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口学的兴与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新旧世纪之交，最有意义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反思和总结。尽管我们并不期望着这种总结能够带来像政治家思考那样惊天地、泣鬼神般的社会效果，但澄清思想、辩明是非、认识自己、启示后人仍然应该是我们总结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百年中国，风雨百年，其中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政权更迭、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新政权，使中国的百年历史、百年思维、百年文化截然两段，呈现出完全崭新的面貌。当然，从外在看，中国依然是中国，泰山依然高耸，黄河依然咆哮，人口之流依然默默地流淌，学者们依然争论不休。但是，在社会发展的深处，历史拐了一个弯。这个弯，非同小可。以主持人之见，这个弯的一个特征就是强化了政治中的政权色彩。据《辞海·语词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1551页）“政治”条释，政治有两个含义。一是政权，即“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二是国事，国家大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军事、外交等，都是国家大事。显然，政权只是政治中的一部分。“一国两制”的基础就是突出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淡化了政权性质。古代中国靠血缘关系维系政权，近代中国靠“枪杆子出政权”，国家发展状况即所谓“政绩”就处于次一级地位，政权与国事的一体化较为松散。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维系政权既不能靠血缘关系也不能完全靠枪杆子，国家的发展状况、民心的向背、舆论的倾向，就可能成为评价政权的标尺，也会成为政权稳定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强化了政权与国事的一体化。肯定成绩，就意味着路线正确、拥护政权；过多地讲问题，就意味着否定路线、否定政权。因此，对思想、舆论的过分关注，加强了建国初期的政权敏感性。同时，帝国主义与国民党造成的外部压力，也是新中国政权敏感性较高的原因。
在这样的环境中，以研究社会问题为主的社会科学自然也就成了敏感性科学。其敏感性主要表现为，第一，研究前，要解决理论问题，即“姓资”还是“姓社”；第二，研究后，要解决效果问题，即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政权稳定。面对这样两个大框框，学术研究变成了政治研究，学术问题也成了政治问题。于是，社会学、心理学、人口学等一批所谓宣传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学科被取缔，剩余的学科几乎都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翻版，所有的研究者都成了“战士”。但是，学科可以取缔，社会问题并不能随之消失。国家要发展，怎么能够回避社会问题和人口问题？一方面是政治的禁锢，一方面是国家发展和科学研究的需要。敏感性的社科学科，特别是人口学研究，就像孙悟空一样，在金箍和紧箍咒的桎梏中艰难地维护着真理，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马寅初事件”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这个时期的情况。当人口研究与政权需要相一致时，人口研究受到肯定；当政权认为人口研究已经超出了需要的“度”时，人口研究就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尽管历史不能重复，历史也已证明马寅初先生的正确，但是，我们依然有责任在世纪之交的时刻，认真总结一下50年代中国人口学的兴与衰。为了前辈，为了我们，也为了后人，更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
对中国50年代人口学兴衰的理论思考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 教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中国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也使包括人口学在内的科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新时代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50年代人口学经历的兴与衰或许更具有典型意义，其经验与教训也是值得记取的。
早在50年代前期，已有中央领导同志对避孕药具的生产与发放作过批示，而知名人士邵力子先生提出普及避孕知识，宣传避孕方法，主张避孕节育等。到1957年前后，一些曾对人口学有所研究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开展讨论，形成一股持续三、四年的人口问题研究热潮。
热潮之一，是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对中国人口问题作出过研究，主张节制生育的社会学家，故笔者称之为社会学派节制主义再起，他们中以陈长蘅、陈达、吴景超、孙本文、费孝通等为代表，在1957年《文汇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增长过快的原因，同经济建设的矛盾，倡导节制人口，提出“适中人口密度”说，孙本文提出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为8亿等。
热潮之二，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马寅初为财政经济专家，但他早在1920年便发表“计算人口的数学”颇具人口统计学特点的专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不时光顾人口学坛，留下了具有一定份量的人口学论著，特别是人口经济学方面的论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超过6亿的人口总量引起马老的关注。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深知人口如此增长下去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1955年他在人代会浙江小组就节制人口问题作了一个发言，没有想到竟遭到一些同志的反对，未能提交大会讨论。1957年2 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再次畅谈人口问题，受到重视；6月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召开， 他把人口问题作为一项提案写成书面发言，7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就是他的《新人口论》。
马寅初以1953年人口普查和他深入实地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在《新人口论》中分析了人口增长过快同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科学事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力主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怎样控制呢？主张“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大力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破除“五世其昌”等封建思想；其次，“俟宣传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之后，再行修改婚姻法”，提倡晚婚，“大概男子二十五岁，女子二十三岁结婚是比较适当的”；再次，“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主张生两个孩子的有奖，生三个孩子的要征税，生四个孩子的要征重税，以征得来的税金作奖金，国家财政不进不出。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无论是社会学派的人口节制主义再起，还是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主张节育的基本观点都是正确的，尤其是《新人口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的提出，更是难能可贵。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在当时“左”的思潮和反右派斗争特定历史背景下，社会学派节制主义被说成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代表人物均被打成“右派分子”。马寅初则遭受两次大的批判，数百篇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批判会声讨之声不绝于耳，弄得马老先生只好“单枪匹马，出来应战”，宣布“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当然，结局是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扣上“中国马尔萨斯主义”大帽子，北京大学校长和人大常委职务也被一撤到底。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和理论拨乱反正历史大潮涌动下，才得以平反昭雪，《新人口论》才得以重见天日。
虽然50年代围绕中国人口问题展开的讨论和发表的论著数量并不很大，但是份量很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人口学研究有价值的文献。它表明，在共和国诞生不久，人口学便以很强的实证研究学科登场，是同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应用学科；从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研究人口问题，标志着人口学的边缘学科性质，人口科学理应在交叉和综合研究中得到发展；老一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包括他们治学的风范，给后代人留下精神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人口科学的发展也同50年代的研究相关联。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从50年代人口学的兴衰中找到值得吸取的经验与教训，推进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健康顺利的发展。我以为，以下几点是至关重要的：
一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本属学术问题，理应按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行。可是由于“左”的干扰，划框框、定调子，把马寅初作为艾奇逊来批，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一巴掌把人家打下去，堵塞了言路，致使人口问题成为一个时期内无人再敢问津的“禁区”，造成理论上的混乱，给人口科学的发展和人口问题的解决带来严重影响。学术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往往同政治问题有某种牵连，但二者的内涵毕竟不尽相同，不能采取以力压服，而应当坚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讨论以理服人的办法解决。
二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崇尚实事求是科学精神。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而谁手中握有真理，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以客观存在为转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点上，马寅初自持“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因而拒绝检讨，绝不随风倒，为我们坚持真理树立了榜样。崇尚实事求是科学精神的另一方面，是要正确对待自己，也要正确对待别人，包括别人的科学成果。这一点对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也是至为重要的。对于已有的科研成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却空谈创新、填补空白，就很难站到巨人肩膀上，于科学的发展不利。实事求是是科学发展永远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不允许有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三要站在学科前沿，勇于开拓进取。虽然马寅初以及社会学派关于人口的论述在人口学科建设上并无多少突破，但是能够紧密联系中国人口及社会实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的具体建议，特别是《新人口论》的许多主张是切中要害、切实可行的，因而站到了实证研究的前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科学研究如能以如此巨大的舞台为基地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一定会有所建树，不断丰富和向前发展，站到学科前沿。在这方面，追求真理和治学品格的统一是十分重要的。我在《马寅初全集》前言开头有四句话：“荣辱不重要，唯有真理高。天下皆文章，为民尽逍遥”。要作“天下”文章，不为荣辱所动，锲而不舍，方能对人口科学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错批《新人口论》中应吸取的教训 张纯元（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教授）
1949年以前，旧中国存在着贫穷、失业、人口质量低下等人口问题是很自然的， 那是由旧中国半殖民地 、 半封建社会制度所决定的；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还存在不存在人口问题？当时是没有现成答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对人口过多进行调节的可能性，没有更多的论述。社会主义的苏联学术界认为，不存在人口问题，社会主义可以保证充分就业，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人口不断迅速增加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我国的领导人和学术界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解放之初也很少有这方面的文章。有关资料表明，1951年第6 期《地理知识》上发表的“中国人口讲授提纲”是建国后最早公开发表的人口文献，尔后在1952年的《地理知识》上又发表了“我国的人口状况”一文；同年，政务院卫生部公布“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再就是1954年邓小平“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批示和刘少奇“党是赞成节育”的谈话； 直到1956、 1957年学者们才发表较多的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寅初于1957年7月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新人口论》，是为50年代人口学的中兴。可惜，好景不长，很快马寅初等人就遭到了猛烈的错误批判。《经济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成百篇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否定了马寅初的“我国人口太多”、“非计划生育不可”的正确主张，从此人口学在中国成了无人敢于问津的“禁区”，沉沦了将近20年之久，而人口却从5.4亿增加到9.7亿。教训是沉痛的，也是多方面的。我认为至少要在三个层面上吸取经验教训：
首先，国家在繁荣社会科学方面应吸取的教训是：
（1）允许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观点错误， 鼓励他们对未知问题的探索精神。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论概括，而人们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和进行科学的理论概括并发现规律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片面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的动态发展，其中伴着正确认识的必然有错误的东西，正像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样，不正确的认识是人们找到规律性认识的铺路石。不仅社会科学如此，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出现错误认识，有不同观点是合乎规律的，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建国初期马寅初对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否存在人口问题的探索无论如何都不应遭到批判，就是有许多错误观点也不该那样对待，何况马寅初的观点是正确的。不允许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错误，一有错误就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帽子，谁还敢研究和探索，就只能看着领导人的眼色发表文章了。这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政治绘画，其结果既阻碍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不许社会科学工作者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政策不是好政策。
（2 ）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践中真正地不折不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实质就是解决学术民主问题，这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在科学领域中，出现不同观点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是科学兴旺发达的表现。只要坚持“双百”方针，问题也不难解决。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在争鸣中逐步统一认识，使多数人的共识更加接近真理。“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8页。）。可惜的是， 50年代对待马寅初的人口观点没有真正按“双百”方针办事，根本没有什么学术民主，而是实行政治高压、学术围剿、一棍子打死的政策。虽然“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教训是沉痛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里，当时有一个提法我们现在需要重新认识，就是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意思是说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以争鸣。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不正确的提法。既然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出现某些谬误是不可避免的，是符合认识规律的，那么就必然是科学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而不能是只有学术问题可以讨论，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就不可以讨论。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大量理论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哪个社会问题不与政治问题相联系，很难截然分开。所以，那种借口政治问题不准争鸣，不准发表不同意见，是违背认识规律的，是不科学的，等于取消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3）反对学阀，反对学霸，消除学阀形成的一切条件。 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人类对社会的认识也是没有止境的。在探索新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难免产生不同认识，并逐步形成不同学派，这符合认识规律，也不可怕，因为不同学派之间可以通过平等的探讨逐步达到共识，一时无法达成共识，还可以求同存异，继续争鸣下去。可怕的是与权力融为一体的学阀和学霸的干预。50年代中期对人口问题的讨论，最初还没太出格，后来在那个“理论权威”（后来成为“四人帮”的顾问）的插手和操纵下，人口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学术讨论变成了政治围攻，“百家争鸣”变成了批判讨伐，给马寅初扣了许多政治帽子，如《新人口论》是“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一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等等。事情果真如此吗？否！权力并不等于真理，权力也不能带来真理。中国社会实践证明，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性，而那个“理论权威”是错误的、充分暴露了他的学阀、学霸的丑恶面目和无知。所以，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每个学者都是一名普通战士，在学术讨论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进行争鸣的权利；反对学阀，反对科学领域的霸道行为，国家不应赞扬学阀，不应保护学阀，而应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学阀的出现。因为学阀、学霸与“双百”方针是不相容的，有了他们，“双百”方针就无法落到实处。
其次，学界同仁应吸取的教训是：
（1）学者间探讨问题，要尊重对方，以人为善。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力求达到团结的目的。不管对方持有什么样的观点，不论是对是错，都是我们探索真理途中的朋友， 而不是探索途中的敌人。 绝不能像50年代有些人对待马寅初先生那样，当作敌人去围剿，没有团结的愿望，不尊重对方，甚至捏造事实，进行人身攻击，结果不仅伤害了学者之间的感情，而且败坏了学风。所以，学者间探讨问题的态度必须端正，这方面的教训我们是应该记取的。
（2）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实事求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不惟上，不惟外，不惟理，只惟实；不看风向，不随波逐流。这种学风是科学工作者所绝对必需的，这也是我们从错批马寅初事件中应吸取的经验教训。中国的人口问题，建国之初已相当明显，学者们不是毫无察觉，只是听信上面批判的旨意，迷信苏联的教条，崇拜权威的结论，使部分学者变成了墙头草，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胡诌什么“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愈多，就愈能提早实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注：参见《经济研究》， 1958 年第11期。），全盘否定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节育主张，不但使马老承受不白之冤，而且使社会进步受到巨大损伤，难道这样沉痛的教训我们还不应该认真吸取吗？！
（3）坚持全面、辩证看问题的立场，不应采取断章取义、 歪曲原意、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作法。探讨真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对一个人学术观点的评论不能轻易下结论，而应采取全面的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但令人痛心的是，50年代某些学者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不是这样，而是采取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无中生有、歪曲原意的手法，有的甚至以自己的推断代替马寅初的观点，强加于人，然后再进行批判。结果，形而上学满天飞，科学事业大倒退；害人、害己，害社会。
（4）在学术辩论中，要以弄清对方观点为基础， 从其本义出发进行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不起哄，不以势压人。50年代某些学者对马寅初人口观点的批判，是在没有认真阅读《新人口论》，没有真正弄清马寅初人口观点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寅初认为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批判者硬说他只见“人口”不见“人手”；马寅初认为人多既是“资源”也是“包袱”，批判者硬说他只见“包袱”不见“资源”；马寅初认为人口数量要控制，质量要提高，批判者硬说这是中国的马尔萨斯主义；马寅初说我的主张是马克思的马，不是马尔萨斯的马，批判者硬说，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尔萨斯的马。根本不从对方观点实际出发，不摆事实，不讲道理，完全是因人废言，以势压人，全盘否定。就这样，马寅初也没有被压服，真理也没有被批倒，却暴露了一些人的非科学的思想看法，内心深处留下了抹不掉的痛苦记忆。
再次，当事学者本人应吸取的经验教训：
（1）有纯正的学术目的，没有私心杂念，一切为了真理和国家。 学者从事学术研究、探索真理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目的纯正才会有动力，也才能战胜征途中来自各方面的险阻。否则就会打退堂鼓、放弃事业或向邪恶势力投降。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那样大的压力下能够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为捍卫真理而战，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战，为维护学术尊严而战，体现了他的纯正的学术目的，高尚的人格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2）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这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和风范，是完全符合认识规律的。但是真正做到又是很不容易的，坚持真理不容易，修正错误也不容易。马寅初在那场大辩论、大批判中，不但坚持了真理，也战胜了自我，主动修正了错误。马寅初在北京大学作人口问题讲演时说过人口过多将来就会去侵略别人的话，会后有人对此观点提出批评，第二天马寅初写了一张大学报贴在北大三角地，宣布此观点是错误的，他收回这个说法。作为北大校长、著名学者此举是不易的，体现了他胸怀坦荡、有错就改的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高尚品德。一时，在北大校园里传为佳话，这也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效仿的。
（3）心地平和，讲究方法。在探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不管您是领导者，著名专家，还是普通学者，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持之有据、言之有理的批评意见。不能一听到不同意见，特别是批评意见，就火冒三丈，怀恨在心，图谋报复。马寅初先生在这方面也值得称道，不论是最初在北大教师座谈会上听取意见，还是后来在报刊上遭到许多人的围攻，他都能正确对待，心地平和、不急不躁，因为他对自己的调查心中有数，对自己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在反驳批评意见时，他十分注意方法。不说空话，不扣帽子，不说假话，只说真话，重数据，摆事实，讲道理，始终坚持以理服人的方法。那时，他虽然已变成了“孤家寡人”，只得单身唱“独脚戏”，但他相信我们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他的人口理论迟早有一天会被多数人承认，闪烁出真理的光辉。
大批判的教训与反思 翟振武（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中，像人口学这样几经大喜大悲、大起大落艰难历程的学科，并不多见。当20世纪行将过去，21世纪新曙光即将出现的时刻，回顾人口学在20世纪的悲壮历史，总结百年的经验与教训，其深刻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1957是人口学发展史上最特殊的一年，大喜伴随着大悲，令中国人口学界永世难忘。从50年代初开始的人口理论的探索，到1957年发展到了高潮。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出现了各种人口思想、人口观点百家争鸣的局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957年10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李普的批判文章——《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文章开篇第一句就说：“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
显然，李普的这篇文章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一篇政治上的讨伐檄文。由于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而且是第一篇把人口讨论政治化的文章，它标志着50年代人口问题讨论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同时也是人口学领域大批判政治运动的发令枪。从此以后，学术性讨论嘎然而止，风向急转，充满敌对情绪和火药味的大批判开始了。
对马寅初的批判，历时3年多，直至1960 年马寅初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才逐渐平息下来。这场大批判在理论上摧毁了人口学界对我国实际人口问题的科学探索，在实践上，阻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广，误导了人们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它的影响，当时人们还未及察觉到，而几十年后，当中国人口规模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包袱时，它才被中国人民深深地、甚至是痛苦地感觉到了。
今天，很多人在谈论这场大批判运动时，总是指责批判者个人的愚蠢和无知，但是，当我们从历史的高度冷静回眸这场大批判时，我们发现，当时的批判者队伍中，汇集了一大批极有学术造诣的著名学者，如王亚南、陈岱荪、吴大琨、戴园晨等。他们的批判文章，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语言流畅，很难说全是应景之作。笔者认为，这场大批判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超越个人的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社会经济原因。
首先，马尔萨斯的阴影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严厉地批判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工人的失业和贫困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而不是由单纯的人口数量过多造成的，并称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为资产阶级辩护。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入木三分的。但是，在承认社会制度是造成失业和贫困的根源的前提下，是否还会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进行生育节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节制生育、人口控制是否必要？如有必要，理由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明确地解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是反动的，但它的结论之一又是应该节制生育。因此，中国节制生育的提倡者，常常受到马尔萨斯阴影的困惑。例如，都是在提倡节制生育，那么，他们提倡的节制生育及理由与马尔萨斯的理由有什么区别？马寅初曾花费大量的笔墨论证自己提倡的节制生育与马尔萨斯的截然不同，但他的批判者们却认为两者完全相同，只不过一个是正版，一个是翻版。马尔萨斯理论被马克思斥为“反动”，所以，如果谁要是划不清自己的观点与马尔萨斯的区别。那么，他的观点也必然被归于“反动”之列。马克思批判马尔萨斯的这段历史使得“中国要不要控制人口”的讨论变成带有政治上“反动”与“进步”色彩的一种敏感性的争论。如果没有极为宽松的气氛和政治领导人非凡的英明远见，这类讨论要维持在“学术”的范围内是相当困难的。有人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当年马克思没有在《资本论》中点名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马克思并没有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一一点名批驳），那么，50年代关于中国人口是否要控制的那场争论是否就不会滑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呢？这个问题令人难以回答。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那场争论加强了人口要不要控制的问题的政治色彩。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57～1960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就可以看到，“团团转”理论和“新人口论”是马寅初挨批的两个主要理论。虽然当时对“团团转”的批判声势大于对“新人口论”的批判，但这些批判最多也就是把“团团转”斥责为“不是唯物辩证法”，“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等，并未涉及到立场是否“反动”和对人民群众是否“仇视”。而批判“新人口论”的文章却通篇充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斗争”、“反动”、“帝国主义分子”“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一大堆政治词汇。马尔萨斯阴影的威力可见一斑。
其次，当时虚假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标对人们认识的影响。1953年新中国首次人口普查确认，中国人口已达6亿。 在消费资料供应越来越紧张的现实环境中，要求节制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呼声也越来越大。这也是马寅初等学者在1957年开始大声疾呼节制生育的大背景。但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却把人们本来已经比较清醒的认识又搞乱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文教等事业的口号。一时间，劳动力需求骤然膨胀。各种“大办”加上“人海战术”，使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被掩盖了。大跃进过程中引起的浮夸风、虚报风又把人们对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关系的忧虑吹散了。头脑发热、盲目乐观象瘟疫一样在全国流行。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社长公开向各界报告，实验田小麦亩产已达7320斤，创1958年夏粮最高产量（注：《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 这种荒谬的“奇迹”居然让很多人信以为真，并且堂而皇之地登在了农业部的公报上。而以后，亩产8000斤、9000斤，甚至上万斤的报道也铺天盖地地涌入读者的眼帘。这种虚假的人造奇迹使人们忘乎所以。1958年9 月《红旗》杂志社论《大踏步前进的九年》，真实地反映了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社论以极为明确和肯定的语言表示，“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帝国主义者以马尔萨斯主义为根据的反动谬论已经被中国人民用铁的事实驳斥得干干净净”，“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后，人口众多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文化更加迅速发展的极重要因素”，“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能愈快地促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能愈快地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就能愈快地促使人民群众生活富裕、文化提高，这就是被伟大的九年所证实了的结论。”（注：《红旗》，1958年第9期。 ）虚假的经济发展的指标，一方面成为批判者的论据，另一方面，它更是那场大批判运动得到很多人回应，并迅速扩展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毫无疑问，如果没有1958年那种虚假的“大好经济形势”的误导，对马寅初的批判难于搞成那样大的规模，大批学者也不会加入到批判者的队伍中。1959年以后，随着粮食供应紧张的加剧，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和营养不良非正常死亡。人们目睹了人口与粮食的实际供求状况，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对马寅初的批判浪潮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也逐渐悄悄地偃旗息鼓了。
最后，政治介入了学术讨论，把本来的学术之争当作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之争。人口学界就中国人口是否要控制问题讨论最热烈的时候，“反右”斗争开始了，并迅速波及到了人口学界。把在人口控制问题上争论的双方强行划分为左派和右派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把一场畅所欲言的学术探讨演变为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从而摧残了真理的探索。
从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角度看，人口控制的争论是在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个敏感的领域，一顶足以致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下进行的。大批判运动的产生发展，直至最后的结局都不是偶然的。它不是个人的错误，而是民族思想的悲剧。这场悲剧的结果使我们整个民族及若干代子孙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历史反复地证明，人口问题始终与治国问题交织在一起。人口学家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误国。“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好像是一句老生常谈，但它却真真实实地凝聚着人口学界百年来最重要的经验与教训。在各种各样的利诱、高压、谎言、潮流面前，人口学家要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因为，这不仅需要学识，而且需要正气和铁骨。“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对所有的科学家都适用，而对于工作在如此敏感、真理与谬误又如此“靠色”的人口学领域的学者来说，也许尤为重要。
“马寅初事件”最重要的两点启迪 穆光宗（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 博士）
定位于20世纪的学术史，将马寅初先生看作是一个人口学家或许不如说成是经济学家更为妥帖，只是他忧国忧民的情怀使他不能不关注起建国初期的人口问题并进行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尽可能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但考虑到学术的承继性，我们可能会认为：《新人口论》在学术的原创性上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强。
首先，关于节制生育的主张，我们不必追溯太远，只要翻开20世纪20～30年代的报刊杂志，就能发现：类似见解比比皆是。譬如，1904年《东方杂志》1卷6号转载《警钟报》文章“论中国治乱由于人口之众寡”，认为“人满之患，深可太息”并主张限民求治。1918年，陈长衡则出版了据称是最早一本论及中国人口问题的专著——《中国人口论》，并认为：人口问题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解决人口问题，不能靠革命，只能靠节育。这种见解虽然有人口决定论之嫌，但主张节育的态度却非常明确。社会学家陈达于1934年也出版了《人口问题》一书，并认为在当时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途径（移民、工业化和节制生育）中，“最有效的办法，实恃节育的推广”。甚至，到1941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人口政策的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和主张有“国家不应当也不能够鼓励无条件及普遍地增加人口……凡做父母的人，应当考虑到家庭与社会的利益，然后决定他们自己应该生养儿女的适当数目。再则，儿女数目的决定，可以因父母的技能与收入而有所不同，并且也要考虑到民风及社会财富的一般情况。”
建国后，政府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人口过多的挑战并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譬如，1953年8月， 邓小平在全国妇联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倡节育”，并指示卫生部收回1月12 日发出的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的通知。同年9月29日， 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提到：“中国农民对生儿育女的事情是很高兴的，喜欢多生几个孩子，但是，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 却是我们的一个大负担。”1954年5月， 邓小平再一次明确指出：“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1957年6月6日，周恩来在《应该有计划地生育》中也明确提出：“有计划地生育，人口有计划地发展，不但可以使人民体质更加健康，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也是有作用的。”（注：《周恩来经济文选》，第355页。 ）如此看来，说是马寅初在建国后率先提出人口控制的主张是不公允的。马寅初的伟大与其说在于其观点的创新性和正确性，不如说是因为敢于为坚持真理而放弃北大校长等名利地位。
其次，关于提高人口素质，严复在早年就认为扭转习俗的关键是开发民智。潘光旦先生在这方面更是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成绩。40年代的人口政策委员会也主张迅速设立机构从事人口品质的研究，同时建议着重于消极优生学与积极优生学两方面的探讨，如此等等。只是限于当时动荡的局势，未及很好开展起来。但有关的主张毕竟是提出来了。
那么“新人口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在我看来，马老的观点新就新在对人口控制的实现方式作出了新的选择，马老的主张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节育，而且是社会范围内的生育控制——“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不过马老的主张还是采取温和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办法，即首先是普遍宣传避孕，然后是修改婚姻法，最后的办法则是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已经树立起人本主义计划生育的大旗。虽然马老不是提倡节制生育第一人，但他的观点比较系统和切合实际。而以往的学者主张的节育基本上是局限于家庭范围内的思考，却很少想到社会、政府该有什么样的作为。至于节育的方式、措施和途径，当时的学者也论述不多，实际上在追求多、男生育文化的框架中，也无异于纸上谈兵，此其一；其二，马老是从消费与积累等诸多矛盾的框架中来看待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的；其三，马老深切的爱心使他关注到了高生育率对妇女的羁绊和危害问题，实际上这与时下所倡导的生殖健康和“妇女问题是生育问题的中心”这样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四，重要的还在于马老提出了开展人口普查等可操作的建议。这些都有言前人之未言的贡献。
回首20世纪50年代的前前后后、风风雨雨，令人难忘的还是马寅初老先生的一身傲骨。我乐意送上这样由衷的赞誉：第一流人的境界。苏东坡传诵千古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正是对马老这样的人物绝好的刻画。1992年我到浙江嵊县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到马老的故里参观，感慨系之，曾提笔留下了这样的心声：“绵绵青史，几个男儿是丈夫？巍巍高山，一篇雄文与天齐！”8年后的今天， 我乐意再补上这么两句：“百年苍茫，豪气如虹胆似剑；日月如梭，唯君春色独艳艳。”
马寅初事件表明，并不存在纯粹的学术环境。学术要保持的只是自己的品格。“马寅初事件”启示了我们必须关注到一个可能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问题：即学者角色的定位与学术功能的发挥问题。在我的理解中，学术原是精神的化身，“呼唤科学的理性，塑造科学的精神”绝对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历史上的中国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居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首席，但到了近代却落伍了。为什么呢？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曾经提到：在专制集权的政治架构中，科学理性的缺乏和萎缩可能是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科技开始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大意）。有人文精神但缺乏科学精神，这是问题的要害处。这种传统直到马寅初时代依然如故。死后才赢得哀荣的著名思想家顾准早在1973年就说了这样的话：“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于世。”然而，“实事求是”这几个字实在是需要良好的学术生态条件的。
在我的理解中，“马寅初精神”的实质就是“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赤子情怀，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学术追求，就是“管尔东西南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的学者品格。正如马老自己所陈述的：“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刀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批判者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从不考虑个人和名利，我只考虑国家和真理。为了真理，即使牺牲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近年来，费孝通先生主张的“从实求知”也是这个意思。这种精神并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黯淡，反而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愈加弥足珍贵。“马寅初精神”是人口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在新的世纪再创辉煌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科学的尊严和科学的力量都是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中孕育和展现的。走笔至此，不能不使人想起伟大的爱因斯坦在悼念同样伟大的居里夫人时说过的一番话：“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认为的那样。”这是学术创造的人格要求，是从个人修为的角度来说的——坚持真理有时比发现真理更加难能可贵。百年学术是薪火相传、去粗取精、发扬光大的历史。如何薪火相传，要坚持一个原则：学者是社会的良心，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声音，是社会问题的观察家和批评家、是社会理想的设计者和实践者。马寅初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和人格的胜利，我们在新的百年里需要继承的与其说是他的学术思想，不如说是他的风骨和精神。
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一定是倡导学术民主、坚持科学理性的社会。这样如何创造一个自由的、尊重科学的学术生态环境就变得相当关键，这是从社会的角度说，否则类似马寅初的悲剧就很难完全杜绝。这可能是今天我们反思50年代中国人口学研究兴与衰那段历史正反两方面最重要的两点启示了。
马寅初人口思想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意义 徐爱光（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 常务副会长）
马老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科学，追求真理，敢于发表意见。他崇高的人格，渊博的知识，非凡的精力，为真理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深受全国人民的崇敬，是学术界的楷模，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尤其是他的人口理论以及为此而横遭无理批判的遭遇，在我国已几近家喻户晓，这实在是一场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40余年风风雨雨的严峻考验，我国人口发展的状况完全验证了马寅初人口理论的科学预见，党中央已为他彻底平反，不白之冤终被昭雪。笔者从70年代后期起一直担任省级计生部门的领导职务，在长期的计划生育工作实践中，深感马老的人口思想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影响不可低估，我本人也从中受益匪浅，尤其是对其敢怒敢言的大无畏精神甚为敬佩。
其一：学习马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的求实精神，提高计划生育工作水平。50年代初，马老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以古稀之年多次深入工厂和农村，进村入户走访工人、农民和基层干部，同他们促膝长谈，共商国计民生。从1953～1955年，他先后三次到我省对人口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几乎走遍了浙江全省。1954年的那次，他一口气跑了10个县市的20个农业合作社和1 个渔业生产合作社。与此同时他还掌握了上海、江西、江苏、山东和北京等地的有关情况和资料，然后根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他在人口领域的代表作——《新人口论》。浙江省是马老的故乡，作为他的后辈，我非常敬重这种注重调查、用事实讲话的求实精神。计划生育工作面广量大，涉及千家万户，无论是生育政策的制定或是工作方针的确定，如果不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就很难做到有的放矢，使工作顺利进行。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后期，为提高浙江计划生育工作水平，改变后进地区的面貌，我们的干部爬山越岭，走村串户，发扬“五千五万”（走过千山万水、迈进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忍受千辛万苦）精神，和群众打成一片，有针对性地做一家一户的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终于使我省的计生工作进入了全国先进行列，确实是一段十分悲壮的历史。
其二：学习马老精确计算的科学精神，既积极又稳妥地制定人口计划。马老是著名经济学家，我们从新近出版的《马寅初全集》中可以看到，在洋洋600万言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在用数据说话， 用数据讲理。《新人口论》中关于1953～1957年的全国人口增长率问题，他就是以翔实的数据和推理坚持自己的观点，对当时普遍认为我国人口增长率是20 ‰的说法公开表示怀疑， 而决不人云亦云， 这一点很发人深省。1982年，中央提出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是：力争经济翻两番，力争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家按照12亿目标给我省下达的人口指标是本世纪末控制在4628万以内，那时我省懂得人口规划的专业人才甚少，但我们在制订过程中决不草率从事，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个数据，几乎组织动员了全省所有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进行多方案测算、多层次反复论证，可谓下足了“磨刀功夫”，最后确定本世纪末控制在4550万以内。以后全国因政策变动而数次调整指标，但省委、省政府坚信我省规划指标的可靠性而不同意调整。经过全省上下近20年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浙江省能够按照全国12亿的指标完成人口规划。
其三：弘扬马老始终如一的爱国爱民精神，积极推进人口福利事业。马老一生经历了从清朝、民国到新中国三个朝代，在他一生起伏沉浮长达整整一个世纪的人生长河中，最受人尊敬之处在于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他始终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着执著的爱，一生都把民间疾苦装在心中。在本人案头有限的资料中，就随处可见他忧国忧民、济贫扶困的生动事例。时至今日，社会背景、生活环境都已改天换地，浙江人民提前8年实现了小康目标，绝大多数群众已经温饱有余。 但纵观古今中外，无论怎样发达的国家和富裕的社会，总有一些“脆弱”人群需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何况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关系千家万户，涉及男女老幼，兴办人口福利事业可以在政府一时顾及不到的某些层面运用微薄的力量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于是我们在1994年运用获得的“中华人口奖”奖金，成立了以马老命名的“浙江省马寅初人口福利基金会”，以兴办人口福利事业造福社会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为己任。5年多来， 基金会得到各级党政领导、计生系统干部、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以及国际友人的热心关怀和真诚支持，基金规模已达到1500多万元人民币。我们积极开展资助失学女童、救助贫困母亲、帮助特困计生系统干部（家属）等公益服务项目40余个，直接受益人数6000多人；设立了“浙江省马寅初人口奖”，每3年一届，每届评选10人；和有关部门联合拍摄了8集电视连续剧《马寅初》，获得了中国人口文化奖等多个奖项：资助《马寅初人口文集》的出版和部分人口课题的研究等，获得社会各界的好评，去年被授予浙江省优秀社会团体称号。目前我们正在申请筹建杭州马寅初纪念馆，力争能在两三年内办成这件事。
主持人评论
为了较为全面地思考“马寅初事件”，我们特别邀请了5 位人口学家参加本期论坛对话。他们既是老中青三结合，又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两结合。他们的笔谈文章，时时能使人感受到笔锋流溢出的思想火花，以及差异思考所引发的思维激情、思维敏感和思维洞察力。
田雪原先生和张纯元先生是老一代人口学家。他们的思维全面、严谨、明快，而且深刻，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比如，在全面总结马寅初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营造“双百”学术环境的关键之点。田教授认为，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就是要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别开来。由于50年代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讨论被“搞成了政治问题”，“致使人口问题成为一个时期内无人再敢问津的‘禁区’”。张教授则进一步指出，“社会科学的本质决定了社会科学的大量理论问题，既是学术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所以“很难截然分开”。贯彻“双百”方针，关键是要“解决学术民主问题”。也就是说，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科学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涉及政治问题的也可以讨论。只有这样，才能发扬正确认识，纠正错误认识，社会科学才能繁荣和发展。再比如，关于实事求是的问题。两位教授提出，既要在思想上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惟上、不惟外、不惟理、只惟实；不看风向，不随波逐流”，又要在学风上“正确对待自己，也要正确对待别人，包括别人的科学成果”，提倡“全面的辩证分析的科学态度”，“尊重对方，与人为善”，等等。仔细品味这些见解，我们一方面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老一代人口学家对党对国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赤诚之心，一方面也能感受到这些见解对今天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作为中年人口学家的翟振武教授，则展示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有启发性的思想。当人们只注意到马寅初事件中政治对学术的干预时，翟教授则指出了理论和实践在强化这种干预时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特别是所谓的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政治干预已不可避免，只不过有一个时间早或晚的问题，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干预的理由和子弹，加强了当政者干预的决心。所以，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绩与问题，对于解决学术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
何谓“马寅初精神”？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穆光宗博士以年轻人口学家特有的学术热情、敏捷和奔放的思维诠释了“马寅初精神”。马寅初精神体现的“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情怀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的追求，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寅初先生的胜利，也就是科学的胜利和民族精神的胜利。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如果我们每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够继承和发扬马寅初精神，中华民族的振兴不是指日可待吗？
徐爱光会长长期领导浙江省计划生育工作。她从实践工作角度总结的马寅初先生三精神，即“求实”、“科学”、“爱国爱民”，将爱国、爱民与求实、科学联系在一起，揭示了“马寅初精神”的根本所在。
5位人口学家对马寅初事件的思考深刻而全面。本评论再讲下去，已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最后只简单地谈一点。在导致“马寅初事件”的诸多原因中，哪个问题是最根本的呢？我认为，还是学术环境问题。“马寅初事件”出现在中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体制决定了政治对学术环境干预的合理性，学术只能为政治服务，抹杀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第二，理论上的“一边倒”确立了一元化价值判断标准，不允许学术研究中的多元化甚至实事求是的观点；第三，阶级分析中的“阶层”论，使知识分子惟上惟本本，放弃独立思考，缺乏自主的品格。在这种大环境中，学术研究的主体地位丧失了，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学术研究的尊严问题、学风的尊严问题、学者的尊严问题，实际上都不存在了。诠释性研究替代了创新性研究，研究者的生存需求压迫了对事业的追求。而少数“决不从世俗为转移”的学者，如马寅初先生，则构成了当时的悲剧色彩。所以说，“马寅初事件”是马先生个人的不幸，更是民族和国家的不幸。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国家全面营造符合党的“双百”方针的学术研究环境。第一步，不定框框；第二步，允许发表不成熟的意见；第三步，鼓励发表新见解、新思想。只有这样，学风问题、学阀问题、独立思考等问题才有可能逐渐解决。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思想解放，学术研究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繁荣，这不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兴、学术兴、政治解放、学术发达的道理吗？
（主持人：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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