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报业论文,姿态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在报业融合方面的研究更多关注于实践层面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在报业融合到底是不是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这一争论至今尚无共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理论层面的探索有些裹足不前。其次，我国报业融合研究主要是思辨性的，立足于具体报业实践之上的实证研究则很少。为此，从克罗奇(Kolodzy)①的“新闻融合”(journalistic convergence)也就是阿佩伊伦(Appelgren)②所称的“工作室融合”(newsroom convergence)的理论视角出发，本文尝试研究我国报业融合过程中新闻工作室的融合问题。本文主要立足于对广东省某报业集团员工的深度访谈所得材料，力图回答在新闻工作室内，记者们究竟如何看待和理解报业融合，鉴于黄(Huang)和海德(Heider)③在其研究中对管理层和记者在媒介融合理解上的差异的发现，探讨这种差异是否也存在于中国报业。
一、文献回顾：融合是什么
什么是融合?戈尔丁(Golding)和默多克(Murdock)较早地对“融合”一词提出了看法。他们认为：“一切形式的传播——文本、数据、图像、音乐和言语，现在都可以使用最基本的计算机语言‘0’和‘1’来对它们进行编码、储存和转发。结果是目前区分各传播领域的边界正在消解。我们正步入融合的时代。”④该定义既界定了融合的科技含义，也阐释了融合给传播所带来的影响，那就是，正在消解的媒体边界。
高登(Gordon)则认为融合作为概念具有五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指所有权的融合，如时代华纳、迪斯尼等公司都是此类融合的经典案例；第二种指策略的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个体媒体在内容制作和市场推销等方面的合作与交互推广；第三种指结构的融合，侧重于融合所带来的工作类别和组织机构的转型；第四种指信息采集的融合，突出表现于能够同时运用多种媒介工具报道新闻的背囊记者(backpack journalist)；第五种指新闻呈现方式的融合，特别是交互式、多媒体呈现手段的运用。⑤
为什么会出现融合?这是当今“受众越来越细分，新闻媒介所有权越来越集中”⑥的现实决定的。另外，新技术的发展也是融合背后的重要推手。某种程度上说，融合是一种情势的必然，是媒体对于变化了的媒介消费现实的策略性反应。不过，一些批判学者对这种说法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真正决定融合的，是其背后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如德维尔(Dwyer)认为，融合从来不只是一个科技过程，或者企业行为，而是牵涉到复杂和连续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等因素。他进一步分析到，融合通常以不可避免的公司化和集中化等含义流传于媒介工业，从而左右着人们对于融合的期待和理解。从这个角度看，“融合也是一个新的媒体意识形态，那就是，一种促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的思维方式”。⑦
尽管目前对于什么是融合及其动因，尚没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但大体说来，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视角来研究融合，即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经济融合(economic convergence)和新闻融合(journalistic convergence)。⑧取技术视角的学者们着力于媒介的技术变迁，以及新媒体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简言之，传播的数字化；经济视角取向侧重于研究融合对于媒介结构的影响，融合背后的经济考量和市场动力，如，不同媒介之间的整合与兼并；新闻视角取向则侧重从媒介的生产角度来研究融合给新闻工作室带来的在日常实践、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可被称为“工作室融合”。⑨比如，媒体融合正促进记者由“一匹孤独的狼”向一位多媒体团队的成员进行角色转变，以及对于采编人员多媒体意识(multi-media minded)的重视。⑩
对于媒体融合，奎恩(Quinn)认为媒体中存在着商业观(business view)和新闻观(journalistic view)两种不同的融合观。如果说商业融合观关心的是融合如何为媒体带来更多经济利益的话，新闻融合观则关心的是“如何做更好的新闻”。(11)
鉴于融合所具有的复杂含义，本文拟着重探求奎恩所谓的新闻融合观，关注于融合给新闻工作室带来的影响与变化。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戴利(Dailey)等人提出的融合序列(convergence continuum)模式较有影响力。(12)该模式旨在衡量新闻工作室里不同程度的互动和合作行为。为此，他们将新闻工作室的融合分为五个递进阶段，即，互相推介(cross promotion)、克隆(cloning)、合作式竞争(coopetition)、内容共享(content sharing)和融合(convergence)。
融合的个案研究方面，学者们也做了不少努力。杜培根(Dupagne)和格瑞森(Garrison)在一项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媒体人员对于媒介融合的理解主要在于他们对于资源的共享上，如人员、设备和观点；融合还表现在新闻工作室实践及文化的变迁上，多数的工作随着融合都增加了新的责任和义务。(13)基斯(Keith)和希柯克(Silcock)研究认为，在报纸和广电之间的融合还带来新闻工作室文化的冲突，如工作常规、新闻价值观、职业伦理标准等。(14)黄和海德研究一家有线电视台如何将两种媒介融合于一个工作室后发现，网络人员和新闻人员之间、管理层和记者之间、新闻和经营部门之间，在媒体融合的理解上存在差别。他们主张将技术融合对于记者工作方式的转变界定为媒介融合；至于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公司结构、商业模式的转变，应被称为媒介的技术融合。(15)
马希培(Masip)等人着重分析了融合在日常工作惯例方面所带给西班牙新闻记者们的改变，尤其对于多技能记者(multiskilled journalist)角色的强调。他们将多技能进一步细分为三种，即，为不同类媒体供稿的多媒体技能(media multiskilling)、能提供不同类主题的新闻报道的多议题技能(issue multiskilling)和负责全部或者绝大多数新闻产制过程的多技术技能(technical multiskilling)。(16)就西班牙而言，多技能记者在地方性或区域性媒体最普遍，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原因。
国内对于媒介融合，也有争论。高钢将媒介融合理解为一个“人类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追求的达及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17)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传播手段、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会不断出现。为此，新闻传播业在传播技术体系、传播管理体系、教育体系等方面已经到了一个变革的临界点。邓建国则从技术变革趋势、媒介融合实践、受众注意力转移等角度来阐明，为了满足受众碎片化注意力所带来的多样化需求，媒体必然需要仰赖“数字化的、大规模内容定制的，和跨平台发布的媒介融合”。(18)相反地，陈国权则坚决地反对融合(19)，他一方面反对那种将网下内容照搬到网上，没有能够跳出传统媒体思维的，简单甚至有些僵化的融合(20)，另一方面直接反对媒介融合本身，质疑传统媒体对于新媒体优势的利用，认为日益细分化的市场认可的不是融合而是分化(21)，以致断言“传媒融合违背了最基本的自然规律”(22)。
尽管众说纷纭，但总体来说，目前国内有关媒介融合的观点大抵可以分为四类(23)，即，绝对融合论，认为融合是新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如高钢(24)、邓建国(25)；绝对分化论，以陈国权为代表；先合后分论，即信息企业在联合之后的融合、重组和再分工(26)；竞合螺旋论，认为融合的趋势是“融合-分化”的轮回发展与螺旋式上升(27)。不过，现有研究中还是存在明显不足，比如，除了极少数对于国外有关融合概念含义的介绍(28)外，国内目前对于融合这一概念缺乏深入的探究，从而使得“融合”在不少论文中的含义飘忽不定，运用有随意之嫌。其次，正如赵星耀所言，“各种论断的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还不够强，缺乏必要的来自实践的支撑和检验”(29)。
二、挑战与应战：我国报业媒介融合的现状
就媒体层面而言，文化与科技本就是密不可分的。每一次基于新科技之上的新媒体的诞生，都对既有媒体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些新媒体的诞生，总是会改变人们的互动方式，打破原有的媒体格局，创造新的社会互动环境和媒体生态环境。
尤其是互联网，它对于既有媒体特别是我国报业的冲击和影响不可小觑。它不但分流了报纸的读者，而且分流了报纸的广告。面对这种致命打击和严峻形势，没有一家报社不意识到加速与新科技融合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只是其对策与举措各有不同。
在中央级大报中，以《人民日报》为例，该报属下的人民网于2010年3月与中联京华文化传播公司合资成立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应运而生的人民网手机电视依托人民日报社采编优势和内容资源，制作时政、经济、社会、娱乐等多档栏目，全天24小时向用户提供视频节目内容。人民网手机媒体迄今业已形成“一报一网一台”的格局，即人民日报手机报、人民网WAP网站、人民视讯手机电视。即便是作为中央军委机关报的《解放军报》也早在1999年就上线运行其电子版，并于2004年10月1日将电子版更名为“中国军网”。目前，该网已逐步发展为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综合性军事新闻网站。
省市级报业是我国牵手新科技、新媒体的主力军，无论其进程还是场面都堪称蔚为大观。《解放日报》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推出“4i”新媒体战略，即手机报i-news、网络数码杂志i-mook、电子报i-paper和公众新闻视屏i-street，实现无线、宽频、户外、新介质四个主要领域的全覆盖。该“4i”项目2007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定为首批“中国数字报业创新项目”。以《深圳特区报》为依托的深圳报业集团强力推行一报一网战略，全力办好“互联网上的党报”，力促报网融合和报网一体的媒介融合进程。该集团还于2012年在全国报界首家实现电脑激光照排。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加快从传统报业单一传播方式向全媒体传播方式转变，初步构建了以报刊为主，兼具互联网、广播、电视、移动媒体、户外媒体、数字出版等门类的现代传媒体系。单就互联网而言，该集团业已形成新闻门户网站(杭州网)、社区网站(19楼空间)、新闻网站(杭州日报在线、都市快报新闻网)、商业网站(杭网商城、18创富网)、专业网站(盛元13泉创意印刷网、自游网)等五大类二十余家网站构成的互联网群。
唐绪军认为，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大抵呈现为四种，即，报办网站、报网互动、全媒体战略和数字化平台。其实，这既是目前报业融合的主要形态，也是报业在走向融合过程中所走过的几个标志性阶段。(30)
但不管传统报业如何在媒体融合上费尽心思，它们大抵都不过在复制一些既有的商业模式而已，无论是建立在自己新闻纸之上的新闻网站，还是效仿诸如淘宝网而建立的商业网站，或者是效法分众传媒所设置的户外LED。换言之，没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而且，在媒介融合中，传统报业不得不让自己同时在多个领域铺开战线，面广线长、多头作战。试问：这种局面还需要撑多久?还能撑多久?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19楼的社区网站多为业内人士称道。该网站2011年收入约1亿元。连同杭州网、杭州日报网，该集团2011年网站收入约1.5亿元。但该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建国坦言，“在我们集团的全部营收中，网站收入占的比例还不到10％”，尽管“横向比，应该还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因为“目前全国报纸举办的新闻网站能赢利的极少”。(31)
三、个案：南方报业“转身”新媒体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下简称“南方报团”)是我国报业中的翘楚，有“报业黄埔军校”之称。南方报团现拥有十二报、九刊、五个网站和一个出版社。
南方报团在媒介融合方面也走在全国报业前列。2001年，南方报业、南方网相继创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成为首批将纸媒内容数字化的传统媒体集团之一。2005年，南方报业推出数字报产品，将传统纸媒的原版原式推上了互联网；与广东移动合作，推出手机报，在2006年成为全国手机报订阅用户最多的传媒集团。同时，南方报业旗下各报各刊均创建了自己的网站。2008年，南方报业提出“媒体聚合战略”，旨在通过对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实行流程再造，实现数字内容跨媒体发布。近期而言，南方报团拟重点打造“六项全媒体产品即平面媒体、互联网媒体、手机移动媒体、广播电视、户外 LED、电子阅报栏”。(32)
为实现从传统平面媒体集团向全媒体集团的转型，南方报团在集团层面成立了全媒体发展委员会，以统筹资源和通盘考虑集团的全媒体转型(33)。在战略方面，南方报团定位自己为“信息服务商”、“全媒体信息传媒集团”(34)。而且，南方报团目标是“在2014年将其总资产增至60亿元，总收入增至55亿元，其中增量部分将主要来自新媒体及新兴业务”(35)。
如此宏大的构想及动作无法不以巨额资金支持作为后盾。为此，南方报团于2012年5月首发3.5亿元中期票据(36)。
作为南方报团全媒体转型的试点，南方都市报优先实施跨媒体融合战略，构建南都“全媒体集群”，既专注于报刊、网站、手机、广电、户外LED屏、官方微博群等新旧媒体，又涉足广告、发行、物流活动、营销品牌、增值业务，以及汽车、旅游、娱乐、文化行业的运作。同时，南方都市报牵手闪购，进军电子商务领域；与深圳市华茂天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成立广东南都嘉华传媒，专注于三星嵌入式芯片方案。2012年8月20日，南都《深呼吸》出品。这是一档周播类24分钟新闻人物专题视频，每周一通过南都的各个平台播出。
为此，南都2010年负债3707万元，净利润-109万元；截至2011年9月30日，负债4448万元，净利润为-494万元。对此，南方报团的解释是，“净利润为负的原因为2011年对外投资较多，被投资公司大多处于成长期，收入尚未稳定，因而投资收益体现为负数”(37)。
一位合资基金资深媒体分析师认为，“对于传统的报业集团而言，新媒体在业务收入中占比很低，很多新媒体创新业务的盈利模式还不够清晰，不少新业务还处于‘烧钱’阶段。未来前景如何，还很难预料”(38)。
(一)报业高层“高调”的背后
“挑战与应战”，是各报团领导所思考的基本主题。广告下滑、发行萎缩、读者流失、利润摊薄，更有对于“公共话语权的崛起与分享”(39)的忧虑，以至于“挑战”、“冲击”，甚至“生死抉择”成为这些领导文章的流行语。在他们看来，新媒体的出现是趋向、潮流，是新的形势。对此，适应数字化、顺应全球化被认为“刻不容缓”(40)。那么，如何应战?恰如宁波日报领导所言，“全媒体实践是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转型的重要抓手”(41)。而举措大抵报网互动、移动阅读客户端、户外LED、全媒体新闻部门。
如何看待上述领导思维?媒体融合的现实实践情况如何?笔者于2011年7-9月间对广东省某报业集团共计21位一线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大多只是普通的记者、编辑，少数位至所在报社的中层(即主任、副主任)。
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认为“新媒体地位被赋予得不够”。这种赋予地位的不够，既表现在组织层面，也表现在领导层面。从组织层面来看，如果说转型、融合代表的是战略性的结构调整的话，那么目前的报业融合还更多地表现为现有框架基础之上的简单添加或调整。比如为报团领导所热道的“报网互动”。网络部门作为单位，其实只是一个和其他部门平行的组织而已，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带有方向性或者战略性的统筹、整合的地位与功能。
“××网它只是××报的一个部门，跟这个编辑部、副刊部是平行的并列的一个部门，所以人事啊什么包括薪酬啊这一块都是在××报大的一个盘子下面走动的，等于××报的一个网络编辑部，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记者这一块我们也在推，目前的话还处于一个实验的一个阶段。我们找了几个(新闻采访)部门，就还没全面推。因为全面推开的话需要比如说像设备的更新啊，比如说需要激励的机制啊，也等于就是说让他们写稿之外还要额外地提供网络新闻这一块。普遍看来大家都需要一些额外的一些激励制度，这一块正在尝试，正在探索，还没有完全地推开。”(7月14日对该集团内某报纸网站员工的访谈)
即便一些报社硬性规定每一位记者每月的网络发稿任务，但到底还是条块分割、简单拼凑的传统报业思维的延伸。而网络，也终究不过一个报社内部的二级部门罢了。
再从领导地位看，网络部门在集团也并不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在现下的中国报界，一个人的地位与价值往往体现在他(她)位于报团官僚层级结构的哪一级阶梯。
“还是官僚体制。你要是副主任，你的工资就要比我多几级，说话权力也大些。不尊重专业。”(7月27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现在的领导呢，很多领导，心事不在采编上，想(升)官。小青年才来就要当官。可想而知，大家的心思都在什么地方。……集团里头看到，个个，从老的到小的，从高层到低层都是为了，能进一步升官，把业务不当回事。”(9月16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其实不光在所访谈集团，在其他报业集团，官本位现象并不少见(42)。所以，对于网络部门领导地位的考察，大抵能管窥到新媒体在报团中的真实价值权重。
而就现有中国报业来说，网络给传统报业的挑战及其对于传统报业的重要性被一再强调，但是现实中的晋升通道还是被传统报业人士而并非相关网络人士所把持和垄断。试以领导架构被公开的某报业集团为例。该报业集团21位领导成员中，只有一位具体网络管理者，且排名第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领导机构无一位网络部门的业务主任列席其中。不过，该集团此种厚报业、轻网络的领导架构绝非孤立的个案。相反地，应该是一种典型的普遍现实。
“懂行的人不掌权，掌权的人不懂行。他现在又舍不得出钱请一个真正懂行的人来。花几十万请一个比较猛的，其实只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就够了。其他的，比如技术性的，其实报社有这些人才，比如编程呀。你请一个这样的人来搭建盈利平台，就是盈利模式，搭建起来就好了。他就是舍不得花这个钱。”(7月27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另一方面，转型不是报业的唯一，报业的顾虑还很多。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个系统工程。而且，至少目前看来，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前景模糊和不可测。但是，一个领导在位的报业生命是有限的，且为同级党委所掌控。没有稳定的前途预期，却贸然地以有限的政治生命去博无限的数字化前景，不会成为一位报团老总的明智选择。而且，
“明天××报垮了，跟他有什么关系呀。老总他现在就是任命啊，×级干部。理论上来讲，你垮掉(他)还是。位子还给他安排呢，还给他安排呢，哪怕安排个巡视员呢。……你报社一垮，钱一少，结果做决策的人反而不倒。”(8月6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换言之，不像那些商业性网站，报业的数字化前景跟报业领导个人的命运、前途关系并不大。正因此，报业领导或热衷于雷声大雨点小的高谈阔论，或热衷于大兴土木式的眼球效应。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与其说是为报业的数字化前景计，毋宁说是对时下中国盛行的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思维的积极迎合，以及展现其不落伍、与时俱进的时代姿态。
说到底，网络的挑战固然不可小觑，但对报业尤其领导来说，首要考虑的到底还是既关系报业生命也关系领导职位生命的政治安全，而并非数字化前景。
这种过度的政治焦虑和安全紧张无法不影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思路乃至束缚转型的手脚。
(二)报业基层的冷漠：不合作、不认同
尽管访谈中不乏入职不久的新人对于报业集团尚存良好愿望，但是，就多数受访者来说，他们对于报业融合和转型主要采取不合作和不认同两种态度。
前文已述及，网络部门不过是和其他新闻业务部门平行的一个二级部门而已。所以，这也难免所谓新媒体并没有被员工们认为是报业集团的转型方向。如同网络部门相对于报业集团所具有的附着物属性，可能的新媒体相关业务也被受访的记者们视作他们的分外事，他们正常工作的附着物罢了。
“我没有必要传给××网，我又不是你员工，我没有必要那么积极嘛，对不对?我对××网不很看好。”(7月28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如果要做全媒体记者，我来到一个事件现场，先通过网络把照片发过去，那工作就另当别论，我就问问，这发一条给不给稿费，对吧?你像两会期间，我们领导就要求在微博上发，在微博上发那个，领导会见报道的情况。我们报社发得不多，但是好像××报和××报发得比较多。然后我就问××报的，××报是10条微博算一条稿子。你发微博，然后最后那微博又登在稿子上面了，登在报纸上了。好像10条算一条稿子。所以他们发得很积极。”(7月14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而且，一边是报纸效益的下滑，一边是新媒体的巨额投资。这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于员工福利待遇的挤压。
“每一次改革就是一次重新的降薪。所有记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他们老记者也挺困惑，他们做了十几年了，工资还没有变。还在降薪。……所以他们心里也不舒服。我们这种一开始工资就这么少，慢慢慢慢往上还升了一点点，有时再降一降，有时再升一升。他们的一直往下降。”(7月14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我们有记者现在就说，他说，我过去回到内地跟我们的新闻同行坐到一起，他们问我挣多少钱的时候，我不敢说，因为我跟他之间差了十倍，我说了怕伤害他们。他说，现在我回去，就多少年后，现在我回去，他们问我我不敢说，因为他们挣的跟我一样多。”(8月4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事实上，在笔者收集的18篇谈论报业转型和融合的文章中，很少有谈及新媒体具体投资额、新媒体投资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员工薪酬福利由此带来的变化。但访谈中，员工们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薪酬挤压态势的不满情绪势必加重员工对于报业转型和融合的不合作态度。而且，即便回到新媒体部门本身，该部门员工也坦承，他们的“薪酬也不是很高……如果这个薪酬不是特别理想的话，那有一些岗位可能就不能找到一些很合适的人”(7月14日对某集团内一报纸网站员工的访谈)。这反过来也隐含着低薪酬所可能带来的新媒体工作人员本身的不合作态势。
与此相对照的是，不认同。访谈中，很少有受访者认同于现有报社领导层的报业融合思路或举措。
“什么(卖)车网，你凭什么搞这个?就因为你是报业吗?别人就要到你这里买东西，买车了吗?你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卖车你有优势吗?你做什么揾工，你找工作你有优势吗?你的优势哪来呢?”(7月27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在对于报纸权威性的认识方面，报团高层和基层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对于这种权威性的利用与转化，有的员工并不认同：
“报纸以后唯一的存在价值就两块，深度报道加评论。除这两块以外，你比不过网络，比不过微博。报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盈利平台。他们现在想到的盈利平台，怎么说呢?还是很传统。”(7月30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你不应该从报纸出发。报纸的优势我说了，一个是公信力，还有一个是它的内容，还有采编权利。你把那个(报纸)页面贴上去，有什么意义呢?有意义的就是，利用内容、利用你的公信力，去打造别的平台。”(7月30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这种不认同还表现在对于新媒体意义的解读上。与报团老总文章中较为普遍的一片“狼来了”的声音稍微不同的是，一些员工对新媒体的狂热持较为冷静的态度。
“我觉得微博这个东西，没有必要过于强调。你就像当年的博客热一样，也是很疯狂。不要急着下定论。”(8月2日对业已离职该集团而投奔他报业的某员工的访谈)
“所谓全民记者，你看现在，马上人们在微博上就会有厌倦的情绪。不可能老是那么热。……包括我自己对微博已经开始有点冷却了，因为我在上面要花费时间，得到的信息并不像我期望的那么多，垃圾的东西太多，好多垃圾在上面。”(8月3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大体说来，受访员工尽管也认同于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但是他们不倾向于过于夸大化。而且他们暗含的言辞是，相较于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真正的危机存在于自身。
“上面不喜欢，下面也没人喜欢。(报纸)新闻谁还看呀?我们的读者目标还是糊里糊涂的。变成谁都不爱。还有我们的官方色彩。媒体绝对要跟政府保持距离。我认为这个距离太近了。我们定位于官方报纸，但官方未必就承认我们。”(8月6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改革)最大的阻碍就是领导，领导意识。大多数人是体制内的。如果转变，对他们冲击会很大。他们肯定有很大的反对声势。而且，在报社，话语权都是这帮人，70后的，60后的，有话语权。”(7月14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这种对于报业融合的不合作、不认同的背后，则是对于时下在国内盛行的量化考核制和官本位所带来的新闻民工感以及职业倦怠。虽然量化考核有一定的激励作用(43)，但当它成为唯一的主导性日常评价体系时，这必然衍生出唯金钱计、“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纯粹雇佣关系。也就是业界俗称的“挣工分”。同样的，当升官成为唯一的主导性人才上升通道时，这也会导致官本位思想的盛行：“我们这个是讲级别的。级别越高，说话就越管用。”(7月30日对某员工的访谈)(44)在量化考核和官本位的双重夹击下，记者日趋民工(45)化。这种民工化的思维往往使得记者将个人和组织严格分开、工作中甘于被动应付的同时，时常伴随着个人价值实现的相对剥夺感和职业倦怠。
“现在，我们跟老板有说话的机会吗(笑)?你觉得?……提意见?没有用，心灰意冷，我操这么多心干啥?这种情绪的比较多。”(7月29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记者职业是一块鸡肋了。严格来讲，有没有无所谓了。而且我也没有什么荣誉了。一切都以经济来衡量我们。”(8月6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就是一个挣钱的饭碗，就是一个职业，就是一个糊口，在哪里反正都有收入。过去还觉得，起码还是个体面的职业。现在也觉得不体面了。这个(心态)很普遍的。这个就是士气。”(9月16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四、结论与讨论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表现在报业主要是报业融合、报业转型。虽然报业融合在当前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如何在新闻工作室培育和形成与之相宜的新闻文化，也就是学界所谓的“新闻融合”或“工作室融合”，应该是我国报业融合的当务之急。至少笔者所访谈的这个报业集团还不具有足够的新闻融合的准备。而该集团在我国尚属典型。
从报业高层来说，报业融合不必是他(她)的终极考虑，无论从组织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前者来看，我国报业不是一个纯粹的企业，而更多地表现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属性的事业性机构。在目前外资和私人资本尚不允许涉猎媒体的时候，我国报业集团都是国有的，出资人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者是同级党委宣传部。无论是出资人还是管理者，其首要考虑都是舆论导向。即便发展多媒体，也是从“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46)的舆论引导角度出发的。所以，对于报业集团来说，舆论优先于盈利，政治优先于经济，无论是做强传统媒体还是做大新媒体。只要保证政治安全，能否盈利、有否盈利新模式都在其次。同时，也正是舆论优先的报团思路，发展新媒体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盲目性也同样便在其次了。再从个人层面看，尽管报业集团的政治安全往往跟报团高层的政治前途休戚相关，但报业作为产业的赢利状况则跟高层的个人前途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关系。对于报业领导的要求是政治家办报，而从未有过实业家办报的概念。这样，新媒体对于传统媒体广告和经营的蚕食固然可忧，但往往不如政治风险那样令领导们捶胸顿足。再者，报业集团高层的政治命运为政府机构所掌控，与高层的报业经营表现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这也加剧了现有报团高层在新媒体发展上的得过且过思想。而他们的豪言壮语所展现出来的与时俱进之态则大抵是一种公开秀出的姿态而已。在他们的言辞和报业融合的现实状况之间，其实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报业融合不必是报团高层的终极考虑，而报业融合的一些举措和宣传毋宁说是他们一种与时俱进的姿态，或者充其量是他们的政绩工程，以强化其作为管理者而存在的正当性罢了。
再从报业基层来说，报业融合同样也不是他(她)的终极考虑。报业融合至少目前来说还没有找到稳定、有效的盈利模式，而报业融合又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事业，这必然会导致对基层员工利益的挤占。所以，在有些员工看来，作为领导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报业融合项目是他们的“害”而非“福”。其次，报业融合的姿态性特征决定了它在报业集团的附庸与补充地位。传统媒体业务依然是主流、根本和龙头。正如诸多报业集团领导文章所言，新媒体业务不过是传统媒体业务的“延伸”罢了。这样一种补充性、延伸性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反应到报业集团的官僚层级结构中去。那么，从员工的角度而言，这也就意味着报业融合并没有给他们个人开辟多少新的价值实现空间和上升通道。再次，现下风靡的量化考核和官本位则进一步驱使着普通员工游离于等级森严的当代报业官僚层级结构之外，堕落为赤裸裸的纯粹雇佣关系，甚至使得员工时而产生职业幻灭感和职业倦怠。这样一种背景下，普通员工纵然在报业融合方面有自己的想法与热情，也大抵注定难以获得青睐和持久。更何况为了顺应这种流行的新闻管理模式以维持生计，普通员工日日沉湎于对于绩效工资也就是所谓“工分”的追逐中，也无心他顾。或者，有些员工勤于在传统报业积累足够的新闻资本，以求一次性地“变现”于新媒体(47)。总之，从普通员工的角度看，报业融合与他们的关系不大。
有鉴于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报业的技术融合必须与新闻融合(工作室融合)齐头并进。没有新闻融合，技术融合势必缺乏必要的支撑和依托。换言之，单靠技术上的“孤军深入”，而没有包括新闻常规、价值标准等新闻工作室文化的变迁，其结果将是跛脚的融合。
当然，我国报业的环境与态势都十分复杂，新闻融合绝非易事。宏观者涉及新闻体制，中观者涉及管理思维，微观者涉及考核方式。总之，可能与我国学者的现有研究结论相异，我们认为，目前我国报业融合的真正障碍是与技术融合不相匹配的新闻融合。
注释：
①Kolodzy Janet,Convergence explained,pp.31-51 in August,2009,E.Grant & Jeffrey S.Wilkinson (eds.),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②Appelgren Ester,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media,paper submitted to the 8th ICC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Publishing,Brasilia,Brazil,June 2004.
③Huang Sonia & Don Heider,“Media convergence:A case study of a cable news s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9(3),2007,pp.105-115.
④Golding Peter & Graham Murdock,Culture,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3rd edition),London:Arnold,2000.
⑤Gordon Rich,The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convergence,pp.57-73 in Kevin Kawamoto(ed.) Digital Journalis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3.
⑥Kolodzy Janet,Convergence explained,pp.31-51 in August,2009,E.Grant & Jeffrey S.Wilkinson (eds.),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⑦Dwyer Tim,Media Convergence,Maidenhead:Open University Press,2010.
⑧Kolodzy Janet,Convergence explained,pp.31-51 in August,2009,E.Grant & Jeffrey S.Wilkinson (eds.),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⑨Appelgren Ester,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media,paper submitted to the 8th ICC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Publishing,Brasilia,Brazil,June 2004.
⑩Verweij Peter,“Making convergence work in the newsroom,”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15(1),2009,pp.75-87.
(11)Quinn Stephen,“Convergence's fundamental question,”Journalism studies,6(1),2005,pp.29-38.
(12)Dailey Larry,Lori Demo & Mary Spillman,“The convergence continuum:A model for study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a newsrooms,” Atlant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3(3),2005,pp.150-168.
(13)Dupagne Michel & Bruce Garrison,“The Meaning and Influenc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Studies,7(2),2006,pp.237-255.
(14)Keith Susan & B.William Silcock,Beyond the “Tower of Babel” ,pp.221-233 in August,2009,E.Grant & Jeffrey S.Wilkinson (eds.) Understanding Media Converg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Huang Sonia & Don Heider,“Media convergence:A case study of a cable news station,”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a Management,9(3),2007,pp.105-115.
(16)Masip Pere et.al,Journalistic convergence in Spain:Changing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nd new challenges,paper submitted to the 2007 IAMCR Conference,Paris,2007.
(17)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54-59页。
(18)邓建国：《媒介融合：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第56-60页。
(19)陈国权：《报纸网站不要融合——我的“反媒介融合”观》，《中国报业》2010年第5期，第37-39页。
(20)陈国权：《分化是传媒发展的趋势——“融合论”质疑》，《新闻记者》2010年第3期，第22-25页。
(21)陈国权：《质疑媒介融合——数字化时代的报业发展趋势分析与战略应对》，《中国记者》2010年第7期，第88-89页。
(22)陈国权：《报纸网站不要融合——我的“反媒介融合”观》，《中国报业》2010年第5期，第37-39页。
(23)赵星耀：《认知媒介融合的既有理念和实践》，《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第65-69页。
(24)高钢：《媒体融合：追求信息传播理想境界的过程》，《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3期，第54-59页。
(25)邓建国：《媒介融合：受众注意力分化的解决之道》，《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第56-60页。
(26)彭兰：《媒介融合时代的合与分》，《中国记者》2007年第2期，第87-88页。
(27)冉明仙：《“竞合螺旋”：媒体分阶段发展趋势》，《新闻记者》2010年第9期，第61-65页。
(28)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1-53页。
(29)赵星耀：《认知媒介融合的既有理念和实践》，《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第65-69页。
(30)唐绪军：《2009，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0)》，见新闻与传播研究网：http：//www.mediaresearch.cn/news/129299.htm。
(31)任琦、章宏法：《看传统报业玩转新媒体——访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李建国》，《新闻实践》2011年11期。
(32)中国债券信息网：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文件，http：//www.chinabond.com.cn/Info/13937504。
(33)张东明：《南方报业：全媒体转型的思考与实践》，《传媒》2011年第2期。
(34)中国债券信息网：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文件，http：//www.chinabond.com.cn/Info/13937504。
(35)中国债券信息网：广东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文件，http：//www.chinabond.com.cn/Info/13937504。
(36)高国辉、谢梦、黄倩蔚、耿佩：《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首发3.5亿元中期票据》，《南方日报》2012年5月31日。
(37)(38)财新：《纸媒启动债市融资》，财新网：http：//finance.caixin.com/2012-06-08/100398617.html。
(39)李宜航：《数字化战略推动报业转型——以羊城晚报为例》，《青年记者》2010年11月上。
(40)廖启源：《加快报业转型升级 构筑现代传媒高地》，《传媒》2011年第8期。
(41)田勇：《全媒体运营：报业转型的选择——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的全媒体实践》，《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7期。
(42)尹连根、王海燕：《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
(43)尹连根：《绩效考评在报纸采编中的调控功能》，《新闻界》2003年第4期。
(44)尽管为了拓宽人才上升通道，现在很多报社都设立了行政序列(副主任、主任、编委、副总编、总编，等)和业务序列(记者、资深记者、首席记者，等)两个并行上升通道，但“事实上，在很多的日常工作当中，大家还是看重行政序列。在这个比较当中，大家内心还是倾向于前者”。(8月2日对某员工的访谈)
(45)民工，在中国本意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这些人往往无固定工作、无固定住所，收入和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流动性大。不过，这一概念日益被借用来指那些无固定期限的合同式工作。而“新闻民工”的说法，既指社会意义上的，又有心理意义上的。社会意义上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单位采用合同式的聘用制来招纳员工；心理意义上来说，主要指这种聘用制给员工带来的漂泊感、无归属感，乃至危机感。
(46)胡锦涛：《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7408960.html。
(47)尹连根、王海燕：《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
标签：媒介融合论文; 网络与新媒体论文; 网络新闻论文; 新媒体营销论文; 新媒体广告论文; 新闻集团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