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野地”：一个独特的艺术存在——试论董立勃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野地论文,试论论文,地域论文,独特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4)01-0046-06
生命个体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深深打上了地域的烙印，这个烙印如同人的胎记一般鲜明而富有意义。更确切地说，地域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它对生命个体特性的形成与塑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域特征是一个作家鲜明个性的关节点之一，作家在其创作中会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某种地域性的特征。对作家而言，对脚下那片土地的熟悉与彻悟是自身创作的源泉，“生于斯，长于斯”既是作家生活的基点，也是其文学创作的起点和自身独特性的落脚点。在常人看来，新疆总被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感，往往激起人们对这一边地世界的神奇想象。对成长于这片地域上的作家董立勃来说，他的与众不同与新疆这一特殊的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而言，多数当代新疆作家对脚下这片沃土的倾力抒写，热衷于表现边地新疆特有的地域特征与民族风情，并满怀激情地对边地世界奇异与神秘进行纯美想象与浪漫抒怀。而身为新疆本土作家的董立勃却把宏阔的视野投向脚下这片赖以生存的边疆热土，以其丰沛的热情与那载满温情的文字勾勒出与物欲横流、享乐盛行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充满诗意的屯垦家园。当浓郁的边地风情进入文学视野之后，给人们带来不仅仅是供猎奇的、粗犷的民族与风景，更是一种雄浑阔远的美学范式与苍凉深沉的悲剧精神。对有着透彻生命体验与丰富人生阅历的董立勃来说，新疆兵团那片火热的土地是他走进文学殿堂的起点，也是其文学再现的着落点，他用那饱蘸真诚之笔将蓄积于胸中许久以来的激情挥洒在对这片热土动情的描写上。
董立勃大多数的小说都是围绕“下野地”这片独特的区域展开的，他笔下的“下野地”既有荒原般的苍穹戈壁，更有生活在这片神圣土地上的那些粗犷真情、纯洁朴素的“屯垦战士”们，每每面对像“下野地”这样的丰富存在，人们才会感受到来自边地世界质朴而浓烈的崇高与悲壮，董立勃总是有意识地通过对“下野地”这一特定时空的叙写来表达面对人生的一种基本态度与理想境界。
一、“下野地”的诗性维度
“下野地”——新疆腹地的一个军垦农场，正如董立勃小说里所描述的，“下野地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农场。地方很古老，没有人知道已经存在多少年了。……下野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片很大的荒野，也叫戈壁滩。这样的地方，新疆多得很。它们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的名字不一样。同样，下野地农场，也是平常的农场，此时，和它一样的农场，在天山的北边和南边，至少也有一百个。”[1]以说，像“下野地”一样的农场遍布新疆各地，它们正是作为西部边地的一个个军垦农场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由此也构成作家叙述新疆兵团的生命底色。董立勃对“下野地”的着力塑造，是一种对刻骨铭心生命体验的炽热表达，他能够把深切的生命记忆、人生经验、世界想象以及日常情感化成丰富自足的美的小说文本。这些文本渐渐凝聚成一个独具特点、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空间，在这里作家的想象力得到任意的发挥，丰富的情感得到恣肆的张扬，而这些也使得董立勃的小说世界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富有个性化、人情化的色彩。董立勃以独特的艺术构思、丰满的故事情节、简约的叙述语言，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存于特殊时空下具有鲜明个性的“屯垦战士”群像。而这些“垦荒战士”们的命运又与那个特定时代紧密结合，尤其是基层团场里年轻女性的命运，正如《白豆》中的白豆、《静静下野地》里的了妹、《烈日》中的梅子、雪儿等等，小说通过展示她们在背负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下，敢于直面人生，敢于正视现实的苦难境遇，表现出她们勇于生、执着爱和不畏死的勇气以及对生命尊严、爱情自由的坚守和捍卫。这些生活于“下野地”的女人们，面对生命中的意外横祸，面对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在理想与现实、信仰与幻想、激情与理性、忠诚与背叛间痛苦挣扎与艰难抉择着，既不妥协也不屈服，始终以强大的生命毅力坚守自我生命中的善良与真实，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刻绽放着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巨大光芒。在“下野地”这一特殊的空间里，董立勃用审慎的眼光注视着那个特定时空下、特殊化组织里人与时代、人与组织、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揭示人灵魂深处的阴暗角落，不断地拷问人性的是非曲直，丰富地展现人性的多重内蕴，从而完成对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和谐融合的诗意表达。面对佟队长和一群男人手持钢枪追来，“雪儿坐到了雪地上，雪儿弹起了琵琶。吴克挨着雪儿跪下，雪儿把身子靠在了吴克怀里。吴克轻轻抱住了雪儿的腰。……琵琶的后面是雪儿，雪儿抱着琵琶，雪儿的后面是吴克，吴克把着雪儿。”[2]坚守于心的真爱让雪儿与吴克超越了对死的恐惧，平静之中他们选择了为爱而赴死，赴死前的彼此依偎浸透了一种哀婉的清美。
一般说来，“地域的内涵不仅指山川、土壤、气候等自然现象，还包括与这些自然现象和地面上生存的人类相关的人文现象，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一地域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包括自然、风俗、人群性情、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方式等独有的文化特色。”[3]身为本土作家的董立勃，没有沉迷于新疆的神秘色彩而自我陶醉，而是紧紧围绕“下野地”叙述着一个个凄美悲情的垦荒故事。“下野地”作为董立勃一直以来所极力营造的特定时空，那里发生的说不尽的军垦故事都发生在人民军队参与建设边疆的初期，一群亦农亦兵的“垦荒战士”，“一边执行战斗队的任务，一边执行工作队、生产队的任务，肃清匪特，保卫边防，开荒种田，开办工厂、学校，修筑公路、铁路，参加地方上的各项改革。”[4]正是这些奠定了董立勃“下野地”的叙事底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下野地”世界像是作家董立勃为当代人绘制的一幅充满田园牧歌式的遥远军垦生活图画，由此决定了董立勃小说世界的与众不同。董立勃把小说创作的落脚点一直放在他熟悉的“下野地”，其间不乏透出一股“豪迈感”、“自然美”、“野性美”以及特殊年代的“浪漫风情”。透过对“下野地”或明丽或苍黄的画面呈现，人们渐渐发现作家董立勃在其中楔入了对权利话语的理性批判意识及对特定时空下特定组织里个体悲剧命运的深切观照。就作家成长经历而言，在戈壁荒滩上成熟起来的董立勃，对“下野地”农场一草一木都极其熟悉，都充满着感情，尤其对来自山东、湖南的女兵们更是情深意切，“她们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阿姨，还有的女人，我应该叫姐。”[1]如亲情一般的情感始终萦绕在作家心间，还有来自上海、北京、武汉、天津的知青们，以及一些流浪到新疆腹地求活口的“盲流们”，这些加入垦荒的人们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关于垦荒的故事都成为董立勃一生中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董立勃是一个极具地域特征色彩的作家。他用饱含真情、质朴真实的笔触及这片深情的土地，把对这片热土的厚意浸透笔端努力呈现这片大地之上的一切生灵。
对董立勃而言，“下野地”这一文学空间是独一无二的，极富个人化色彩。董立勃无法摆脱对“下野地”的深深眷恋，无法抵挡大漠、胡杨、戈壁、红柳对自己的深度诱惑。作家对“下野地”的认知、接纳与建构，意味着作家对逝去时光的一种坦诚；对历史岁月的某种追忆，意味着作家对人的最初情感的体认。现实环境下的“下野地”惨淡而毫无生气，但这却愈发使得董立勃力求把“下野地”作为自我精神升华的起点和自我情感寄托的终点，董立勃的“下野地”到处充满脉脉温情。“那个中午，在下野地的一片荒漠上，一匹马，驮着两个年青人在飞奔，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叫禹韦，女的叫青青。禹韦坐在前边，青青坐在后边，青青抱着禹韦的腰，把脸贴在禹韦后背上。……马儿往西奔跑。一直往西跑，只要穿过这片荒漠会遇到一条河。……他们会在这里开一些地，会去打猎打鱼，同样，还会生一个或几个孩子……”[5]一介弱书生禹韦跨越内心的懦弱与恐惧，勇敢地将青青从冯汉手中拯救出来，一起奔向遥远的旷野，从此赢得了真爱生命的灿烂春天。董立勃把对“下野地”世界的感觉与认知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正是源自这独有的通透，彰显了作家身上特定的气质与情怀。自幼从山东来到新疆的董立勃，已在新疆生活了几十年，他既拥有山东人的壮实体格，也具有西部新疆汉子所特有的豪迈与温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理上的放逐仅仅是“放逐”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董立勃由山东来到新疆，从大海之边进入边疆腹地，一种被迫的“自我放逐”之感并没有让作家心灰意懒，地理位置的变换为董立勃提供了观察世界的双重视角。拥有双重视角的董立勃在深情自由的边地书写中，慢慢汲取边地世界的精魂，从而不断将处于艰辛与磨难、尴尬与无奈等多重焦虑之中的作家彻底地解放出来，使董立勃的小说创作更具时代魅力与地域胸怀。
“下野地”没有导致作家心力的枯竭与写作上的放浪形骸，而是为作家注入了一股清澈自然的糅合剂，让千古荒原充满向上的生命力。正是这股生命力带着突如其来的力量，裹挟着“下野地”世界里被压抑的众生相奔涌而至，实现了从作家自我精神建构到“下野地”诗性维度的完美转向。
二、“下野地”的自然呈现
董立勃关注边地新疆的视野是开阔的。对作家而言，眼前的新疆不是陌生而冷酷的，而是饱含着温情与纯朴，这种令人感动的边地情怀融入到作家写过的每一部作品中去。董立勃笔下的“下野地”世界，到处闪现着自然新疆的风景风情。从这个层面看，“下野地”世界是自然新疆的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缩影。饱经沧桑的胡杨林，苍茫辽阔的沙漠，亘古不变的戈壁，味美多样的地方饮食等等，这些独具新疆地域特点的自然景观与生活画面，或多或少承现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存形态与情感体验，都是历史天空下“下野地”曾经所发生的那些“真实事件”的某种写照，同时也是作家自身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自然化的“下野地”世界，一大片、一大片被岁月吹老的胡杨林，它们在不经意间出现在世人的眼前。这些有着“最美丽的树”美誉的胡杨是董立勃“下野地”世界的常客，它们是一种自然景观，“一片古老的树林，有多老，下野地的人没有能说得清。反正只要一进去，就像是进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地上由于年年都有无数枯叶飘落，堆积出了厚厚一层，像地毯一样，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又带有一些弹性。”[6]这里辽阔的胡杨林承载着浑厚而久远的历史感，它们的自然存在给身处边地的人们带来了款款温情。自然生长在野外的胡杨，由于其极具顽强的生命力，往往被人们赋予一种倔强的精神，“活着昂首一千年，死后挺立一千年，倒下不朽一千年”的美誉，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岁月逝去浪淘尽的悲壮感与独特美，可以说，它们见证了古老新疆许许多多久远的传说。董立勃小说世界里的胡杨，往往被作家赋予某种意义的象征。作为一种人文风景而存在的胡杨，诉说的尽是“下野地”世界里最复杂的情愫，“荒地里有一棵胡杨，已经老得不行了，全身上下看不到一点绿色，没有一片树叶子。它站在那里，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活着，谁也说不出它的年岁。”[2]在这棵胡杨树下埋着为拯救“下野地”而奋不顾身跳入洪水中堵堤坝漏洞的老朱，它的存在是对逝者的一种安慰，只有它默默理解了老朱从人人嫌弃到瞬间成为“下野地”英雄的境遇反差。“路边的老胡杨，东歪一棵，西倒一棵。很粗很大，却没有几棵是活的。全死了。树死了，和人死了一样，模样会变得很难看。看上去，像是传说中的魔怪。”[1]这是被分到开荒队的大学生冯其与妻子周青从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到了边疆农场“下野地”见到的情景，给人一种无以寄托的荒凉之感，也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这对夫妇即将面对的某种命运。“营地西边有一块沙丘，沙丘上有一棵胡杨树。树上没有树枝，没有树叶，是棵死树。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可能是渴死的，可能是被害死的，也可能是老死的。死了多少年了，也没有人知道。开荒者来到这里时，它就站在这里了，像是在等着什么，又像是在说着什么。”[7]不能言说的胡杨淌过岁月之河，如同时光隧道的布道者，充满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当自然景物成了小说叙述的主角，就会让自然景物愈发生机盎然，这些自然景物也从边缘被放置到小说的中心，直接参与冲突、情节的构成，而不是单纯的烘托与渲染，它们被赋予灵魂、性格、意志和力量，而不再是某种抽象观念或者人物的隐喻和象征。董立勃笔下的“下野地”世界总是被无边无际的沙漠所包围，放眼望去给人们一种空旷感，当被赋予某些人类情感时，又总是被人们将其和荒芜、毫无生气联系在一起，但对叶子来说，“一看到大沙漠，叶子就像看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扑向它。……沙子真的像水一样，不但像水一样流淌着，还像水一样干净。”[6]作家用丰富的想象勾勒出沙漠既雄浑粗犷又柔情似水的双重性格。对“下野地”人而言，沙漠有两副面孔，平时沙漠平静如水，可一旦被大风扬起，沙漠就暴露出令人畏惧的一面，“当大风吹来时，沙子就会随风飘扬起来。太多的沙尘跑进了风中，风就不再是风了。风就变成了沙尘暴了。沙尘暴说来就来了，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也看不出来。……像是一只没有头没有脚的大得无边的野兽，却比任何野兽都跑得快，不等大家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天上的白云和太阳就被它吞没了。”[1]自然的强力瞬间将“下野地”揽在自己的怀里，了妹就是在这场突然而来的沙尘暴中迷了路，直至碰到一块戈壁石上昏迷，了妹最终被住在山上放牧的老古所救，由此为小说后续情节作了一个铺垫。同样是沙尘暴，不同的情形下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当胡铁大声嚎叫冤屈的那一刻，“死海一样的大漠里的沙丘像是睡着的怪兽被喊醒了，挟卷起了无数的沙尘，呼啸着扑进了胡铁的这一声嚎叫里。于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胡铁的嚎叫在瞬间变成了沙暴，变成了一条龙，疯狂地旋转在黑云与黄土之间。”[7]白豆原本指望好姐妹白麦的丈夫老罗能为心爱的人胡铁冤案昭雪，却迎来了老罗更加严厉的惩罚，使得胡铁不得不像沙暴一般用强力表达自己的冤屈之深，而他也在沙暴到来的瞬间从“下野地”神秘消失了，从而让小说叙事蒙上了一层浓郁的奇异之象。董立勃笔下的“下野地”世界到处散发着诱人的光晕，犹如一个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主人公，时刻洋溢着青春的气息，羞涩又充满渴望，期待被人们所熟知，端庄又不失张狂，渴望生命激情的触碰，渴望被开垦，期待真爱的到来，从而注定了在她怀抱里的女人温柔多情，富有纯朴美；在她怀抱里的男人质朴粗狂，富有野性美。可以说，作家只有在忘我境界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没有避讳，没有羁绊。
有着丰富边地生活体验的董立勃，扎根于一片热土，写尽这一方人情，在超越与突破中，把人情与人性带入了世人的情感视野中去。敏锐的感知力、强烈的彻悟力和通透的洞察力完成了他对“下野地”这一边地世界理性认知，他的叙述超越了一般民俗或乡土风情的范畴，从而演变成对边地世界人性范畴中的生命再现。董立勃用他对“下野地”的坚贞痴迷，穿越时空隧道的沧桑，完成对西部边地世界人文风情和复杂人性的叙述历程。作为边地世界坚韧生命力的见证者，董立勃在小说创作历程中始终力求对基本人性的一种彻悟、对理想人文精神的向往、对一份纯然信仰的不断追寻。
“下野地”世界里既有着边地新疆的辽阔与伟大，也有着充满人性色彩的塞外景致。可以说，景物描写在传统小说创作中是作家注重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小说不可分割的部分。人们在读传统小说时总会感觉到美丽的风景给自身感官带来的美妙享受，而且更会唤起人们对美景的无穷想象，从而理解风景描写那令人震撼的艺术魅力。那些恰如其分的景物描写总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董立勃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追求。董立勃在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不是简单地为了写景而写景，而是通过景物描写将景物与所要表达的主旨、故事情节的变化建立紧密的关联。董立勃在《静静的下野地》中把老古的生活放置在一个大森林的边上，通过对其周围环境及四季天气不同程度上的刻画，从而达到勾画老古这一人物的作用。可以说，作家在这里如此突出景物其目的就在于刻画老古耿直、忠厚、刚毅的性格特征。峥嵘的历史、如歌的岁月、尊严的生命以及神往的空间，都在作家关于“下野地”的想象之中成为不可泯灭的新疆印象，每一个瞬间、每一段路程、每一个景物，似乎都逃不过作家的心眼，细节的冲动让笔尖在挥墨之间战战兢兢，不可避免的宿命，那般刻骨铭心的记录化成作家心中久远的畅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董立勃在小说创作中注重景物描写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
三、“下野地”的意义界域
独具地域特点的“下野地”犹如一座地标矗立在董立勃的小说世界里，对读者而言，“下野地”拥有令人着迷的多重意义，而这也是“下野地”丰富性之所在。从很大程度上看，董立勃的成功得益于对“下野地”的倾力打造，在不断的小说创作中发现、并构造了“下野地”这一独特的艺术要素和文学空间。从时空意义上讲，“下野地”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有着广袤无垠的场域，也有着久远的历史维度。空旷的荒野在给人一种苍茫与荒凉之感，历史的深度与岁月的力度把“下野地”世界的内在本质自然地呈现出来，它的与众不同是鲜明的。一个拥有清醒的时代意识和自觉的文学意识的作家，会作出对自身文学世界架构更有价值和意义的选择。董立勃不再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去描绘异化主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坚决摒弃对历史叙事的传统描述方法，选择普通男女的生活琐事以及他们围绕性爱产生的情感纠葛，以展示人性、人情的多元建构并将其作为小说切入点，从容地再现“下野地”世界里人性的复杂与多变，展现了丰富人性的多重维度，犹如作家在谈《白豆》的创作时所说言，“白豆的故事能引起那么多人共鸣，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她身上洋溢的人性美，是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它和时代，和政治，和时尚，和贫富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人，都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8]董立勃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脚下的土地，用简约的文字把他内心深处无法割舍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记忆尽情地挥洒出来，一股股至诚至爱的真情流露在小说的字里行间；以对那个特定时空的讲述作为当下年代的一种对照，从而引起人们对真、善、美的某种回归与情感共鸣。
从时代政治意义上讲，“下野地”是个饱含时代与政治符码的混杂空间。可以说，对“下野地”的动情书写大多数都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政治形势的某种解码，“下野地的人，也和别的荒野上的人一样。全是兵。男兵打仗打到了这里，把仗打完了。国家说，你们种地吧。他们习惯了服从命令，这一回也一样。”[1]看似简单的叙述，背后却深藏着巨大的政治背景，“1949年10月，第一兵团向新疆进军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和司令员彭德怀向部队发出在新疆‘建国立家’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生产建设的命令。进疆人民解放军坚决响应野战军前委和彭德怀的号召，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抵达驻地后，征尘未洗，汗渍未除，就一手扛枪，一手拿起生产工具，开进天山南北的荒漠原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4]从这个角度来看，“下野地”是时代政治的解码器。看似作家对这些只是轻描淡写，但无法回避的是，作家笔下每个发生在“下野地”的故事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发展的，正是这些政治前提的存在才使作家解读那个特定时代镜像有了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也孕育着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对边地世界的着力再现，对那场曾经在共和国成长史上留下光辉一笔的新疆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开发边疆的大生产运动，和这场运动辐射出的众多垦荒故事以及关于人的爱恨情仇描述，将是个绝好的、有待挖掘的无穷宝库。尽管董立勃以“垦荒”作为其小说中众多故事发生的背景，却有意回避那股“青春无悔”的激情与悲壮，突出对普通年轻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命运的个性展示，不断找寻那些散落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感情碎片，从而揭示出被宏大历史裹挟下的个体的生命真相，还原特定时空下生命个体的真实人生。作家通过铺排的叙事不断探究造成一个个青年女性生命悲剧的种种因素；既有世俗观念的伦理压力，也有复杂人性的扭曲多变。正是权力与“组织”对日常生活的双重干预、对生命个体的实际操控以及身处“组织”机制内人们对权力的迷恋而造成人性的异化。可以说，董立勃传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的立场，在小说中通过还原特定时空中青年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所遭受的组织权力和男性欲望的多重折磨，从而展现出“下野地”世界的另一番意义。可以说，作家是以反思的态度对特定时空下无处不在的权力和潜伏着无穷力量的“组织”之间利益勾当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揭露，指出是它们最终造成了“下野地”世界里一个个生命个体的生命悲剧，是它们提供了掌权者或“组织”代言人个体欲望泛滥的场域和保护伞，从而完成对权力与“组织”共谋下造成的人生悲剧和人性的异化比较有节制的理性批判。
从文学自身的意义上来看，“下野地”是个混杂的大熔炉，它是文学书写与文学阐释的丰富载体。有近三十年创作生涯的董立勃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审美趋向与叙事模式，关注西部边地的“下野地”，关注生活在“下野地”世界里人们的心灵世界，关注那段早已被人们遗忘在历史角落里激情燃烧的岁月。浓郁的新疆兵团色彩环绕在董立勃的周围，他在人生的不经意间穿越时空隧道，走进那个当下的“下野地”，创造出一大批有着时代感、历史感的小说文本，这些小说以垦荒为基本题材和写作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下野地”的独特内涵。“下野地”是董立勃独一的发现，这个世界里装着说不尽的垦荒故事，正如董立勃所言：“西部垦荒，是一件伟大而悲壮的事，还表现得很不够。成功的垦荒小说比较少，我还要努力，希望能有更多作家，把目光投向西部。这里的文学矿藏，还没有被开发出来。”[8]由此可以看出作家所具有的自觉的创作意识和独到的观察视角。就其创作题材而言，董立勃开辟了中国西部现代文学的一个新领域，激起了新疆当代文学的新的增长点，揭开了半个多世纪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段历史岁月神秘面纱的一角，让我们从文学的角度体验和审视了那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年代里发生在“下野地”世界的动人故事，让那些曾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又一次看到了留下他们血汗和足迹的土地上所涌动过的青春气息和生命活力。从区域文学的角度看，以“西部作家”自居的董立勃，其小说是对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地域上讲，我生活在西部，写的也是发生在西部的事儿，大部分是垦荒题材，所以把我归为西部作家或垦荒作家都是可以的。”[8]董立勃对独具地域色彩的“下野地”的倾力营造，彰显了西部边地的纯朴美、内涵美和生存在边地的人们野性美和悲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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