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尚礼法尚风流：初唐民俗与服饰中的美学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礼法论文,美学论文,民俗论文,风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89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35(1999) 02-0031-03
隋、唐不仅是政治统一的时代，而且是文化融合的时代。虽然早在南北朝时期，外族文化即已大量流入中国北方地区，但当时文化冲突的一面远重于文化融合的一面。在战乱频仍、南北隔绝的情况下，文化融合的积极效应尚未充分地释放出来。而隋、唐帝国的出现，给这种能量的释放提供了空前广阔的历史空间。
据史家考证，隋、唐皇室均有浓厚的异族血统：隋炀帝杨广、唐高祖李渊的母亲，都出自拓跋鲜卑的孤独氏；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出自鲜卑族纥豆氏；长孙皇后父母两系皆为鲜卑人，故唐高宗李治的汉族血统只占四分之一。有人据此认为，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以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注：参见王酮龄：《中国民族史》，文化学社1934年版，第322页。）。
或许，这种“新汉族”的意义主要还不在血缘上，而在文化上。胡、汉文化的融合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长期受礼教熏陶的汉族农业文化中似乎被注入了一种豪侠健爽的强心剂；而长期处于野蛮状态的鲜卑游牧文化中也逐渐被加入了一种文质彬彬的精神内涵。这样一来，那过分儒雅而又有些孱弱的南朝文化和那过分刚烈而又有些原始的北朝文化，便通过隋、唐的融合而扬弃了其各自的片面性，一种新的时代面貌出现了。
首先，这种新的时代面貌表现在男人身上，便形成了文人崇武、儒生慕侠的社会风尚。由于科举制度的建立，使隋、唐社会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文官政府。那些意欲治国平天下的有志男儿一般都要走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之路。但是，或许是受异族文化和皇室遗风的影响，唐代儒生的理想人格却并不是那种只会吟诗作画的谦谦君子，而常常是敢于打家劫舍、善于放浪形骸的豪侠之士。
事业上，儒生们出经入史、饱读诗书、文韬武略、目空前人。正像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所说的那样，“伏愿辟东阁，开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一副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气概。这种气概，并非王勃所独有，就连“貌柔野、少威仪”而且体弱多病的陈子昂也从小“奇杰过人”、“弛侠使气”。据载，子昂初到京师，以千缗市胡琴，引起众人惊异。次日集会，他又当中击碎此琴，并趁机散发文稿，“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此类行为，恐怕只有唐人做得出来。初唐士子不仅善于炫耀自己的文学才华，而且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他们爱发盛世危言，敢于离经叛道。得志时，他们之中不乏李峤之类竭才尽志、大展宏图的文官；失意时，他们之中也常有骆宾王那样挺而走险、拼死一搏的儒生。因此，在他们的锦绣文章背后，我们总能看到一种风流倜傥、桀傲不逊的气质。这气质，既不同此前的魏晋风度那样多少有些病态，也不像以后的宋人风采那样显得过于老成，它挟带着民族的精华，也掺杂着异域的野性。
生活上，儒生们则骏马宝刀，美酒胡姬，拥抱世界，享受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既是一首托古咏今的艺术作品，也是当时士子生活的真实写照：“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挟弹飞鹰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桥西。俱邀侠客芙蓉剑，共宿娼家桃李蹊。……专权意气本豪雄，青虬紫燕坐春风。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最让士子们得意的是进士及第之后，除了拜谢考官、参谒宰相、结识同年等各种各样的礼仪性活动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游艺活动，其中最为隆重的是慈恩题名、曲江宴和杏园探花宴。甚至那些平素见钱眼开、唯利是图的娼家妓院，也为新科进士敞开大门，只须一张“红笺名纸”，就可以“游谒其中”，尽情享乐。从审美文化的角度上讲，这种风气并非只有消极的意义。一方面，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不仅使他们从一个侧面更加了解和接近下层社会，而且常常触发他们的创作激情，写出或赞美其歌舞技艺，或描摹其美貌姿容，或申述其不幸遭遇的文学作品。检阅唐代的文人创作，此类题材并非罕见。另一方面，文人与妓女的交往，不仅提高了她们的审美趣味，而且常常通过她们来消费、传播艺术作品，乃至进行二度创作。翻阅唐代的笔记和野史，此类趣闻亦不胜枚举。
闲遐之时，初唐的男子非常喜爱从事体育活动，而最能体现其刚烈果敢之性格者，当属由西域传来的马球。史载，太宗时，都城中已有西蕃人爱打马球。中宗时，“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注：《资治通鉴》卷二○九。）。当时进京迎接金城公主的吐蕃使者曾在宫中与汉人比赛，中宗派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玄宗）等四人与之对阵，“玄宗东西驱突，风回电激，所向无前”（注：《封氏闻见记》卷六。）。可见已有相当高的技艺。沈佺期的《幸梨园亭观打球应制》里有“俯身迎未落，回辔逐傍流”的诗句，以形容人在马上俯仰屈伸、球在身旁流星闪烁的样子。由于这种运动非常适合文人崇武、儒士慕侠的时代风尚，因而很快由宫中传向了社会，成为有唐一代具有代表性的体育运动。从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驰骋于球场的情景。
其次，这种新的时代面貌表现在女人身上，则更是惊艳绝伦、五光十色。我们知道，北朝的鲜卑文化既无悠久的历史，亦无深厚的根基，其间甚至还残存着一些母系社会的流风余韵。北魏三后的女主专政，便表现了与华夏传统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而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也不可能出现在江南地区。对此，由南入北的颜之推曾作过一番精彩的比较：“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唯以信命赠遣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整齐，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赢马顇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注：《颜氏家训·治家篇第五》。）而隋、唐时代妇女的地位和风俗，显然受到北朝文化的影响。史载，早在李渊自太原起兵时，其后来被封为平阳公主的第三女儿不仅支持自己的丈夫柴绍逃离长安，去协助父亲兴唐反隋，而且还疏散家产，亲自拉起了一只“娘子军”，与秦王李世民的队伍并肩作战，为唐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妇女本不应该参与政治的，而隋文帝却“唯妇言是用”（《隋书·帝纪·高祖纪》），唐太宗也喜欢同长孙皇后探讨国家大事。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下，武则天才可能以裙钗压须眉，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除此之外，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中宗的皇后韦氏、中宗与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都曾积极地参政议政，后者甚至要做什么“皇太女”，企图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未曾有过的事情。
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与社会地位的提高往往是同步的，表现在婚姻方面，唐律虽然沿袭古代惯例明确男子废除妻子的“七出”之法，从而保障了男子在婚姻关系中的优越地位，但同时也明确规定了“三不去”的原则：“三不去者，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受无所归。”（注：《唐律疏议》。）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权益。此外，唐代妇女夫死再嫁甚至主动离婚的事例并不罕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礼教约束的松弛。
在日常生活中，隋、唐妇女并非谨守深闺，足不出户，她们有单独、公开的社会活动，甚至可以结社。在与异性的交往中，隋、唐妇女不拘礼法、相对自由，后妃女官不避外臣，平民女子也不避男宾。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观念不同，唐人是主张女子读书的，上层社会更重视女子的文化教育。除读书习字外，富家女子还普遍学习音律丝竹。隋、唐妇女可以同男人一样骑马、射箭、拔河、打球，还可以荡秋千、斗百草，从事女子所独有的娱乐活动。
每逢良辰美景、佳节丽日，妇女们便浓装艳抹、三五成群，或赏月、或观灯、或看花、或踏青。《隋书·音乐志》记载，炀帝时代，“每到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绘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万人。”其时间之长，场面之大，可谓惊人。而武后时代，每逢谷雨前后，通往花都洛阳的道路上，则冠盖盈野，美人如云，赏花者衣袂飘舞，裙带当风；饮酒者春风拂面，举止雍容，真可谓是貌比芍药美，人似牡丹红。她们欣赏着美，她们也在创造着美。其情景之美，效果之佳，可谓绝后。
一个时代的民风、民俗，最为集中和外在地表现在人们的衣着、装束上。隋及唐初，正在接近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物质资源的丰富、社会风气的开放，都为其服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审美风尚的，当属女装的发展变化。当崛起于关陇地区的军人集团刚刚建立起王朝统治的时候，服饰还比较俭朴，制度也相对严格。自隋炀帝开选女之例，在民间大选宫女之后，华丽之风便逐渐由宫廷波及民间。几千宫女浓装艳抹、朝红暮绿；不少民女纷纷效尤、日趋考究。于是，自此而及至整个隋、唐，“宫装”便成了领导服装新潮流的样板。正像王涯《宫词》所说的那样，“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
除了宫廷的引导作用之外，妇女地位的提高对女式装束的演变当起着更为直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唐代妇女头饰的变化中看得十分清楚。《旧唐书·舆服志》云：“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所着羃
。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人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风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羃是一种用罗纱制成的大块方巾，戴时不仅包裹头部，而且遮蔽全身，既难看清面目，又无美观可言。
而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到了女皇帝当政的时代，这种带有禁欲主义色彩的服饰自然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女，无复羃之制。”（注：《旧唐书·舆服志》。）所谓帷帽者，是一种高顶宽檐的笠帽，只在周围或两侧缀有一层网状的面纱，下垂至颈，戴在头上，不仅要比羃轻松灵便，而且具有一定的装饰美观作用。从遮避全身的羃，到半露姿容的帷帽，是妇女服饰史上的进步，也是审美文化史上的进步。在封建礼教的长期束缚下，广大妇女行不露足，笑不露齿，既不能展现自己的美貌，亦无法表露自己的个性。而初唐服饰的这一变革，显然应归功于这个万象更新的时代。
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服饰也是不断发展的。帷帽普及以后，唐代妇女又对自己的头饰进行了一次革命，干脆去掉了这层面纱，只用一块皂巾包裹在头的两侧，将全部面庞袒露在外。从而使其美丽的容颜堂而皇之地面对这一美丽的世界了。在著名的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坦胸露臂式的服装，令人惊叹不已。
除头饰之外，初唐妇女的衣着也很开放，以披肩为例，多在轻薄的纱罗上印有美丽的图案，先将两米多长的画帛搭在肩上，然后再盘绕于两臂之间。走路时纱罗随手臂的摆动而上下飘舞，非常美观。
总之，这是一个男人打马球、女人荡秋千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拘礼法而尚风流的时代，这是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