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半个论文,得失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我们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回首20世纪的史学界，无论是对秦汉历史的研究还是对断代《秦汉史》的编纂，都成果累累，蔚为大观。
根据笔者能够看到的名为《秦汉史》（不包括单列的《秦史》、《汉史》）的断代史著作，依其出版年代的先后次序排列，分述如下：
1.翦伯赞著《秦汉史》。原题《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7月版，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6月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5月改今名再版。约46万字。
2.劳幹著《秦汉史》。原署名“劳贞一”，中国文化服务社“青年文库”1946年9月于上海印行。约6万字。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0月改署“劳幹”，又出《秦汉史》修订版，内容略有扩充，约8万字。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该书1955年4月台北再版本。
3.吕思勉著《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出版。约60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影印再版。台湾开明书店1977年5月亦再版。
4.李源澄著《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约15万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7月重新出版。今北京图书馆收藏为该书1977年4月台北三版本。
5.何兹全著《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约9万6千字。
6.杨翼骧著《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上海版。约15万字。
7.钱穆著《秦汉史》。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57年4月初版。约17 万字。该书至1992年9月共印行六版。
8.姚秀彦著《秦汉史》。台湾三民书局1974年9月初版。约36万字。该书至1987年共印行四版。
9.林剑鸣著《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上下两册约84万字。
10.英国学者崔瑞德、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原著英文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汉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全书约86万字。
11.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约43万字。
12.林剑鸣、赵宏著《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约33万字。
二
依照林甘泉先生的分析，二十世纪上半叶，近代实证史学是中国史学的主流；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是，假如把港台地区的情况考虑进去，则毋宁是两种潮流的齐头并进。
翦伯赞是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编写《秦汉史》的第一人。这本书的特点一是高屋建瓴，视野广阔，克服了传统史学那种“以中原概全域，以汉族代中华，就中国谈中国”的局限性，每编开头都有一章对“世界形势”和“境内各种族活动”的分析。这种分析又不仅仅作为对背景的简单介绍，而是为了说明秦汉时代中国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从总体上观察分析中华各族的发展史。二是深剌腠理，博大通透，着力于探寻历史表象之下的社会发展规律。作者指出：“土地所有，是封建社会经济构成中最根本的基础。土地所有的关系之改变，就会引起封建社会经济之全盘的推移。……而这也就会影响到社会关系与政治制度的改变，从而影响到文化思想的内容之转换。”（第24页）全书也正是依此来安排结构体系的，从社会经济及于政权性质，从社会关系及于意识形态，每方面都有详尽而精审的分析，从而努力完成“一部完整的科学的专著”（《自序》）。特点三是广撷博采，行文生动。作者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掌握的一切文献和考古材料，并经过咀嚼消化，变成了《秦汉史》有机的血肉。这本书在当时还不可能是“史官”之作，正唯此，才使它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作者既见之深，知之切，又调动活跃不拘的思路和洒脱飞扬的笔墨，从而避免了通常的八股乏味之病，使行文引人入胜。
无庸讳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通盘研究秦汉历史，本书既为开创，也不可避免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这主要表现在方法论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
翦老对秦汉商业资本的作用，作了比较夸大的估计：如认为秦统一天下，是“由于商人地主之财政援助和政治活动”；秦和两汉政权的性质是“商人地主的政权”；对边疆的开拓是“为了打通到中亚的商路”，使得“商人在政府武装保护之下，展开与匈奴和西戎之间的繁盛的贸易”。同样，导致两汉政权最终崩溃的土地兼并，也是由于西域不通，“中原手工业制品失掉重要市场”，商人和商业资本退归内地倒灌农村直接引发的。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囿于当时的研究水平，但另一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力图贴近现实政治的战斗性有关，隐含着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革命义愤。写历史借古喻今，诚然可以揭露敌人，鼓舞人民，但却很容易出现非历史主义的毛病，稍失把握，即导向公式化和简单化的弊端。
翦老在对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上，有时也以人物的出身来判定，失之于简单化。如认为屈原作为当政的领主贵族，“既无力挽救自己集团的没落，又不愿参加新派的活动”，只有“走向了消极自杀的道路”。认为刘邦是“接近于商人地主”的小土豪出身，从而“决定了他之必然走向商人地主的方面”。而王充是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学者，他的哲学就“正是当时一般苦难农民的意识之抽象”。同时，本书也出现一些史实的错误，如对东汉垦田总数的估计。
建国以后，大陆的史学界经过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何兹全的《秦汉史略》和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相继出版。
何先生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史学家，这本不足10万字篇幅，读者对象为“中小学历史教师”或“一般读者”的书，显然不足以表现他深邃的史识。全书不分章节，以事立目。何先生用深入浅出的笔法，对秦汉数百年的兴衰隆替过程作了平实的叙述和分析。除了政治史部分按时间顺序排列占了21个子目外，最后两个子目为“秦汉的学术文化”。作者吸收了当时最新的考古成果，分哲学、经学、宗教、文学、史学、科学和艺术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叙述，尽管这种叙述还是粗线条的。
这本书显然带有突出的时代印记。何先生在书中曾引用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几段话，尽管基本上是得体的，和以后泛滥成灾的“贴标签”之风不可同日而语，但未必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赘疣。
何先生的这本书还是有个性的“史家”之作。在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上，如社会分期、商人资本作用、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解等方面，仍坚持了自己独立的见解。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史学研究的活力和走向繁荣，正有赖于多元学术的共存和自由争鸣。
杨翼骧先生的《秦汉史纲要》与何著有所不同，它是由大学历史专业的讲课稿改编而成，是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因此本书虽然具有严谨、明快的风格，但又给人以失却个性的模式化印象。
本书的突出特点是给予农民起义以醒目的历史地位。全书共有7 章，其中3章都是直接以农民起义作为标题。在行文中， 对农民起义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描述，评判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对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上，不提其固有的封建性的一面，而归之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本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给予重视。但是，必须从史料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和独立的判断，而不应该把史学变成为某种实践需要加作注脚。史学是要为现实服务，但不等于直接为所谓政治服务。政治家对历史的观点自有其特定的视角，它不能也不应该代替历史学家的学术职能。否则，史学徒然作为现实政治的附庸或传声筒，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只能日益僵化而失去生命力。
《秦汉史纲要》在有限的篇幅内，既满足于体系上的大而化之，就必然造成微观内容上的单薄。如叙述官制语焉不详，不深不透；述及东汉豪强势力的发展，而没有庄园的情况；谈“昆阳之战”而不提刘秀在其中的独特作用等。
从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三十年间，大陆没有新的《秦汉史》问世。50年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和“左”倾思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秦汉史研究。一是片面强调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大家都去关注古代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等几个热点问题，造成研究内容的单一。二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唯一尺度来公式化地对待丰富的历史内容，强调历史发展必须经过暴力革命，革命又必须由最下层劳动者来进行，从而造成研究方法的单调。三是机械地只注重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政治、文化、民族心理等对经济的巨大反作用，不重视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造成视角层次的狭窄。
7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历史学从全盘政治化、工具化和权势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秦汉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开始重视对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探讨，在秦汉社会组织、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开始出现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人们开始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秦汉史的研究走向多层次化、立体化。学术界开始否定以阶段斗争绝对化为根本特征的泛政治主义评价体系，对秦汉时代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重新加以科学的评价。在学术上打破“舆论一律”，维护学者的批判精神和独立品格，允许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也只有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才可能出现更为成熟的《秦汉史》专著。
经过十年的汇聚和磨砺，林剑鸣先生终于在1989年推出一部84万多字的《秦汉史》。这本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
此书特点之一，是具有博大的涵盖包容性。它不但将几代学人的研究成果融汇于一身，而且大量吸收国外学者的精湛见解，堪称一部集大成式的断代《秦汉史》。它的首章《绪论》就令人称绝。其中详尽介绍了秦汉史的基本史料，细微无遗，包罗甚广；还对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给以估价，介绍秦汉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展望其前景趋向。这不但使每一位读者都得到必不可少的导引，对历来《秦汉史》编纂的体例也是一种突破。本书虽然受到章节体裁的限制，不能在正文中过多考证，却在每章之后，对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尽的注释。这种注释融资料、考证和作者见解于一炉，读者于其中不仅可以看到经过考订的原始资料，也可以了解其他学者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这样既不影响正文的明快流畅，又使本书具有较大的学术容量。
此书特点之二，是体现了学术见解的新颖性。林先生刻意求新，首先是在史料上，力求占有最新的考古成果，以补充文献的不足，使本书论点建立在比前人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在内容上，作者在书中给予长期受到冷遇的社会文明史以突出地位，特辟有“秦汉时代的社会生活”一章，对当时人的饮食、服装、居住、交通、婚丧礼俗和社会风气给予浓墨重彩的描述，顿使历史充满了鲜活生气而不再是冷冰冰的“断烂朝报”。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对上层“大文化系统”的研究，而对潜伏于民间的“小文化系统”却视而不见。林先生在本书中利用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日书》，很精彩地研究了秦人中下层的鬼神观，为秦汉史的多层次立体研究提供了范例。最后是在思辨的深度上，作者力图摆脱以往那种“泛阶级斗争”的庸俗史观，而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发展。比如秦人与关东六国之间的斗争，林先生认为源于二者文化上的鲜明差异，特别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价值观。在对秦汉历史的整体把握上，林先生于《结束语》中归纳为三点结论：（1 ）主旋律和变调——秦汉文明的统一和各地、各族差异的并存；（2 ）中外文明的碰撞——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和远距离地向外传播文明并存；（3 ）挑战和进步——社会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这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炼出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使这部著作升华而为“一家之言”。
从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要求来看，本书也还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之处。最主要的还是如作者自己所说：“在编写体例、形式和方法方面，基本上保持解放以来教材的那种旧面貌”。具体来说，就是仍然以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大板块作为基本结构，只见纵截面，不见横截面，只见骨架，不见血肉，无法展示社会变迁与思想衍化的互动关系，无法容纳丰富多采的历史内容。本书内容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硬伤”，终为白璧之瑕。
1995年，林剑鸣先生又与学者赵宏合作，出版了一本《秦汉简史》。本书基本上是在林著《秦汉史》的基础上缩编而成。原书的一些精华部分如“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等被保留下来，而且叙事更富于文彩，增加了不少可读性。既名为“简史”，自然要舍弃一些内容，在内容安排的详略上，就有一些失衡之处。比如同是秦朝制度，法律部分细密详实，军事部分则简略过甚。在叙事上，“党锢之祸”占了很大篇幅，而对霍去病的“陇西战役”却只字不提，都有失允当。
近年较有影响的一部《秦汉史》，是由田昌五、安作璋两位先生担任主编，由6位中青年学者分章撰写而成的。 本书和林著《秦汉史》比较起来，更侧重于学术的深度，注意点在“质”而不在“文”。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写给“学者”看的过于专业化的书。
本书旗帜鲜明，力图在新的背景条件下，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主流地位，但同时又注意清理和克服过去简单化、公式化的“左”的毛病。秦汉时期有三次大的农民战争，本书都将其放在重要地位上，给以特有的重视，加以重笔描绘。全书共有八章，其中三章以农民战争作为通章大标题。
如果单看本书的章节目录，它的结构体系是相当“传统”的，人们也许会得出本书毫无新意的印象。其实不然。本书宗旨在于重新思考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历史观点进行梳理、检讨和论证，特别是对长期以来研究不深不透的秦汉社会制度加以条分缕析，溯流求源，以求《秦汉史》的编纂能植根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上。比如对焚书坑儒，本书否定源于儒法之争的一般看法，而是判为“推行法令的需要，民间所藏法家之言同样要焚毁”，“秦皇如此，汉武亦然，只是手段略为缓和，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而已。”这就从一种历史必然的角度而不是秦始皇的个人因素来看待政治统一和思想文化统一的关系。言秦汉职官，本书最为通透。如关于西汉丞相权力的升降和中朝的出现，关于东汉三公权力的削弱和尚书台的加强，关于从秦到东汉监察制度的沿革，关于两汉选官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等等，本书都写得严谨详实，是所有断代史著作中最好的。本书有一个突出特点，言事多由先秦始，决不就秦汉论秦汉。这特别表现在文化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部分，都回溯先秦，不但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也使本书增加了厚重感。本书关于思想史，论述也有相当深度，尤其是“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清议及其向清谈的转化”两节，都深切腠理，下启魏晋，当非其他著作泛泛之论可比。
本书对文献材料的利用比较充分，于考古材料似嫌薄弱。比如秦代一章，完全没有“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提睡虎地秦简，终为缺憾。本书由集体编写，各部分详略不一。许多史料径引全文，不加解说。文笔以简洁见长，但过于平实。在断代史的编写方法上，似乎从读者接受的角度考虑得少了一些。
三
二十世纪的实证史学是从清代考据学发展而来的。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史学家，继承了乾嘉学者“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观念和方法，由史料的考订辨伪论定古代的制度文物，再由制度文物考察历史的发展变化。这一流派对胡适影响很大。他曾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具体而言，有的学者如傅斯年，主张史学即是史料学，强调科学的历史学应是“考史”而不是“著史”；有的学者如钱穆，在史学“求真”的前提下，又强调须借助于史家的“主观体验”，认为“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我须能亲切投进，浸润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所以实证史学并不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仅可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宽泛之称。几乎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时，这一流派也出现了一批断代《秦汉史》著作。
劳幹先生是本世纪整理和研究汉简的首席大师。1946 年9月，他为“青年文库”写了一本仅6万字的《秦汉史》， 以为青年学生的课外读物，自然才具难伸。全书分十章，从“秦的兴亡”到“季汉兴亡”，娓娓道来，笔法也通俗清新。最后一章述及“两汉的学术信仰及物质生活”，既有经学、教育，又及铁犁牛耕、奴隶使用和舟车宫室文具。此书1952年在台湾修订再版，增加了“秦汉制度”等内容，变成了十四章，才使之稍具规模。
劳著《秦汉史》，特别重视民族疆域和政治制度问题，体现出一种“经世致用”的精神。作者认为，秦汉时期“地理的中国区域，皆为（汉代）明诏所及”。因此，“凡中华民族公民，应努力保持，子子孙孙，永守勿失。”秦汉还给后世留下一些明确的制度，包括官制、兵制、法律、学校、选举、财政货币等等，“无一不是树立了稳固而长久的基础。”特别是政治制度，经过了法家、黄老、儒术指导下的各种“实验时期”，体现出“简单明洁，富于效率”的特征，“这样对于树立数千年安定的政治，关系至大”。（《自序》）
在历史观上，作者反对“决定论”。比如东汉灭亡，作者认为是由许多偶然事件凑成的。作者也反对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如谈及陈胜起义，认为“群众领袖最终目的是为个人取得富贵，毫无任何阶级自觉”。谈及陈项失败、刘邦胜利，认为“毫无平民贵族的原因在内”。全书较少谈及的社会经济，也是放在“物质生活”部分，作为文化的内容，与政治演进无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妨碍了作者在更深层次上透视和把握历史。
1947年3月， 吕思勉先生较大部头的《秦汉史》（上下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在史学界，历来对吕著《秦汉史》的编纂方法颇多微词。有人认为，它“每述一事，平铺直叙，轻重难分，全用旧史料堆积起来”，“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这种看法多半由误解而来。确实，本书的叙事方法比较陈旧，史实往往径引文献原文，又不作铺陈解说；议论夹于其中，也使用文言化的语体文，简略过甚；再加上每段行文过长，都难让一般人卒读。但不能因此而“一叶障目”，完全湮灭它的内在价值。
全书共二十章，分为两大部分。上册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有条理地叙述每一区段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的发展演进，既钩稽史实，又有考证辨析和评论，创见迭出，十分扎实。下册八章四十七节，分门别类描绘了秦汉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面貌，内容广泛，材料翔实，实为本书精华，对《秦汉史》编纂体例的发展，也有开创之功。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历史学的价值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种“人的活动”更多的应是普通人的生活和感情，可惜在“帝王家谱”式的旧史学中被有意抛弃。就是在一些新史学著作中，“人民群众”被概念化为一个符号，以政治为中心，写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都是高度政治化的，鲜活的普通人生活的历史反而被剔除无遗，直落得干瘪而缺血少肉。吕先生在此一部分中，花费了艰巨的劳动，从社会经济到政治制度，从社会等级到地方风气，从婚制葬俗到饮食衣服，从文化艺术到宗教祠祭，其全面、细致和深入的论述，在所有断代《秦汉史》中当为仅见。
吕先生论史，虽然常常于细微之处见精神，但也并非不注意从宏观上把握大趋势。他以进化论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变迁不已”，但又推重渐变和缓图，认为突变无益于社会之治。他举周秦之间为例，制度可确定于一夜之间，但文化底蕴人心世情等更深层次的东西则必有一个迁延过程。秦的教训在于“废封建行郡县不宜行之太骤，所以见天下事必以渐进，而躁急者之不足以语于治也”。西汉中期后“地产不均”，董仲舒、师丹开“渐进之策”，而王莽急进，“收土田为国有而均分之”。结果这种“根本改革之计”招致大乱，大刀阔斧终不能行。
1946至1947年实在特别，两年中出了整整四部《秦汉史》。除前已言及，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源澄著《秦汉史》。李先生曾在浙江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秦汉史，此书即缮理旧稿而成。根据作者《自序》，此书文体以“简约”为主。“人人所知者则不复言，即其关系甚大不能不言者，言之亦从简略。若所关甚大而为人所忽者，则言之从详。若人无异义，则直言之，不多费辞。”因此作者自谦“属辞则有愧撰著体裁”。翻检此书，确实与一般“描述性史学”不同。全书共列二十三部分。前十五部分以帝王朝代系目，如“始皇二世”、“武帝”、“冲质桓灵献”等。后八部分分类立目，如“政治思想”、“选举与学校”、“社会风尚”等。它的特点是夹叙夹议，重心不在叙而在议，有类于一部全面系统的秦汉历史“评论集”。语体近于文言，不采用考古材料，概念术语也多是传统的。至少从形式上，本书笼罩着一种不为现代读者所亲近的“学究气”。
在此十年之后，钱穆先生的半部《秦汉史》在台湾出版。它共分七章，上自秦统一，下至王莽新朝，未及东汉。这本是作者三十年代在北京大学所撰讲义一种，尚未完编而搁置。钱穆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学界泰斗之一，人称与胡适的“自由派”、大陆的“马列派”鼎足而立，为史学“传统派”的祭酒。这部《秦汉史》虽为人注意不多，但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思想。
钱穆著史，持一种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史观。在《秦汉史》中，虽然包括政治、学术和社会经济三事，但政治为历史事态的“结顶”，学术为“干柱”，经济为“基础”，上中下三层，起根本作用的是学术思想。他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历史之所以能在长期的进程中持续绵延，靠的就是充盈其中的民族文化精神。政治受学术的指导和制约而演进，是一种现实的现象和结果；经济仅为经国济世之用，并不体现历史的进步。所以作者在本书中，正是以学术文化为线索，来考察分析秦汉史事的。如认为三晋文化西行促成商鞅变法；焚书之案，在于仿上古王官之制，禁绝私学；秦之亡，在于不察民心思倦，未能移动为静；汉兴之后，平民为天子，“封建”之局全破，济之以学者冷静之意态，遂成宽简之治。所以秦与汉“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第47页）作者认为，秦末之乱，“此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漫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第34页）
作者谈及汉武一代政治的背景，认为黄老申韩，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虞三代和礼仪教化，独为盛世之憧憬。这就好比“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这种复古运动推至极致，遂成王莽代汉改制的文化根据。作者论道：“汉廷政治，已如秋果之熟，不击自坠。人心向倦，皆求一变故常以为快。晚汉学风，一言礼制，渊源鲁学，重恤民生。一言灾异，本自齐学，好测天意。王莽论政亦鲁学礼制之遗风，后更缘饰以五德符瑞之谶，以齐学为助澜。二流同汇，又济之以外戚之权藉，遂移汉祚。其间因果非尽王莽一人之奸诈所得以成事也。 ”（第282页）钱穆论史多此类，自有其细密深刻之处。
钱著《秦汉史》，也不是那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描述性史学”，论事有详亦有略，结构并不太推敲。他认为史学不能离开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成份，但以义理为首要，“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是非即有关义理。史著“若一无德行二无情感，一意来求历史知识，决不足称是”。作者史学的整体特征是儒家的人文主义，提倡一种有生命有精神而主客兼融的学问，来为中国社会和人生理想找一出路。通过著史，“惊醒国人的爱国意识，使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产生敬意，使民族文化中固有的生命力得以发舒和成长。”由于历史观的限制，作者眼光多关注于人们活动的思想动机，而忽略了历史发展中更为根本的经济和阶级原因。他青睐历史的渐变，反对飞跃和突变，从而导致对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否定。他否认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性质，而认为是由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是和谐流动的，没有明显的阶级对抗和贫富差别。作者从根本上反对激烈的革命和斗争，而主张点滴进化与保守的改革。
由于长期的隔绝，我们对海峡彼岸的同行了解不多。劳幹和钱穆所著，基本算是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而姚秀彦先生的《秦汉史》，初版于1974年，则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台湾学者的史学研究成果，眼界为之一开。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内容深切厚重，体例完备规整，语言平实清新，学术性与可读性得到了较好的结合。
本书采用章节体，共分四编12章。秦、西汉、东汉各为一编，以时间为序，分段叙列政治举措与重大史事，详实周密；又随时辟出专目，探讨盛衰成败原因，条分缕析，十分清晰。最后一编为“秦汉制度”，4章分叙职官、选举、四边民族、兵制、刑法、赋役、社会等级、 经济、生活日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技诸多方面。其中职官和学术思想部分最为扎实细微，四边民族的内容与前三编略显重复，经济部分偏重于政策，对大陆学者十分重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几无涉及，而且没有秦汉宗教和社会习俗方面的内容。但总的来看，全书一纵一横，还是比较真实全面地将秦汉社会的整体风貌呈现于读者面前。
本书在史料采撷上，仍只重传统文献，而基本上没有利用考古材料。如论及秦汉刑法而不及简牍材料；论及汉代冶铸只言铜，不言铁，对大陆相关遗址的发掘报告完全漠视；谈秦代服役年龄仍沿袭“二十三岁始”的旧说，笼统说战国以后土地完全私有等，都说明本书的一些局限性。当然原因主要是客观环境造成的。
姚著《秦汉史》在研究秦汉历史时，除强调文化中心和重视政治大背景外，也注意分析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心理。作者不是简单地把他们视为阶级的代表或历史规律的工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作者往往辟出专节，如“高祖的才调”、“武帝的个性与作风”等，几乎每位帝王的脾性爱好都有介绍。在谈及楚汉战争的结局时，作者除列出政治的、地理的、军事的原因外，还专门谈到刘、项二人作风不同。项羽具有楚人的气质和贵族的道德，是“热情型”；刘邦是典型的东方平民，是“理智型”。
最后需要介绍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这是一股从西方吹来的清新的风。一位海外学者曾说：“最好的本国史都不是本国人所著，例如犹太史、阿拉伯史、美国史……”此话虽不尽然，但也有一些道理。本国人写史，往往会带有一些民族感情、思维定式等因素，不自觉地产生“价值参与”，妨碍冷静严肃的学术研究。更有甚者，以肤浅片面的颂词沉迷于祖先的辉煌，以廉价夸饰的自豪沉迷于往昔的骄横，而忽略历史的积垢。但局外人因为有“审美距离”，往往更容易超然客观，会少一些功利性的主观先行。所以对《秦汉史》编撰来说，这本外籍学者的著作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的独特性。
《剑桥中国秦汉史》是由美、英学者费正清、崔瑞德主编的一套历史著作。因为考虑到撰写《先秦史》的学术条件尚不成熟，《秦汉史》就成为这部书的第一卷。全书16章，分由12位长期研究中国历史的海外学者撰写。这种安排有利有弊。大凡集体著书，多是紧密结合型，由主编严格规划宗旨、纲目结构及各部分的内容衔接，文字风格也大体类似。这样的成果内容整齐，结构明晰，观点一致，但容易失却个性，沉闷呆滞。本书为自由松散型，每章由专家自我撰著，甚至将别时所写文章原文移入。这样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展示各家之长，学术个性突出；但也造成许多内容叠压重复，观点前后不一，文风互异，立言矛盾等不谨严之处，甚至使人有种“论文集”的错觉。由于每位作者优长不同，各章学术份量也有差异。从整体上看，一些曾受过汉文化长期熏陶的亚裔学者写得更为扎实确凿，而有些作者在微观材料的处理上则有失全面准确，给人以“隔”的感觉。
总的来看，本书体现了以下几个特色。
一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既不盲目信从文献记载，作古人成说的奴隶；也不从固定的概念出发，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本书作者重视史料，《导言》的主要部分就是分析史料及其问题。每章的开头或附录部分，也多要专门来谈史料。但在史料的利用上，往往又是持审慎的“保留或怀疑态度”。本书作者往往采用考古材料验证文字材料的办法，如“考古学不能证实秦拥有压倒对手的冶铁技术优势”；“睡虎地秦简没有证实秦的严刑峻法”等。
关于民族关系方面，作者认为文献上的材料是“用中国人的观点写成的，并且被中国官员的态度、偏见和记录所歪曲”，由于其他民族或邻邦没有留下他们自己看法的“任何文字记录”，因而这种东西“缺乏外部的制约”。所以作者认为“汉代版图的外沿边界肯定是夸大了的”，“大量外交活动出于想象而不是严格按事实写的。”关于经常使用的儒家、法家和道家这些“思想结构”的名称，是被汉代学者加以划分和贴上标签的。作者指出，他们并不是“有明确定义的哲学学派”。这种“过分僵硬的分类”往往是错误的。
二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观照和透视历史。秦汉时期作为持续不断的华夏统一的重要一环，把它与前代和后代紧密连结的，与其说是政治、经济的因素，更确切的倒不如说是文化的原因。民族语言、习俗和精神常常成为凝聚之核，炎黄血缘、华夏文化常常超越政治对抗，不管统治者还是庶民百姓都习惯性地生活在同一民族心理氛围之中。文化对历史来说既是财富也是包袱，潜在地发挥着巨大能动作用。《剑桥中国秦汉史》对此十分重视，从第12到第16章，专门论述思想文化和社会礼俗，内容丰富，篇幅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这种比重，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强调文化研究的特色，在国内史著中是见不到的。这部分专史涉及到许多问题，也常常为其他著作所忽视。如上古中国神话在秦汉时期大量消失，而被新演变出来的文化结构所吸收；如从商人祭帝、周人祭天、五行说兴起一直到被王莽确定下来郊祭仪式的宗教演变；如小文化系统内民间利用占卜巫术对神鬼的崇拜；如从马王堆帛画来看秦汉人的死亡观念、鬼魂魄的区别及丧葬礼俗等。对传统所重视的意识形态，作者也都能写出新意，如对儒家“政治道德化”和“教育万能论”这种先天性缺陷的深刻批判，并指出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对文化的重视不仅表现在5章专史之中，而且贯穿于全书， 也表现在前面各章对政治军事史的叙述之中。过去一些著作把秦汉历史分解为经济的和政治的，简单从经济直接推导社会变化。但所谓生产力，其主体是有血有肉的有一定文化心理价值态度的人，小农生产方式也是小农理想、习俗观念、情感意志的产物，不仅是抽象的概念。撇开研究分类的需要，经济与文化的界限、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在历史的实际生活中是很不容易确定的。所以在本书中，文化不是一种僵硬的教条，而是弥漫隐寓于全部历史事实之中的有机成分。
第三是以更新的方法指导史著的编纂。《剑桥中国秦汉史》是在西方“为一般读者而不是中国学家写的”，而且是“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著作，它就要考虑如何能够使读者接受。一般来说，它把史学名词、术语和文献引文加以改造，变成带有作者个人理解性的通俗流畅的叙述性文字，行文尽量带有知识趣味并能给人以启示。在政治史部分，作者重视人物的活动，并描述他们的心态个性对施政的影响。在叙述历史事件时，作者不是严格按编年的办法，而是选取典型事例，跳跃性地描绘出趋向座标，不求面面俱到。这样更简明流畅，不致因繁杂的铺陈而吓跑读者。图表比起文字叙述来，具有直观的长处。本书大量使用地图和各种表格，以显示疆域、都城、人口密度和各种能够加以统计的数字。
西方学者对使用数字统计方法的定量史学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受到史料密度的限制，这种方法在本书中难以全面展开，但本书作者还是进行了一些尝试。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秦汉时期的中国人还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交往。西方学者却从“世界史相”的观念出发，认为“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在研究社会史时，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或印度等相比，是一个相当开放和流动的社会，统治集团上层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上下可以逾越。因此本书采用了西方的社会分层理论，即以政治上的等级而不是以经济上的阶级划分社会集团，既与传统史料记载相符，而且也可以包容“士”、“游侠”、“文吏”等更多的内容。
总之，“他山之石”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
四
以上12部观点、内容、结构、文风互异的断代《秦汉史》，成绩应当肯定，不满足也在情理之中。展望21世纪，我们的《秦汉史》编纂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突破。
首先是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切实从秦汉历史丰富多采的实际出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释历史现象。不能再作茧自缚，满足于教条地为某种理论作诠释，以一种模式化图解化的产品排斥一切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学说。
其次是要更新治史的方法，拓宽研究视野。还是要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辩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为王国维《遗书》所作《序言》）。特别是要积极吸取借鉴西方现代理论，把秦汉史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上进行鸟瞰。
再次要拓展研究领域，丰富史著内容。对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内容，还可以从新的角度进行探讨。特别是对前人没有或很少涉足的领域，如区域经济、文化机理、社会思潮、风俗语言等更应该着力开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以丰富断代史著作的内容，改变其单线和单薄的面貌。
世事鼎革，人心求新。新的《秦汉史》不仅在于观点和内容，也在于常为人忽视的形式。
前几年讨论“史学危机”，不管承认与否，有一种现象是明显的：象《秦汉史》这样的著作离社会读者越来越远了，并直接表现于印数的衰减。1955年何著33000册，1956年杨著14000册，1983年翦著16000册，吕著8500册，1989年至1993年林著三次共印6000册，1992年至1994年剑桥史三次共印13000册，1993年田、安著1500册，1995年林、赵著1000册。在一个12亿人口的国家，这是一种尴尬的局面。
当然印数不说明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但是，一个完整的史学过程应包含两方面，“史家——史著”为撰述过程，“史著——读者”为接受过程。一部史著的社会价值，不能不体现于读者接受的广度与深度上。如果我们的历史不能象罗素说的那样，“应当是受过教育的人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能象当代美国那样，“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每一个美国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那它就只有成为象牙塔里的陈列品，史家也变成了一群可有可无粉饰太平的“清客”。所以不考虑现实需要，历史研究就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海峡对岸的情形也不很妙。田人隆在《台湾学者论史学的危机与再生》一文中指出，由于史学与社会需求脱节，提高和普及的失衡，造成人们疏略历史，鄙薄历史，甚至斩断历史，不再相信历史能解答时代的疑惑。史学固步自封，变成了一门得不到时代呼应和回响的“绝学”。学院论文流于繁琐考据，孤高清傲，失却了经世精神。学校教科书呆滞僵化，奄无生气，学生茫然地念，惘然地丢，来无影，去无踪，成了考试的敲门砖。无怪乎台湾学者杜正胜惊叹：“历史已经死了。”
何处寻觅再生之路。
历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因为“历史之光照亮的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每一时代的读者都有不同的关注焦点和欣赏旨趣，新的史学应当充满现代哲理的洞见，应当具有“现在”意识、“问题”意识和具有文化方向意义的“开新”意识。史学的重心应该转移，具有艰涩玄理和繁琐考据的“学究型”著作仍然可以有，但更应该致力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大众史学。
章节体是现代史学著作的主体形式，它的特点是围绕一个特定问题，用一种哲学观念作指导，夹叙夹议，重点在评论而不在描述。这种形式增加了说理性而失去了生动的趣味性，没有人物完整的形象，叙事也支离破碎，很容易流于空洞说教，显得僵化和枯燥。人们曾一再呼吁突破和超越章节体。就新断代史的编纂来说，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可略加改造，变成一种综合体，未必不是一种可行的出路。这种体裁形式以历史事态的演进为序，以具体事件或人物立目，把涉及到的人群的各种行为作综合处理，对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生活史、风俗史、文化史等内容作浑然一体的密度描述，并肯定其中的必然联系。在描述中，还可借鉴文学的创作手法，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作细节描写，以使内容丰富生动，增进可读性。这种体裁形式，既保持时间的贯通性和结构的整体性，又有足够的灵活性和容纳量，使读者通过自然流动的历史真实而不是居高临下的灌输来思考王朝的兴衰和人物的嬗变，从而完成史学的功能。
在不伤害内在科学性的前提下，一本大众史著还应该具有艺术性，能够使读者赏心悦目，象艺术品那样得到人们广泛地欣赏。在西方，很长时期把历史著作当成文艺的一支来看待。古希腊神话中，宙斯有九女为文艺女神，而历史女神克力奥居于首位。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和戏剧家的作品一样，可以拿到奥林匹克赛会上当众宣读。其文字优美，故事动人，声调铿锵，使听众惊心动魄。十八世纪，伏尔泰的《查理十二史》，以讽刺的笔法刻画这位瑞典好战国王的形象，不但“没有一个国王好战的痴心妄想不被医治好的”，而且其销路超过当时最好的诗歌小说。所以作为优秀的史著，文字必须优美传神，具有趣味性；一旦枯燥乏味，就会失去接受价值。
史著的艺术性决不仅仅是“装饰”的结果，更主要的是本体或结构的意义。古人和今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不同性格，历史生活的本身也是丰富生动的，“历史者，宇宙之戏剧也”。艺术地描绘历史，正是还其本来面目，丝毫不会降低其学术价值。艺术性的史著也必然具有作者的个性色彩，因为“历史事实本身是死的，只有在史学家的心中才会复生”，这就是历史认识的主体性问题。人们不仅要观察古人有形的言说，还需要细心体察其“言外之意”，这种体会只能由单独的个人完成。所以罗素说：“由不同的人合写的历史，其逼真性和趣味性很差。伟大的史籍必须是一个人的手笔。”
“斜阳花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好词”。我们期盼着新的可亲、可爱、可信的《秦汉史》早日到来。
（本文在资料方面承蒙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学智先生鼎力协助，谨致谢忱。）
标签：秦汉论文; 秦汉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自序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