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思想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中国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双重意蕴。从本质上说，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中国化发展与中国伦理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发展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文明的深刻思索与不懈创造。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开创了人类伦理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新纪元，为世界伦理文明贡献了许多新的颇具东方神韵的新内容，在人类伦理思想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也许其他任何伦理思想都无法比拟的历史地位。
一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对新社会道德关系、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的舞台的，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主义道德又超越资本主义道德的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资本主义道德无力解救中国，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反帝又能反封建的伦理思想武器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中国现代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它由一种伦理思想最后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伦理文化形态，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年代对“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的一种经过反复比较、鉴别而后作出的慎重选择，也是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萌生孕育时期、形成时期、经受严重挫折时期和发展振兴时期。
第一阶段自19世纪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萌生与孕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于十月革命后的五四运动及社会主义论战，但它的萌生与孕育则是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伦理文明的结果。没有近代以来向西方学习、大力引进和介绍西方文化的运动，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戊戌变法后的第二年，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至124期上，以《大同书》为篇名，节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颉德著的《社会演化》一书的四章。其中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名人有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这是在中文刊物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及他们的学说。颉德、李提摩太在这里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安民救世的政治伦理学说，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学说——大同思想联系起来。之后，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开始在报刊杂志上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其伦理思想也略有涉及。他们的介绍，虽然还只是零星的、片断的，甚至不乏曲解和比附，但是使人们开始知道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之外，还有马克思主义这种“异端邪说”的存在，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研究定向和理论准备作用，或许可以说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的前奏。
需要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萌生与孕育不仅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析密切相关，而且也与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战斗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对纲常名教的抨击，对传统伦理弊端的深刻揭露，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价值的推崇以及对新的人际关系和道德精神的向往，无疑洞开了通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大门，为接续和传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作了历史文化的铺垫，布下了某种特定的历史文化意识背景。
第二阶段自1919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出来的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系列弊端，加速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过程，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等一大批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不切于现实的生活需要，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也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基于此种认识，他们一方面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的伦理保守主义和儒学复兴说展开斗争，另一方面也开始清算过去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盲目崇拜，拿起批判的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露资本主义伦理文明的缺陷和弊端。陈独秀认为，一切由私有制所造成的旧道德都需要革新，东西洋自古到今的道德史，每页上都写满了利己、虚伪的字眼。“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个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注：陈独秀：“调和与旧道德”，《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揭示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源，认为“孔子的学说之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注：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伦理文化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伦理文化都已经过时了，现时两种文化，代表过去时代的，都有危害的病态，一病资产阶级的市侩主义，一病东方式的死寂，只有新时代才能克服旧文化的病状。他向往俄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伦理文明，认为这是一种心物统一、身心并重的高度发达的伦理文明。
如果说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从总体上说还处在一种草创时期或初步阶段，那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正式形成。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伦理思想，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性超越。这种创造和超越既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独特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实现了从西方经由俄国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伦理文化的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中国伦理文化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光明路径。毛泽东伦理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道德基本理论，运用于考察中国的道德生活及人们的道德实践活动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际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阶段自1949年至1978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曲折发展和经受严重挫折时期。虽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一定的传播，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并未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其传播的范围和影响也有限。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获得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地位，共产主义道德由革命根据地的道德走向全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中国伦理文化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解放后，毛泽东伦理思想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对集体主义原则作过深入的探讨，而且对共产主义人生观，对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以及谦虚谨慎等道德品质作过比较全面的论述。50年代初，虽然将伦理学作为一门旧的学科予以取缔，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批判，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共产主义道德热情及其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风尚，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道德科学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50年代初，杨甫、于光远等竞相撰文就国民公德、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人生观、动机与效果以及个人与集体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中期，随着对旧道德批判的加深和对共产主义道德宣传的加大，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在学术上展开了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对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基础及特征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开展了对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的讨论。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以及罗国杰、许启贤、冯其庸、李光耀、郑文林、王煦华等人均参与了当时的讨论，他们纷纷撰文或出版著作，陈述自己对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和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看法。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及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辑的《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讨论集》等。应该说当时伦理学领域里的讨论总体上是学术论争，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学科的繁荣。但也需要指出，由于受当时政治氛围和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讨论中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的思想倾向，使伦理学的客观理性和深入研究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1966年至1976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完全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不仅造成了伦理学研究的停顿与扭曲，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和道德危机，教训十分深刻。
第四阶段自1977年至200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恢复并重新焕发生机、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里“万马齐喑”的局面，党中央和邓小平特别关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包括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并提供了可靠保证。邓小平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无畏勇气，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时代的道德实践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创立了邓小平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代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阶段和新水平。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江泽民伦理思想。江泽民伦理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全面继承和新发展。
在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的启迪和指导下，我国伦理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四个现代化的胆识和勇气，积极探索新问题，大胆提出新见解，不断创设新学科，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有效地促进了道德观念的变革和人们素质的提高。罗国杰、李奇、周原冰、唐凯麟、魏英敏、许启贤、宋希仁、朱贻庭、章海山等伦理学工作者推出了一批研究性的著作与教材，发表了系列学术论文，使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二
20世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世纪，不仅诞生了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道德建设具体实践的历史性飞跃，而且一大批伦理学理论工作者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说、探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方面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也许超过人类历史上数百年伦理学所取得的成果和进步。
1、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创立
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出现了理论飞跃，产生了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这些伦理思想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或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主要的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或爱社会主义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发扬大公无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勤劳勇敢、实事求是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新道德的旗帜。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大普及，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
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是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高擎起了一把照亮漫漫黑夜的火炬，竖起了一面引导人民进行道德革命和追求新道德的红旗。它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等为主要规范，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满腔热情”为价值目标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并由此阐发了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道德评价论，阶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人性论，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伦理文化继承论等理论。毛泽东伦理思想所提出的一些命题、观点或口号，直到现在仍是我们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基础。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科学的集体智慧和民族精神。邓小平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任务，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的目标，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和我国的具体国情，阐发了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进而消灭贫穷的思想，主张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较好地结合起来；同时邓小平提出了以是否有利于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突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的现实性。在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承认和关心个人利益的基础上，邓小平还强调弘扬共产主义道德，发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全党重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建设，提出要纠正被林彪、“四人帮”严重损害的社会道德风气，建立适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我们党和人民又一重大的伦理学成果和宝贵财富，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精神实质，以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的主旋律，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为基本的价值视野，以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腾飞为宗旨，体现着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和道德气质。邓小平伦理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使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活更加开放、民主和文明，新品质不断产生并得到强化，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20世纪90年代一方面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结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价值的新型伦理文化体系的许多设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伦理思想。江泽民伦理思想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主张加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主要规范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入持久地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江泽民伦理思想主张面向世界和未来进行道德建设，认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伦理道德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运动以来所形成的革命道德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为主要内容的改革道德传统，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先进伦理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给以积极的继承和发扬，把光大民族伦理精神和弘扬时代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效的精神动能和伦理源泉。
2、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理论建构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除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体系外，还突出地表现在建构了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并使这一学科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1982年）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该著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道德现象，并紧密联系中外伦理思想史的发展以及中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实际，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且有一定逻辑性的伦理学学科体系，认为伦理学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活动三部分构成。道德基本理论部分包括道德的定义、本质、特征、根源、功能、作用、结构、历史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性诸问题，道德原则规范主要由一个基本原则、五个行为规范、四个范畴和两个特殊方面的要求所构成，道德活动包括人生观和道德理想、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道德评价、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1989年重新编写的《伦理学》一书，罗国杰注重反映改革开放时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巨大变化，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新的概括、新的论证、新的分析和新的突破。该著在道德基本理论中集中论述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运行机制，并建构了一个社会道德结构的总体模式，认为社会道德结构以社会道德关系为主体可以区分为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的道德关系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两大类，这两大类道德关系都分别存在着三种形态即社会道德意识现象、社会道德规范现象和社会道德活动现象。依其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来看，每一社会道德现象都内涵三种成分，即过时的道德成分、应世的道德成分和趋前的道德成分。在道德原则规范部分侧重对道德原则做出新的解释与论证，主张反对封建的整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辩证地统一起来，并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从低到高依次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一般道德规范，从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职业生活领域的特殊道德规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道德规范，这四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从社会公德出发走向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把普遍性的道德要求和先进性的道德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道德活动部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诸种道德境界等问题作了重点论述，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道德境界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即极端自私自利的境界、追求个人正当利益的道德境界、先公后私的社会主义道德境界和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境界。该著将伦理学体系的构建推进了一大步。
其他伦理学工作者也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上着力用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3、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空前发展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既表现在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的创立方面，也表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科学体系的理论建构上，还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和历史总结方面。
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我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黄金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和东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得以形成，并进入初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由于受到长期战乱和研究人员缺乏等的影响，一直未能健康而全面地发展，表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占主导地位，且大多停留在低水平的介绍的层次上，基本上没有什么通史性的著作，专论性的著作尤其缺乏。可以说，解放前，我国的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上处于艰难的孕育萌生期，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峰过后，长期处于湮没不彰或偶有水波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的指导思想，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比较辩证、理性地研究中外伦理思想史，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外伦理思想史等学科，开辟了中外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当然，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由于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制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陷入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泥坑，使得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不理想。只有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艰苦历程及伦理学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有中国特色的现实需要，中国的伦理学工作者才得以深入系统研究中外伦理思想史，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陈瑛、刘启林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张锡勤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等，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黄伟合著的《欧洲传统伦理思想史》等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和西方伦理思想史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和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
4、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发展成果还体现在应用伦理学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学了解的加深，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中一个亮点，并在90年代的伦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诞生了近百门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而且在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文化伦理学等领域均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一些应用伦理学学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热门学科和显学科，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整体上推进着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水平，并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或瞩目，为人类伦理学的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目前，中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开始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和研究特点，不仅深入中国当代道德生活的底部作掘井汲泉的探究工作，而且以积极的精神面向世界，并在国际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大显神威，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德实践相结合，主张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优秀因素相结合，这种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使中国伦理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双重效应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最为本质的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超越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与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一些不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德国和西欧虽也有超越基督教道德文化和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功用，但由于德国和西欧当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提出超越近代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实际需要，因而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它的产生地和发源地并没有被视作成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武器。西方近现代伦理文明对与它发展主流不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所表现出的认可赞同性是非常有限的。反之，在中国，东西伦理文化的比较以及当时中国特定的伦理建设实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是被当作超越并先进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同时又超越并优秀于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的第三种伦理文化来看待的，这就容易将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上升到人类伦理文化的最高成果来认识，进而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当作改造旧道德、建设新道德的价值方针和行动指南。
与奠基于德国和西欧伦理文化背景上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伦理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修正延续，它在根本性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表达方式和精神风格上却是中国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它既非原封不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实质的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它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科学运用和创造性发展。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看来，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但必须是在中国这块特殊的土壤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伦理文化建设而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必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道德的优秀因素相结合。因此，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方面，总的原则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必须予以反对的；同时又要在坚持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不能死守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条条框框，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变成僵死的教条，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都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的。
具体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在：
第一，在道德原则和价值目标上既反对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等级服从的群体主义道德原则，也反对资产阶级自我中心、个人至上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道德原则，强调坚持以个人同社会和谐发展为价值目标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视为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主张把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既坚持集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性，又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倡导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邓小平和江泽民将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抛弃了在左的错误驱使下强加到集体主义名下的诸如一味否定正当个人利益的因素，使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更加理性而科学，并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有机地联系起来。为人民服务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价值核心，是无产阶级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它是马克思为人类谋福利思想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吸收了中国古代“博施予民而能济众”的仁爱思想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思想的合理因素，并结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而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在新的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为人民服务具体化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政治伦理和党德，进一步发展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精神。
第二，在价值评价标准和道德价值观念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工作者既不赞同贵义贱利的道义论，也不赞同贵利贱义的功利论，主张超越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对立，坚持功利与道义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亦即义利并重、义利统一。与此相适应，在道德评价的根据问题上，既反对一味地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唯动机论，也反对一味地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唯效果论，倡导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主张联系效果来看动机，通过动机去看效果。在考察动机时，注意分析动机的客观性；在考察效果时，注意估量效果的全面性；在考察动机和效果的联系时，注重它的过程性。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主张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观察一切善恶是非的标准。邓小平、江泽民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发展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认为判断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就在于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助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无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还是邓小平、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功利主义，本质上蕴含着革命或社会主义的道义论，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纳道义于功利主义之中的基本价值立场。
第三，在对待伦理文化遗产上，既反对全盘西化派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和盲目崇外倾向，又反对现代新儒家的民族伦理保守主义，主张对中西伦理文化遗产给以科学的清理与总结，批判地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建立起一种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既有民族特色又合乎世界伦理文化潮流的社会主义新伦理。
第四，在中国伦理文化出路和中国伦理文化向何处去等问题上，既反对西化派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也反对新儒家的返本开新说，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作为中国伦理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并认为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或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同理，坚持社会主义也必然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集体主义。
回顾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于心潮澎湃、感慨万端的同时，平添希望和信心，任重道远的意识亦在悄然攀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并离不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崇高目标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必须大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100余年创造性探索而日趋成熟起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一定会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和江泽民伦理思想，深入伟大时代和伟大民族的道德生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谱写出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辉煌的历史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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