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档案#183;新交流#183;新研究——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余年论文,朝鲜战争论文,近十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4—0162—05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资料和相关的回忆录也为数甚多。其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改革开放至1980年代后期中国档案文献的发表；(2)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前期俄国档案解密；(3)19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的十余年。
第一个阶段，中国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出自军队研究机构和军方学者，如姚旭著《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国防大学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这些论著普遍使用二手资料，研究内容局限在军事历史领域。总体说，学术性不够明显。
第二个阶段，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陆续公开为契机，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研究朝鲜战争的热潮，一批质量较高的学术专著开始问世。如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谭旌樵等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华庆昭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这些研究成果使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华庆昭的著作还利用了英文档案材料，学术性色彩较浓厚。但除个别著作外，研究依然集中在纯军事史方面。
第三个阶段，即本文重点介绍的时期，随着俄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逐步解密，中国学者的研究在充分使用中方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利用俄国解密档案，朝鲜战争研究真正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次掀起的朝鲜战争研究热，于2000年战争爆发50周年和2003年战争结束50周年达到高潮，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的朝鲜战争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解密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利用。
毋庸置疑，俄国政府于1994年开始公之于世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大批档案，对于朝鲜战争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使中国学者能够尽早看到且能够充分利用这些解密档案，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沈志华所做的贡献最为突出。他自费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了近15000件俄国档案(其中包括大批有关朝鲜战争的资料)，并随后进行整理和翻译工作。1996年，沈与军事科学院合作，将整理好的第一批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约270余件)翻译、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当时学界传阅的“白皮书”)。①这项工作的完成，使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几乎是同时看到了俄国解密档案。当时在俄国仅个别杂志刊登过少量朝鲜战争档案全文，而韩国在报纸上只刊登了经过编辑的叶利钦交给金泳三的部分档案摘要，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至于译成英文刊登在美国专业刊物的俄国档案，也只有130余件。②此后，沈志华又将朝战期间中苏关系的档案(138件)发表在1997年的《世界历史年刊》上，并不断在一些史学杂志上和其本人的研究论著中刊载一些经过整理的新档案。③
2002年8月，以沈志华为执行总主编的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十分遗憾的是，有关朝鲜战争(包括中苏关系)的档案未能包括其中。为了让更多使用中文研究朝鲜战争的各国学者能够充分利用俄国解密档案，同时也为了推动这一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深入发展，沈志华于2003年在中国台湾出版了已翻译成中文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卷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8)，其中收藏700多件俄国档案(包括附件)。这是迄今为止公开出版的最全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集。此外，在沈志华收集整理和编辑的共56卷涉及中苏关系和朝鲜战争的俄国原始档案中，直接与朝鲜战争有关的约2000余件(未翻译出版)。④沈志华已将这些俄文原始档案分别复印或刻录，并交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资料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和(中国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与此同时，美国档案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文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中美关系史专家陶文钊、牛军花费数年时间主持编译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收入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此外，沈志华和杨奎松任主编、邓峰任分卷主编的《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第12卷《中国与朝鲜战争》(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专门考察了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情报搜集和分析状况，并在该卷中展出几十件翻译过来的美国有关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情报档案。⑤
1990年代后期至今，有关朝鲜战争的中国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而且规模空前。首先，1997—2000年中国陆续出版了一批文件集和利用档案编写的年谱，如《周恩来年谱(1949-1976)》、《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以及《彭德怀年谱》、《聂荣臻年谱》等，其中公布或引用了大量有关朝鲜战争问题的电报、信件、指示、报告等。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主办的《党的文献》在2000年第5期上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朝鲜作战的一组文电》(20件)和《毛泽东谈中国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970年10月10日)》。最后，一些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的国家研究机构编写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大量披露与朝鲜战争有关的档案文件，如军事科学院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战争史》、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周恩来传》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李捷合著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在附录中公布了16份档案文献。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则登载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几十件档案。⑥
除了档案文献，中国还出版了一批颇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和访谈录⑦，使学者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当事人的口述材料，解读档案，理解文献，追寻历史的真实。
于是，在十余年来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中国学者愈来愈重视对档案资料的解读和利用，特别是注重在参照和对比中使用多国档案。多数学者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分析中俄、中美双边或中美俄三方档案的基础之上的(如沈志华、牛军、杨奎松、张盛发、林利民、邓峰等⑧)，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解密档案进行研究(如薛谋洪、梅义征、汪诗明、李节传等⑨)。其结果，与以往单纯的宣传性论说不同，在此期的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弱化，而学术氛围则显得愈来愈浓厚。大家首先关注的是，在解读、分析和对比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过程中，把历史事实梳理清楚，引证材料讲究严谨，分析问题力求客观，尽量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研究水平正在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也开始凸显出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独立治学、独立思考的基本特征。
第二，国际学术交流愈益频繁。
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很少与国际学界交流，但这种状况在那之后便有了很大改观。中国是战争的重要参与方，首先掌握中方档案文献的中国学者自然就占了先机，而不少中国学者又与国外同行几乎在同一时间看到了最新解密的俄国档案，这就为他们深入研究朝鲜战争提供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于是，中国学者以中、俄、美等多国档案为史料基础的研究成果很快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应该说，在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已经可以在国际论坛上与各国学者进行直接的和平等的对话了。
这首先表现为中国学者参加和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的次数明显增加。十余年来，一方面中国学者不断受邀去美国、韩国、中国香港地区参加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如1996年1月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香港大学召开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11月韩国韩战研究会在仁川大学召开的朝鲜战争讨论会，2001年10月韩国国防部在汉城举行的学术会议“朝鲜战争：停战及其国际因素”。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也积极出席中国举办的朝鲜战争讨论会，如2000年10月在丹东和2002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韩双边学术会议。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有些观点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接受。如在1996年1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对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的考证，澄清了国际学术界对中俄两国公布的内容完全相左的同一份电文存在的疑问。2001年3月沈志华、余伟民赴华盛顿参加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十年国际冷战史研究”成果介绍会，详细介绍了中国学术界关于冷战史，特别是朝鲜战争史的研究情况。2011年12月，沈志华赴加拿大温哥华，参加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组织的一次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会议。国际学界认为，现今召开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学术会议，如果不邀请中国学者参加，就不能算作完整意义上的国际会议。
国际交流的增强还体现为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权威杂志上发表高水平的文章，并且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不断被翻译成外文，或刊登在外国学术杂志上，或被收入到外国学者主编的论文集中，⑩尤其是沈志华的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2007年修订版)被翻译成英文于2012年6月由全球最大的人文出版品牌之一——英国的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发行，(11)从而使国际学术界充分了解到中国在朝鲜战争领域的研究水平。此外，中国学者还经常应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大学和学术机构邀请去讲学或作学术讲演。(12)
第三，研究范围迅速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
如果说十余年前中国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基本上囿于军事历史，那么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学者们从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建设等各个角度，对中国与朝鲜战争这一主题展开了立体式、全方位的研究。如中国参战的决策与目标，(13)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朝关系，(14)中国关于停战的决策和策略，(15)中国的国防军事战略，(16)中国的战争动员和社会支持，(17)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研究还突破了与中国参战本身有直接关系的领域，不少学者开始注意研究美国的盟国参战情况及其相互关系。例如，李节传通过分析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揭示了加拿大对朝鲜战争政策转变的原因；(18)汪诗明从澳大利亚解密文献入手阐明了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19)梅义征在研究德国文献的基础上强调了朝鲜战争对德国在战后崛起的积极作用；(20)薛谋洪、吕杰依据英美等国文献研究英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政策及其同美国的关系；(21)赵学功则主要凭借英国公共档案局保存的档案文件探讨了朝鲜战争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影响，(22)等等。
通过对多国档案文献及回忆史料的研读，中国学者对一些重要史事进行了严谨的考证，也对许多国际学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争论。例如，朝鲜战争的起源、中国出兵朝鲜的基本原因、停战谈判久拖不决的原因、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朝鲜战争与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的后果及影响，等等。(23)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使中国学者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因此，总体说来，近十余年中国学术界在朝鲜战争领域中的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其一，研究的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尽管较十年前有了很大进步，但中国学者的研究还是比较集中在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及中国参战的过程及其结果等方面，而对于战争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情况，研究还很薄弱，特别是对朝鲜、韩国、日本、印度等一些与中国参战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甚至尚未触及。
其二，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朝鲜战争研究领域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在国际学界已经引起重大争论的问题，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深入讨论，如美国究竟是否使用了细菌武器，交战各方对战俘是如何进行管理和甄别的，战争爆发时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回到联合国，中国领导层到底有没有得到美国传递的有关使用核武器的信息等等。
其三，研究的队伍还有待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界参与研究朝鲜战争的学者数量相对比较少，而能做到对档案文献进行深入分析且提出有影响观点的学者更不多。在冷战史学科方兴未艾的今天，面对研究领域中众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有更多的年青学者加入朝鲜战争的研究行列。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有赖于中国以及俄国、韩国、朝鲜等有关国家不断开放和解密档案文献，进一步解除意识形态的禁锢，营造一个和谐而宽松的学术环境，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提高理论素养，加强问题意识，特别是要踏踏实实地去收集档案文献、解读原始文件，把研究建立在充实、客观的基础之上。
注释：
①沈志华、齐德学编《关于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文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内部编印，1996年。
②(韩国)《中央日报》1994年7月连载；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No.3,5,6-7,8-9,Washington D.C.: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1993,1995,1995/1996,1996/1997.
③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2期；《关于朝鲜停战的俄国档案选编》，《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
④沈志华收集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17卷,2004年；沈志华、李丹慧收集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2卷,2005年；沈志华、王绍章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占领朝鲜》第1—17卷,2007年。需要说明的是，此三部档案集由于诸种原因皆未得以公开出版。
⑤另有学者撰文讨论了美国官方在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新解密的大批档案情况。详见邓峰：《美国公布关于朝鲜战争的最新解密文件》，《冷战国际史研究》第11辑(2011年冬季号)。
⑥值得关注的是，有关抗美援朝的一些中国地方档案文献也得到整理和出版。例如：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0-1953年各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2002年版；中共吉林市委党校研究室、吉林市民政局、吉林市档案局编《正义的胜利——吉林市抗美援朝专辑》(内部发行)，1998年；北京市档案馆研究室选编《北京市与抗美援朝——北京市档案馆解密档案》，《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2006年春季号)；上海市档案馆选编《抗美援朝期间上海医务工作者支前档案史料选》，《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夏季号)。
⑦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版的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传记和访谈录主要有，柴成文(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原政务参赞及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代表团秘书长)：《板门店谈判纪实》(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领导班子的形成与沿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师哲(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抗美援朝时期的中苏朝》，《文史精华》2002年第2期；杨凤安(彭德怀军事秘书)、王天成(志愿军总部参谋)：《北纬38°线——彭德怀与朝鲜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吴瑞林(志愿军第42军军长)：《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版；吴信泉(志愿军第39军军长)：《朝鲜战场1000天：39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迪(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郑文翰(志愿军第47军师政治部副主任)：《郑文翰日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明远(东北军区后勤司令部政委)口述《风雪战勤——忆抗美援朝战争的后勤保障》，《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王奈庆(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教育科科长)：《“联合国军”战俘纪实——忆朝鲜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粟裕：《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李小兵编译《四国士兵话朝战(之一)》，《冷战国际史研究》第6辑(2008年夏季号)；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7辑(2008年冬季号)；王亚志：《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沈志华、李丹慧整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007年修订版；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1章“中国出兵朝鲜幕后”、第12章“迟到的合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张盛发：《斯大林与冷战》(1945—1953年)》第4章第1节第2部分“朝鲜战争：与美国冷战的另一种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邓峰：《试论朝鲜停战谈判的缘起——兼谈结盟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0期。
⑨薛谋洪、吕杰：《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第五章“防止战火蔓延：英国对朝鲜战争的主要考虑”，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梅义征：《朝鲜战争与联邦德国的崛起》，《德国研究》1998年第3期；汪诗明：《论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李节传：《加拿大由不涉足远东到卷入朝鲜战争的转变》，《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⑩译成英文的有,沈志华:“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Mao's 2 October 1950 Message to Stalin on Chinese Entry into the Korean War:A Chinese Scholar's Reply,” 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Soviet Strategic Goals in the Far East in Early 1950,”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2,No2,2000; “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A Case Study of Socialist Camp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CWIHP Bulletin,Issues 13/14,Winter 2003/2004; “Alliance of ‘Tooth and Lips’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ino-North Korean Alliance,1946-1958,” Working Paper Series 08-09,The U.S.- Korea Institute at SAIS,December 2008; “China and the Dispatch of the Soviet Air Force: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Soviet-Korean Allia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33,No.2,April 2010; “Mao Zedong's Erroneous Decis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hina's Rejection of the UN Cease - fire Resolution in Early 1951,”Asian Perspective,Vol.35,No.2,April.- June 2011.译成韩文的有，沈志华：《苏联与朝鲜战争》，《北朝鲜研究评论》2000年第3卷第1期；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决策评估》，《新亚细亚》2000年第7卷第2期；杨奎松：《中国出兵朝鲜之研究》，《北朝鲜研究评论》2000年第3卷第1期。此外，韩国学者还将沈志华、杨奎松、牛军、章百家、李丹慧等人的论文译成韩文，收入韩国韩战研究会编《朝鲜战争与中国》(2001年)和韩国国防部编《六·二五战争5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
(11)Shen Zhihua，Mao,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Trilateral Communist Relations in the 1950s,Translated by Neil Silv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2.
(12)如沈志华和杨奎松于1999年11月在韩国仁川大学、2002年3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作学术报告；沈志华和牛军2003年5月在香港凤凰卫视作了点评朝鲜战争的5集电视片；沈志华还多次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作关于朝鲜战争的学术讲演。
(13)除沈、杨、牛外，这方面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徐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在政治与军事互动中的得与失》，《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李捷：《从出兵决策到五次战役》，《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2期；刘统：《中共对朝鲜战争初期局势的预测与对策》，《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李捷：《对抗美援朝决策过程阶段特点的几点分析》，《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2期。
(14)除沈、杨、牛外，这方面的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赵学功：《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版；陈新明：《三八线的较量：朝鲜战争与中苏美互动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版。
(15)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邓峰：《艰难的博弈：美国、中国与朝鲜战争的结束》，《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
(16)如杨贵华：《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建设大后方国防战略思想的形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林晓光：《建国初期我国国防战略的转换——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防卫战略》，《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等等。
(17)孔繁芝等：《在抗美援朝的岁月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江苏省档案馆编《抗美援朝运动在江苏》，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李敏生：《患难之交——抗美援朝霍英东历史解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李节传：《加拿大由不涉足远东到卷入朝鲜战争的转变》，《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
(19)汪诗明：《论澳大利亚参与朝鲜战争的原因》，《史学集刊》2005年第1期。
(20)梅义征：《朝鲜战争与联邦德国的崛起》，《德国研究》1998年第3期。
(21)薛谋洪、吕杰：《英美特殊关系与英国对华政策》第五章，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赵学功：《朝鲜战争与英美关系》，《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朝鲜战争初期的英美关系》，《美国研究》1994年第1期。
(23)有关中国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情况，见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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