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理论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稳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稳定压倒一切”。社会稳定是当前社会、政治与学术中的一个重大的现实与理论问题。经过几十年的动荡，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在告别“造反有理”的时代并对它进行深刻反省的今天，在享受从未有过的物质生活的今天，在目睹了前苏联、东欧剧变的今天，无论是政府官员，普通百姓，还是激昂了一个多世纪不满情绪的中国知识分子，期盼社会稳定成了社会普遍共识。稳定成了改革中最珍贵的、“稀缺”的物资。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来看，从近百年的不断升级的动员来看，革命的意识形态转变为秩序与稳定的意识形态，乃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标志。但是，从理论上说清什么是稳定，为什么直至20世纪末，稳定才成为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稳定为何是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客观要求，如何既能以历史又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稳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课题。
稳定与秩序：政治的首要价值
稳定虽然成了普遍共识，但什么是社会稳定，尤其是什么样的行为或思想能够被说成是有害稳定的，这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稳定是一个历史的观念。中国传统社会是个“治”、“乱”循环的社会，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不断地把社会拉到原来的出发点，造成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要走出“治”、“乱”循环，走向多元的稳定，必须对稳定的性质有所理解。
在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现代的社会，如何保持社会的动态的稳定，是我们要研究的重心。这个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稳定与动乱一样，是一个难以界定的范畴，但是，人们对它们的存在非常敏感。我们对稳定的偏好有时是情绪性的，这种情绪需要分析。否则，会把在当代社会里正当的表达行为——这种表达行为有政治的含义，表达一种明确的政治偏好——视为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把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视为另有图谋等等。在当代社会，表达不仅具有政治含义，更重要的是它具有“安全阀”、“出气孔”、“心理发泄与倾诉”的功能。在多元化、利益意识与利益集团的兴起成为时代特征，竞争与压力构成人的重要经验的时代，表达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消除要求是不可能的，压制要求与无视要求一样是不合适的。
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增强了，人的不满加大了。认为生活富裕、物质欲望的满足会减少人的不满情绪，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我们观察当代社会以及当代社会的秩序的一个核心立场。经济的增长、人的物质生活的富足不会直接导致稳定。这一切都表明：传统的关系需要作巨大的调整，传统的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需要作根本的修正，传统的保持稳定的方法和传统的表达不满的方法都过时了，满足不会减少不满。这是个概念的矛盾。但事实如此。必须超出传统的思想框框来理解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生活。只有当动机的根源是因为物质条件极度匮乏，人“活不下去”了的时代，物质条件的满足（如土地关系的调整）才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现代人的不满或对秩序的威胁，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质的极度匮乏，而是人的需求的巨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正像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家所说，现代人本质上趋向于不满。在个人或集团发生利益或观念方面的冲突时，既要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结构性的约束存在——所有的冲突，至少不得使用暴力手段指向这些至高无上的约束，同时又要有巨大的缓冲力量的存在——既是旁观者又是仲裁者，社会才有动态的稳定。
现代化进程向我们昭示，随着物质的进步，生活条件的改变，甚至人类的“文明”，保持秩序不是更容易了，而是更难了。这就要求，在多元的社会里，管理与表达都要向技巧方向发展。妥协、讨价还价与让步等等，这些在过去年代里被视为否定性的价值，实际上对维持多元的、动态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宽容才能避免极端。在现代社会里，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不仅需要理论的洞察，更需要政治的技巧。
笔者认为，多元的、开放的稳定已经逐渐建立，中国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转型。我们要研究这种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全新的稳定的历史及其动力。这种稳定的特点是张力，在张力与平衡中社会自发地调整、调节自己，获得稳定。这种稳定的建立与多元的心态以及人的承受能力的增长是密切相关的。它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伴随着多元的稳定的是社会的成熟与现代化，但是，却告别原来的纯洁的世风与理想主义。
时代的深刻的变化为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这个时代也是充满矛盾的。动态稳定的特征不是消灭了矛盾与冲突——一元化社会的特征是要消灭矛盾与冲突，把社会拉回到无矛盾的、齐一化的、封闭的状态中——而是把它放在秩序的范围内。那种认为矛盾与不满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的成功而结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矛盾与不满将是现代人生活的永久性特征，也可以说是现代人的福祉与诅咒。多元的社会只能调节矛盾、疏导不满，而无法消除它们。矛盾与不满也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这主要是与现代人的生活的复杂性与欲望向多种方向发展的事实相联系的。而调节与疏导的最好的方法，是让它们在理性的框架内表达出来。在多元的社会里，秩序的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态的、具有张力的、多元的秩序观代替了静态的、无矛盾的、一元化的秩序观。但是这种秩序观的建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这个时代，多元论的社会现实要与用一元论的思想、理想来维系或凝聚社会的、主流性的意识形态相互并存。一元论的思想要求与发散性的、无主题的文化与学术并存并且产生张力，这不仅是初期的多元社会的特征，也是贯穿这种社会的全过程的特征。对于这种情形，除了宽容与理解以外，我们提不出任何更合理可行的建议。宽容与理解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美德。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意识着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调整我们的发展方向。如果矛盾与不满随着人的生活的紧张与利益意识的出现而愈加厉害——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承认这个不可避免且只会愈来愈烈的事实，比无视、掩盖或歪曲它要更好。那么社会怎么能够稳定有序？这就要把矛盾冲突与不满纳入一定的框架内。这意识着对政治与政治生活进行全新的理解。利益与观念或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表示共识的减少，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在强有力的共识的基础上。没有共识，在现代社会是没有稳定可言的。这是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树立少的但又是至关重要的共识，它是如此重要，完全应该用宪法的程序把它固定下来。可以说，除了这一些至关重要的宪法性的共识以外，国家对于其他的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什么不作任何规定。这往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口号：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实际上是处理）问题。
在我国目前，就像在历史的所有时期一样，稳定与秩序是个重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从古到今，政治家与思想家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规范性的研究远大于实证性的研究。这并不奇怪。秩序是社会最重要的价值，维持、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政治的首要任务，至少在现代化进程以前传统的政治思维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着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在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中，频繁不断的农民起义被视为中国历史的伟大骄傲，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也从反面表明，在有着悠久的造反历史、造反的思维已经成为文化的深厚传统的一部分的社会，维护社会稳定，使社会走出传统的一乱一治的长时段的循环，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乱治的循环所塑成的政治传统往往加剧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疏远：由于不断的前车之鉴，使得统治者防民如防寇，对平民百姓有一种恐惧意识，认为民就是趋向于不安分的，而百姓也就有了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举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是非常不利于共识政治即建立在共识、和解和对话基础上的宪法政治的建立的。当我们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革命的动荡以后终于视稳定为最重要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在强化稳定同时又无视稳定的传统进行反省。
笔者认为，社会稳定是一项巨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高超的政治技术或深刻的政治智慧，尤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具有压制——造反传统的社会，在复杂的、各种利益冲突都随着改革而产生与媒介化的今天，实施社会的转型与赶超的战略，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业。现代化的改革充满着不安与不满，充满着巨大的风险与机会，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所显示出来的事实。改革的顺序、动员的深度、言论与利益集团放开的程度与时机，这些都要求高超的政治智慧。既利用传统的资源，又不能陷入传统的窠臼，对于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家，都提出巨大的挑战与严格的要求。而所有这些，似乎都与我们对我们的现实、任务与传统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从抽象而普遍的世界考察转向一个国家具体事件的过程时，我们就会发现，每个国家既沿着一条带有普遍性的道路前行，又走自己的独特的道路。这似乎是矛盾的。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的政策，每一个国家因具体的问题所表现的追求与政策的独特性，显示当代世界丰富而复杂的政治风景。别的国家的经验，不管它多么成功，都只能是借鉴，而不能照抄，也照抄不来。我们不得不独自面对自己的难题并走自己的路。这种说法可能使许多理想主义者感到失望甚至不满；但是，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从学术的角度，它不是一种托辞，而是对三个世纪世界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冷静的概括。在当代中国，就像在所有尚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样，我们相信，政府越是能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知识分子越是能站在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共识就越能达成，社会也就越趋向于成熟而健康的稳定。在现代化历史走过动员期，社会对进步与反动的搏斗逐渐谈忘以后，在和解基础上适应共识，应该是所有精英，特别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努力目标。
现代化中的稳定与失序
社会稳定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现代政治社会学与发展理论认为，稳定成为问题，正是变革社会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征。研究社会稳定的大家亨廷顿研究的实际上是社会或政治动乱。
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稳定研究有两个最重要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传统与现代（也是非西化与西方化）的对立，在包括西方历史在内的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中（现代化因此被视为普遍的、居于西方与非西方文化特殊之上的普遍理想或普遍特征，而不是西方历史与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先验、普遍性的现代化过程，先是对西方造成了冲击，完成了对西方的冲击以后，便向广大的非西方地发起冲击，直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实现了现代化。从现代化过程的开始（传统价值观，农业或前工业化社会，宗教的或绝对的人生信条，专制主义）到现代化的完成（“硬件”：工业化，人口向城市转移即都市化；“软件”：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合理性的社会组织和发达的工具理性、个人主义和民主），有一个漫长的阶段。在这个“走向现代化”的阶段中，经历着现代化与抗拒的痛苦经验，一个民族（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族与国家合二为一）对现代化的抗拒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一民族现代化的速度，而相比之下，越能自发地同时又能有效地组织起现代化的“硬件”建设，现代化的受挫就越小。社会的动乱与不安，基本上是现代化的进步与抗拒的反映。因此，在现代化的最先行民族中，实际上遭遇的抗拒最小；而在现代化的后起者之中，一方面，他们建立在先行民族的技术基础甚至经验之上，所以他们有可能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另一方面，因为这些民族的现代化的追求与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要求同时进行，特别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西方的入侵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抗拒、代价更大，他们经历了漫长的革命阶段，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乱。而且，这种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不安与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概念是社会动员(socialmobilization)。从上世纪50年代，到文革，再到改革开放，在电视报纸上我们听得比较多的一个词是“全党动员，全民发动”，或者“全民总动员”。动员这个词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并不陌生。但是我们理解的动员是狭义的、非常具体的动员。我们理解的动员是集中所有人的力量（所谓“群策群力”）去做一件具体的、当然意义比较大的事情。这种要动员社会的一切力量、用尽社会的一切资源去实现一个非常确定的目标的动员，是高度发达的动员观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最晚出的一种动员概念。而在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明确的、有意识的、有动员者与动员对象之明确区分的动员概念。在现代化理论中，动员就是指广义的社会的流动，传统社会受到了冲击或挑战，在传统社会形成一种对立的、不断壮大的力量，两种力量彼此消长的整个过程。从传统的解决办法需要调整与改变的微弱的感觉，到一个巨大的社会现存秩序的敌对力量公开组织群众这种明确的动员，都包括在现代化的动员过程之中。社会动员的概念用于描述与解释传统社会的没落、消失，新社会（现代化）的力量与旧社会的对立过程。或者说，社会动员是描述传统社会走向解体、抗拒与反动的过程。它分为若干个从微弱到明确、平缓到强烈的过程。让我们来勾画这种过程。
传统价值观的失效
社会学的视野中，价值观是文化赋予人的行事方式的总和。在所有的社会中，现存的做法需要调整或改变的要求都是存在的，否则文明就不能进步，否则历史上就没有改革。但是，社会动员，或被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现代化背景中的改革与传统社会中的改革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是慢慢形成的，它的后果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从商鞅到王安石，伟大的变法不绝如缕，但能使变法与改革形成传统社会的延续的，则只有1840年以后的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传统社会的终结与解体。这就是社会动员与传统的改革的区别。
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指，某一个社会突然遇到一个用以往熟悉的办法无法对付的难题，这个新的难题也是传统的解释框架容纳不了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价值观的失效，在广大的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后起者）比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先行者）体现得更强烈与突然。在西方，特别在英国，工业化是原发性的，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人的关系、社会组织得到了慢慢的调整。在后发国家，传统价值观念的失效是反思或理论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已经平稳地、逐渐地产生新的价值系统以后，反观自己走过的历程，人们才发现传统的价值观是不适应的。相反，在后发国，价值观的失效几乎是从变革一开始就被强烈感受到的。在英国，也许在工业革命完成一百年之后，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发现，传统的观念已经被抛弃或得到调整，但是在中国，一代人，或在十年左右，人们就痛切地感觉到价值观念的变化的必要性。在原发国，观念的变化是进程的结果，在后发国家，观念的变化却是进程的条件。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现代化的起源或开始肯定要追溯到中西文化的第一次强烈的冲突。显然，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很长时间内，中西文化就有了接触。在这种表面的接触中，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是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对方的。在中国的典型的士大夫看来，西方人是蛮夷之一。与蛮夷的有限的交往不会改变我们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看法。马嘎尔尼在18世纪90年代出使中国，访问乾隆朝廷（那是清朝乃至古典中国的盛世之一，而半个世纪不到，就迅速走向衰落），带来了各种先进的礼品，包括带有示威与炫耀性质的洋枪，但是最具雄才大略的君主之一——乾隆及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严肃认真地去观察与思考这些“礼物”，更不可能有人会想到若干年以后，这种洋枪会用来攻击清朝军队。中国文化是至高无上的，我朝乃天朝，这乃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
虎门销烟是古典时代最后一次辉煌，也是中国文化价值的一次顽强的体现：没收已经或明或暗地作为商品流通的鸦片且将其销毁。随后的战争以及失败，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充满苦难与灾难的现代化历程。区区一个团的兵力，可以从珠江口一直打到长江口并沿海北上威胁津京。这是个巨大的耻辱。
按照传统的文化秩序，蛮夷要么对中原文化与制度俯首称臣，成为受保护、沐浴中央之国文明的藩属（这是典型的、最合乎我们的文化设计的情况），要么，万一中原被打败了，蛮族“入主”中原，则很快汉化。对于蛮族，文化上的失败抵销了军队上的胜利，对于中华，文化上的胜利（如刘渊称汉）补偿了军事上的失败。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我们显然是将英国人纳入第一种世界序列中的（至于英国商人、传教士自己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不屑一顾。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希望英国人接受第二种序列，即接受中国人的行事方式，接受中国的文化价值，就像蒙古人一样。显然事情并非如此。这就遇到了传统的文化框架无法解释，传统的行事方式不起作用的“文化的尴尬”。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从传统的世界秩序观的失效开始的。
这种文化的尴尬在切实地调整文化观念之前，曾经产生了更为尴尬的事情：实际上是被打败了，被迫割地赔款，在表面上，在文化自尊感上，这个事实却得到了相反的表述与解释：我大清天朝不与蛮夷一般见识，出于对他们的怜恤与恩宠，与他们签定了“南京条约”。传统文化的失序，出现了无法在传统的框架内解释的新经验，出现了传统的办法难以奏效的新难题。必须用这个传统本身不具备的资源来应变，才能生存。因此，这种新的难题是无法逃避的，不得不正视的，因为它的无法逃避性——你打不过人家，无法赶走人家，因此人家的力量始终在你的领域内存在。鸦片战争以后，统治清政府的满朝文武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赶走外国的在华势力，而这种势力，经济的，军事的，精神的，无所不在，便成了近代中国早期的挥赶不去的恶梦。
但是文化与人一样，在遇到难题时，生存依然是第一位的。必须在文化秩序内加进一些全新的东西，对文化秩序进行全新的调整，才能生存，而顺着这种方向，传统社会解体了。传统价值观的失效是社会动员的第一步。在这个阶段，只有极少数处于文化边缘或文化冲突最前沿且具有现实思维的人才能感受到危机。这一阶段社会是有序的，离动乱还很遥远。
精英的分裂
精英的分裂是传统价值观失效的结果，也是社会动员的进一步加深。正是在文化冲突的最前沿，处于弱势文化的，也是文化观念的输入端而不是输出端的文化传统中的精英，首次发生了觉醒。对于新出现的情况，旧的解决方案是不行的。必须毫不犹豫地进行新的尝试；必须对文化的秩序进行新的调整。因此，虽然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大众的作用逐渐加强，大众社会的来临一般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但是在现代化过程的起点，就像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或运动中一样，最先感到并被召唤的，是传统中的精英分子。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林则徐、魏源、龚自珍是新精英的代表。他们都身处沿海，而伟大的林则徐自然处于文化和军事冲突的最前列。林则徐与穆彰阿、琦善等人的区别，并不在于主战还是主和，不是岳飞与秦桧之别，而是新的经世致用还是心性为本之别。林则徐的反应是典型的实事求是的、干练的政治家的反应：师夷之技以制夷。我们输在技不如人，人家有坚船利炮，而我们只有长矛大刀。在那种情况下，主战与主和结果是一样的。主战如果打不胜（而打胜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打胜了，整个世界历史就要重写）结果可能更惨；主和如果能抓住时机，把自己搞上去，其结果可能更好。因此，回顾整个中国历史，强烈的主战情绪在林则徐以后所有体制中、最前线的政治家中反而逐渐消失了。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对西方的理解越多，权力精英们反而越觉得没有打赢的可能。日本也是如此，权力精英大多不主张战争，而主张积极应变。
权力精英分裂的第一步，便是分成革新与守旧派。革新派主张借鉴、引入获胜者，即自己的敌人的办法。守旧派则反对对传统作任何调整，更反对与仇视借用敌人的办法。道光以后特别是同治以后，所有极端的守旧派依然死抱孔孟之道，认为洋人最惧者是民心，是道德，而不是力量。19世纪40年代中期，是林则徐及其继承者，60年代，是镇压太平天国中兴起的权力精英，以及中央的恭亲王奕。因此，总的说来，革新派的力量随着中国历史不幸的加深而壮大了。曾国藩、李鸿章是林则徐思想的自然的继续。精英的分裂，主要看它们对政策的决定力量。60-90年代，也是曾国藩、李鸿章、恭亲王时代，著名的洋务运动时代，主张强有力地应变的权力精英几乎控制实际的政策过程，这个时代在中外史学家的眼中，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推动时期。
在变革派与守旧派之间，争论围绕着要不要变革。在守旧力量相对小的地方，中央权威有机会组织起强有力的变革政策，这是日本的例证；而在守旧力量与革新力量不相上下甚至更强大的地方，现代化的推进就显得非常曲折，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但基本上是向前推进的，这是典型的中国情况。由于守旧力量的强大，社会中便产生了一股要求更强烈的变革的力量，这就是所谓激进派的起源。
激进派是从变革派中发展出来的。他们的分歧在于变化的限度。在从林则徐到张之洞的朝廷政治家眼中，变化的限度限于所谓器物层。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以及与之相关的民用工业，引进西方的技术，这样便可实现国家的强盛，完成数十载努力而未竟的事业：将外国力量赶走，而回到我们以往的梦乡。实际上，西方的价值，在这些大臣看来，也仅限于此。在19世纪90年代，典型的朝廷政治家张之洞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对此前40年中国现代化，即传统秩序内的现代化实验的最精确的概括。
但是，就是在70年代，也是洋务派的黄金时代，正是洋务派提拔起来的相对位低的官员，如薛福成、冯桂芬、郭嵩焘等人，与李鸿章一代的隐含的争论也就开始了。他们是第一代与西方有真正接触的人，他们似乎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那边”究竟如何的消息。结果，他们虽然没有坦率地提出改变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要求，但是他们指出，西方的船坚炮利是建立在它的整个思想与制度环境中的。他们依然是体制内的精英，只要他们掌握权力，社会就处于有序状态。
1895年的灾难对于洋务派，对于从林则徐到张之洞的革新派，都是致命的打击。它的直接的后果就是体制外或未来得及被纳入体制的，因此本质上具有反对与异己倾向的精英力量的兴起。他们属于激进派：要求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变以推进民族振兴。与他们比起来，李鸿章之流成了保守派，而慈禧之流成了反动派。精英的进一步分裂，也使精英的争吵带上政治、影响全局的特征。这乃中国现代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新阶段。
激进派的改革要求在1895年以前就出现了，它内含在清廷改革派的下层官吏的主张中，不过被洋务派的成功与巨大影响笼罩住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一下子使改革、彻底变法的呼声成为一种惊呼。与此同时，动摇着社会安定的体制外的、独立的知识分子精英开始走上前列。在严复，特别是康有为、梁启超之前，走在历史最前列的改革人物都是朝廷大臣，是传统的士大夫，他们的思维也就是当权者的思维：所有的改变或调整都必须在保障秩序的前提下进行，也必须在保障中国文化的根本前提的条件下进行，没有一种改变如此重要乃至可以以付出秩序为代价。因此，此前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从康梁开始，秩序的绝对要求降低了。为了自强，为了防止亡国灭种的悲剧，必须作所有必要的，哪怕是彻底的改革。结果，鸦片战争以后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社会中，慢慢地、逐渐地，谁也没意识到地出现了关于中国社会如何改组的相互敌对的、而且都公开化或媒介化（用一个现代社会学的术语，articulated）的政见（无论是后来者还是先行者），当社会因政治观念而发生分化，分为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明显的派别时，政策立足于哪一派是非常关键的。而政策立足于哪一派，受哪一派影响巨大，一般来说，又与他们的力量大小或社会基础的是否深厚密切相关。社会的有序，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政治的技巧而不仅仅是政治的原则。如果政策倾向于温和派，社会由温和派来掌权，且他们具有现代的、善于讨价还价、寻求妥协的政治经验与技巧，一般来说，社会就可能被稳住。而且，在这个秩序已经成为疑问的阶段，或社会动员之深刻已经开始危及秩序的阶段，任何偶然的事件或差错都会使社会失去稳定的机会。但可惜，这一切对于中国经验来说，太陌生了。在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乃至生活智慧中，似乎根本就缺少寻求妥协的智慧，因为我们在几千年的文明中太司空见惯的事情是，谁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压制性的力量，谁就掌握了一切，秩序不是建立在讨价还价、妥协与共识（哪怕是临时协定）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大刀阔斧的高压”之上的。因此，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失序，实在是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的。
在社会分裂成激进、温和与保守的派别的情况下，社会很容易在温和的改革的立场上达成妥协，社会也几乎只有这一种保持有秩序前进的机会。但是，我们知道，在伟大的、充满着泪与火的不幸与荣耀的近代中国，激进派虽然理想高远，但力量太微弱。温和派在最强大的保守派眼中已经离经叛道太远了。结果，当政策立足于温和派，即李鸿章—恭亲王时，慈禧还可以容忍；当政策立足于康有为时，这是对保守力量的公然的挑战。结果，在中国，太容易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发生了：打倒激进派，把历史拉回到出发点以前。
现在看来，从现代政治经验——政治是一种技巧，而不是一种原则，政治说到底是达成共识的艺术——看来，光绪皇帝的失误绝不在于不彻底，而恰恰在于太激进。19世纪末温和派政治家，最有可能把改革（推动自强）与秩序结合在一起，唯一将具有改革与保守统一在政策中的政治技巧的人物，自强运动的领袖和“卖国贼”李鸿章政治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有秩序地推近现代化的事业的终结。
当温和派受到重创，保守派在激怒中对激进派进行绞杀的情况下，受到消灭的不是激进派的存在——因为作为一种利益与要求，它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不可能被消灭，而只能以更尖锐的形式出现，因此被消灭的只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极其宝贵的资源：秩序与稳定。温和派政治力量与政治生命的结束，是对中国现代化的沉重打击，从此以后，现代化将在革命与反动的较量中曲折前进；由于没有中间力量，甚至没有缓冲的地带，所以全社会卷入你死我活的严重的冲突之中，而现代化的那种建设性的内涵，便被推到遥远的未来。1898年的倒退是暂时的，在1904年至1905年的所谓宪政改革中，戊戌变法的主要要求已经被风雨飘摇的中央权威所接受，但是，面临着革命的暴风骤雨，面临着群雄并起的军阀割据，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能把社会组织起来，去实现那些已经太超过历史条件的改革内容。
维持社会稳定的政策建议
我们认为，稳定或秩序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在政治学上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的首要价值。没有稳定，社会就不会有积极有效的经济与社会政策，甚至也无法推进保证所有人平等权利的政治改革。回顾人类风雨摇曳的世界近现代史，革命或动乱虽然造成各种要求的激烈的表达，但真正制度化的、把所有力量（包括反对派、左中右）包括在制度框架内，在理性的基础上相互争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在革命以后的安定时期。
稳定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价值，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充满着暴力、不安与动乱。稳定或秩序，只有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才真正成为问题，因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生了分化，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对立的价值以及代表、宣传这些价值的反对力量不仅直接与权威对抗，而且以对抗作为自觉追求的美德。一句话，传统秩序的合法性成了真正的疑问。受西方文化影响也体现西方文化特征的现代文化产生了。在社会没有有效地将批评力量与现存的统治力量合法地容纳在政治框架之内之前，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既能最大限度地容忍批评，同时又能将批评有效地限制在合理性的限度之内之前，这个社会是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的。因为，只有容纳才使双方渐渐讲理，只有以宪法之根本为核心的合理共识，才是建立长治久安的基础。
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考验。只有把以血缘、征服或强力为核心的传统的政治，转变为以宪法共识为核心的现代政治，这个社会才完成了自己的真正的转型。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站在作为人类普遍历程的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不得出这个结论。
现代社会的最一般、广泛与抽象的表达的要求，扎根于现代社会或现代生活的过程中。它本质上源于现代生活。社会的分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利益意识的产生与强化，产生了对立或相互冲突的要求。我们处在各种各样利害关系所织成的网络的焦点上，社会充满着诱惑与机会。我们本身也发展出了相互对立的欲望，觉得“鱼与熊掌”无法兼得。选择就表明与冲突的机会同时存在。因此，在越来越多样化、异质化，欲望与利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不可避免地相互碰撞的时代，在生活与思想、要求变得冲突而又复杂的时代，保持传统的那种简单的、清晰的生活观念与价值体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反对本质上是利益、观念与欲望的冲突与对立带来的。如果我们承认现代生活、现代追求的多样性、复杂性而同时不承认冲突与反对，是不合实际的。另一方面，正因为伴随着现代化是一种世俗化、趋向于享受的表面化的生活方式，人的挫折与不满增加了，他会把失败不自觉地归咎于别人与环境。这加重了他的反对、反感乃至敌视别人与社会的情绪。
这也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如果他一味反求诸己，自我谴责，他甚至会失去生存勇气，因此有时候他觉得有个攻击或发泄的对象更能使他心理平衡。社会必须有一种正常的机制，既容许他反抗与发泄，同时又使这种反抗与发泄处在不伤害别人（而社会不过是个人的集合；社会没有个人以外的仅属社会的权利）的限度内。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社会稳定的措施，我们认为，都应该以对现代社会及现代人生活状态的客观的把握为依据，并总体上沿着这种方向前进。就目前我国社会的特殊阶段而言，维持社会稳定，有待于在政策或法律环境下对人的两种需要作出合理的回应与调节。这两种需要所对应的社会现实，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一种需要无疑是生存条件的改善。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社会稳定的基础就有了。改革开放20年的最伟大的成就无疑是在促进人们生存条件改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程。在这个领域，有太多的基础性工作要做。在全社会基本上处于温饱水平上下时，社会矛盾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如80年代中期以前），以解决温饱，处于小康状态前后，即从温饱水平走向生活质量的追求时，社会矛盾反而上升了，这也是世界范围的现象。在这个阶段，生活的预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社会在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之外，发展了许多只有具有一定的收入水平才能享受的设施，而有一些设施是与生活预期密切相关的。不需要生活条件的绝对下降（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处于现代化中期的国家而言，是致命性的），光是生活条件的对比，就会使人产生相对被剥夺的感觉。
国家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税收政策和工资政策，使社会的收入差距逐渐减小。国家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给城市的贫困家庭以最低社会保障或生活补贴，并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把享受范围向农村扩展。我国在农村与城市实行不同的贫困补贴与社会保障政策，主要还是与经济水平不发达有关。全社会实行统一的政策，应该是目标。因为很明显，农民是交了各种税费的，国家的整个公共设施也是靠这一部分税费支撑的。
建立健全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在有些领域实行全社会，包括农民在内的强制保险。基本的医疗与养老、失业保险应该是强制性的，向全社会辐射的，补充的医疗与养老保险通过商业的渠道进行。应该说，在这些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中央政府、各级政府是积极、主动、稳妥地进行的。因为最基本的生活无保障而上访，或者群众上访，次数虽然多，但是，本质上是前现代化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这些突发事件，包括下岗工人、失业工人、土地被征用而没有补偿的农民表达要求的行动，也是最温和的，不可能危及社会稳定（有的以“跪着造反”的形式）。一般情况下是有关部门工作没做好、没做到家所致。因为社会的这部分基本设施工程在稳步向前推进，人的生活毕竟是在逐步提高。中国社会虽然处在转型期，但已经取得了结构性的稳定。
第二种需要是参与的需要。社会的民主化潮流呼吁参与，利益意识与保护利益强化着参与。参与的需要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起巨大作用、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产生强烈影响的因素之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参与的核心是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是如何有效地惩治腐败，如何真正从制度上使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也将是摆在我们党与国家面前的最严峻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把反腐败提高到党与国家存亡的高度。这是前所未有的认识。
权力腐败或官员腐败将是危及社会稳定的头号敌人。所有上访、静坐，所有的突发事件，几乎都与腐败，或至少是干部的官僚主义相关联。因此，如果我们接受稳定压倒一切，所有人都应自觉维护社会稳定的口号，就必须有效地惩治腐败。
一个最基本的认识问题依然存在。目前，打开我们的媒体，从中央到县乡，所有的领导都号召维护社会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对的。但是同时，这种号召性的事情本身似乎给人一个印象，维护社会稳定是普通老百姓的义务。维护稳定的确是老百姓的义务。但许多老百姓说，退一万步，让我们维护社会稳定，就是让我们克制自己的情绪，采取正常的渠道反映我们的要求，作耐心的等待，而决不做有违于社会秩序的事情。所有的老百姓都说，这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让管住所有的干部官员，让他们手莫伸，能做到吗？
惩治腐败，在目前与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而这一切，要作认识与体制上的调整。社会稳定系于官员身上，或依赖于官员，甚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最主要的官员身上（在近两年被查处的特大腐败分子中，绝大多数都是某一地方、某一部门身居要职、甚至是第一把手），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他们肩负着管理社会的责任，而更是因为他们肩负着管好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在今天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官员能不能管好自己，社会有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实施监督他们，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是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的观点。
必须对监督与制约作有效的理解。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有权对权力，即各级领导或者管理机构实行监督，这是我国的根本制度。监督，从这个词的字面的和法律的意义而论，是某一个有权的，权限更大的机构对隶属于它的权力机构及其官员行使权力的监督、督查。人民代表大会是这样一级至高无上的权力机关。因此，对权力的监督的最重要的核心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这是一种法制保障。
腐败实际上并没有制度性。世界史深刻的教训已经揭示，引进别人的制度是要花巨大代价的。制度难以有效移植。腐败没有制度性，也没有阶级性，或者与它们只有非常微弱的联系。关于腐败，我们现在最能说的就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必然导致腐败。
在目前，所有大而全、并求彻底改变的做法都不仅远水解不了近渴，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走入歧途。但是放开舆论，强化舆论监督将是最可行最经济的办法。官员握有公共权力，属于公共人物，而属于公共人物，他理应没有自己的个人意志，必须将自己的职务与个性分开来。权力属于人民，属于公共。公共人物应该处于公共的视线之下，一切与他的职务或权力的行使有关的行为，都应该是透明的。现在的最大问题恰恰是，他握有公共权力，但不站在大家都可以看见，不站在大家都可以对其进行审视的公共场合。他把他个人的一面与公共的一面扯在一起，把职务行为与私人行为一起带到包间、酒桌，这就是腐败的起源。
言论对商界、娱乐界的公共人物，即那些没握有公共权力但发挥公共影响的人物，监督得相对说来是比较有力和成功的。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官员认为自己有不在记者的搜寻范围内的权力。如果哪一天，我们的记者能够像追逐歌星假唱、偷漏税一样追逐我们的官员，我们的县长、局长和省长，他们的不规范行为就必然会收敛。
为什么官员不在公众视野之内，或握有公共权力的人得不到舆论有效的监督（判定有没有效，主要是看他们滥用权力有多少，而有多少在检查机关办案之前，在通过举报途径之前被媒介披露过。没有或很少，则表明舆论监督严重不力。在现在被媒介接触到的公共人物中，真正腐败的、以权谋私的行为没有，一般还以行政的失误居多。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也不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把权力与个人、职务与具体人物分开。我们对某一位省长、县长的曝光被认为是对制度曝光，或者握有权力的人硬要人们这样联想。但这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因此，必须允许舆论对具体的官员进行批评。批评的作用是保证他处于公众的监视之下安全地握有公共权力，是使他时时提醒自己，职务与个性是有区别的，一旦他受私心与欲望驱使，想去污染权力时，就会发现有成千上万只眼睛在盯着他。
言论的监督或言论的放开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言论对官员的监督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言论本身的约束。在我们仍处于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受一种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环境制约的条件下，政治的言论自由始终是有余地的。作为惩治腐败的社会行为之组成部分的舆论监督，必须既能有效地约束官员，使他感受到千百双眼睛盯着他，使他因为握有公共权力而处于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完全可以提高到事关腐败能否刹住，社会能否稳定的高度；另一方面又不能使言论太开放以至于危及人们对基本制度、根本宪法（如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宪法化的）的信念从而产生离心力。不开放言论，官员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社会稳定将受到影响，党的威信，政府的形象都要受到影响；而让言论超越宪法约束，又会从另一个方面危害社会稳定。这就需要政治技巧。而最主要的，是健全法制。一切都可以在法制的、正常的司法程序中解决。如果批评错了，或侵害了某人的权利，那么批评者应该在正常的司法渠道内负法律责任；如果记者或学者煽动动乱，那么也应该以其个人行为负民事或刑事责任。政治的责任必须被分解或具体化到民事或刑事责任之中，才具有规范的操作性。
本文是江苏省“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体制转轨时期社会心理与社会稳定”的最终成果。课题组成员：沈进，1955年生，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胡传胜，1962年生，江苏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宋开之，1957年生，河海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毕素华，1965年生，女，江苏社科院助理研究员。执笔：胡传胜、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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