业的调查发现，在产品革新思想的来源中，从国外获取的约占68%，获取渠道分别为员工的出国学习，产品的买方提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提供以及国外的专业期刊。
科技发展史表明只有具有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力量的国家才有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成为科技创新源泉国。到目前为止，世界科技创新源泉国只是少数几个国家，在发达国家中有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及俄国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有一些具有潜在创新能力的国家，例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这些国家的科学技术研究力量的结构呈现金字塔状，金字塔的基底是基础科学，塔身是应用科学，塔尖是尖端科学。没有金字塔的基础，就没有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国家的科技发展就会停留在技术模仿和工艺创新的水平上。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持续的后劲。所以，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声称如果不是在十几或者二十几年前美国政府对电子、分子生物学的大力投资，美国就不可能在今天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农业、化学和制药业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世界范围看，东亚各国包括日本在技术创新上明显落后于欧美。西方经济学家对世界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进行了比较，他们认为实现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工业化有四级台阶，从低到高依次为元部件生产、整体制造和装配、高技术自主研究和多样化的研究开发能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在第四级台阶上的只有美国和西欧，而日本处在第三级台阶上，正在向第四级台阶努力，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等处于第二级台阶上。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如果保尔·克鲁格曼所指的“灵感”是这种科技创新源泉，那么他的关于东亚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汗水而不是建立在灵感上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击中了东亚经济的“软腹”。
3.东亚经济雁行模式分工的动态转换是一个虚幻。
根据日本经济学家所提出的雁行理论，60年代至目前，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形成了以日本为雁首，“四小龙”为骨干，中国大陆和东盟为两翼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合作关系。在这个地区，各国的要素禀赋、科技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日本拥有高科技，技术密集型工业的优势；第二层次是“四小龙”拥有中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第三是东盟和中国大陆拥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的比较优势。在经济的发展中，随着各国的比较优势的演变，形成了各国的产业有序转移的梯形模式：日本以丰富的资本和技术，成为资术和技术的供给源，而其他国家形成了以引进资金和进口产品为起点，先后经过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再进口的周期、产品不断地升级换代、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发展模式。
日本经济学家认为在东亚经济的协同发展中，参与雁行模式的各国的V字垂直分工将会向一字型的水平分工的目标发展，从而实现一种共同繁荣的局面。而实际上，在东亚科技源泉相对单一的情况下，从60年代以来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控制了东亚的技术进步的节奏，始终保持着和东亚其他各国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技术贸易中极力阻碍这种差距的缩小。例如，80年代，日本曾经否决了对韩国出口200项高科技的议案；在我国的技术引进和技术贸易中，日本也多次扮演了反派的角色。
进入90年代后，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积极更新的频率提高，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太空开发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其中，包括集成电路、软件、电子计算机、个人电脑、传真、光缆等在内的信息产业正迅速地取代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产业，成为发达国家的主导产业，有力地促进了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预计，1996年全世界信息产业的销售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新的世界经济格局将会很快形成。而且，发达国家在世界技术贸易中的全球战略色彩也愈加浓厚。所以，在当今科技发展迅速，技术贸易的障碍和壁垒增多的形势下，所谓东亚经济雁行模式分工的动态的转换只可能是海市蜃楼。
三、要保持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加入科技源泉国行列。
世界竞争的趋势和特点显示，要保持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要继续参与世界经济分工，而且要培育参与世界科技研究开发分工的能力。加入科技源泉国的行列，参与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的分工是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二战以后，美国曾独占世界高科技源泉国鳌头，50年代后期，西欧经济复苏，重新加入了这个行列，而日本在这段时期内，花费了15年时间和近60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和西欧花费了50年时间和2000亿美元研制的13955项技术，并加以消化和进行适用性的开发，也跻身于世界科技源泉国的行列之中，从而，美欧和日本形成了世界科技源泉国核心。随着前沿科学重心转移的技术升级，科技源泉国核心将成熟技术逐步向边缘地区的扩散，以获取科技开发的最大收益。如同东亚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科技扩散的时间和空间决策把握在科技源泉国手中，是科技源泉国的主动策略。这种技术对边缘地区的扩散载体是各种形式的直接投资，在这种由科技源泉国主动扩散的策略下，形成了以科技源泉国为中心，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同层次边缘地带的世界科技扩散圈。在这种扩散圈里，边缘地带形成的时间是有次第的，如果不考虑政治因素，越是属于坚定外向型和积极参与世界分工的发展中国家，越接近科技源泉扩散中心。80年代以后，在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和信息工程等领域预示有新的创新和突破时，科技源泉国核心发动了新的科技扩散波的涌动。
所以，东亚各国，如果要将本国经济的发展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必须在科技源泉国核心内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在某一个领域加入科技源泉国的行列内，参与世界高科技研究和开发的分工；必须将经济的发展既建立在自己汗水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自己“灵感”的基础上。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韩国政府在1994年制定的《科技发展远期规划》中，1998年和2000年将科技开发投资占GNP的比率从2.33%提高到4%和5%。在2000年将总体科研水平由目前的世界第14名提高到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水平，到2010年，把基础科学研究能力提高到西方七国的水平。
标签：科技论文; 日本科技论文; 经济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